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世界进入现代化进程以后，现代化问题总是会涉及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一是现代化的最基本特征——舍此就不能称为现代化；其二是现代化在具体国家或地区的实现形式。为了更有逻辑性地讨论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本文拟借鉴晚清思想界的思路，使用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来进行分析。体用关系之明确思考形成于魏晋王粥时期，溯源当然可更早。在中国哲学史上，体用范畴大致有三种含义：一是形体（形质、实体）与功能、作用、属性的关系；二是本体（本质）与现象（表现）的关系；三是根本原理（原则）与具体应用的关系。所谓借鉴晚清思想界的思路，也就是借用体用关系之辨来说明中国体制与西方外来之现代化的关系，二非对物质世界的存在与表现之关系进行本体论哲学讨论，其是对根本理念、体制与某种具体应用的讨论，晚清形成的“中体西用”说为典型代表。
今天，晚清的“中体西用”语境已经过去，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早已是中国人民的共识，也是事实上已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但是，中国某些固有的根本理念、体制与现代化的具体应用之关系处理并没有结束。其大背景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度形成了西方开创的工业化为用、西方民主制度和西方价值观为体的体用一元模式，但后来的这个模式遭到体用二元模式（西方开创的工业化为用、非西方政治制度和非西方价值观为体模式）的解构。这种差别性现代化导致了21世纪世界的矛盾，与此同时，人类面临的更大共同性危机也在空前逼近，对此，中国提出了更高层面应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中国式现代化也凭此称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现代化为什么是必选之项？
不得不承认的基本事实是，现代化是与西方紧密联系的概念，而现代化又是所有非西方世界的必选之项。“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词的历史并不久远，其在1960年代以后才在欧美社会科学研究中逐渐流行起来。这个词在英语里是一个动态的名词，意即“成为现代的”。modern作为表示时间概念的形容词，在英文里解读为“现世（代）代的”或“近世（代）的”，作为一个时间尺度，modern times大体上指从公元1500年以后一直到当下的历史时期。如此，近代以来的欧美学者对人类文明史最基本三段式分析模式是：古代的、中世纪的、现代的。
为什么“现代的”要“化”起来呢？因为在三段式分析模式中，前两者属于传统文明，后者则是对传统文明的革命性改变，即创造出“现代性”（modernity）——体现出现代的、新式面貌的社会，这就涉及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及中世纪社会的区别。
按照英国安东尼·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定义，“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这一定义的关节点是“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那就是指工业革命的后果——工业化。
较之于古代社会及中世纪社会，工业革命的突出意义就是空前地引发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生产力革命，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肯定的，其《共产党宣言》对工业革命的文明史意义进行了高度的经典性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这种高效的生产力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状况，甚至也改变了地球这个星球的面貌和状态。
工业革命不只是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状态，恩格斯还揭示了其整体性的革命意义，他说：“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所谓“比其他任何东西”，那就是指工业化成果较之于制度、宗教、艺术、风俗等东西；所谓“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就是指非工业化国家、民族由于工业化而改变其原有的状态。由此，美国凯尔（Clark Kerr)1973年亦说：“工业化一旦开始进行之后，必然破坏传统的前工业社会。”
通过对工业化成功的欧美国家状态的考察，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及中世纪社会的区别大致在于，最外层的器物工业化的生产过程及其产品，中间层的制度构架则是市民社会民主制度，形式可以有差别——但三权分立的实质普遍存在，而核心层是人的主体性观念----从价值观到行为模式。
为什么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要以1500年为界线呢？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世界史写作就是以此划界的。他认为，就是由于1500年发生了文艺复兴，使欧洲显示出一种“新的智力水平”的存在，即观念的更新。文艺复兴开创出一种全新的观念形态，压制自由人性的教会权威逐渐衰落，人的主体性上升，人对自然的好奇心冲破宗教的约束，理性思维引导人去认识世界，科学技术开始突破性发展，再加上商业机制引导出资本主义逻辑，终而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走向世界的动机和支持的技术条件都具备了，使得各自孤立存在的世界走向一体化的“世界历史”。
由于蒸汽机带来的生产力效果很容易在直观上被接受，各个自我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文明在稍微抵制之后，终会接受新的器物，至少首先出现现代性的表层特征——工业化，然后向制度和理念渗透。由于这种变化不是发生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而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席卷世界，从而诞生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概念——“世界历史”，即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至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美国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描述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如图1所示：
