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块淡淡的疤痕，一个在鼻梁正中，另一个在额头左侧，都是在我三岁的时候磕的。
以前总会有人问“你鼻梁上怎么有个疤？”也有人喜欢打趣，说我没有鼻梁就是小时候磕的，我从来都没有特别在意过，反而对背后的故事津津乐道。我总要骄傲地说是因为我想扶一把趴在我背上的人，“英勇”地把头磕在了台阶上。话虽这样说，我对“台阶”异常敏感，每次麦子在台阶附近玩，“头破血流”的记忆就会涌上来。
也不知道是谁发现歌唱家阎维文鼻梁上有和我一样的疤，从此我就特别喜欢听阎维文唱歌，有时候我妈看看我的鼻梁自言自语“怎么能把这个疤消下去呢？可能再大一点就会消失吧”，看我的艺术照也会说：“要是没有这个疤就更好看了。”我妈甚至想过要用大腿上的一块皮肤把这里补上。这个时候我就会说“我这是天才之疤，你看我是不是也很有音乐天赋，你看哈利波特头上是不是也有一道疤，包公头上还有个月亮呢！”一个敢吹一个敢捧，我妈马上说：“是呢，这个疤确实不一般，说不定你以后也是歌唱家。”我甚至还跟我妈说：“万一哪天走丢了，这些疤痕都是凭证啊”
玩笑话说多了就会信以为真，我生怕这个疤消失了带走了我的才气和与众不同。现在疤痕还在，只是已经非常浅了，没有人再会问起，可是我摸摸它就会想起自己的整个童年，故人的神情，语气浮现在眼前，提醒我曾经被很好的爱过，挂念过。虽是一块破破烂烂的石头，却曾被视为一块美玉，家人们百般呵护，生怕留下瑕疵。
另一个疤痕，我更加珍视。十四年前，姥爷去世的时候，我摸摸自己的额头左侧的疤痕，喃喃自语“这是你留给我的唯一可以触摸的记忆”。我的姥爷是外科医生，处理这些小外伤是姥爷的强项，但他已经退休多年，不便直接插手当班医生的工作，所以鼻梁上的缝合手术是他的同事做的。他总觉得如果缝得再细致一些就不会留疤，一个月后，我又在头上磕了一个大口子，是在周末晚上，医院没有人，姥爷颤抖着手给我缝合了伤口。这个疤确实要浅一些，又有头发盖着，非常隐蔽。我时不时就会把它露出来，和别人炫耀一番“这是我姥爷给我缝的！”
三岁的记忆是一些碎片，注意力也全在我自己身上，而我对于一个事件的认知和态度，几乎全是从家人讲述的故事中获得的。妈妈喜欢描述故事的细节，每个人的反应，她说“你的头磕在台阶上的时候，我正在屋里做饭，你姥爷大喊‘景毅’声音都变了”，她说“那是夏天，我们住一楼，如果不拉窗帘，外面的人看屋里就是清清楚楚。我要换完衣服再开灯，你等不及了，自己垫着脚够开关，一脚踩空，掉下来，头磕在铁制的电扇底座上，你大喊‘妈妈，我再也不跳啦！’”“你的伤口就像张开的大眼睛，你奶奶赶紧抓来一大把白糖糊在上面，到医院的时候白糖已经变成了大血痂，多亏了你奶奶这个土方法，及时止住了血。”“姥姥家磕一下，奶奶家磕一下，谁也不用怪谁啦！”
我特别喜欢听她讲这个故事，尤其是在我长大以后。纵使我调皮捣蛋麻烦不断，身后总是站着勇敢智慧的家人，无条件的爱我支持我。如今，这故事里的人，只剩下我了。站在人生的半路回头看，爱我的人一个个离开，我这块顽石终究要独自面对“风刀霜剑”，带着被爱的记忆和力量。如果人生再一次面对伤疤，我既不会陷入自责，也不会责备旁人，“责备”是属于过去的，而人生总要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