（一）列宁对俄罗斯文化传统的批判：半野蛮状态占优势
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如此描述了俄国人的精神生活景象，“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本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的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不也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
俄国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就是文化传统的力量，列宁在批评托尔斯泰主义内含着“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时，就曾指出：“而群众是在这个旧制度下教养出来的，他们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后来《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也以相同的语言，论述旧价值体系对革命胜利后人们“心理和情绪”的重要影响。在一封给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中，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全部生活中和我们的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弊端就是纵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
文化传统的力量不仅控制了大众，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很难完全避免。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一文里，列宁说：“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上升到，更确切些说，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不能够上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里，列宁使用了“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这个前提来说明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的局限性，所谓“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就是指俄国社会文化传统与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落差。
（二）俄罗斯的农奴文化传统
俄罗斯人的逆来顺受、半野蛮状态是有传统的，这个传统就是农奴文化。
在中世纪晚期，近代西欧农奴制便开始瓦解，逐渐形成由工商业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至19世纪中期，俄国依然是一个由农奴制主导的国家，人民受到金字塔式的压迫：僧侣受国家和主教的奴役，工商业者受国家和工商业者公社的奴役，国家农民受国家和村社的奴役，地主农民受国家、村社和地主的奴役，贵族则受国家的奴役。农奴制从下至上、从农民至皇室，覆盖了整个社会，贯穿着所有的国家制度。正如米罗洛夫（新版《俄国社会史作者）所言：“整个生活秩序都由农奴制关系所构成：官员受上司的奴役，下级上司受上级上司的奴役，僧侣受奴役，商人受奴役。法庭、军队和学校都以农奴制关系为基础而建立。所有人际关系都是农奴制从属关系，所有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奴役。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有多深，地主对国家的依附关系就有多深。”
米罗洛夫在研究中证实：“农奴制的产生还有其文化——心理前提：俄国人民缺乏个人主义、自我意识和自我监督，只服从暴力。研究1830—1870年农民问题的著名专家A．П．扎布洛茨基指出：‘地主农民缺乏自我意识。地主经常侵犯农民妻女的贞洁，但他们多数都默默忍受。’16—18世纪的俄国人认为，存在强制劳动和暴力是自然的，合理的。……自愿奴化现象十分普遍，法律在1783年才正式禁止自愿为奴的行为，但这只是沙皇的意愿，而不是受奴役者自己提出要求。而且，1783年后，这种现象也未消失，还有很多人自愿为奴。著名法律史学家，农奴制没落时期的地主K．Д．卡韦林确切地指出：农奴制的根源在于‘人民的思想和信仰。农奴制不是靠暴力，而是靠观念支撑的’。按照‘宗法制观念’，受奴役者自认为是需要接受教育的愚昧无知的人，主人的惩罚是对自己的教育。”
米罗洛夫据此认为“农奴制不仅仅是国家制度之一，它更是国家制度的核心，渗透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尤其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农奴制促进了指令性经济、专制政治及社会和家庭独裁关系的形成，阻碍了城市、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及个人和政治自由的发展，限制了社会和人口的流动，用普遍的奴性观念腐化了广大人民的心理，造成了俄国民族性格中的诸多缺陷。”
普列汉诺夫在20世纪初的研究中也认为：“在莫斯科罗斯的社会生活里，没有——而且无从获得那种能够创造堪与西欧文化匹敌的特殊文化的‘基础’。莫斯科社会生活的基础，归根到底，还是国家对居民一切阶级的奴役，而奴隶制是完全不利于文化的发展的。”
（三）农奴制对文化流动的阻滞
农奴制对文化发展的阻滞，主要表现为书报出版发行的控制。在1858年准许公开在刊物上讨论社会生活问题和政府活动问题之后，各种期刊杂志纷纷出版(在1860年，正式出版的杂志数量为230种)，图书数量同时猛增(在1860年，出版的图书多达2058种)。根据1864年的统计，全俄罗斯共有印刷厂近300家，而到了1894年，印刷厂的数量已达1315家。但是，1862年5月12日正式批准和颁布《出版暂行规则》，在允许人们在非普通读者阅读的昂贵出版物中发表批评性文章时，又准予内务大臣和国民教育大臣拥有随时勒令某刊物停刊8个月的权力。这样，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现代人》于1862年、1866年、1868年三度查封，1873年《火星报》查封，1884年《祖国纪事》查封。
