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把中产家庭的生活描述为在跑步机上奔跑，虽然已经大汗淋漓，却依然停在原地。现在的情况更加糟糕了，有人把跑步机的速度调快了，本已经很疲惫了的中产家庭发现，需要更努力地奔跑才不至于被跑步机甩出去。目前的高利率让负债较多的中产家庭承担了更多的利息，通胀让生活成本普遍增加，在家工作成为常态的职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了，人工智能正在步步逼近那些容易被机器人取代的岗位...这一切都要求中产家庭更快地奔跑，才能保持原地不动。自疫情爆发以来，时代变化的节奏被调快了，从事专业工作的人，如果跟不上调整后的速度，很可能从跑步机上跌倒。
在建立起以资产为基础的被动收入渠道之前，中产家庭随时面临阶层降级的风险。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主动收入的停滞不前，以及被消费债务缠身，寸步难行，甚至倒退。
一些曾经收入很好的行业，随着时代的变迁，可能会被团灭。例如，新闻业，因为掌握着舆论监督权，因此曾经被誉为第四种力量，仅次于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新闻从业人员不仅有话语权，监督权，还收入颇丰。目前的记者行业，在北美基本上已沦为了零工行业，没有工作保障，收入非常微薄而且极不稳定。帮助高考报志愿和考研辅导的的张雪峰老师，最近很火，就因为有人问他学新闻专业好不好的时候他说，如果他的孩子考上新闻专业，他宁愿把孩子的腿打断。美国女作家阿莉莎·夸特（Alissa Quart）2018年的作品《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描述了美国形形色色的“中产危险阶级”，正在绝望地在跑步机上奔跑，只为不被甩下来。作者曾是一位记者，所在的媒体企业已不复存在，自己也成了打零工的自由撰稿人。她能诚实地说出自己的处境，非常令人钦佩，但她认为这是政府的失职，像她这样的中产身份自由下落，是文明社会的不体面。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的安全网是保护中产阶级免于阶层跌落的，社会安全网是保证基本生存权利的，没有义务保护中产阶级不失去身份。
中产家庭除了收入可能跟着所属行业下沉之外，消费债务的沉重负担也会拖累其无法跟上跑步机的速度。中产家庭的消费债务有三个大坑：信用卡和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以及自住房贷款。这三类消费贷款的利率由高到低各不相同，但性质却是一样的：因透支未来收入而承担的债务，未来的收入不仅要用于偿还本金还要偿还利息。贷款利率上涨时，负担变得更加沉重。消费贷款与生产性贷款有本质区别，如果贷款是为了购买能带来收入的资产，则贷款属于好债务，属于生产性债务；如果贷款是为了消费，则是透支未来，并让生活基础变得脆弱，经不起太大的意外和风波。贷款买投资房，是通过负债来购买生产性资产；贷款买自住房，则是在透支未来的自己，并使财务状况变得脆弱，经不起高利率，意外和行业下沉。
中产家庭要想跟上当今跑步机的速度，一是要保持主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货币超发的速度，二是要保持足够低的消费债务，不至于被债务拖累了奔跑的速度。
01 工作的意义是自己赋予的
像新闻业这样的，干着干着就被团灭了的行业，以后会越来越多。美国现在很多医院正在用机器人代替药剂师，机器人配药又快又准，不怕苦不怕累，工作时长可达7X24小时；自动驾驶领域的探索即将出现突破，这项技术进步首先要取代的是卡车司机，美国卡车司机的平均年收入在7万左右，妥妥的中产工作，且人数众多，大约有336万人从事卡车运输，占美国全职工作岗位的6%。从事记者、药剂师、卡车司机工作的中产人士，在信息化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是最先受到冲击的行业，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更多的中产人士将在尚未建立起被动收入现金流之前，降低甚至是丧失主动收入。整个社会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曾经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某些专业人士，其实已经成了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主力，人们依然用看待中产人士的目光注视着他们，而这些人也很配合地以维持消费品质不变，来证明自己依然配得上中产身份。