图1 世界现代化进程
（图片来源：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M].牛 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71.）
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进一步描绘了“世界历史”图景：“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这个“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那就是指欧洲人开创的现代性景象向全球的扩展。正是在这样一个客观的文明史进程中，“现代化=西方化”的公式才出现于世界范围内。应该说，从现代化的最初缘起而言，还是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完全否定的话，那就会使现代化问题脱离实际的历史轨迹，显然不可取。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体用一元模式的解构
公正地说，西方开创现代化当然是对人类文明史的贡献，于是，对这个最早存在于欧洲的现代化模式的肯定与吸收，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来源。但是，从主观上说，西方现代化向世界的扩展过程不仅不占据道义制高点，而且还充满着原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段人人熟知的揭露文字：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历史，“现代化=西方化”的公式只能在文化帝国主义的层面上继续运行，《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所谓“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那就是按照“工业化+西式民主制度+西方价值观”的模式来改造世界，即体用一元的改造，就是说，所有欲进入现代性的国家都应该进行全局性的改造，最终成为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
但在实际过程中，西方把欧洲发生的事情当成世界的普遍规律，显然低估了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之改造难度。以中国而论，作为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文明的自我延续性确实证明了生命力之存在——这种存在，与欧洲人最早登陆美洲大陆和大洋洲之所见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至于，在18世纪还发生了中学西渐的现象，欧洲媒体惊呼：“弄得样样东西都是中国式的，或者是按中国的情趣设计的……中国热可谓风靡一时。”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打开，西方整体性进入中国，工业技术的感性力量是很难一味否定的，整体抵制很难长期延续，但是完全放弃自身的一切，从理念到体制，似乎也是不可想象而且无法实行的，可否有一个折衷（既要又要）的思路呢？这就出现了体用之辨的解决方式，既要外来文化中确认的好东西（汽车火车），又坚持自己的理念和祖制，前者着眼于效益所以称“用”，后者着眼于信念所以称“体”，即“中体西用”论，
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并明确地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相对于“现代化=西方化”的体用一元论，“中体西用”只能称为体用二元论，以此解决旧事物（传统）与新事物（外来文化）的变与不变的关系问题——传统观念与制度构架为体，体则不变；生产手段、生活设施为用，用以效果为标准，当然可以变。
但是，历史不是一道数学题，不是用公式可以破解的。张之洞之后，满清王朝崩溃了，延续2000余年的帝制不复存在；随着外来思想文化观念的冲击，“圣人之心”与“圣人之行”也淡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还是张之洞所说的以“《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体的国家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的工业革命更是显示出工业发达国家的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自然很容易被当成过时之物而对待，连毛泽东在1956年讲到“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时，也要申辩“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但是，随着时间的拉长，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对西方的体用一元模式的采用，越来越显现出复杂之处。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毫不含糊地确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方向，致力于现代化事业的推进，终而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贡献达30%；以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国为标志，中国的工业化基本完成。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今天中国的面貌就是一部打开了的关于现代化的书，但是，探究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关系，依然是布满问题的，既不能简单地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也不能说是如出一辙。如果一定要在全盘西化（西方的体用一元）与“中体西用”两个模式之间进行选择，中国现代化难道不更接近“中体西用”模式吗？即中国的思想观念、中国的制度构架为“中体”，而工业化的技术与日常生活方式为“西用”，合而为“中体西用”。当然，从19世纪末算起，晚清的“中体西用”已经经历了两个甲子以上，即使说中国现代化接近“中体西用”模式，也绝对不等于晚清的口号——特别是“中体”之内涵，这是确定无疑的(张岱年之所以“不妄谈什么体用”，乃在于认为，“假如以我们经学、理学为‘体’，西方科学是再也学不来的，又如何能作为‘用’呢？”)，但是作为模式的相似性确实不可否认。当然，讨论此问题，也可以不用“体”“用”这两个字，但是，对两个本不相同的事物进行主次轻重的重新组合构建的过程就摆在这里，“体”“用”之辨还是不无意义的。
