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社会科学》| 杨蕴丽 |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核心要义、理论渊源与时代价值

学术 2024-07-08 13:50 内蒙古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核心要义、理论渊源与时代价值

杨蕴丽

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2

杨蕴丽：女，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摘要：效益是衡量企业经营、区域发展与民富国强的重要目标，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重要论断，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从根本立场、核心内容、评价方法、思维逻辑、制度保障等方面回答了经济行为与发展目标的关系，既是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论、发展规律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也是对“义利统一”“天人合一”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搭建了“政策—实践话语与学术—理论话语”的链接机制，对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综合效益；以人民为中心；共享价值；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一、效益观的历史演进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经济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效益即效果或益处，是一个广泛用于经济学、管理学和决策科学领域的术语。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经济行为能否为其生存和发展带来效果和益处、能够带来多大的效果和益处，就是效益问题。效益与效率、效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效率指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动作或成果的多少，强调“正确地做事”；效果指人类行为或决策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强调“做正确的事”；效益是在特定资源约束下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或积极成果，是效率和效果的有机结合。在实践中，追求效益是企业经营、区域发展和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在理论上，“从描述经济学、预测经济学到今天的生态经济学，效益问题始终是经济学探讨的核心问题”。

效益观是特定主体对效益的看法、观点或权衡方式。在学术史上，典型的效益观有三种。一是从古典到新古典的经济效益观。亚当·斯密设想利用遵循道德和法律约束的“自利心”实现社会发展，新古典经济学不再关心经济的道德问题，而是将“利润最大化”看成企业决策的核心原则。古典和新古典的经济效益观强调利润指标，忽略了经济行为的社会影响和环境代价，带来的结果是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和环境主义者的广泛质疑。二是从卡尔·马克思到约翰·罗默的社会效益观。卡尔·马克思通过揭露剩余价值的源泉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秘密，把效益分析扩大到利益相关者群体，强调发展结果的受益面和持续性。约翰·罗默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个体行为和市场的假设，探讨了“社会资源是如何在目标人群中被分配以达到成员间机会均等的问题”。三是罗马俱乐部之后的生态效益观。生态效益观强调尊重自然、减少浪费，设法从机制上解决生态道德与经济效益兼顾的问题。200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了关注环境、社会、治理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即ESG评价标准，环境信息披露被纳入企业治理体系，成为资本选择投资领域的参考指标。

总体来看，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奴役劳动、物统治人等“异化”问题根源的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扬弃异化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理想，为社会主义社会确定科学的发展目标指明了方向。生态效益观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人们重新认识经济行为的环境代价及其代际传递提供了重要参考。

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效益观，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系统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注重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力争最大综合效益”，“切实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回答了发展成果与发展目标、经济行为或管理决策之间的辩证关系，搭建了“政策—实践话语与学术—理论话语”的链接机制，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系统阐释“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的核心要义、创新贡献和价值意蕴，有助于挖掘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标识性概念，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助力企业、区域和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的核心要义

效益的高低反映的是一个企业、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管理水平。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内涵丰富、逻辑缜密，在根本立场、核心内容、评价方法、思维逻辑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形成了严谨的知识体系。

（一）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

经济行为、投资活动或管理决策是否有效益、效益的大小与行为主体的发展观密不可分，而发展观又具有一定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源于人民群众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并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人民是社会财富和历史创造的主体。“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然而，生产使用价值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步，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资金体是一次“惊险的跳跃”，货币成为衡量经营效益的重要标准。在相同的资金占用和劳动耗费的条件下，劳动成果及其价值实现得越多，就越能有效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效益也就越高。然而，如果仅仅靠价格机制满足人们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需要，必然无法保障大多数劳动者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力争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实现“最大综合效益”的发展就是使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生活品质的提升。“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强调“切实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不仅强调发展成果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实现，更突出劳动成果满足人民需要的实在性。“综合效益”概念使人们可以从使用价值、价值实现和社会需求有机统一的视角评价经济活动。

