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材料：外交部1973年6月28日编印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所刊文章，引起毛泽东的批评
1973年6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美，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6月16日，美大司美国处副处长张再写了一篇分析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新情况》153号上。文章指出，美苏这次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在今天的政治气氛下，这种分析很普通。
毛年谱载：
7月1日 晚上，阅外交部6月28日编印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刊登的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基本看法》一文。该文分析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2日，毛泽东让王海容向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转达他对该文的批评意见。
周年谱载：
7月3日 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第153期《新情况》的批评意见后，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
（阅后注：这两则材料说明，外交部第153期《新情况》所刊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批评，尽管毛泽东没有直接牵涉到周恩来，但与周有关系，周扛起了责任，承认错误在自己。）
（二）毛泽东是怎么批评外交部文章的？
毛年谱载：
7月10日晚上，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说：你们两位是负责起草十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大概你们也知道吧？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对于越南问题，有人说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毛泽东最后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阅后注：外交部的文章错在何处？毛泽东说“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到底是中央的什么意见？似乎看不出。但是问题的性质很严重，“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三）周恩来的检讨情况
毛年谱载：
7月5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七月四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检讨报告和周恩来三日关于《新情况》问题给外交部的信，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中说：你们和美大组没能认真研究，在六月二十八日写了那个不对头的《新情况》（一五三号）。我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在美苏会谈后，我们没认真研究讨论一次。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外交部的检讨报告说：这次错误地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导世界的气氛更浓”，说明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是右的。对如此大事，核心小组既没有认真讨论，也未向中央报告。核心小组进行了几次讨论，决心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一定要紧抓大事，认真研究问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7月15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删去文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二字。周恩来在附信中说：“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四）外交部文章的核心错误何在？
从周恩来和外交部的检讨看出，问题就聚焦在外交部文章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导世界的气氛更浓”，为什么这么说了就不对呢？问题不点穿，给人以一头雾水之感。
最后，对照一下毛年谱和周年谱就明白了：
毛年谱说：“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笔者注：“经常吹”＋“忽然来一个”，似乎是同一个主语，谁“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没有说。）
周年谱说：“（毛主席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
这一下就看明白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是毛主席的说法（“我常吹”，毛年谱中没有“我”字）），外交部文章说的是苏美合作的“大欺骗、大主宰”，所以毛泽东颇为不快。毛泽东坚持斗争哲学，不认为苏美接近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尽管外交部用的是“大欺骗”（“欺骗性更大”）。
显然，毛泽东将外交部的文章提炼为“大欺骗、大主宰”，然后说自己的说法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外交部的用意似乎是用“大欺骗、大主宰”取代或者排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将“经常吹”与“忽然来一个”的主语确定以后，“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的逻辑就成立了，问题当然很严重了。
尽管毛泽东在周恩来3日写给外交部的信上批：“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意思是这只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是普遍性的问题，不是周的特定错误），在7月15日删去了“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二字，而且批示周恩来“检讨不要写了。”事情似乎已经过去，但到了当年11月底12月初，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的所谓错误，江青等人指责周恩来所执行的外交路线，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的政治生命迎来了晚年最严峻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