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社会科学》| 何小雨 | 监视资本主义的人学审视

学术 2024-10-14 09:18 内蒙古

监视资本主义的人学审视

何小雨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

何小雨：女，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监视资本主义是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新模式，其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在全球建立了无处不在的数字监视网络，生产出被称为“大他者”的庞大机器控制体系。通过模糊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边界，监视资本不但在商业领域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收益，而且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全球政治霸权。同时，监视资本主义还导致人的存在境遇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人类面临着存在透明化、行为商品化和自由表象化等问题。为了破除人的发展困境，需要揭示监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人的逻辑取代资本逻辑，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打破数据垄断、保护数据隐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监视资本主义；大他者；人的发展；数字命运共同体

引言

近代以来，由于生产工具的变革，人类经历了以蒸汽技术、电力技术、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为标志的三次科技革命。20世纪末以降，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人类正在进入以数字智能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时代。这一重大变革进一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增进了人的生存福祉，推动人类文明步入新的阶段。与此同时，不受监管、肆意发展的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逐步“联姻”，数字技术不再单纯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即“求用”为目的，而是在资本逻辑引导下变为资本牟利的工具，由此形成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多种样式，其中监视资本主义是其重要表现形式。由美国学者肖莎娜·祖博夫提出的监视资本主义理论为辨析数字资本的根本逻辑提供了有力手段。祖博夫认为，监视资本主义改变了资本主义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传统运作模式，其经由深度嵌入社会结构的信息抓取平台，采取对社会各实践主体行为数据的收集、存储、分析等方式，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持续性监视，通过剥削人的“行为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积累。这一转变标志着人类由此进入监视资本主义时代。祖博夫认为，监视资本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资本主义的新型运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的隐私安全、生存境遇、自由发展都面临着新的风险，它使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基于此，本文将系统检视监视资本主义的发展架构和运作逻辑，对其进行解蔽和解构，分析监视资本给人类发展带来的困境，并探寻其解决途径。

一、监视资本主义的出场

数字技术的变革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张力催生了监视资本主义社会。何为监视资本主义？就现象层面而言，监视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模式。通过对绝对确定的社会总体知识掌控权的垄断，监视资本主义从单纯的商业领域逐渐扩张至政治领域，并将其影响力从公共空间扩展至私人空间，改变了资本主义作为财富积累模式的传统，将资本主义的残酷性推向了新的高度。就其本质而言，监视资本主义在完成对数字智能技术以及数字平台的垄断后，颠覆性地拥有了被称为“大他者”的巨大权力。“大他者”是将所有的人类行为视为对象的绝对“他者”，它不仅是无处不在的能够监视、计算、矫正人类行为的数字智能技术，同时也是技术背后下达指令的监视资本家。监视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试图构建绝对的权力体系，因此，对监视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是对监视行为的批判，还应该是对监视所形成的权力的批判。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以及生物信息传感技术的加持下，监视资本主义逐渐渗透于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之中，无形中对人的消费行为、生活习惯、政治倾向产生巨大影响。