一些已经被团灭行业里的从业者，在身份认同和入不敷出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原来的中产家庭，出现收入停滞甚至下降的问题，在疫情之后越来越严重，而且范围正在扩大。毕业之后找个铁饭碗端到退休的好日子，早该结束了，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行业或职位被团灭，以后会越来越普遍。以前人们用机器代替自己的双手，而现在人工智能在代替人们的大脑。大多数人的大脑并不比人工智能更好用，这是事实，因此也肯定会被取代。
一旦失去可以支撑一定消费能力的主动收入，中产阶层会自然降级，这与生活在哪个国家，或哪种社会体制中，没有关系，只和一个人能够获得主动收入的能力有关。没有人愿意看到已有的地位被降级，但要把主动收入维持在一定水平，在当今环境下已经不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中产降级，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人工智能的应用。香帅在一次演讲中总结到：亚当斯密发现人类财富来自于分工与交换，分工越细致，交换越充分，财富就越多；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发现，分科教育能够把一个人迅速培养成“专业人士”，从而在分工中取得优势，于是普鲁士的教育模式就被全世界接受了，并沿用至今；人工智能要颠覆的正是这种情况；一个人要想学成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如果需要5年的话，人工智能学习同样的知识可能只需要5天，也就是说，如果一口井由一个人去挖，需要5年才能出水，那么用人工智能去挖可能只需要5天，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如果一个人挖了15年之后发现井干枯了，还执拗地留在井底不肯上来，那就是等死了，无论换井的成本多高，都应该勇敢地爬出来重新开始，而实际生活中，留在井底的人却越来越多，他们不仅不肯爬出来，还抱怨社会不公平；人工智能换井的机会成本非常低，而且速度快，还没有情绪，因此，一些不需要深挖井的行业，会最先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我完全赞成香帅的上述看法。
与一些人挖不到水相比，还有一批人在找井这件事儿上花了太多功夫，10几年都没有在任何地方挖出过水，刨过几个坑而已。在很多地方都能打出井水的人，我们尊称他们为斜杠青年，到处挖坑的人，充其量是待业青年。有些人觉得自己一定要做有意义的工作，成为老老实实的上班族是自己不屑去干的事。美国有位人类学家，大卫·克雷伯，写了一本书，《毫无意义的工作》，他认为“有些工作本不该存在，却在拖垮你的人生。”资本主义盛产这种整天批判资本主义的人，分析的角度还越来越刁钻。克雷伯认为有37%的工作毫无意义，做这些工作的人是在浪费生命。他把咨询顾问、公关人士、企业律师、人力资源部门员工、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等多种白领工作均可划入此列，总数惊人。他认为，只有认清那些无意义的工作，才会获得实实在在的劳动价值，工作是美丽的，但前提是要拥有拒绝无意义工作的勇气！我不赞同克雷伯的观点，我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果有37%的工作都是没有意义的，不需要存在的，那么大多数资本家和雇主都是傻瓜，在花钱请人做无用功。我认为能领到薪水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值得做的，而且值得加班加点地做，然后拿着工资单和报税记录申请房屋贷款。我的很多客户在成为地产投资者之前，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贷款申请时，这些看似无意义的工作却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工作的意义完全是自己赋予的，如果一个人无法给自己的工作赋予意义，就是缺少取得主动收入的能力，还需要继续努力，而不是到处挖坑，做无意义的尝试。
