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社会科学》| 彭丰文 | 北疆文化的历史根基与演进历程

学术 2024-08-21 09:42 内蒙古

北疆文化的历史根基与演进历程

彭丰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彭丰文：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摘要：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起源、形成、发展和壮大的演进历程与中华文明总体进程基本同步。红山文化与北朝民歌《敕勒歌》印证了北疆文化的源远流长。历史上北疆各族统治者对中华正统和“大一统”的执着追求显示了北疆文化的内聚性，推动了北疆文化发展壮大和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疆文化中的形成与演变为北疆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奠定了历史基础。北疆文化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深刻认识和把握北疆文化的历史根基与演进历程，有助于推动北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边疆地区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奠定学理基础。

关键词：北疆文化；历史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聚性；大一统

文化是经过历史沉淀并不断发展创新的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的重要标识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载体，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了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性、创新性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开展的“北疆文化”品牌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体现，是新时代民族地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进一步加强边疆地区文化建设、落实兴边稳边固边战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北疆文化连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蕴含博大精深、丰富多元的内容，包括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历程，具有悠久厚重的历史积淀，凝聚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共同智慧，承载着北疆地区各民族共同奋斗、融为一体的共同历史记忆，北疆文化起源、形成、发展和壮大的演进历程与中华文明总体进程基本同步。深刻认识北疆文化的历史根基与演进历程，是正确理解和阐释北疆文化的基础。本文尝试从历史视角解读北疆文化的内涵、特质及其形成原由与基础，为开展“北疆文化”品牌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一、红山文化与北朝民歌：北疆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

相关考古、文献资料和传唱至今的北朝民歌《敕勒歌》见证着北疆文化的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生动表明了中华文明自形成伊始就已呈现出多元一体的面貌。

西辽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是北疆文化萌芽的重要标志。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推进以及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的深入发展，学界对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2018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表明，在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多元一体的过程，以西辽河流域为核心、辐射辽河流域的西辽河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并列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

红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北方文化的重要代表，是西辽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学界誉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中华北方古老文明之摇篮”。根据考古发掘与相关研究成果，红山文化所处的氏族社会晚期，人们采取定居和半定居、兼有畜牧渔猎经济的生活生产方式，其文化特点与中原文化的同一性逐渐显现出来。从1935年起，学界开始对红山文化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至今已有八十余年，发掘了大量文化遗址，出土了大批考古文物。随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逐步推进，人们对红山文化的认知不断更新。红山文化对北疆文化、中华文明的意义不断突显出来，成为北疆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历史见证。

“红山玉龙”的出土和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为北疆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龙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中华民族被视为“龙的传人”。龙形考古文物的发现是中华文明萌芽的重要标志。进入20世纪以来，在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批用玉石雕刻的龙形文物，反映了红山文化以龙为图腾的特点，同时也证明了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其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1971年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红山文化遗址区出土的C形玉龙，该玉龙材质为墨绿色岫岩玉，高26厘米，据推测距今已有5000余年。这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玉龙实物，被称作“红山玉龙”，又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目前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红山玉龙”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文物，充分证明北疆文化在5000余年前就已萌芽，龙图腾崇拜已经成为西辽河文明共同的精神信仰，辽西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一元。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墓葬中发现了作为随葬品的“蚌塑龙”，即用蚌壳摆塑的龙形图案，距今已有6400余年，同样被学界冠以“中华第一龙”的美誉。“蚌塑龙”呈现了仰韶文化前期的文化面貌，反映了黄帝部落对龙的图腾崇拜。“红山玉龙”与西水坡“蚌塑龙”交相辉映，表明西辽河文明与黄河文明皆以龙为图腾，其起源与发展大致同步且具有显著的共同性，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就已孕育出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此外，1983年在辽宁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发掘出土的距今5000多年的祭祀中心遗址包括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出土了大量彩陶和玉器等珍贵文物，规模宏大的遗址表明当时西辽河流域已经发展到原始文明古国阶段的社会形态，呈现了东北地区以渔猎文化为主的发展历史以及与中原文化频繁交流的历史，这些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特征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充分体现了北疆文化的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和多姿多彩。

