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口电影：
1949年至1966年，中国主要进口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电影，中苏公开分裂以后，苏联及其所属集团的电影逐渐退出，1966年全面禁止。当然，这里的大背景是，文革开始之际，几乎所有的电影都遭到禁止。直到1971年以后，才按照江青的文艺标准逐渐而缓慢地拍出新的影片，数量极少。
文革前，中国进口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本来就屈指可数，如根据马克.吐温小说改编的英国影片《百万英镑》，印度影片《流浪者》、《两亩地》，巴基斯坦影片《叛逆》，法国影片《勇士的奇遇》，意大利影片《偷自行车的人》《警察与小偷》《罗马11时》，日本影片《箱根风云录》、《不、我们要活下去》，美国影片《社会中坚》等，这些影片在1966年同样全面禁止。
1970年代初，逐渐开放外国电影，但实际上只限于中国认可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代的中国人几乎都可以列举出来，如，朝鲜影片：《卖花姑娘》、《血海》、《红色花朵》、《在难忘的日子里》、《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永生的战士》、《原形毕露》、《看不见的战线》、《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等；越南影片：《森林之火》、《琛姑娘的森林》、《战斗在继续》、《前方在召唤》等；阿尔巴利亚影片：《宁死不屈》、《地下游击队》、《第八个是铜像》、《广阔的地平线》、《战斗的早晨》、《最后的冬天》、《脚印》、《海岸风雷》、《勇敢的人们》、《地下游击队》等；罗马尼亚影片：《多瑙河之波》、《爆炸》等。此外还有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斯大林格勒战役》等。
基本上可以说，在封闭半封闭状态下，电影这一最大众化的文艺形式几乎不能向中国人传达出世界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发达国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一些政治概念，缺乏影像形象。
（二)外国著作的翻译出版：
文化大革命对整个国家出版事业的打击是史无前例的。文革前，全国有出版社87家。其中，中央级出版社38家，地方出版社49家，职工10149人(其中编辑4570人)。1970年末，全国仅剩53家出版社，其中中央级出版社20家，地方出版社33家，职工4694人(其中编辑1355人)。在北京，文革前由文化部直属的人民社、人民文学社、人民美术社、人民音乐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物社7家出版社有职工1074人(编辑523人)，文革期间合并为人民、人民文学、人民美术、中华、商务4家出版社。1970年底，在北京从事编辑工作的仅有16人(编排63人)。在上海，文革前共有出版社10家， 1969年8月，打破社界，成立全市统一的出版机构“上海市出版革命组”。1970年，改称“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此背景下，外国著述的翻译出版当然更遭重创。
图表：文化大革命时期主要年份的外国著作翻译出版情况
图表显示，在封闭半封闭状态下，外国著作的翻译出版情况呈现如下特征：
1、人文领域的外国著作受到严重打压：文艺类翻译出版量尤甚,1970年为0种,1972年3种,1973年11种,1974年3种。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1年11月，五年多的时间内没有出版一部外国文学译作。1970、1972、1973、1974年这四年翻译出版的文艺类作品的总量(17种)还不如“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一年的数量(68种)。
外国歌曲译介的数量和品种也处于锐减状态。除了亚非拉歌曲和被认为是友好国家的歌曲，其他一概被排除在外。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除了少量的朝鲜歌曲和阿尔巴尼亚歌曲外，外国歌曲的译介几近于零。
哲学、政治类著作情况与文艺类相似,1970年为0种,1972年7种,1973年13种,1974年6种，四年总量(26种)不及1965年一年的数量(58种)。
2、在所有翻译出版外国书籍中，数量排名前四位的国家为：美国82种，苏联60种，英国29种，日本27种，这些著作基本上限于科技领域，排序由多到少为：美国(81种):1972年18种,1973年31种,1974年32种；苏联(51种):1972年7种,1973年16种,1974年28种；英国(26种):1972年4种,1973年6种,1974年16种；日本(23种):1972年3种,1973年6种,1974年14种。
这显示出当时对外国人文领域的著述是非常警惕和排斥的，而对科技领域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3、内部出版。“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内部出版方式陆续出版了约50种外国文学译作。内部出版的外国译著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反面教材。如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落角》、《现代人》、《人世间》和《礼节性的访问——苏修的五个话剧、电影剧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1974年内部发行。其前后都有前言、出版说明、译后记或附有批判性文章，防止遭到政治上的攻击；另一种是为人们打开认识世界之窗的外国作品，如《通往奴役之路》这类图书，在当时也已经有了译本。