（一）商业领域与政治领域的融通

在商业领域内，监视资本通常指大数据时代将数字平台作为监视手段，将监视获取的海量用户行为数据作为原材料，并利用大数据算法从中计算出用户偏好，从而有针对性地向用户推荐广告产品的商业运作模式。祖博夫认为，监视资本主义不再简单地以人们的劳动为剥削对象，而是扩展了范围。她认为，“监视资本主义不是以劳动为食的吸血鬼，而是以每个人经历的方方面面为食”。从某种意义上讲，祖博夫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在马克思的经典劳动价值理论中，资本主要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等方式来增加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剩余劳动时间，以此生产出作为资本积累源泉的剩余价值。在这一过程中，资本通过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剩余价值实现了自我增殖。因此，剩余价值理论不仅是马克思对资本运动基本规律的阐明，同时也是对资本剥削本性的揭示。对比之下，进入监视资本主义时代后的资本将剩余价值的榨取发挥到了极致：监视资本将互联网用户的行为视作剩余价值的生产来源，人们在互联网平台上所产生的一切行为数据都会被收集并储存下来。这些可实现盈利效益的数据被祖博夫称为监视资本剥削的“行为剩余价值”。质言之，监视资本大大扩展了资本剥削的时空范畴，它将人们在工作时空以外的休息时空所进行的数字行为也纳入到剩余价值的剥削范围。对于普通用户而言，数字行为并不能直接生产出价值；对于监视资本而言，这些零散而海量的数据所具有的价值不可小觑，它们被应用于市场管理和监测、产品营销和推荐、用户行为和心理分析等方面。剥削行为剩余价值的趋势被称为“提取必要性”，这一概念提出的依据在于“数据在个人层面基本毫无价值，但在被大规模提取时，它会作为一种资源而迅速增值”。监视资本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无偿地获取海量用户的行为数据，剥削用户的行为剩余价值，形成一种寄生式、垄断式的商业逻辑。谷歌公司作为监视资本主义的先驱，最早将这种商业模式引入市场研发、实验和实际实施当中。其后，微软、脸书、亚马逊、苹果等互联网巨头公司也纷纷加入监视资本主义的行列之中，并引起众多互联网中小型企业的模仿，最终形成了当今的互联网产业业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逐步推进，监视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逐渐渗透至世界各个国家的互联网平台中，对全球经济架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监视资本主义作为经济运营的新型逻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商业价值。通常而言，监视资本的作用领域一般限定于商业运行模式的范围内。然而，现实状况却显示其作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商业领域而进入政治领域，实现了商业领域与政治领域的融通。

监视资本主义可以被视为垄断资本在数字领域的展开。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发展阶段就预见了垄断资本的历史必然性。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为了保证社会化大生产的流畅进行，资本的大规模集中必然发生，由此形成垄断资本的雏形。然而，垄断资本并不单纯停留于经济的垄断。列宁在马克思关于垄断的理论基础上对垄断资本的特性进行了如下阐述：“（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也就是说，垄断资本不仅决定了经济生活的生产关系，同时还垄断了政治权力，由此形成了政治层面的帝国主义。在对监视资本主义进行历史溯源后可以发现，监视资本主义是在垄断资本基础之上生成的数字层面的垄断资本，因此也可以称其为数字帝国主义。

监视资本主义的数字帝国主义性质主要体现在政治霸权和经济霸权两个方面。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构建“军事、政治、工业、技术复合体”的行动是监视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这一行动以政治霸权思维为指导，意图通过主导全球信息网络的开发和建构，利用不对等的科技优势，实现对全球情报系统的绝对掌控。监视资本主义以数字终端为载体，伴随着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以越发先进和隐秘的手段逐步深入和扩展其监视范围。在互联网初见雏形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使用早期的雏形互联网系统作为监控公众的一部分手段”。通过构建庞大的全球监视网络，“五眼联盟”打着防范恐怖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幌子合力展开了保密性极高的监视行动。随着冷战的落幕，“五眼联盟”将监视的目光从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监控逐步转移至对全球的监控。2013年，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斯诺登对“棱镜”计划的曝光，公众才意识到全球性监视存在的事实。监视资本不仅能够观察全球政治动向，还能实现意识形态倾向的渗透。例如，美化宣传帝国主义文化和价值观、攻击和丑化政治对手的意识形态，同时刻意淡化信息平台上的政治和军事行为、模糊民众的认知等。通过监视资本的运作，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将瓜分和垄断的范围转移至军事、金融和信息技术领域，并试图通过宣传单边主义和右翼意识形态打压发展中国家，以独占帝国主义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监视资本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攫取经济利益以及维护金融垄断地位的重要工具，从而维护其在军事和经济双重层面的帝国主义地位。在美国构建金融垄断格局的过程中，监视资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面临着严重的滞胀危机。越南战争时期积累起来的过量的“经济剩余”无从出口，但过去的制造产业带来的利润率却持续下滑，致使美国经济长期低迷。里根政府和企业界意识到需要开辟新的利润增长领域以振兴市场，于是把这一目标寄托于“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市场的建构以及数字智能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上。由此，投机性金融领域成为剩余资本首先选择的流向。数字智能技术通过创造大量的“实体经济”增长点，成为挽救萧条市场的有力工具。同时，数字智能技术还成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关键因素。通过互联网进行的经济金融活动残留了大量个人、家庭和团体数据信息，成为数据挖掘企业以及市场风险评估公司的“数据库”，并被用于监视和操控金融市场。例如，美国的数据代理公司安客诚自2001年起就持续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合作并共享数据，还协助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旗下的TIA建立监视美国国内和全球人口的技术系统。“这种监视有助于美国获得对外交、贸易关系和战争制造的有利情报”，使以美国为代表的监视资本主义大国开始占据全球经济、政治垄断地位。