北疆是多民族汇聚之地，包含丰富多元的文化类型，如农耕文化、渔猎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在北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基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草原游牧文化成为北疆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成为北疆文化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史记·匈奴列传》以简洁的文字描述了秦汉时期匈奴的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等，反映了这一时期北疆游牧文化的基本面貌。据记述，匈奴人“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由此可知，秦汉时期，在匈奴政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北疆地区，游牧是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们崇尚武勇，精于骑射，推行习惯法。“各有分地”说明匈奴所居之地已经出现了私产。关于“奇畜”的繁复名称与细致分类体现了这一时期北疆地区畜牧业经济的发展繁荣状态。

北朝民歌《敕勒歌》反映了北疆游牧文化的基本风貌，表现了草原游牧文化的风格特点。《敕勒歌》全文最早由宋代士人郭茂倩收录于《乐府诗集》中，文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全诗生动描绘了北疆壮丽辽阔、水草丰美的自然风光和牛羊遍野、宁静祥和的生活场景，体现了歌唱者对草原游牧生活和北疆游牧文化的热爱之情，至今仍是我们深刻认识北疆文化的重要史料之一。《敕勒歌》在南北朝时期广泛流传于北方社会。《北齐书·神武纪》首次记录《敕勒歌》被传唱的情况。据记载，东魏统治者高欢战败后，心情郁闷，重病在身，其政敌西魏统治者趁机散播高欢身受箭伤、命不久矣的言论，企图以此影响并改变东魏、西魏之间的战争态势和政治格局。为了安定人心，高欢强撑病体参加宴会，“勉坐见诸贵”。在宴会上，高欢为了活跃气氛、提振人心，让亲信重臣斛律金演唱《敕勒歌》，并“自和之”，即为之伴唱。唱到动情处，高欢“哀感流涕”。高欢、斛律金及其众多亲信、部下大多数出生于北疆六镇，在未创功业前一直生活在阴山南北，敕勒川是他们的故乡。在这一特定场合下演唱《敕勒歌》，足以表明这首民歌不仅在当时的北方社会，特别是在内迁北疆地区的各族群体中广为人知，而且具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成为能够引起北疆各族心理共鸣的文化载体，起到维系内迁北疆各族故土认同、乡愁释放的情感纽带作用。《敕勒歌》以简洁明了、朴素生动的歌词描绘了壮丽草原图景、宁静牧歌氛围，一直被视为北疆草原游牧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成为北疆文化的重要历史名片之一，彰显着北疆游牧文化的厚重积淀与悠久历史，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北疆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历史见证。

综上所述，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成果、《史记·匈奴列传》的相关记述以及流传至今的北朝民歌《敕勒歌》，从实物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两个维度充分印证了北疆文化的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和多姿多彩，也充分体现了北疆文化与中华文明总体进程基本同步、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特点。正是这种特点造就了北疆文化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为北疆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厚重的历史根基。

二、中华正统与“大一统”：北疆文化内聚性发展的历史路径

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聚性是北疆文化的根本属性，北疆文化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内聚性所发挥的强大推动作用。北疆文化的内聚性是指北疆文化与中原文化及中国其他的区域性文化紧密交融互动，共同形成一股向心力和凝聚力，汇聚熔铸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从西汉时期开始，历史上大多数的北疆各族统治者都向往中原，认同中华文化，积极参与中华正统之争，努力追求“大一统”，这些都从客观上促进了北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汇聚，加快了北疆文化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北疆各族统治者对中华正统、“大一统”的执着追求，是历史上北疆文化发展壮大的内生动力，更是北疆文化不断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推动力量。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在有关北疆历史文化的研究中，选择性地忽视北疆与中原的紧密交融互动，人为地割裂历史上北疆与历史中国的隶属关系，造成北疆历史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的假象。大量史实证明，这些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观点。

诸多资料表明，战国秦汉时期，北疆文化与中原文化已经形成密切的交融互动关系。“胡服骑射”流传到中原，被赵武灵王学习和借鉴。汉文帝在位时期，汉、匈之间形成互不接受流民的约定，“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令约者杀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匈沿边地带存在民众互相逃亡到对方地界的现象，汉、匈之间的民间往来比较紧密。西汉与匈奴既有战争，又有和平往来，双方在交往中增进相互了解和政治文化交流。据《汉书》记载，汉宣帝时期，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率部主动归附西汉王朝，并以汉朝藩臣自居，“款五原塞”，又请求“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自愿为汉守边，体现了北疆民族在诸多政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着的内聚性特点。

