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开发商用汇票支付工程款，暴雷后无法兑付，咋办？

众所周知，最近几年以来，房地产开发商的日子极不好过。

公开信息显示，仅截止至2021年，全国排名前五十的房企就有27家宣布债务违约，其中不乏大家耳熟能详的“地产大佬”，比如碧桂园、融创以及某大等等。

另外，据不完全统计，仅2023年一年，就有包括阳光城、新力控股、蓝光等12家企业从A股和港股退市。

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开发的上下游众多，因此一旦房地产开发商“暴雷”，其对经济的冲击和影响就立马显现，首当其冲的便是建设工程的承包人。

由于房地产开发商遭遇流动性危机，因此会绞尽脑汁地想出各种“奇奇怪怪”的方式支付工程款。其中，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就是常见的“伎俩”。

面对开发商出具的承兑汇票，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款，虽然承包人多有不爽，但迫于现实情况，也只能乖乖接受，殊不知手上拿的是一个烫手山芋。

近一两年，不少承包人就遭遇了这样的困境：由于开发商“暴雷”无法兑付汇票，自己起诉开发商要求支付工程款，但到了庭上，法院却要求承包人依据票据法律关系另行起诉。

面对法院的上述要求甚至是判决，我想大部分承包人都是一脸茫然，不知所措。

如果你也遇到了上面的困境，该怎么办呢？有什么理由说服法院呢？

本期，我们就通过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安徽三建”）与东至县汉唐置业有限公司（“汉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1]，为大家“拨开迷雾见月明”。

考虑到本期关注的重点在于讨论以汇票方式支付工程款的诉权问题，以及本案除商业承兑汇票的支付外，对于其他欠付工程款的数额，经审理后双方无异议，因此我们对本案事实进行简化，仅保留与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案件事实：

2014年12月，汉唐公司与安徽三建签订《皖西南汉唐建材城一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期施工合同》”），将案涉建材城的一期工程发包给安徽三建施工。

2016年6月30日，一期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备案。

2017年11月30日，汉唐公司委托建设工程造价事务所作出《一期结算报告》，造价审定金额为37,927,134元。

2018年7月24日，双方签订《商票保贴业务合作协议》（“《商票保贴协议》”），约定汉唐公司向安徽三建提供金额为1,0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期限12个月。汉唐公司承诺在票据到期后，持票人持商业汇票到汉唐公司办理贴现，贴现利息由开票人汉唐公司支付，年化利率17.4%。

2018年7月26日，汉唐公司向安徽三建开具汇票1,000万元。

2018年8月10日、8月20日，双方又签订两份《商票保贴协议》，票面金额共计1,800万，贴现利息同样为17.4%。

2018年8月13日、8月21日，汉唐公司依据上述协议，又向安徽三建开具汇票1,800万元。

综上，汉唐公司共向安徽三建开具汇票2,800万元。

2019年9月20日，安徽三建与汉唐公司签订《还款计划书》，双方确认了开具汇票的总金额，同时载明“由于债务人资金回笼困难等原因，未能按期承兑”，协商确定：1、每季度末结付利息；2、汉唐公司承诺于2020年2月底前归还1,000万本金及利息；3、2020年6月底前归还剩余1,000万本金及利息。

之后，安徽三建将其中的2,000万元票据转让给了第三人，第三人向银行申请完成贴现，但由于票据到期后汉唐公司一直拒付，安徽三建只好向贴现银行偿还了贴现融资款。

面对汉唐公司迟迟不兑付汇票的行为，安徽三建只好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问题来了，如何处理这2,800万元的汇票？

池州市中院

不得不承认，池州市中院处理的相当草率。

池州市中院认为，既然该2,800万元汇票已经被安徽三建转让给了第三人，第三人持票向银行领取了贴现款，该行为应当视为汉唐公司已经支付了该2,800万元工程款[2]，全然不顾安徽三建向贴现银行偿还了贴现融资款的事实。