（二）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融合

监视资本主义对人类生存的突出影响表现为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融合，这是监视全面扩张的直接结果。造成这一境况的基础在于数字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尤其是大数据分析技术的迅速发展。近年来，随着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出于提升经济收益以及维护社会治安的考量，更多的信息技术被用于对民众日常行为的监视。当今时代，由于信息设备终端深度嵌入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之中，人类已经被迫走向“数字化生存”状态。生存的彻底数字化为监视的全面扩张创造了条件。如果经由数字平台的数据都能够被收集、存储，那么就意味着监视的对象已经从公共空间转向私人空间，同时也预示私人与公共的边界逐渐模糊甚至走向融合。

一方面，从实体的数字化生存层面看，智能传感技术与终端设备的结合使监视无孔不入地潜伏在公共和私人生活空间之中。有学者将这种监视方式定义为“液态监视”，以指代一种弥散于日常生活的监视体系。不论是在家庭生活等私人生活场景，还是在教育、医疗等公共生活场景，承载了智能语音助手以及平台生物识别技术的智能终端设备都在时刻收集和传输数据信息，实现对用户现实生活的数字化，以期对用户所产生的数据进行捕获、分析和应用。有研究表明，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机构是智能家居的主要支持者和供应商。由智能家居和语音助理等智能化设备所收集的个人的健康数据、所持资产、消费倾向等信息大多流向上述产业。然而，利用越来越多的终端设备——智能手表、智能家居用品等——记录个人数据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由于技术公司仅仅从数据利用的正面效益进行营销，因此，消费者对私人信息的所有权已不再敏感，人们对隐私权的底线正在进一步降低。由此，私人数据逐步变为公共数据。

另一方面，在虚拟的数字化生存层面，人们更加逃脱不了被全面监视的命运，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融合在这一层面表现得更为深刻。在监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互联网用户产生的数字痕迹被作为待开发的资源，成为互联网公司争相抢夺和试图垄断的对象。利用大数据以及机器学习等技术，数字痕迹或者被称作“日常”的用户操作历史可以准确地转化为向用户投放的广告、推荐的信息。例如，谷歌作为搜索引擎平台之所以能够成为监视资本主义的先驱，是因为谷歌从一开始便采取了收集和保存用户检索记录的方针，由此才能发现用户行为的剩余价值，并从中发明出一套独特的商业模式。再如，作为一家流媒体播放平台，美国奈飞公司通过监视受众的观看数据获取了受众指标资产，并将其应用于平台的基础设施开发中。这意味着奈飞公司能够根据用户喜好趋势投资和制作文化产品，并使个人在媒体平台上的观看数据与影视作品的再创作发生直接性关联。于文化产业而言，奈飞公司打通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障碍，开创了从用户观看行为中直接预测、制作未来作品的创作模式，这无疑是一次重大革新。然而就用户个体而言，“这些用户监控、预测分析和基础设施发展的网络已经超出了单个平台的范围，并以广泛而越来越有问题的方式塑造了文化生产”。虚拟的数字化生存空间已经演变为全面受到资本支配的监视系统，用户在数字平台上进行的一切活动都可以间接地被用于数字生产之中。这一生产模式致使私人数据与公共数据之间不再具有清晰的界限，而是以“数据化闭环”的形式融合为一体。