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诸多政权，成为中国北方政治舞台的主角，拉开了北疆民族积极追求中华正统和“大一统”的序幕。例如，建立前赵政权的刘渊是内迁南匈奴单于的后裔，建立后赵政权的石勒是内迁匈奴别部的部落首领，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珪是兴起于匈奴故地的拓跋鲜卑。他们都表达过入主中原、争为中华正统的强烈愿望，并积极付诸政治行动。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把实现“大一统”、赢得中华正统作为人生奋斗目标，大力推行汉化改革，力排众议，迁都洛阳，多次亲率大军攻打南齐，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全力推动“大一统”功业。孝文帝临终之际因未完成“大一统”目标而万分抱憾，遂留遗言：“庶南荡瓯吴，复礼万国，以仰光七庙，俯济苍生。困穷早灭，不永乃志”，意即未能消灭南齐，完成统一大业，壮志未酬，此乃终身遗恨。活跃于北疆草原的柔然政权统治者同样有入主中原、位居正统的强烈愿望。柔然国相及使者邢基祇罗通过表文向南齐统治者表示，柔然“百代一族，大业天固”，已得天命眷顾，下一步将要进据中原，名正言顺地位居中华正统，“方欲克期中原，龚行天罚。治兵缮甲，俟时大举。振霜戈于并、代，鸣和铃于秦、赵，扫殄凶丑，枭剪元恶。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永敦邻好，侔踪齐、鲁”。表文虽是简短的外交辞令，但仍能反映出诸多历史信息，表现了柔然统治者对中原的向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及争夺中华正统地位的强烈愿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正如曹永年先生所言：“柔然在漠北草原建正朔，称‘皇芮’……并声称将‘恢复中华’，这在古代立国于蒙古高原漠北的游牧政权中，绝无仅有。”

辽宋夏金时期，契丹、女真、党项等北疆各族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先后建立辽、金、西夏等政权。他们驰骋于辽阔北疆，同时步步向南推进，不断进据中原，主导北方政治局势，围绕正统与“大一统”的政治主题，与北宋、南宋政权产生激烈碰撞。辽朝统治者、金朝统治者皆以中华正统自居，这一点从宋人的《契丹国志》可见一斑，文中载有辽道宗与近臣的对话。辽道宗曰：“上世荤粥、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对此宋德金先生指出，辽道宗将“礼法”“文物”亦即文明视为区分华夷的标志，认为“契丹文明已同中华无异，因此不必讳夷”。由此可见，身为北疆契丹民族的辽道宗以遵从中华礼法而自豪，强烈认同中华文化，深感辽朝已脱离夷狄之列，与中华无异。金朝统治者对正统主题更为重视，金章宗多次召集群臣讨论金朝的德运。金宣宗在位期间组织编纂《大金德运图说》，认定金朝的德运为水德，排在宋朝之后，寓意为金朝继承宋朝的中华正统地位，从而将北疆民族建立的王朝纳入中华正统的序列，显示了金朝统治者政治上争正统的强烈意识和认同中华文化的心态。金朝统治者完颜亮不但认同中华文化，而且心怀实现“大一统”、成为中华正统的强烈愿望。他认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为此，他在正隆六年大举兴兵伐宋，意在最终完成“大一统”的大业。西夏统治者同样将本政权纳入中华正统序列，认定西夏德运为金德，并设置年号和尊号，显示了对中华正统的追求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元明清时期，“大一统”成为政治现实，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其中元朝和清朝统治者均为来自北疆的少数民族，他们对中华正统、“大一统”和中华文化表现出热切渴望和强烈认同。《建国号诏》中详述了元朝统治者忽必烈选用“大元”为国号的原因。其文曰：“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由此可见，忽必烈以“大元”为国号的理由之一是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所辖疆域广阔，所建功业空前，所获成就远超尧舜及隋唐以来历代中原王朝的帝王；理由之二是取《易经》第一卦“乾元”之义，寓意元朝的统治开天辟地且生机勃勃。由此可见，在确立国号这件重大政治事务上，忽必烈完全遵循中原文化的思维方式。他评论成吉思汗的功业时，以中原历代帝王为参照，国号则取自中原文化经典《易经》。这表明忽必烈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政治上表现出继承并超越中华民族历代帝王功业的雄心壮志，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华正统地位的追求。乾隆皇帝认为，清朝“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他的中华正统意识、“大一统”观念尤为突出。

