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未发出的电讯稿对北京外交劫难的描述：
麦克法夸尔《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收录了英国路透社记者尼·格雷1967年8月的一则报道：
（在中国北京）“从1966年6月到（1967年）8月，有11个使馆遭到抗议示威，在这个政治示威日益猖獗的世界里，这样独树一帜的示威方式如今已是家常便饭……现在，有些示威活动已经结束了许久，大使馆的墙上仍然到处都是大字报，有的窗户被打破了，墙壁被弄脏了，苏联和印度尼西亚的大使馆部分被烧毁。北京的游行示威同其它国家的游行示威都不同的地方在于其绝对的规模和铁的纪律……
首先来的是张贴大字报和粉刷路面上的标语。他们一般在示威前的深夜出动，在大使馆的围墙和外面的道路上乱涂乱抹。个别零星的小组喊着反对某“主义”的口号游行过来。第二天早上，还在上学年龄的红卫兵和学生们川流不息地涌来，他们举着毛的画像、标语牌以及彩色的纸旗，旗上打着同样的标语。大使馆的路边搭起了帐篷，中间是厕所……经常有卖茶和卖面包的车子来来往往。随着日色渐晚，游行队伍里开始出现下班的工人和农民。
人们排着整齐的游行队伍，旁边的干部念一句口号，他们就跟着喊一句……每喊一次，就在空中挥舞一次拳头和纸旗。人们在大使馆门前燃烧了他们所憎恨的人物的画像。在最近几个月内，我在北京看到了（苏联领袖）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印尼领袖）苏哈托将军，（缅甸总统）奈温将军，蒙古的泽登巴尔，伴随着稻草的燃烧，他们的画像上升起了冉冉的青烟。
在群情激愤的时候，高效的组织者们能召来100万群众，在大使馆门前走上3天。”
（二）比未发出的电讯稿更严重的外交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实录
麦克法夸尔说“格雷从来没有发出这篇报道，恰恰因为他还没有写完这篇报道，他就成为了英国与中国冲突中的人质。”这里指的是1967年8月22日发生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外交事件，路透社记者尼·格雷被红卫兵拘押，所以他的电讯稿无从发出。
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在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布朗的公文中，如此描述了8月22日红卫兵最后通牒到期后所发生的事情：
“随着夜幕的降临，外面聚集的人数迅速增加（中国的官方报告说有1万人）。他们安静而有秩序地坐着，紧紧地排着队，此时戏剧就要开演了。探照灯和广播喇叭对准了我们的房子，在门口搭起了某种类似舞台的东西。演讲，背诵，唱歌，一种节日的气氛弥漫其间。我们不知道稍后在终场的一幕，观众们将扮演主角……我们一起在办公厅用晚餐，吃的是女士们准备的罐制的香肠和蜿豆，红葡萄酒，饼乾，奶酪。用餐完毕，我走到了一楼（美国人的二楼）玩桥牌，不在工作的职员们在看一部
彼得·塞勒斯的影片，片名不可谓不应景——《法律错误的威力》……
晚上10点30分，我刚刚叫出“三无王”，突然听到屋外人群的怒吼声。我跑到了窗边俯瞰正门，看到人群站了起来，犹如惊涛拍岸冲击着士兵们排成三排的警戒线。这一个非常画面将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打牌的，看电影的，以及其他所
有的人（共计23人，包括5名妇女）迅速冲进了底层通往安全区的地方……
外面的人群打碎了窗户玻璃，但是栅栏和胶合板百叶窗岿然不动……暴徒们开始在窗边焚烧麦秆。我们从空隙处往外泼水，但是房间里弥漫起烟雾……屋里的烟让人呼吸困难，我们看到了许多火光，显然暴徒们很快将穿越墙壁，如果我们留在这里
有被活活烧死的危险，我下令打开紧急通道……暴徒看到我们后，高声欢呼，立刻动用身边的任何东西来对付我们。此时大约是晚上11点10分，离攻击开始只有40分钟。
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分开了，只有女士们除外，在她们身边总有一、两个男士奉命来照顾她们。我们被拽着头发，揪着领带，几乎喘不过气来，头上被人用什竿敲打着。我不知道这延续了管当时我不知道身在何方……
大多数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我有着类似的经历。有人被拉去来到了拳打脚踢，女士们也没有躲过暴徒们一双双贼手的猥亵。
红卫兵的素质就谈到这里……军队和便衣警察最终把大多数人救了出来，暂时和我一样留在警察岗楼旁……
代办处一片狼藉，只有保险库未受破坏。除了重型卡车和放在外交公寓车库内的一辆应急汽车以外，所有官方的运输工具全部被毁。我的房间被洗劫一空，连我的衣服在内，所有的物品都荡然无存。此前我把女王签名的照片放在了代办处的安全区
域，此番它安然留下，不过些微有点烧焦。
尽管遭受了一番劫难，霍普森仍然建议不要断绝外交关系，伦敦接受了这个立场。但是在8月30日，外交大臣布朗致信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询问他是否可以考虑“在维持外交关系的同时，双方都暂时从对方首都撤回自己的使团和人员。”正在不断遭受红卫兵冲击的陈毅没有做出回复。英国人开始考虑他们是否会被迫撤离香港。直到1969年3月28日，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迈克尔·斯图尔特还向内阁负责香港事务的委员会的官员们传阅了一份跨部门的报告，“其主要前提是：我们不能依据现在的条件留在香港直到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不过随着文革的发动阶段在这一年内渐渐淡出，英国的外交官们开始更加平静地看待香港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