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离开时，淅淅沥沥下着小雨）
11点了，去床上躺下，但睡不着。房间木门是老式设计，反锁后，有一条链子能够搭扣门上，双重防护，用于防盗。房间不开空调，略微闷热。我和衣侧卧于床，曲肱而枕。床垫软得像充气垫，但明显凹凸不平，趴着睡，总有团硬硬的填充物抵着腹部。这个离边境线只有一千米的旅馆，以它那特有的简陋与丰厚，满足了旅行者所有的想象。
把窗帘拉开一道缝隙，五六个男孩儿仍坐在对面“管家”的房门前，每人捧着一部手机。管家的妻子，那个微胖的女人窝进一个大塑料椅，椅背比脑袋还要高，脏乎乎的，已看不出什么颜色。时不时地，几个脑袋凑到一起，爆发出一阵笑声。
12点，起来，冲个澡。我打开空调。空调的导风板像上了年纪的老人，慢条斯理的，半天才吐出一点冷气。这正符合我的要求，便放心开着了。浴室地板为白底，映着褐色花纹，每块地砖上有四分之一个圆，四块地砖拼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大圆。大圆组成穆斯林教堂的穹顶，深邃而神秘。几个大圆排列起来，又像放飞的气球，总共六个气球，两个飞走了，还剩几个......然而，拿手机拍摄照片，总是不能框住完美的几何图形，这让我有些沮丧，明明地板边缘与墙壁是垂直的。把喷头重新挂在墙上，我注意到，有个排风口，嵌着一个电扇，扇叶堆满尘垢，像厨房的油烟机。
（窗户上泥蜂筑的巢穴）
一只蟑螂坐在水龙头边，两只长长的触须轻微摆动。厕所的仪容镜从中间裂开一条缝隙，这倒不像故意切割，而是年久失修。水龙头的开关是十字形状，扁扁的，从中间往外围，“笔划”逐渐变宽。漱完口，走到桌边，又看见这只蟑螂。“它不会夜里蹦到我床上吧？”“据说，发现一只蟑螂，就证明屋里不止这一只了......”怀着一丝莫名其妙的恐惧与猜疑，我拿起纸巾盒对准蟑螂就是一击——落空了！蟑螂钻到桌板下面，我穷追不舍，又是一击，拍到了！它坠落地上，鼠窜而去，在墙角停下来。第三次拍击，我特意看看纸巾盒背面，有淡淡的一点污痕，便放心而去。人们称蟑螂为“打不死的小强”。好奇心驱使我再次转身看看，蟑螂竟然移了位置！人的残忍经常不会罢休，我第四次拍上去，纸巾盒底部白色的部分沾染更多污痕。我推推蟑螂，它终于不动了。
回到座位，打开阿兰·德波顿的书开始读。
“在波德莱尔的传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终其一生，他都为港口、码头、火车站、火车以及酒店房间所吸引；那些旅程中不断变换的场所让他觉得比家里更自在。”我回头一看，床上铺着猩红的床单，被套是颜色更深的猩红色，叠得整整齐齐，铺在一米见方的小床上。蟑螂的死，犯罪与死亡仪式联系起来，后背有些发冷。
我出门走走，已经12点半了。农历十五的月亮轮廓是圆的，边缘却毛茸茸，贴在一片竹丛中间。挂在木杆上的星月旗垂落一旁。月亮没有国籍，它只是冷冷地照着。院子里的棕榈树根部粗壮，蹲在走廊边缘，树干却歪向路中间，像被人踹了一脚，扭伤腰肢，又顽强挺立，长成如今的模样。“管家”从楼房一侧绕出来，赤裸上身，提把扫帚和撮箕在打扫卫生。他冲我点点头，我笑笑。回到房门前，我才注意到，门前这株树是圆柏，在寒冷的北方非常普遍。从枝叶间隙窥探到的那些男孩子们都散去了。他们睡这么晚？他们不上学了吗？他们都辍学了，一帮少年会干些什么？他们并不凶，打量着我的眼神有些好奇但又不知道开口说什么，嘴角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笑，眼光迅速移开。这就是算是我们的交流，那种奇妙的疏离与亲切感并存。
（摩托与少年）
我在他们的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怪人？可否也有几分神秘性？
并不止我一个房客。到了傍晚，院子里的车和人都回来了。很多是来巴丹勿沙干工程的。工期几个月，他们就住几个月。我的房间里没有网，把电脑搬到走廊前，坐在外面上课。见我用中文，一个男的粗着嗓门，大声问：“你是中国人吗？”我忙关麦，热情回应一声。这一问一答，给我一种错觉，像是置身自家的院子。他是马来西亚华人。他的邻居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我下午在村口小卖部认识，亲热得就像兄弟，给我讲小镇的事情，给我讲他家乡怡保的事情。第二天清晨离开，他捧着一杯泡面，细雨中，我们紧紧握手，他约我有时间再去怡保。我给他说了黎紫苏的名字，“专门为怡保写了一本小说，黎明的黎，紫色的紫......”