02 债务是中产下滑加速器
西方很多中产家庭，一辈子都陷在债务泥潭里无法自拔。一些家庭债务的起点，在组建家庭之前，那就是学生贷款。阿莉莎·夸特在《夹缝生存》中也提到了学生贷款问题，不过她认为人们在追求中产地位中形成的债务，应该由政府来支付，否则人们在取得学位的同时，就会债台高筑。她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可能是因为说出了很多中产人士的心声。很多人在追求学历，学位，资格证书时非常上头，躲在象牙塔里多年不敢面世，越是钻牛角尖学费越高，也越脱离社会。个人追求，还是由个人买单更合理，否则象牙塔里会人满为患。很多学历和学位无法帮助学生赢得竞争，例如，一些学费高却录取分数低的法学院毕业生，毕业后一半都找不到工作，如果政府减免学生贷款，就会成为一种错误的激励机制，让一些人只追求文凭而不是能力。
除了学历上的虚荣心能够导致自诩的中产人士外强中干之外，消费上的不甘示弱，也让很多专业人士陷入了债务困局。124年前的1899年，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探讨了炫耀性消费的空洞和虚假。但那个时候贷款消费还很罕见，那时的有闲阶级是真的有被动收入支撑，才有可能进行炫耀性消费。信用卡和消费贷款普及以来，伪中产就诞生了，炫耀性消费的危害就更大了。那些通过消费来证明自己身份的人，其实很SA，活给被人看的代价要自己默默承受很久，有可能是一辈子，而自己却以为别人看不出来真相。
前面已经提到了自住房债务是属于提前消费的坏债务，但在积累财富的初期，每个家庭都是从买自住房开始的。攒钱的速度追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但借钱的速度能赶得上印钱的速度，因此大部分家庭都是贷款买自住房。中产家庭的首付款加上贷款之后能买到多少钱的房子不重要，关键是要早买。自住房是中产标配，或者说，没有自住房，无论你是啥学历，无论怎么耍着花样地炫耀性消费，自己心里都知道，离中产标准还有距离。背上自住房贷款这个坏债务之后，家庭财务规划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尽快还清自住房贷款。没有这么做的家庭，经历了本轮加息后也应该明白，过去5年我为什么苦口婆心地劝各位加速还清自住房贷款了。
不盲目追求高学历，不过度借钱消费，就能避免没必要的债务烦恼。要想买得起自住房，不仅需要首付款，更需要缴纳足够多的主动收入税，缺一不可。即使借到住房贷款了，还需要加速还清。你看，一个中产家庭要达到入门级别，并保持住中产地位，几乎没有多少余力去炫耀性消费了。成熟的麦穗都是低着头的，仰首挺胸的麦穗未必货真价实。看到这里，相信很多读者能想到自己身边有哪些人是伪中产了。
不尽快消灭学生贷款，消费贷款，和自住房贷款的家庭，整体财务状况很脆弱，而且这种脆弱是无法通过买保险来避免的，没有一种保险是承保中产不降级的，社会安全网更不会给中产家庭兜住社会地位。中产家庭，一旦遇到不利的意外情况，上述三种消费贷款立刻就会变成催化剂，加速阶层坠落的过程。
债务和杠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金融工具。债务是透支未来，杠杆是借助贷款获取盈利机会。路遥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生》中的主人公之一巧珍，凭着“敢贷款”从农民变成了企业家。全世界公认的杠杆大师是巴菲特，他通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全资拥有了盖克GEICO保险公司，用保险公司的浮存金做金融资产投资，浮存金作为杠杆是没有利息的，所以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收益的成本极低。不仅如此，最近两年，巴菲特又把杠杆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让世人叹为观止：日本经济低迷了30年，最大的症结之一，是日本的居民和企业都不敢借钱，低欲望螺旋导致整个国家昏昏欲睡，疫情过后，巴菲特利用自己的信用在日本大举发行日元计价的债券，作为带头大哥率先从日本市场上举债，且债券利率非常低，他用这笔巨额低息资金投资日本股市，控制有定价权且有现金收益的寡头企业，靠一己之力盘活了日本金融市场。巴菲特的确不从银行借钱炒股票，但这不意味着他不用杠杆，他不仅用杠杆，而且是在别人不敢用的时候用，是在别人不敢用杠杆的地方用。中产家庭不可能有巴菲特的眼光或能力，使用保险浮存金或发行债券获取杠杆，中产家庭能获取的，利率最低的杠杆就是按揭贷款，如果连按揭贷款这样的杠杆都不敢用，那就只能眼看着货币超发吞噬自己的存款了，最终结果可能连敢贷款的农民都不如。