伴随着监视形式的发展，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逐渐形成融通态势。从历史纵向发展来看，监视经历了从全景监狱模式、电子摄像头模式向大数据数字监视模式的转变。监视资本主义作为当代智能化信息时代的监视工具，其前身是福柯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这一概念来源于杰里米·边沁于18世纪提出的作为一种新型建筑学术语的“圆形监狱”。所谓“圆形监狱”指的是“一个像圆环一样的环形建筑。在中央造一座塔楼，上面开很大的窗子，面对圆环的内侧。外面的建筑分成一间间的囚室，每一间都横穿外面的建筑。这些囚室有两扇窗户，一扇朝内开，面对中央塔楼的窗户，另一扇朝外开，可以让阳光照进来。这样就可以让看守者待在塔楼里，把疯子、病人、罪犯、工人和学生投进囚室”。福柯由“圆形监狱”的构想引申出了作为一种现代规训方式的“全景敞视主义”，即利用无处不在的监视目光构建出特定的“社会纪律”，使得整个社会像一座巨大的圆形监狱一样，每个人都像是处于监狱边缘的被监视者。福柯提出社会由此得以依靠纪律即人的自我规训来维持生产、经济、教育以及公共道德的稳定运行。而在当今的监视资本主义时代，有学者指出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式的以威慑和不确定性为特征的监视逻辑正在被无处不在的、结构性的、嵌入式的、连续传感的大数据网络型监视所替代，依靠内在约束的隐性监视转化为依靠外在设备终端的直接监视，在监视资本的带动下，以“全景敞视主义”为代表的无所不知的凝视实体化为具体现实的监视。这一监视手段的变化过程使监视资本的极权主义本质暴露无遗。德国学者韩炳哲也认为，“大数据的确可以非常有效地进行控制……数字化全景监狱实际上让人能够 360 度全方位监视其中的每个人”。然而在监视资本的运作逻辑中，除了以无处不在的接收传感设备不间断地收集所有平台用户的个人信息以外，监视资本主义逐渐超出商业发展模式，走向作为意识形态控制工具的极权主义政治治理模式。这对人的自由以及社会民主无疑是巨大的威胁。因此，监视资本主义不仅是当代的数字帝国主义，还是数字化语境下的新极权主义，也可以被称作“数字极权主义”。它不断扩张权力边界，消弭了人的主体性，架空了人的自然权利，阻碍了人的自由发展，使人类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之中。

二、监视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发展困境

监视资本主义改变了全球化的政治和商业运行模式，同时也给人的生存境遇带来巨大挑战。纵观监视资本的发展历史，其为了达到商业领域牟利和政治领域霸权之目的，利用数字技术平台实现对数据化的人的监视、预测和引导，使人的存在透明化、人的行为商品化、人的自由表象化。

（一）人的存在透明化

监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给人带来的最为显著的生存困境在于存在的透明化。韩炳哲在其著作《透明社会》中指出，当今社会已经发展为“透明社会”，“‘透明’是一种系统性的强制行为，它席卷所有社会进程，并使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今的社会体系为了加速其各方面进程，使它们变得可操作，便迫使它们追求‘透明’”。同时，“‘透明’的媒介不是光，而是没有光的射线，它不是照亮一切，而是穿透一切，使一切变得通透可见。与光相反，射线是穿透性的、侵入式的。”透明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主要特点在于认知方式的转变。以往分析和观察社会的方式是依据大量经验数据作出粗略判断。而在透明社会，每个角落都被“射线”穿透，每个细节都能被清楚观察，由此对社会形成的认知也更为透彻和全面。在这一过程中，整个人类社会形同结构透明的机器一般，被监视资本主义利用于以海量的用户经验数据为材料、以现实社会为场域进行的“行为主义实验”之中。这样的“实验”可见于谷歌、脸书等巨头互联网公司对广告商的宣传语之中。脸书甚至直接宣称，实验的目的在于“利用修改用户行为的实验以期最终将其知识、预测能力和控制能力货币化”。在监视资本的操控下，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成为监视和矫正用户行为的手段，整个社会和全体人类都置于透明化的“射线”之下，导致了人的存在透明化。

当人和社会全面透明化后，一切都具有可预测性，监视资本对社会整体的把握将具有更大的确定性。监视资本在拥有了对“透明社会”和“透明人”的信息掌控权后，将取代以往控制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成为控制市场的主要力量。祖博夫认为，监视资本的最终愿景是“将‘自然选择’转变为基于差异性和增强的‘非自然选择’，它将由市场参与者和对监视产生的收益所主导”。这即是说，监视资本时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所遵循的根本原则不再是自由市场和自由价格机制，而是一种从“上帝视角”进行市场调节和规划的经济体系。监视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不同于由国家和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计划经济，其根本仍然在于以企业作为独立活动主体进行生产的市场经济，但其独有的特征在于市场的“透明”化。监视资本不仅使个人的活动透明化，同时也使市场本身透明化。得益于监视资本的助力，市场能够以更大的确定性进行供需调节、资源配置、政策制定等经济活动。监视资本甚至将人的“行为矫正”作为干预市场的工具之一，彻底打破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市场准则。