回到房间，继续阅读阿兰·德波顿：
“霍珀对火车也有兴趣。他很喜欢坐在人很少的车厢里驶过原野的感觉：车厢里一片沉寂，只听见车轮有节奏地敲打铁轨道的声音；这有节奏的敲击声和窗外飘逝的风景把人带入一种梦幻之中，我们似乎出离了自己的身体而深入一种常态下我们不可能涉及的地带，在那里，各种思绪和诸般记忆错杂纠缠。”
我的房间也是一列火车。摆设陈旧，不甚讲究，然而宽敞，一人独享。没有车轮敲击铁轨的声音，但虫吟和蛙鸣从草丛与池塘里传来。我的想象的触角伸到很远。霍珀笔下长在暗夜深林边的《加油站》有种魅惑的力量。《自动贩卖店》中略显局促的年轻女人可否是一个好的谈伴？《293号车厢舱》的女人在看什么书？她的小腿光洁有力，她在想些什么？
波德莱尔对热带的棕榈树充满了热切的幻想。我住的旅馆正往前疾驰，窗外掠过密不透风的绿意。火车是绿皮火车，我的包厢里没有走来走去的人。一只飞蚂蚁落在我的脚上，我跺一下脚，它被抖落下来。如果我能够听懂男孩子们的谈话，我肯定加入他们。他们散去了，是各回各家，还是挤在我对面的房间里？我从抽纸盒里取出一张柔软的纸，写下明天的工作计划，那些歪歪扭扭的字体落在水面，顿时变得柔软起来。房间里最使人满意的便是桌布和抽纸，抽纸盒上画着黄色嘴巴的大犀鸟，嘴尖一点黑，犀鸟落在树枝上，周围点缀鸡蛋花和蝎尾蕉。这种图案强烈提示着马来半岛风格，不再是令人厌倦的“中国制造”。
除了桌布和抽纸，房间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漫不经心，以至于主人对它的放弃。墙脚的一片墙皮脱落，粉色的涂料刷上去，像粉笔灰拙陋的涂鸦。新的墙皮又脱落，粉白夹杂，波德莱尔如果光临，应该会写出一首漂亮的诗歌，编入他的《恶之花》。床头摆放着宜家的小矮桌，奶白色，桌面被烟头烫出几个印痕，脏兮兮的，曾有谁躺在这里抽烟？抽烟时在刷手机，还是想着什么心事？正对着桌子的墙上挂着一幅画，凸出的花束，干干净净。玻璃镜面也干干净净，大概落上去的目光稀少，还没有被污染。
午夜的时间一点点滑走。旅行的地方从波德莱尔的毛里求斯，到了霍珀的巴黎，又从巴黎来到了福楼拜的埃及：
“一个年轻、苗条的女子，戴着草帽，草帽上罩着长长的绿色面纱；她穿着一件紧身礼服，礼服外还套着一件短的丝质上衣......我常有一种冲动，想为我所遇上的人编故事，强烈的好奇心迫使我想知道她们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我想知道她们的职业，她们的国籍，她们的姓名；我想知道她们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她们生活中有何遗憾，她们的期求又是什么？我还想知道她们曾有过怎样的恋情，而现在她们的梦想又是指向何方......”
终于抵达马来半岛的这个边境小镇——巴丹勿沙（Padang Besar）。夜半两点，困意袭来，我倒头便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