（二）核心内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

“经济—社会—生态”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经济系统通过生产体系的合理运转将资源、原材料转化为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产品与财富，带来经济效益；社会系统向经济系统提供劳动力、技术、管理体制和行为规范等，保障生产系统和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产生社会效益；环境系统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适宜的环境和可持续利用的资源，接受生产和生活废弃物并尽可能地实现循环自净，产生生态效益。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三种效益的地位是不同的。在商品经济社会初期，人们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以满足生存需要和交换需要，努力追求经济效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人们对价值实现、分配公平、生态环境的要求不断提升，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被提上日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基于系统思维适时提出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综合效益观，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效益具有实在性、阶段性和连续性等特点。然而，在特定的节点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并不总是一致的。为了减少经济行为和管理决策给社会、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谋划增收致富、企业经营、产业发展时要遵循“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第一，重视勤劳致富，促进依法依规经营。经济效益重视物质财富的增加与积累，通过有效的生产和资源配置，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进而增加物质财富，如货币、商品、设备、房产等。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充足的资源和资本可以为生产提供更好的条件，推动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物质财富的生产依赖人的经济活动，劳动者是财富创造的主体，“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因此要“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靠偏门致富不能提倡，违法违规的要依法处理”。劳动者在特定产业链实现就业或创业，生产日益丰富的产品，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充分利用分工与协作提升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社会运行真正的良序是生态—生产—生活的协调，是环境优美、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的统一。传统经济理论往往强调市场效率和利润最大化，忽视企业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广泛影响。综合效益观契合波特和克莱默提出的共享价值理论，他们认为企业和社会不是零和关系，而是可以通过智慧和创新实现共赢。生产经营者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财务表现，还取决于他的社会贡献，因此国家运用法律和道德力量规范市场准入资格、优化交易流程、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分配公平，为实现最大综合效益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第二，弘扬企业家精神，履行社会责任，“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创新创业、承担风险、追求成功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弘扬企业家精神意味着个人和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时要承担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市场经济是交易双方“合意”的结果，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成功依赖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与共生。20世纪中叶，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其核心主张是从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转向关注产业链的整体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将利益相关思想拓展到“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企业履行对员工的责任，确保工资和福利公正、提供职业发展机会，能提升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提高工作效率和创新能力；企业履行对消费者的责任，提供安全、健康的产品和服务，确保价格公正，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和品牌忠诚度；企业履行对社区的责任，支持社区项目、慈善捐赠、志愿服务活动等，有助于累积社会资本；企业履行对环境的责任，在供应链管理、产品设计、资源利用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有利于抓住低碳转型机遇，实现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企业领导者必须重新考虑其战略决策和商业模式，履行经济、社会、法律、道德四个方面的责任，塑造诚信守法、服务社会的企业文化，推动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在树立品牌形象和企业声誉的过程中实现“最大综合效益”，详见图1。

图1 企业管理决策与综合效益示意图

第三，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偏低，只有持续扩大内需、激发消费潜能，才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优势。就全社会而言，劳动从支出到凝结再到满足人的需要存在一定程度的耗散，社会分工和协作可以使孤立的简单劳动转变为复杂的联合劳动，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认为，结构性调整是优化经济绩效、提升效益的重要手段。在理论上，由于信息不完全、市场失灵和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在实践上，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标志的新质生产力为消费升级、产业升级提供了可能。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强调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中国走上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评价监督：坚持多元评价和动态评价相统一

“人—社会—环境”是一个持续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人类在获取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时，既涉及本身的投入产出问题，也涉及自身活动对社会和生态的影响问题。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和环境而孤立存在，因而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然而，在资源有限与目标相冲突的情况下，如何评价效益？摒弃利润最大化原则，继承马克思主义节约思想和社会效益观，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发展的观点动态评价效益，努力实现“最大综合效益”。