事实上，美国亨廷顿就注意到，“中体西用”作为既非纯粹的本土化，也非全盘西化的选择模式，实际上不限于中国，“在非西方的精英中，这种选择一直是最流行的”。而在中国，“全盘西化在20世纪末已不如它在19世纪末那么可行。领导人于是选择了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版本：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亨廷顿关于当下中国问题性质的判断可以另当别论，但他对中国现代化的体用二元（“中体西用”）模式的指认却不无道理，而且，他已经把问题上升到了世界的现代化模式选择，所谓“中体”既指以中国为体，也指以“非西方为体”。亨廷顿的判断在中国学界并非没有回响，李泽厚在1995年就说，今天“仍然是‘中体西用’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12]。张岱年、程宜山也认为，“中体西用”“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今天，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引进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式，乃至部分地引进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中体西用、变器不变道”。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识中，体用二元是一直自觉到了的。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批语中提出，我们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1973年，毛泽东在会见第三世界国家人士时就说：“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中国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但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的好的部分。”在这两段话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以及“我们第三世界”都可以理解为体，而东方无产阶级做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利用他们[西方]的科学、工业、文化的好的部分”则为用，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表达吗？
以为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体量巨大、文化传统悠久的国家，可以短期内发生整体性逆转，完全与自己的文化传统脱钩，确实是简单化的线性思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56个民族和谐相处的国家，但客观上中国文化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其延续性特征是非常突出的。在历史上，先后发生了蒙古人和满族人对华夏的统治，其共同的文化态势（以满清更甚）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未能因为政治统治而取代汉族文化的主流地位，出现了军事上的胜利者转变为文化上的失败者的事实。外国观察家注意到了这一事实。1973 年11月，正在访问中国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观察，他说：“我觉得中国似乎基本上还是一个儒家社会，认为有一个单一、 普世、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规范着个人行为和社会运转。我说，共产主义所做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那个真理的内容。”即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此一判断还是存在。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就认为，在中国，“很多儒家传统思想延续了下来，直到今天，这种传统思想还是了解中国人、中国家庭传统、政府角色、教育体制以及秩序和稳定重要性的根本要素——虽然现在这种儒家思想已经呈现出高度现代化的特征”。所谓“儒家思想已经呈现出高度现代化的特征”就是指传统的“中学”当然发生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完全复古意义上的“中体”也不存在了。
放眼世界，当然不只存在中国一个个案，亨廷顿就认为，在非西方的精英中，这种选择一直是最流行的，即体用二元的选择。就在当下，世界上如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以及更多的国家，当然都不是“西体西用”的体用一元模式，而是不同程度的体用二元。应该说，亨廷顿还是能够客观理性分析问题的，他在1996年丰富补充自己的“文明的冲突”论时，一方面说“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另一方面又说“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削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本质上也就是体用二元论，由此，以色列著名的现代性问题专家S.N.艾森斯特塔主张“多元现代性”概念，他说：“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出一种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出了多种文明的模式，产生出了多种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依然趋向迥异的意识形态动态和制度发展。此外，超出了现代性最初前提的意义深远的变化，也一直在西方社会中发生。” 在他看来，即使在经济发展方面相似的社会，如主要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欧洲社会、美国和日本也突出了现代社会极为丰富的多样性。由此可见，体用二元论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现象，可以说，自欧洲各国的现代化先后完成，然后向非西方世界扩展时，这个现象就开始出现了，只是于今为烈罢了。对世界来说，体用二元就意味着一种差别性现代化（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的存在，这是必须接受的现实。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西、体、用”的超越