03 房价面前人人平等
安省有位28岁的市长，年薪9万，抱怨自己买不起房子，至今还在与父母合住。房价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的出身，学历，职位，理想，野心，动机，年龄。博士买不起房，医生买不起房，公务员买不起房，律师买不起房，教授买不起房..都很正常，不必惊叹。在全国首位城市生活的居民，不管你什么来头，家庭收入是平均收入两倍的家庭，应该能够买得起平均房价的房产，家庭收入下降，租房住，甚至租地下室住，都不奇怪。大多伦多是加拿大的首位城市，平均家庭收入11万，平均房价115万，所以家庭收入22万的家庭能够买得起平均房价的房产，符合全世界的规律，一点儿都不反常。房子，能者买，不能买者租，就这么简单粗暴地划出了中产及格线，不带任何偏见，没有一丝怜悯。
“你见，或者不见，房价就在那里，一直上涨。你想，或者不想，人口政策就在那里，新移民源源不断。你爱或者恨，租金都在那里，不降不减。你跟，或者不跟，买房门槛越来越高，政府不会救你。投奔大城市，或者，或者逃离大城市，来去自由。”这首大城市之歌的作者是买坊梅措。买房这件事经不起拖延，因为人口增加速度太快，来不及建房，人们需要不遗余力地在二手房市场上拼抢，价高者得。买房这件事容不得伪装，既不认文凭也不认职业，血统和年龄更不会考虑，除了首付款和借款能力，六亲不认。除了房价，现在还没有哪个标准能够如此清晰、高效地识别出真假中产。
买自住房和地产投资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心怀成为首位城市中产阶级理想的人，如果买不起自住房，可以从买投资房做起，先搭上房价上涨的列车。1999年，我在香港实习的时候，第一次听说先买投资房这个做法。我在南洋商业银行做见习稽核员的时候，同组的小曾当时应该不到30岁，已经在供两处投资房了，一处是自己在供，另一处是与姐姐一起供，他们称作“供楼”。自己租房子住，同时买了房子出租，在24年前的中国大陆应该是罕见的现象，但在那时的香港，却是年轻人非常流行的做法。小曾工作的地方，南洋商业银行位于港岛，租金特别贵，几个年轻人合租才勉强租得起，港岛的房子小曾是买不起的，1999年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住的三人合住的宿舍，大约400尺，市价400多万港币，每尺价格1万多港币，要知道那是香港房价下跌了70%以后的价格，董特首离职之后房价又涨回来了。小曾在港岛租房，同时在港岛以外买了两个投资房，自己不住，租了出去，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搭上房价上涨的顺风车。这种做法后来我在欧神写的《中产阶级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以及香帅写的《香帅金融学讲义》中都看到过一模一样的建议：在海淀区工作，就在海淀区租房，节省上下班的时间用于学习和加班，同时在5环以外买投资房并出租出去。生活在大多伦多地区，收入低于平均收入2倍的家庭，可以先买投资房，买半价的房产作为投资，例如，年收入13万，如果暂时买不起115万的房产，可以先租房，同时买入房价是55万的房产作为投资房，因为入门级的房产潜在买家最多，房产增值潜力比较好。
贝索斯有一段访谈视频被广泛转发，说明这段话说到了很多人的痛点。贝索斯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我也有焦虑的时候，我发现焦虑的来源是我知道有些事我应该去做，却迟迟没做，当我去做了之后，无论问题是否解决了，焦虑就消退了。我按照贝索斯提供的方法尝试了一下，非常有效，我自己出现焦虑的时候，我就立刻把本该去做而拖着没做的事情立刻付诸行动，结果出人意料地好，焦虑感自然消退了。对于买房这件事，很多家庭都知道自己早晚要买房，但各种意见和建议太多，一直拖着没有采取行动，于是焦虑就来了，而且挥之不去。很多人说地产从业者一直在贩卖焦虑，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焦虑来源于自己本该做，而迟迟没做的事情，与其他人是否提醒你没有关系。房价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能够轻松买房，尤其是在加拿大，特别是大多伦多地区，只有不遗余力才能上车。