与此同时，历史上北疆各族统治者也将北疆文化的影响扩大到中原乃至全国。十六国时期的胡汉分治体制与军镇制度、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元朝的行省制度、清朝的八旗制度与盟旗制度，以及北疆少数民族的服饰、歌舞、音乐、习俗在中原乃至全国各地的广泛传播，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北疆文化的魅力及影响力，呈现出中华文明交融汇聚、多元一体的突出特点。

纵观中国历史的演进历程，自汉宣帝开始，北疆各族统治者逐渐主动认同中华文化，不懈追求中华正统地位，努力实现“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以中华正统与“大一统”理念为重要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目标，并将其贯穿于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中。这一现象呈现了北疆文化与中原文化联系紧密、最终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的历史事实，体现了北疆文化突出的内聚性特点。北疆各族统治者的中华正统意识和“大一统”理念推动着北疆文化的丰富与发展，加快了北疆文化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演变：北疆文化爱国主义精神传统的历史基础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疆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更是北疆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北疆各族人民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共生、融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近现代救亡图存的革命浪潮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发展和升华，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疆地区的形成与演变为北疆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疆地区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而且体现出突出的阶段性特点，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其形成发展过程以1840年为时间节点，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为北疆各族统治者形成“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观念，这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原生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的认同，这是朴素的、原生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和升华。

朴素的、原生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历史上各民族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意识，是一种自在意义的、与生俱来的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形态和初级阶段。汉、唐时期，有很多强化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际探索。

汉宣帝时期，呼韩邪单于主动归附西汉王朝并为汉守边；汉元帝时期，呼韩邪单于与西汉的关系更为紧密，汉、匈订立盟誓：“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这是北疆少数民族统治者第一次以订立盟誓的形式郑重表达了“合为一家”的政治承诺和美好愿景，蕴含“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思想内涵，体现了朴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疆文化中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此后，呼韩邪单于主动向汉元帝提议和亲，“自言愿壻汉氏以自亲”，在达成共识后汉元帝遣王昭君和亲。昭君和亲促使汉匈“合为一家”的盟誓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现实，汉匈在政治、文化和血缘上的交融更为紧密，也为北疆地区带来了安宁祥和的生产生活氛围，“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有力地推动了汉、匈等北疆各民族的交融共生。

唐太宗时期，朝廷统一漠南、漠北，平定西域，加强了对北疆的统治，推动了北疆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进程。唐太宗对北疆各民族采取绥抚政策，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对战败被俘的颉利可汗等突厥首领予以厚待安置，赢得北疆各民族发自内心的认可与爱戴，激发起他们对唐王朝的认同感，增强了“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共同体意识。他们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认同唐太宗为北疆的最高统治者。《旧唐书》载：“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敕勒等族首领受到唐太宗册封和赏赐后反响热烈，“捧戴欢呼拜舞，宛转尘中”。为便于北疆各族与唐王朝的往来，他们向唐太宗上书请求：“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唐太宗同意了这一请求，“参天可汗道”从提议变为现实，进一步密切了北疆各族与中原王朝的往来，对于增强北疆各族统治者的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意义。在唐太宗的安抚下，敕勒等族首领欣然接受并强烈认同“唐民”身份，将唐太宗视为无可置疑的最高统治者“天可汗”，同时在政治伦理上视其为“父母”，表现了“天下一家”的政治观念，体现了北疆各族统治者朴素的、原生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近现代救亡图存的时代浪潮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疆地区的传播，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疆地区形成与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面对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危急局面，北疆各族人民奋起反抗，积极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斗争中，共同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维护边疆稳定和国家领土完整，体现了强烈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的认同，彰显了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古代北疆朴素的、原生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变与升华的结果，是更高形态的、自觉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是西盟会议和以百灵庙起义为开端的内蒙古西部抗日武装斗争。