（二）人的行为商品化

监视资本主义时代造成的人的另一个生存困境在于行为的商品化。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描述为“在它的整个范围内都是商品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性在于将一切物和关系商品化。进入监视资本主义时代，人类行为尤其是在数字化平台中进行的虚拟行为也一并被纳入商品的范畴，导致人与世界的关系进一步商品化。

祖博夫指出：“监视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形态的商业活动，通过其独有的力量来重新想象我们，而实现它的工具就是行为矫正。”她将这种力量定义为“一种基于行为矫正、预测、货币化和控制等目的将人类行为机器化、工具化”的力量。所谓机器化是指将人类行为转化为可被计算机解读的数据信息，而工具化则是指将人类行为数据用作实现监视资本市场目的的手段。监视资本主义的机器控制主义倾向反映出其盈利目的得以实现的理论基点在于认为人类行为具有可控性。20世纪初期，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斯金纳提出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行为强化和修正理论，并通过实验向人们证明人类行为可以预测和矫正。行为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约翰·华生直接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目标确定为“预测并控制行为，内省并非心理学研究方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行为主义者认为人兽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祖博夫认为，监视资本主义的理论源泉正在于此。由于监视资本主义以激进行为主义作为行动原则，因此其对人的认识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形成了独特的“激进式冷漠”的观察方法。所谓“激进式冷漠”是指这样一种视角：监视资本利用一切手段尽己所能地掌握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经验信息，并将其转换为可被观察、被预测的行为。但与此同时，监视资本对这些信息的态度却仅仅是冷漠观察而不抱情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监视资本对人的行为经验不感兴趣。毋宁说，监视资本正是要通过这些信息去预测和矫正人的行为。

“行为矫正”的最终目的在于行为的商品化。一旦人们的行为可以预测和矫正，行为数据就变为可以交易的非物质商品进入市场流通之中。“这种商品化不仅仅是收集数据来直接盈利，还需要使用这些数据来预测人们会做什么、销售这些数据以及利用这些数据来改变不知情的消费者。”在这一过程中，行为数据作为商品的价值体现为数据平台用户无偿进行的数据生产活动；而行为数据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则在于资本对数据的二次利用，即将行为数据利用于市场需求的观测、广告的定向投放、营销策略的开拓等过程中。与此同时，行为数据作为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进一步催生出交换价值，推动资本进行更大规模的行为商品化。这一过程正体现了默多克关于商品化的见解：“商品化是推动资本主义扩张的中心动力。”在行为商品化的背景之下，监视资本完成了对用户行为数据的私人占有。在声称用户数据仅仅用于提高用户体验的同时，监视资本将行为数据作为影响经济市场和政治局面的商品进行贩卖，直接推动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典型例子是2018年曝光的剑桥分析公司丑闻。剑桥分析公司的前雇员克里斯托弗·怀利透露，剑桥分析公司曾利用脸书社交平台收集了大量用户数据信息，通过数据分析建立起行为模式模型，并试图矫正用户行为。其中产生最大影响力的事件莫过于影响美国总统选举。2016年，特朗普曾雇用剑桥分析公司向脸书社交平台投放大量精准的政治广告。在2018年的调查中，“Facebook承认，英国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违规获得了5000万Facebook用户的信息，并成功地帮助特朗普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

（三）人的自由表象化

作为一种利用机器控制力量达到绝对确定性以实现经济和政治霸权的商业运作模式，监视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发展而言无疑是巨大的阻力，导致人的自由表象化。