T．C．格奥尔吉耶娃在《俄罗斯文化史》中写道：“在俄罗斯的图书市场上，陆续开始出现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理等杰出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有时也出现在货郎的货箱里，有时出现在乡下的某些书摊上，这些作品的出现当然引起了政府书刊检查部门的仇视，尤其是至圣俄罗斯正教会圣教公会宗教事务大臣K．波别多诺斯釆夫，对此现象更是怒不可遏。19世纪70年代末，政府又作出了一项新规定，根据这项规定，沿街卖书的货郎和小商贩必须具备警察局开据的良民证明和所卖图书的全部目录，而且还要有省长特批的图书销售许可证。由于政府采取了如此严密的书刊销售的检查措施，人们所能阅读的图书范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通过这一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在人民大众文化发展方面所采取政策的真实目的，特别是在反动势力嚣张的年代里，书刊检查制度对大众文化发展的影响就更加不利。”
（四）俄罗斯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社会运动中和艺术创作中的自由主义”？
在“自愿奴化”的背景下，对专制制度的反抗主要是由进步知识分子来承担的，这些革命民主主义者坚信，人民要获得真正的解放，不是依靠沙皇的怜悯，也不是依靠政府发起的改革，而只能依靠革命的胜利。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个现象：革命民主主义者固然坚决反对一切专制和农奴制，但同时也反对社会运动中和艺术创作中的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发展史当中，革命解放运动所固有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就是俄罗斯整个民主运动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
所谓“反对社会运动中和艺术创作中的自由主义”是与另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俄罗斯知识界对资本主义的本能抵制。
米罗洛夫以《田地》杂志——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喜爱的一份刊物为例，“如果说《田地》杂志销量不断增加说明杂志迎合了读者的趣味和倾向，那么，杂志在1870—1913年刊登的传记文章则表明，俄国文化阶层普遍不接受资本主义的个性意识，不认可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如财富、荣誉、权力、影响力、个人成就和个人主义等。杂志的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但从杂志的销量看，还包括很多中层人士，这表明他们也反对资本主义价值观。20世纪初莫斯科著名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П．A．布雷什金在回忆录中写道：‘可以概括地说，俄国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盛行拜金主义……所有非商业阶层——贵族、官吏、知识分子(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普遍轻视、嘲笑并有些瞧不起‘大财主’。俄国工商业家从来没获得与其在经济领域领导地位相称的荣誉和地位，没获得西欧国家，特别是大洋彼岸国家同行们所获得的荣誉和地位。’
“但杂志毕竟逐渐地不再对企业家的活动持批判态度。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杂志逐渐承认财富的积极作用，前提是财富所有者具有高尚的思想，把财富用于改善人民生活，进行慈善活动，支持科技、艺术和教育等方面。尽管出现了这些变化，但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杂志和文章不同，《田地》仍然不宣传企业的业绩和企业家的个人成就，不赞扬取得巨大成就的商人、百万富翁和个人主义者，不称颂那些认为获得成功、荣誉和财富才是幸福的工商业先锋。《田地》依然提倡无私地、忘我地为社会服务的传统思想。新思想没能战胜传统思想，二者并存，后者甚至经常占上风。
“由此可见，尽管有文化阶层分为各种政治和思想流派，生活经历不同，团结性和组织性差，但大部分(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作家、艺术家等，地方自治局人员和科技人员、非国家组织的工作人员及其他脑力工作者)都反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大概这就是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反资本主义的根源所在。正如Ю．Б．索洛维约夫所指出的，‘俄国是反资本主义的’，而这种反资本主义性又与希望获得资本主义的秩序、自由和丰裕的物质生活的愿望奇怪地交织在一起。1917年十月革命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官吏，甚至资产阶级都转向布尔什维克一方，也是这种反资本主义思维的必然结果。”
从农奴制解放的背景来说，19世纪的俄罗斯社会应该更需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导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应该发生于下一个程序，但是，由于“反资本主义思维”存在于知识界的特殊状态，马克思主义便成了超越性的文化选择。革命胜利了，但农奴制思维依然存在于俄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列宁从不以这样的传统为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