当下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问题是，一方面，按照亨廷顿所说，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差别性现代化本质上也是现代化；另一方面，差别性现代化也导致矛盾、冲突不断发生。1991年末，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的坍塌，世界一度被宣布为“历史的终结”，西方的体用一元的现代化模式似乎会成为世界的最终故事。几年后，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理论，这固然为和平主义者所讨厌，但是，从新世纪初的“九一一”事件，再到新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结尾的俄乌冲突（实际上是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冲突），然后是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的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激战，这一切足以说明，体用二元的现代化叙事固然破除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强势推广，但是，基于不同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政治构架、宗教、民族的体用二元趋势也是世界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无理公开打压就是典型案例。显然，站在任何一个点位上都不容易化解世界的矛盾。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在致力于完成自己的现代化进程时，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为化解人类差别性现代化的内在矛盾寻找新的路径。
2021年，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重要文献，正式从党和国家的层面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发展赤字和治理难题，人类社会迫切需要树立新的发展观，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着眼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人类社会和平永续发展，开辟了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发展新道路。”
“发展赤字和治理难题”表现何在？文件的表述是：“当今世界正处在又一个十字路口，人类面临着前进还是倒退、光明还是黑暗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冷战思维、零和心态沉渣泛起，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甚嚣尘上，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军备竞赛加剧，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攻击、生物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严重威胁全球和地区安全。人类共同生活的这颗美丽星球，面临着来自人类本身的巨大危机。” 这里揭示出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冷战思维、零和心态沉渣泛起，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甚嚣尘上，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军备竞赛加剧”，涉及现代化的不同模式矛盾，涉及意识形态问题；
第二个层次：“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攻击、生物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则属于全球性共同问题，与现代化的不同模式矛盾及意识形态冲突无直接关系，
我们还要注意到文件的另一重要论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推进一种或少数文明的单方主张，也不是谋求在世界建设统一的行为体，更不是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而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目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促进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很明显，这里的针对的主要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其客观上超越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回避了无解的问题，落实于有解的问题。
在当下世界来说，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差别性现代化的内在矛盾——尽管都在追求现代化，但由于对体用关系的不同理解和做法，不同民族国家的矛盾和冲突总是存在的，很难想象谁能够说服谁服从自己的模式；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以全人类为共同利益体，对立方则是如下几大要素：
首当其冲为生态危机，发表于《自然·可持续性》（Nature Sustainability）杂志的研究表明，在多种因素的驱动下，地球生态系统崩溃的速度可能比科学家所想象的要快得多。
灾难性气候的恶性循环可能在15年内开始。《自然》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发出警告并预测，在世界可能出现的灾难性临界点事件中，超过五分之一最早会在2038年发生。应该说，2020年至2022年爆发的全球新冠疫情，追及新型病毒从何而来，也不能不说与生态危机有关联。疫情不仅给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重创了全球经济链条，引发经持续的济衰退；
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对生态危机的迫切性有强烈感受，他说：“由于当前的人类社会过着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不管用何种方法，世界的环境问题都必须在今天的儿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决。惟一的问题在于，是以我们自愿选择的愉快的方式来解决，还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来解决，如战争、种族屠杀、饥荒、传染病和社会崩溃等。”但愿戴蒙德对未来的判断只是一种过于悲观的判断，但无论如何，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其次为高科技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与基因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如同蒸汽机革命一样，人工智能与基因技术革命也给人类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而且这种好处远未充分展现出来，其意义超过蒸汽机革命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种种迹象表明，较之于蒸汽机革命，人工智能与基因技术革命不只是以几何级数去增长人的生理体能的力量，而是直逼人之根本（如人工智能可能成为人所不能控制的高级智能，如基因技术可能完全改变人类生命的原有程序）——只要再跨过一步，人类文明就要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人类能否承受将是一个问题，如果不能退回，那就不堪设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在于，技术增长的速度不是以百年或者五十年计，而是以十年甚至五年计。