监视资本主义时代，自由的表象化意味着人的自由仅仅作为文化产业的符号和口号而存在，而不是体现于现实的人之中。监视资本主义构建的数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宣称数字产品具有生产、传播、分享和消费的自由。如脸书、推特、油管等数字社交平台为人们提供了免费、自由的自我表达手段。同时，数字平台的全球化还促使各国都加入到这场自由的“数字狂欢”之中。就现实情况而言，自由仅仅是监视资本为实现更大的市场占有量而制造出的幻象。当前，由数字平台的监视导致的隐私安全问题以及数字资本的剥削问题不容忽视。人们经由数字平台生产、分享的数据信息都作为非雇佣无偿劳动的产品被资本用于更大的消费市场之中，数字平台用户因此成为被数字资本剥削的“数字产销者”。正如祖博夫所言：“如果什么都不用付钱的话，那么你本身就是商品。”可以将它引申为：如果一切行动都被认为是自由的话，那么不自由的就是这个系统。监视资本家将自由的意识形态作为“普世价值”进行宣传，构建起庞大且隐蔽的监视系统。

自由的表象化还意味着自由这一概念本身面临着被瓦解的状况。在监视资本主义所信奉的激进行为主义看来，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可被预测的。对于他们而言，“如果有任何行动能够被看作是自由意志的表现，那仅仅是因为创造该行动的‘刺激之涡’还没有被适当说明，我们只是缺少观察和计算的手段而已”。“刺激之涡”指的是行为主义实验中引起特定输出反应的输入刺激。激进行为主义将这一原则应用至心理学实验室以外的现实的数字社会生活中，造就了意识形态中的数字实证主义，即意图发掘人类一切行为的“刺激之涡”，寻找其中固定的行为模式，并试图预测和矫正未来行为的倾向。这正是监视资本主义的底层逻辑。就本质而言，监视资本主义时代下自由、能动性、自主性等一系列概念将被彻底瓦解，意外、偶然性、随机性等概念也是经不起推敲的。祖博夫甚至直言，监视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反自由”的。

三、监视资本主义的人学复归

马克思认为，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同时人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的历史活动主体。监视资本主义时代，人丧失了原本的主体地位，不仅要经受无处不在的监视，同时还在监视资本的诱导下以有利于资本盈利的方式行动，因而作为人的类特性的自由本身已经濒临瓦解。要使人的主体地位复归于其自身，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需要针对监视资本的内在矛盾将其解构，进而将人同监视资本之间的绑定关系解离，恢复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能动性。

（一）监视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矛盾

作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监视资本主义在保留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不仅拓展了资本的统治时间和空间，还加深了资本剥削的残酷程度，从而构建起新时代具有全知能力的“大他者”，成为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顶端。然而，正如马克思向我们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含的矛盾与冲突终将孕育出瓦解资本主义的力量。监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先前的资本主义一样，仍然没有跳出以剩余价值生产为根本的资本积累模式。因此，在监视资本主义内部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性矛盾。

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要求其不断集中生产资料、垄断市场份额，因此土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就日益转化为结合起来的、被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资本本身则在垄断竞争的过程中不断减少，形成掌控全球市场份额的少数巨头资本。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同基于个人劳动的私有制之间产生了矛盾。这一矛盾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剥夺的事实。也即是说，个人私有制下人民的所有财产——土地、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被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资本家全部占有，就连自由本身也遭到剥夺。但这样的局面不是永恒的。“一切的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一旦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就必然会瓦解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剥夺者也成为被剥夺的对象。

监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形式上的变革，但本质上仍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当下，数字化的生产方式内涵着一种日益扩大的社会性，数字技术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工具所具有的“去中心化”特征使数字时代变为“全民生产”的时代。但与此同时，监视资本却在不断布展其垄断势力。以谷歌、脸书、苹果、亚马逊等为代表的巨头互联网公司几乎占据了全球数字市场的全部份额，构建起极具排他性的“数字帝国”。在这一过程中，少数的垄断型监视资本占有了由全体互联网用户生产出的数据及其价值，并且正在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将用户的全部行为纳入剩余价值的剥削对象中。因此，监视资本主义内含的本质性矛盾也由此显现：数字时代生产的公共性与数据的资本私人垄断之间的对立正在不断加深。