对此，您有何看法？欢迎评论区留言！

安徽省高院

对于池州市中院的处理思路，安徽三建非常不满，明明汉唐公司并未兑付过2800万元的汇票，怎么法院就认定其已经支付了呢？

这2,800万元死的老惨了，安徽三建自然想知道这笔钱怎么就没了。

面对安徽三建的疑惑，安徽省高院又是如何说理？

首先，安徽省高院认为，虽然汉唐出具商业承诺汇票后，安徽三建将其中的2,000万元背书转让，但汉唐并未承兑。

因此，安徽三建贴现后仍为该2,000万元的权利人，有权要求汉唐承兑。至于另外800万元，汉唐公司一直没有承兑，因而安徽三建有权要求汉唐公司兑付这2,800万元的汇票。

但说到这儿，安徽省高院话锋一转，认为既然双方都同意对2,800万元工程款支付采用商业承兑汇票形式支付，并且汉唐已实际支付该2,8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的部分利息，加上票据行为具有无因性的特点，其法律关系与本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不同，因此该2,800万元工程款应当视为汉唐公司已按约支付。

如果安徽三建不服气，可以依据票据法律关系，根据双方关于商业承兑汇票的约定，另行向法院起诉该2,800万元商业票据款及相应承兑利息。

基于上述理由，安徽省高院维持了一审判决[3]。

对于安徽省高院的“操作”，您如何看待？欢迎评论区讨论！

最高院

我想安徽三建拿到安徽省高院的二审判决估计更加恼火，继续向最高院上诉也在预料之中。

安徽三建恼火的理由有这样两点：

1、明明接受汉唐开具的汇票是为了支付工程款，怎么还要另案以非常陌生的票据法律关系另行起诉。

再说，即使法院认可安徽三建享有汇票付款请求权，也与其享有的工程款请求权并不矛盾，对于哪种方式起诉，选择权在安徽三建，安徽省高院要求另案起诉站不住脚。

2、2800万元作为工程款起诉，自然具有法律赋予的工程价款优先权，二审判决直接将“工程款优先权”转为普通的“票据追索权”，这“损招”不能接受。

我们来看看最高院如何“主持公道”。

首先，最高院认为，汉唐公司向安徽三建出具四张共计2,800万商业承兑汇票，目的在于支付工程款，况且汇票到期后，汉唐公司并未实际兑付。

其次，双方于2019年9月20日签订的《还款计划书》中也明确，“由于债务人资金回笼困难等原因，未能按期承兑”，截至目前汉唐公司并未偿还此款项，因此汉唐公司并未实际支付该2,800万款项。

再次，一审、二审法院均以汉唐公司支付了部分利息作为认定2,800万元已经支付的理由，但最高院认为，之所以汉唐公司支付部分利息，是基于双方《商票保贴协议》的约定，不能因利息的支付就认定2,800万元款项已经支付。

最后，最高院认为，该2,800万元属于工程款的一部分，债权的产生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商业汇票的出具只是一种支付方式，故在商业汇票没有得到承兑的情形下，不产生偿付2,800万元工程款的效力，安徽三建公司有权要求汉唐公司继续履行支付该2,800万元工程款的义务。

此外，双方也没有约定商业汇票出具后工程款债权就消灭。

因此，最高院认为，二审判决认定安徽三建只能依据票据法律关系另行起诉，为适用法律错误，指令安徽省高院再审本案[4]。

安徽三建兜兜转转一大圈，终于在最高院“讨回了公道”。

本案以活生生的例子给建设工程承包人上了一课，接受汇票作为工程款支付方式，可能会给自己埋下一颗麻烦的种子。

我们也提醒广大承包人，实践中常常有发包人在汇票条款上做文章，约定类似“票收款清”的约定，该约定法律后果是接受汇票后，能否兑付先不说，工程款债权以及法律赋予的工程款优先权均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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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兆鹏

律师

杨律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建房部执业律师，主要从事房地产与建设工程纠纷、公司法律业务及破产重整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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