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1958至1961年历史的结论
在中共历史上，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次比较大幅度地实践了党内民主的大会。由于1958年以来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国计民生的重大损失。1981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定论：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二）刘少奇报告中如何说1959年庐山会议？
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由于三年困难刚刚过去，种种荒唐和惨烈之事历历在目，而地县级干部都是在场者，在加上毛泽东大度表示“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会议上出现议论纷纷，而不是众口一词，比如对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影响的看法。
谈1958至1961三年内的事，庐山会议是绕不过的。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谈到庐山会议时说：
“1959年7、8月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是为了继续郑州会议所已经开始的工作，克服当时在实际工作中仍未消除的‘左’的倾向，会议的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及时的。会议进行了十多天，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但是在会议中间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使会议不能不转而打退这种进攻。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把当时反对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的斗争完全丢开，则是不正确的。在这次会议后，又不适当地把反右的斗争一直传达到支部，在人民群众中掀起了反对右倾的浪潮，在许多地区使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使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大大滋长起来，而且在党内一时造成了是非不明、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
报告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所持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但又认为把纠“左”的工作完全丢开，则是不正确的，会后把反右的斗争传达到县以下是不适当的。刘少奇报告的路径是：必须继续肯定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处理，但是又必须指出反“左”是对的——不反“左”的话，便无从解释三年困难之由来，而且七千人大会也不必召开。
尽管历史已经证明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但刘少奇当时只能这么说，这应该是大家都明白的。
确实，会上还是有一种继续忠诚拥护当年庐山会议决议的意见，认为，刘少奇报告对庐山会议写得还不够。庐山会议反右，对保卫“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作用，不仅对县以上干部教育很大，而且对一般干部的教育也很深。因此，有人提出，对庐山会议反右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包括县以下的反右斗争）应作充分估计。从这个事实看，林彪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还是有党内基础的。
（三）七千人大会上的不同意见：反右倾扩大化导致四不讲：报上没发表的不讲，中央没讲的不讲，文件没规定的不讲，顶头上司没讲的不讲。
在庐山会议这个问题上，七千人大会的不同意见更普遍，有不少议论，有些意见还相当尖锐，超出了刘少奇报告的尺度。
比如东北的同志说：庐山会议以后，因为当时实际工作中主要倾向是“左”，所以不仅在县以下不应该反右，就是在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中也不应该反右，而应该反“左”。这种认识显然是超出了报告认识的范畴。
许多人认为：这几年来所犯错误，应该划分为两段，即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前和以后。之前可以说是由于建设经验不足，之后则不能说是经验不足，而主要源于党内民主生活和干部精神状态不正常。庐山会议前，任务虽重，压力也大，但大家干得很起劲。但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情况大为改变，干群心情沉重，昧着良心看领导眼色说假话，见风使舵，一味摸上级的底，而不是按党的政策办事。
煤炭部说：对这几年煤炭生产方面的估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58年8月到1959年上半年，生产迅速增长，虽然也过了头，可以说成绩伟大，缺点不多；从1959年9月到1960年底，生产能力遭受严重的破坏，产量下降，因而这段工作是“得不偿失”的；1961年做了很多调整工作，很有成绩，但是也走了一些弯路。言外之意，庐山会议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福建有人说：1958年刮“共产风”，是刮了农民的皮肉，1960年刮“共产风”就刮了农民的骨头。
国家机关有人说：因为反右倾的扩大化，在党内出现了四不讲现象：报上没发表的不讲，中央没讲的不讲，文件没规定的不讲，顶头上司没讲的不讲。
广西还有人由庐山会议联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危险是“左”是右的问题，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说：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有种说法，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右倾危险是主要的，这种说法是否妥当，应当澄清。对两条战线的斗争经验要很好总结。今后应从实际出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显然，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同意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是右的判断。他们希望：过去没有受过处分，但是受过重点批判的，被口头戴过帽子的，在“空气压力”下写了自我检讨的，也应该进行甄别，搞错了的，都应该恢复名誉，把档案中的批判材料、书面检讨等退还本人。
《变局》作者张素华说得好：“若说庐山会议反右，对‘保卫三面红旗有重大作用’，倒真是符合实际情况，但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作用’，现在看来未必。但当时，这种意见占了主导地位，修改后的报告稿就加进了这样的内容。报告说：‘这个斗争的胜利，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党的团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报告还加了一句话，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进攻’，是‘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当然，报告也并没有加上‘对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作用’，说明还是留有分寸的，这也是当时的实情。”
七千人大会对庐山会议的议论，以及刘少奇报告的定稿本对庐山会议的定调说明，七千人大会的正面意义就在于实事求是地反对“左”的错误，但七千人大会的局限性也在此，对三年中最大的右倾冤案——彭德怀冤案，继续维持原判，这意味着此时反“左”不会成功。四年后，1966年，更大的、更惨烈的、更全局性的“左”——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是有逻辑联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