西盟会议体现了近代蒙古王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疆地区形成与发展的标志性事件。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古喀尔喀四部蒙古王公在沙俄的支持下，策动“外蒙古独立”事件，并煽动内蒙古诸王公响应和支持“独立”，北疆局势变幻莫测。张绍曾受袁世凯政府委派，出任绥远将军，以稳北疆局势。为了促使内蒙古西部两盟即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的各旗蒙古王公支持共和，防止其与外蒙古库伦政府的联合，1913年1月23日，张绍曾在归绥城主持召开由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诸旗蒙古王公参加的会议，史称“西盟会议”或“西蒙古王公会议”。在会议上西盟各旗札萨克达成共识，立场鲜明地表示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坚定支持民国政府，反对外蒙古独立，并对外发布通电，文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共和新立，五族一家，南北无争，中央有主，从前各省独立，均已取消。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与时推移”。通电还敦促库伦政府“务望幡然悔悟，协助中华；并希婉谢俄人，取消协约”。郑大华先生指出：“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西盟会议沉重打击了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分裂势力，有效防范了中国北疆领土进一步流失、局势继续恶化的风险，维护了国家根本利益。从西盟诸王公的联合通电内容可知，诸王公一致认为汉、蒙等五族同属中华民族，唯有“五族共和”、团结一致，才能抵御列强侵略，维护国家、民族和自身的根本利益，国家和民族才有前途和希望。彼时，西盟诸蒙古王公已经形成汉、蒙各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意识。其中不仅蕴含“汉蒙久成一家”“唇齿相依”“五族一家”的朴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的认同。这是历史上北疆各族长期密切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是北疆文化爱国主义精神传统的生动体现。

以百灵庙起义为开端的内蒙古西部抗日武装斗争在推动北疆蒙、汉各族汇入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洪流中，成为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凝聚和增强了北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北疆的侵略和控制，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傀儡政权，控制了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还垂涎内蒙古西部地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利诱下，苏尼特右旗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公开投靠日本。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抵制德王的卖国投敌行径，1936年2月21日，在以乌兰夫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西盟工委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绥远省主席、抗日爱国将领傅作义的支持下，云继先、朱实夫、赵诚、云清、云蔚等蒙古族爱国进步青年及共产党员发动了脱离德王控制下的“蒙政会”保安队的武装起义，史称“百灵庙起义”或“百灵庙暴动”。起义胜利后，云继先、朱实夫等发布通电，声明此次起义乃是“激于爱国热忱”，目的是以投身抗日斗争脱离德王控制的“蒙政会”。百灵庙起义沉痛打击了投敌卖国的德王政治势力，打响了内蒙古西部各族人民武装抗日的第一枪，发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声，鼓舞了内蒙古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在百灵庙起义部队的基础上，形成了第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队伍“绥境蒙旗保安总队”。百灵庙起义体现了乌兰夫、云继先、朱实夫等蒙古族爱国进步青年及共产党员已形成中华民族认同和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的认同，是近现代北疆蒙汉各族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充分体现。这是北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长期积淀、不断发展和升华的必然结果，展现了当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疆文化中的历史新高度。此后，北疆地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和民主革命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北疆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在近现代才出现，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北疆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历了从朴素的、原生态的、自在的共同体意识到自觉的、高层次的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过程。从“华夷一体”“天下一家”到 “五族共和”与抗日爱国斗争，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共同体意识螺旋式升华、最终实现质的飞跃的过程。不断发展和升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了北疆各民族的凝聚力与认同度，为北疆文化形成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是近现代北疆地区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事迹的精神源头。

结语

北疆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多姿多彩，汇聚了各民族的思想智慧，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北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汇聚共生之地，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地区之一。北疆文化是繁衍生息于北疆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北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塑造了北疆文化的内涵、特质与走向。北疆文化的历史源于历史上北疆各民族长期紧密的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源于历史上北疆文化不断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脉络。

北疆文化具有鲜明的内聚性特点，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北疆文化起源于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得到丰富和发展，在汉代《史记》中已经有生动的文字记载。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了以北朝民歌《敕勒歌》为代表的北疆游牧文化的重要标识。在中华正统、“大一统”理念的引领推动下，北疆文化逐渐融于中华文明并不断发展和壮大，形成了朴素的、原生态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现为中华文化认同和“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政治认同。这种长期积淀的、朴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现代救亡图存的时代浪潮中，逐步演变和升华为更高层次的、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的认同，形成了深厚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表现为强烈的家国情怀，呈现出北疆文化从远古、中古到近现代的嬗变和转型的历程。北疆文化起源、形成、发展和壮大的演进历程与中华文明总体进程基本同步，并始终保持着其内聚性的历史走向，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的重要一“元”，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北疆文化的历史根基与演进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北疆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推动北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理论根基，为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奠定学理基础。

注释（略）

参考文献（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项目“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研究”（编号：2023YZD048）；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编号：23ZKJC025）。
本文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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