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以《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发表社论，首次在全国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在大会政治报告中指出，在党的指导思想方面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要“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坚决制止破坏国家计划的行为”。这是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完整复述。可见，执行“两个凡是”，意味着必须维护当时中国的既定状态，不能进行任何变革。
复出的邓小平意识到了当时中国的问题之所在：必须推倒“两个凡是”，才能走上新路。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责任心，就在个人复出问题尚进行时，邓小平不取委曲求全之策略，而是将矛头直指“两个凡是”，他尖锐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邓小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教条主义不是搬出无产阶级的领袖吗？那就看领袖是如何说和做的，他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应该说，对“两个凡是”的批评，邓小平的批评其实是比较温和的，比较学理化的。而到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由于“两个凡是”的阵线已经基本崩溃，出现了对“两个凡是”最尖锐的批评，此人就是井冈山时期的老革命谭震林。
谭震林其人，毛泽东喊了他几十年“老板”，——在红军时期，他是红四军第二纵队的政委；抗日时期，他是新四军第六师师长；解放战争时，他是淮海战役五大前委指挥之一，其他四人分别是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建国后，他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谭震林比一般人更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
“汪东兴说，毛主席是不能指责的，不能做任何违背他的思想的事；谁要是批评毛主席历史上的错误，谁就要冒杀头的危险；谁进行这种批评就等于不尊重和亵渎皇上和最高权威，并且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则的。如果这样，难道毛主席比耶稣基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还高贵，比高贵的皇帝、马克思、列宁还神圣不可侵犯吗？”
在这种凌厉的攻势下，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终于作了自我批评：
关于“两个凡是”问题，这两句话对同志们解放思想不利。我的讲话稿虽然政治局看过了，但我是主席，责任在我。以后给中央写报告写“党中央”就行了，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不要写“英明领袖”，写“华国锋同志”就行了。
叶剑英也在闭幕式上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
“两个凡是”从此消失在历史的夜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