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外的拯救：毛泽东文革中不用胡乔木
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想起一个重要人物，胡乔木。毛泽东说，“靠乔木，有饭吃。”而邓小平则称“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毛泽东这么说，是因为胡乔木长期担任其秘书，起草了很多重要文件，对胡乔木的理论功底和文笔功夫，毛泽东是非常欣赏的。对于邓小平来说，胡乔木协助他处理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复杂意识形态事务，总体上平衡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思维。
胡乔木的个人命运与这两个历史伟人密切相关。在毛泽东时期，胡乔木的幸运终止于文革，由于他与吴晗的《海瑞罢官》有关系，随着批判的升级而失宠。1966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最后一次召见胡乔木，嘱咐他，“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这其实意味着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之时，胡乔木成了局外人。缺席这样的历史大剧，胡乔木内心肯定失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毛泽东在文革中继续使用胡乔木，那么就不仅不会有胡乔木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贡献和功绩了，还会有另外的局面出现。历史就是这样，不是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
（二)邓小平洞察人性与体制的弱点。不在意胡揭发批判了自己
富有戏剧性的是，胡乔木淡出毛泽东的视线以后，邓小平1975年第二次复出却起用了胡，让他成为自己手下理论班子（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这个班子起草了体现邓小平整顿思想的三个文件（《工业二十条》、关于科学工作的《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胡乔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料，1975年11月开始，毛泽东将邓小平的整顿定位为“右倾翻案风”，发起了强劲的批判运动，这是毛泽东在世时的最后一次政治运动。到1976年，由于把邓小平当成“四·五”悼念周恩来运动的后台，邓又一次被罢免职务。
1976年1月，周恩来追悼会以后，邓小平实际上被隔离。国务院政研室先后组织了七次揭批邓小平的会，胡乔木、邓力群相继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在集中揭发邓小平的时候，因为调子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胡乔木在会上的几次发言揭批都无法过关，形势严峻。3月2日，在毛泽东指示的压力下，胡乔木重新写了交代材料，写了十八条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想挽回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主要讲述了他同邓小平几十次会见，包括一起读《毛选》的事情。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政治局（给胡乔木一份）。”
粉碎四人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顷刻瓦解，胡乔木对邓小平的揭发成为刀斧削刻不去之污点，元老们说“在主席身边那么多年，揭发邓小平，不能原谅”，“胡乔木怎么能这样干”。
邓力群等人坚持为胡乔木说情，并得到了陈云、王震等老人的理解。后来，王震亲自来政研室看望，说：“你们还是同“四人帮＇做了斗争的。胡乔木呢，我们是朋友，我们的友谊很好啊！”
王震和邓力群等人知道，邓小平复出后，“笔杆子”非胡乔木莫属。当他们知道邓小平愿意与政研室留守人员见面的消息后，就马上建议胡乔木给邓小平写封信，作自我批评，胡乔木接受了他们的建议。1977年5月24日上午，王震和邓力群就带着胡乔木的检讨信来到邓小平的家中。
一见面，邓力群就跟邓小平说：“小平同志，乔木同志委托我带来一封信，作自我批评，向你认错。”
邓小平确是大气量、大智慧之人，洞察人性与体制的弱点，坐在沙发上，挥了挥手，说：“不看了，信你带回去吧。”
邓力群连忙解释说：“乔木在事实的揭发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问题在于上纲厉害了一点，这个不好。”
邓小平笑着说：“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他3月2日写的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他说我发了脾气，实际上那次我并没有发脾气。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至于揭发我说过的话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我过去这样讲，我现在仍旧这样讲，告诉乔木同志，不必写信或自我批评了。”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77年11月，国务院任命胡乔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开启了自己晚年的更高层面的从政之路。应该说，在消除长期左倾路线的文化专制主义这一点上，胡乔木还是作了重要贡献的，尽管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材料主要出处：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