一是重视投入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效益追求以较少投入获得较多产出，即坚持节约原则。只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社会才能协调发展，对任何一个方面的忽视都有可能影响人的生存与发展。吸取传统工业化社会发展的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行全面节约战略，降低单位产出能源资源消耗和碳排放，优化生产函数要素配置，提高投入产出效率”，通过生产技术的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化、生活方式的调整实现“物尽其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仅来自技术进步的变化，还离不开要素配置结构的优化，更离不开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优化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集合人民民主权力制约“资本野蛮扩张”，有助于在社会运行系统内逐步消除外部性问题，保障人民享有社会公平、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机会。

二是重视速度、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力争最大综合效益。针对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的错误倾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要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要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经济活力增强、结构调整有成效的速度，要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虽然速度、质量和效益是辩证统一的，具有耦合性与一致性，但是综合考虑诸多因素的综合效益观也给决策者带来了利益平衡和效益评估的挑战，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策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发展环境和利益相关者诉求，挖掘持续发展的潜力和后劲。2014年，国家统计局设计了一套提质转型增效的统计指标，涵盖了产业升级、质量效益、创新驱动等八个方面，这是政府统计从长期偏重经济总量及增速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的重要转变，旨在通过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构建人与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格局。

三是将生态效益指标纳入综合评价体系。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通过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同时也对自然界产生影响。因此，评估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必须将生态指标纳入其中，这也是现代社会将生态成本内化、落实环境责任、秉持环境正义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在理论上，所有人都能公平地享有健康的环境，并有效参与到影响他们生活的环境决策中；通过实施分配公正、程序公正、能力建设、环境责任等原则，指导环境政策和实践的公平执行。在实践中，增加生态指标、实施环境审计和企业ESG评价标准，既有助于抑制以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盲目发展，也可以为实现更加可持续的环境治理提供可行性路径。人们对于优美环境的需求使得生态产品和服务兼具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2021年以来，企业ESG评价标准成为实业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深入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有利于选择“以人民为中心”的评价指标，逐渐形成效益评价的中国话语体系，推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四）思维逻辑：运用科学思想方法解决发展问题

效益评价既涉及生产成果与既定目标之间的关系，又涉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对于如何处理这些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从社会实践出发，唯物主义历史观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复杂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各方面的“合力”推动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从长远看，发展中的利益问题只能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包括深化分工合作、发展循环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和加强顶层设计等。马克思指出，“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人们应该设法“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循环经济理论强调资源效率、废物最小化和系统思维，突破传统的“取—制—用—废”线性模式，旨在建立一个环境更加友好且经济高效的系统。然而，实施循环经济同样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各主体从技术、设计、商业模式和消费者行为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变革。

此外，制定有效的政策框架和激励措施也非常关键，包括立法支持、经济激励和市场创新等。从“五大发展理念”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双碳目标”到ESG评价标准，基于系统思维，我国逐步完善发展循环经济、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顶层设计，为企业发展、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指明了方向。

图2 “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的逻辑体系

（五）制度保障：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效益涉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投资决策与科学评价等一系列问题。生产者或经营者总是希望降低成本、使成本外部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结果很难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该制度无条件支持资本增值，任由资本无序扩张，以消耗生态资源换取经济发展。”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解决利益冲突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制定战略、谋划规划和出台政策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利益，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等有关社会责任、生态责任的制度体系日益完备，通过劳动监察、环境执法、社会监督等形式督促企业履行相关责任，为提升综合效益、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的理论渊源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是“两个结合”的理论成果。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创新