（二）资本逻辑的解构与人的逻辑的复归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质上是“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资本扩张增殖的过程一定伴随着升格的资本对降格的人的压制。在监视资本不断积累并形成垄断的进程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的存在被彻底物化为数据，人的实践活动被视为行为剩余价值而遭受剥削，我们在监视资本主义时代面临的仍然是资本逻辑对人的逻辑的绝对压制。然而，被监视资本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数字化劳动是由全体互联网用户共同完成的全民性劳动。当监视资本试图垄断劳动成果并剥削用户的行为剩余价值时，必然会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凸显出来。因此，面对当下人类的生存困境，需要从监视资本的内在矛盾出发，对其资本逻辑进行解构，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恢复人的主体地位。

监视资本主义积累的根本逻辑在于以技术垄断的方式无偿占有人的行为数据，在榨取行为剩余价值的基础上以有利于监视资本的方式矫正用户行为，以实现价值的再生产。当下，监视系统已经深嵌于社会基础结构之中，但整个社会却缺少对监视资本权力的限制。为了解构监视资本逻辑，应当完善制度建设，规制监视资本对个人数据的利用方式，使其无法通过肆意地滥用用户数据进行盈利。在解构资本逻辑的基础之上，还需要重新恢复人的主体地位。只有遵循人的逻辑高于资本逻辑，积极赋予并捍卫个人“数据主权”，才能不断提升人的主体地位及实践效用。因此，实现人的主体性地位复归意味着要使人的主权重新凌驾于监视资本之上。可能的举措有禁止监视资本对民众进行单方面监视、要求监视资本运作方式透明化等。例如，在数据利用过程中，用户数据来源、数据用途、数据使用的正当性等都是需要对用户以及社会公开的必要信息。这些举措能够实现对监视资本的反向“透明化”监督，保证权力不被滥用。再如，还可以将现代信息技术的“全知”效用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中，以实现对社会总体性知识的掌握。此种模式与监视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受益主体的不同，因此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将数字技术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的“全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社会生产的指导性原则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过程中的人人平等。无论是要求资本运作方式透明化还是全息社会主义的构想，都是对监视资本权力的解构和对人的权力主体地位的高扬。总体而言，面对监视资本构建的透明社会，需要从国家、政府等宏观层面规制监视资本的权力，改变社会整体的权力架构。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每个人的个体利益。

（三）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监视资本主义运作模式的关键点在于形成一张庞大的、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的监视网络。在这一网络布展范围以内的人、事、物等相关信息都能被一概收入囊中，使监视资本得以就此实现其经济和政治霸权。在此过程中，资本逻辑成为彻底统治人类理性和自由的庞大权力体系，给全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危机。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放任监视资本主义的肆意发展，监视资本对私人数据的单方面垄断和无偿占有无处不在，阻碍了人的自由发展。当下，监视资本已然渗透于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之中，使得个人和国家难以将其权力与自身完全分割，造成了治理艰难的局面。面对这种困局，依靠单个的个体力量或者强力的国家机器都不足以完全抗衡监视资本。为有效破解全球治理困局，需要全球共同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数字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倡导者。2020年9月，我国在“抓住数字机遇，共谋合作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向国际社会发起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开放、安全、稳定，反对滥用信息技术从事针对他国的大规模监控，维护数据安全的倡议。2021年12月，世界数字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发起的共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推动构建自由、平等的国际数字秩序贡献了力量。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对于促进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数字命运共同体强调阻止监视资本对个人数据所有权的私人垄断，使人重新获得对个人数据的所有权。以此为基础，监视资本主义构建的数字霸权和单边主义政治得以破除，多边主义与数字平等的框架得以重构。其次，数字命运共同体还使人类的数据共享成为可能。这有助于弥合当下社会中因资本对数据的私人占有而出现的“数据鸿沟”，改变当下数据的分配和占有格局，平衡个人与监视资本之间的权力分配，弱化财富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最后，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当数字技术不再被利用于人的行为剩余价值的榨取，而是真正发挥出其改善人类生存方式的功用时，马克思所言的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愿景也就不再遥远了。

当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各方利益团体不仅在实体空间也在数字空间发生着冲突与分歧。因此，我国不仅要倡导全球范围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要在数字虚拟空间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要不断完善全球数字治理机制，推动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促进全球数字治理交流与合作，共谋全球数字治理之道，摆脱监视资本主义给人的发展带来的困境，共享数字发展成果，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注释（略）

参考文献（略）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民至上与唯物史观新发展研究”(编号：23&ZD016)。
本文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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