再次则是核威胁问题。核武器自出现以后，随着其技术及扩散带来的体量的增长，其对人类及地球的毁灭性威胁越来越大。核武器是人类战争工具的巅峰之作，经历了第一次使用核武器以后近80年的发展，2019年6月17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布最新报告称，截至2019年初，全球9个核国家、“准核国家”共计拥有核弹13 865个，比2018年初减少约600个。全球核武器数量有所减少，但核威胁却变大了。今天地球上正式的“核俱乐部”成员是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和英国，而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有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被国际间公认“肯定拥有核武器”的是以色列，但以色列方面的态度是“不承认、不否认”。
核战争的现实威胁在21世纪的五分之一处到来。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不久，俄罗斯领导人开始发出该国核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的指示。下半年，在克里米亚大桥遭遇汽车炸弹袭击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进行多次报复之后，西方舆论关于俄罗斯会动用核武进行反击的声音甚嚣尘上。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曼戈特(Gerhard Mangott)说，俄罗斯部署核武的危险不容忽视。他认为，俄罗斯进行军事训练和动员核潜艇K-329“别尔哥罗德”号可能就是动用核武的信号。他说，“目前，这主要是作为一种吓阻，意在警告乌克兰不要继续进攻，西方不要继续支援它的武器。”“如果这些威胁未能阻止乌克兰的反攻，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让战争进入下一个阶段”。他说：“作为一个急迫的‘停止进攻’的信息，俄罗斯可能会在黑海上空或在堪察加半岛试爆战术核武。” 可见，核威胁越来越现实地成为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在当下的世界，处于差别性现代化过程中的各民族国家，犹如平原上争吵的人群，让他们和解的所有办法都不是一时可以奏效的,如俄乌冲突。而几大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将像洪水猛兽袭来，无论争吵的人群何种身份、何种理由，均将席卷而去，这就是全球性危机的真实内涵。超越对抗，直面共同危机，这才是切实可行的思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提出了几个“不”：不推进一种或少数文明的单方主张，不谋求在世界建设统一的行为体，不用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也就是说放弃在这几个方面的纠缠，呼唤国际社会关注全人类所面对的生死存亡问题，用中国话语来说，这就是全球的统一战线底线，由于这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因而是明智而切实可行的。
以中美关系为例，2021年3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上，双方进行了激烈交锋，几乎完全扫荡了残存的一点和气，但是，一个月后，美国就派出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中国，2023年7月，克里再次来中国进行气候问题谈判。这说明，双方都认同生态危机的共同性，谁也不能意气用事。基于此，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才有可能在国际活动中做到“目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促进人类社会整体发展。”
今天可以自觉认识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体用二元的现代化模式，即是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都会做到并已经做到，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长期延续的制度基因也会长期保存并发扬光大，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全盘西化”，西方必须打消对中国进行西式体用一元改造的企图。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胸怀天下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中的“中体”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实现外在于世界的现代化。贺麟先生有言：“我们不需狭义的西洋文化，亦不要狭义的中国文化。我们需要文化的自身。我们需要真实无妄的有体有用的活文化新文化……凡在文化领域里努力的人，他的工作和使命，应不是全盘接受西化，亦不在残阙地保守固有文化，应该力求直接贡献于人类文化，也就是直接贡献于文化本身。”
中国宣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胸怀天下的表现，中国郑重宣布不搞意识形态、文明、制度的对抗。习近平2023年11月在美国发表演讲指出：“中国尊重美国的发展道路和民主制度，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感到自豪。中美两条道路不同，但都是人民的选择，都应该得到尊重。”这是何等之胸怀，其释放出最大善意。对于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中国务实地持超越性、前瞻性、迫切性的态度，摆脱冲突性旧思路，求同存异。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才有充分的理由称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
西方应该认识到，在全球性人类危机逼近的当下，再一味强力推行体用一元的现代化模式既不切实际，又增加全球冲突的风险。只有承认并接受体用二元的现实，尊重差别性现代化选择模式，共同致力于解决最切近的人类危机，这才是现代化的正途，也是人类文明的最好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