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考察发展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继承与创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理论。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继承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效益评价总是同特定社会的生产目的相联系，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恩格斯提出，未来社会“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追求自身发展、自我解放的过程，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都应围绕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展开，这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实现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有助于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拓展和创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理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揭示经济规律，《资本论》揭示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面对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经济规律是一个有机的、结构多元化的复杂系统，习近平总书记从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统一认识和把握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之间的关系，深化了对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通过“五大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等观点深化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了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各有其发展规律，只有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三大规律、提升三种能力，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文化是支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所谓属性，指内居于自身使其成为所是且无法摆脱者”，“属性是对其所居对象的一种刻画，一种规定，是所居对象成为自己的主要原因，是所居对象能实现自身目的的主要推动”。中华民族创造和积淀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向往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蕴含着深刻的综合效益观念。一方面，在继承“义利统一”“和谐发展”等经济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于解决中国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的过程中，提出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提出共建共享共富的“一带一路”倡议等。另一方面，在继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生态文明新理念。“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孕育了“五大发展理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滋养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以实际行动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三）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借鉴与超越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不仅阐明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了其历史继承性。马克思指出：“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因此，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影响着人。面对人类行为带来的环境影响，恩格斯警告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更加全面地理解自然规律，认识其生产行为所产生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从《雾都孤儿》到《我们共同的未来》再到《联合国千年宣言》，面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人类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从现象反思、观念反思到目标设定的转变。2015年，联合国《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倡导通过国际合作在生态建设与人类需求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但并没有为在可持续发展方向上存有争议的目标设置可理解的空间。恩格斯指出，仅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面对西方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创伤，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安全观、生态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实现了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超越。在人类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安全观，突出人类、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休戚与共的规律特征，并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理念和措施。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本原则，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措施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演讲中提出了中国方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构筑尊重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系统，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四、“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的时代价值

综合效益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也是解决发展问题、实现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标识性概念

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家通常将生态问题视为某种尽量回避而不是应该严肃对待的问题。西方经济学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构建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理论体系，虽然其中一些概念、判断、推理描述了某些经济现象，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狭隘视角、注重现象分析的思维方式、过度数学化的研究范式使其局限性日益显现，人类发展面临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呼唤构建全新的经济学体系。中国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政策进行解读，另一类是基于西方经济学假设和概念体系进行实证研究，而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与理论体系进行定量评价和实证研究的成果有待进一步强化。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利统一”与“天人合一”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重要论断，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狭隘视角，既承认企业等经营主体利益，也强调其社会责任和生态责任，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既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为定量评价和实证研究企业经营、产业效益与政策绩效提供了重要概念，搭建了“政策—实践话语与学术—理论话语”的链接机制。包含综合效益、新质生产力等标识性概念的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为各学科研究经济规律、总结中国经验、探索中国道路提供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方略。

（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实践指导

“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对企业投资与经营、产业规划与发展以及宏观经济管理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是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承认经济利益的重要作用，主张通过市场机制引导生产要素配置，并设法通过完善产权制度、优化营商环境、逐步减税降费等措施为财富创造提供条件。理论界以往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大多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深度和中国特色的现实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有助于从更全面的视角对企业进行社会责任评价和ESG评价。二是对社会公平的促进作用。“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设法通过就业促进政策、扶贫攻坚行动、实现共同富裕、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等措施保障人民的物质利益。三是对绿色发展的保障作用。“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推进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应用，逐步构建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四是对政策制定的指导作用。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同步提升的观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五是对违法违规行为的规制作用。针对经济目标和经济手段相背离的情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处理各种利益矛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三）为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文明是反映物质生产成果和精神生产成果、标示人类社会开化程度和进步状态的重要范畴。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从“两个文明”到“五个文明”的内涵拓展以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概念的提出，都蕴含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摒弃利润最大化、唯GDP论等片面思想，强调发展目标的综合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使财富生产、经济增长回归生存和发展之“手段”；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效益观揭示了发展目的与发展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决策主体面临资源约束与信息不完全带来的发展问题、利益冲突与权力制衡的难题、当前致富与长远发展的矛盾，这就需要我们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规律，学会基于综合效益观选择发展评价指标，指导投资决策、规划制定和政策调整；同时，进一步挖掘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内涵，夯实“政策—实践话语与学术—理论话语”的链接机制，基于“两个结合”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实现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注释（略）

参考文献（略）

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以‘两个结合’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研究”（编号：2023ZZB028）。
本文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zQyMDk2Ng==&mid=2247485635&idx=1&sn=0a41666467724c0bd7395e03cfa44d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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