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前中共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57年被任命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参与中央编译局的整理、翻译书籍工作，还参与了对苏外交事务，包括中苏论战过程。
父亲阎宝航是活跃在隐蔽战线的英雄，抗战时期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等职，阎宝航经常周旋于四大家族、中统、军统等党、政、军、情要员之间，他获取了大量的军事机密情报，成为中共出色的国际战略情报专家。由于阎宝航的特殊地位，阎家也成为爱国人士和革命者的“避难所”，阎明复的母亲高素默默无闻地精心打理“避难所”，被周恩来赞誉为“是我们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
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劫难开始。阎氏父子均被打入牢狱，而且都关押在秦城监狱。阎明复在秦城监狱里煎熬了七年之久，而阎宝航则在此时含冤而逝。
阎宝航母亲高素犯了肺癌,重病以后连医药费都无力支付,1971年逝世于上海。在临终前,高素不得已写信向周恩来求援:
总理,我是高素,我始终相信玉衡（阎宝航）和明复是无辜的。我因患重病不久人世,来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儿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债和后事解决了吧,请设法安葬我吧。
注意到这封信之泪目处：人之将死，还得担忧后事无钱解决。
高素这位家庭妇女，身患绝症已是不幸，还面临巨额医药费和安葬费无着，她无法去向一般亲友求助，家庭成员都在狱中——与法治社会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坐牢都是无期的，连“无期徒刑”的说法都没有，就这么坐下去。高素怎么可能希望将来由家人来偿还这笔钱呢？无奈之下，她只能向周恩来写信。
当然，不是谁都能写信向周恩来求援的。《阎明复回忆录》记载如下：
1937年,地下党员陈同生被营救出狱后,周恩来对他说:“我介绍你到一个很可靠的同志家去住,安心养伤,头发长起来,再出来工作。”于是,陈同生来到我家,母亲把他安排到二楼一间储藏室里,每天为他煮牛奶、鸡蛋,增加营养;亲手给他洗伤换药,直到他痊愈。明诗大姐当时已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学联”,经常在家里召开会议,母亲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女般地爱护他们,送茶送饭招待他们。在母亲的协助下,父亲结交了许多朋友。在重庆,我们家住在两路口重庆村十七号,出入比较隐蔽。周恩来伯伯、董老常到我们家来开会;当时“东北救亡总会”就在我们家。母亲在重庆操持着“阎家老店”,精心照料着一批又一批的东北难胞、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民主人士和他们的家属,成功地掩护着父亲的情报工作。
“阎家老店”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掩护了在家里居住的地下党员,从未被敌人察觉。每当周恩来、董必武到家里来,母亲总是警觉地守候着。正如父亲在《经验》中回忆的那样,一次周恩来伯伯从后门进来,正在二楼密室里同父亲谈话,突然,由中统头目徐恩曾派来监视父亲的特务陈建中从大门闯了进来,母亲从容不迫地迎上前去,对他说:“玉衡不在家。”陈建中东张西望,一无所获,悻悻而去。每次父亲在二楼密室里同“客人”们“打麻将”之后,母亲总是亲自打扫这间书房,扫地、倒痰孟。我还问过妈妈,她回答说:“顺手之劳么。”现在想起这个细节,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母亲担心父亲同他的战友们密谈时会留下碎纸片、其他什么痕迹等等,要亲自打扫干净才放心。
因此，高素的这封信辗转发出后,最后总算到了周恩来手中。周立即指示有关机关支付了全部费用,并且通过他们向子女们转达他对母亲的高度评价：高素一生不容易,是有功的。
文革已经远去，那些灾难性的、反法治、反人性的故事是不应该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