(三）海外留学：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留学自晚清开始。从1872年到1875年，朝廷每年派遣三十名学童（年龄规定为十二岁至十六岁，个别年仅十岁），四年共派出120名。计划学习十五年，由小学﹑中学到大学，“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到1881年，由于保守派官僚攻击“适异忘本”﹑“治其恶习”，清政府决定裁撤留美，下令留美学生全部撤回，实际归回94人。到1920年代，留学已经成为社会热潮，取向则以欧洲、美国、日本为主。
新中国成立，由于与西方处于隔绝状态，留学去向主要是苏联东欧。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起至60年代初，中国共向苏联派遣了１万多名留学生，向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1000多名留学生。
中苏交恶，自然冲击了中国留学的主渠道。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留学活动几乎完全中止，除了少数亚非拉国家，中国关闭了走向世界的大门。直到1972年才再启外派留学生计划，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人数少得可怜，向英法两国派出首批留学生才36人，可以忽略不计。
（四） 外语教学：
前面已经提及，在中苏友好的时期，中国国民教育中的外语教学一度以俄语为主，然后随着中苏对立而逐渐加大了其他语种的教学。文革爆发后，整个教育陷入停滞，外语教学亦然。颇为荒唐的是，在随后的教育秩序恢复过程中，外语教学几乎完全脱离了其本来目标，不是通过一门外语去掌握、了解域外民族的一切情况，并与之进行交流，而是把它当成中国自己的政治附庸。一位当年的英语教师有着如下回忆：
1968年，文洪炳与其他30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了川东的铜梁县。在农场接受了一年多的“再教育”后，他被分到铜梁最偏远的双河小学。他想教英语，但校长说不开英语课，“你去教政治吧。”英语教不成，他成了全能教师，教过“工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基”，甚至还有样板戏。“其实我是门外汉。”文洪炳苦笑。调到平滩小学后，他终于教了一个学期的英语。
没有课本教什么呢，只能教口号。“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Learns from Daqing，Learns from Dazhai”，“Learns from comrade Leifeng”，向大庆学习，向大寨学习，向雷锋同志学习。
那是1971年。这所小学的孩子们，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中完成了他们的英语启蒙。1973 年，文洪炳调入了县城的铜梁中学，但当时英语在中学教育中基本没有地位。课本的内容也比他1960年代早期读高中时“政治化”了许多，其中有一本第一课就是“How Marx learned foreign languages”（马克思怎么学外语），那时候也没什么教辅资料。
如果怀疑基层学校的事儿不具代表性的话，那么下面的材料足以说明。
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5次外语教学改革座谈会，研究改进外语教学、加速培养外语人才的问题。在座谈会上，有一位教师说：北大的外语教材是按阶级、政党、群众、领袖的体系编的。周恩来插话说：讲阶级也可以说，我是一个工人，你是一个学生、公社社员、农民。这样，生活词汇不就出来了吗？在阶级社会里，任何生活都有政治性。对话就是生活。不能光教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不能说“阶级”一课就只讲口号、语录，那是不够的。不能第一课就只教口号、语录，别的不能教。比如“艰苦朴素”这个词，你讲给外国人听，就要解释。
周恩来翻阅北京外语学院在湖北沙洋举办的外语师资短训班的教材，发现“问好”这个词也没有用。他说：你们的“问好”这个词放到旁边不用，那怎么行！你们北大的外语教材也有这个问题。随后，周总理翻阅北大编的英语教材，看到其中一句问话：“你出身工人家庭吗？”他当即指出：你们的问题局限得很！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出身！
外语教学上的荒唐，还有一个典型案例。1973年7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15岁学生张玉勤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的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后来，校长罗长奇在会上批评了张玉勤，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张玉勤感到委屈，自杀身亡。
学生心理承受力差，轻率自杀，固然是悲剧，但这绝不可能成为不要学习英语的理由。在时代大背景下，同年9月，当地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做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所造成严重恶果的调查报告”，地委将该调查报告批转全区各级学校。1974年1月，江青从《人民日报》看到这个材料后声称“我要控诉”，并派手下干将迟群、谢静宜调查此事。197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现场调查报告”的文件，把这件事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通报全国，造成严重后遗症。直至文革结束后，中央才撤销错误结论，给相关人员平反。
综上所述，在这样一个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下，中国与世界（发达与中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真实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