结语
马克思在写完了《资本论》第一卷之后就停手了，后两卷是恩格斯续的。很多历时学家推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的确入木三分，但他写着写着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资本家和无产者之外，突然冒出了个中产阶级，而且在北美的中产阶级人数众多。马克思由于看不出中产阶级是怎么来的，要到哪里去，所以实在写不下去了，就停手了。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这个在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夹缝阶层，一直顽强地存活着，不仅马克思不知道这个阶层的发展方向，就连处在这个阶层的人自己也不知道。《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一书的书名英文是Squeezed: Why Our Families Can't Afford America，说明了两个问题：中产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个被挤压的阶层；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标志物越来越难以负担。作者生于1972年，和我经历的年代相同，所以她在书中所述的境遇我能够感同身受。记者身份如今遭遇了团灭，而作者却能够浴火重生，从逆境中把记者身份升级到了畅销书作家。可见，中产阶层有自己的生命力和土壤，没那么容易一蹶不振，心安理得地接受阶层塌方。我相信所有遭遇逆境的中产人士，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困境，前提是不虚荣，不借钱消费，不断拓展自己的比较竞争优势。
未来中产阶层的处境会越来越艰难，尤其是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时，不仅要与同行竞争，还要与人工智能竞争。充分认识到潜在风险的人，才能客观地和勇敢地面对。普鲁士教育模式会在人工智能时代土崩瓦解，这是不容置疑的。未来的中产阶级是善用人工智能工具的人，而不是与人工智能拼记忆力和专业知识量的人。我不相信律师，会计师，医生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但是这些专业人士如果没有跨界的系统思维模式，一味地固守着普鲁士学校里学到的那点儿知识，就相当于在枯井里坐以待毙。例如，会计师现在最擅长的是帮助纳税人节省税款，如果只会这一项技能，迟早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如果会计师能够拓展自己的视野，给纳税人提供投资理财建议，则不仅自己能跳出枯井，浴火重生，还能够帮助自己的客户保持中产阶级地位。
中产阶级觉得最难的是获得能够产生被动收入的资产。这个难题，会越来越难。做了80年投资的巴菲特也觉得难，但是他没有停止学习和尝试，他在日本的壮举就说明，虽然能够稳定产生现金流的好资产越来越难找，但绝不是没有，而是需要用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才能获得。有了被动收入，中产阶级才有了调节跑步机速度的能力，累了渴了的时候，才能把跑步机的速度调慢下来，休息一下喘口气。技术进步，一直在把跑步机速度调快，有人希望技术进步得慢一些，甚至倒退，但都没有成功过。1779年英国莱斯特一带一名名叫内德‧卢德的织布工曾怒砸两台织布机，后人遂把破坏技术进步的人统称为“卢德主义者” Luddite。所有的卢德主义者都被历史的车轮碾到尘埃里去了，中产阶级逃避技术进步是没有出路的。迎难而上的办法并不是自己掌握一切先进技术，而是要尽早处于不被先进技术碾压的车道中。巴菲特是中产阶级最好的老师，他选择的赛道都是技术进步碾压不到的地方，他没有投资最新科技，但资产却在高速增长。巴菲特的成功之道就是买入能够产生收入的优质资产，并尽量长期持有。大多伦多地区的房产，就是符合这一标准的资产。虽然很难，但方向对了，坚持不懈，中产家庭终将获得自己调节跑步机速度的能力，对此，我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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