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社会科学》| 王雅洁 |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关键环节、风险挑战与实现路径

学术 2024-05-15 11:33 内蒙古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关键环节、风险挑战与实现路径

王雅洁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

王雅洁：女，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新跃迁，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优先形成有组织的技术体系、重塑生态生产力、全方位保障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极大地加快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然而，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衍生出诸多问题。因此，要深刻认识新技术、新要素、新流动可能引发的智能悖论与时间悖论、数据所有权难题以及数据殖民风险。在实践中，可以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强化顶层设计、建立数智政府三条路径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人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思路、方向和着力点。当前，全球数智技术深入发展，既催生出数字经济、智能政府等经济新形态和管理新模式，也引发了一系列不确定、不平衡、不安全等问题。处于数字技术革命浪潮下的中国也面临着生产方式、治理方式、国民生活方式转变的时代挑战。为此，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结合中国创新范式变革下的战略定位和目标任务，分析和把握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风险挑战以及实现路径。从理论诠释与现实诉求相统一的维度，呈现新时代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逻辑理路，这关涉着新时代中国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升级以及“两步走”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战略布局。

一、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一种理论创新，也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新时代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与智能创新具有同轨性，必须“抓住关键，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全局”。

（一）优先形成有组织的技术体系

单个机器、技术的突破无法带动生产力的根本变革，只有当机器、技术成为“有组织的体系”时，生产力才能获得质的飞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不同于“机器体系”。“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是单个机器间的合作，如发动机间的协作或传动机间的协作，每一种机器独立生产且独立运营；机器体系则是由发动机、传动机、工作机等多个局部机器共同构成的完整系统，局部机器在同一体系中统一动力、规模和作用范围。从历史来看，17世纪末手工业时期创造的蒸汽机，直至18世纪80年代初仍未带来根本性的改变，“相反地，正是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有组织的机器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佳的形态，“在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各局部机器不断地互相交接工作，也使局部机器的数目、规模和速度形成一定的比例”。因而，有组织的机器体系的形成是大工业时代生产力发生质的跃迁的指示器。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质变新形态。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等单一要素的突破无法产生质变，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架构于有组织的现代技术体系之中。这一技术体系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机器体系。从生产力诸要素视域来说，在劳动者层面，劳动者向知识化、创新化转变。束缚于土地、机器的劳动者更多地转变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创造型劳动者，劳动者以自身知识技能的提升创新性地突破了原有产品性能。在劳动对象层面，劳动对象呈现多样化、技术化等特征。传统劳动以土地、水、矿产、动植物等天然存在的自然资源为劳动对象，然而，生产力的革新拓展了劳动对象的内涵，硅材料、碳材料、半导体光固化材料、液晶显示材料、超导材料、自修复材料等多种依靠现代科技的新型材料转变为应用重点，劳动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技术密集度不断提高。在劳动工具层面，劳动工具呈现尖端化、智能化等特征。农业社会的劳动工具历经“石器—铁器—青铜器”发展阶段，工业社会以大机器为依托，标准化、自动化的机器生产是其主要生产模式。而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工具作为物化的知识力量，依托现代技术研发成果，必然以尖端化、智能化取代标准化、自动化，助推生产社会化水平向纵深发展。有组织的现代技术体系生发于各个部门技术的长期发展和不同面向的研究成果，局部成果综合凝聚，在统一的运行规则下，结成一个共同生长、和谐运转的大技术体系。

现代技术体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本身必然要经过长期的技术积累，当前中国各部门的科技创新已然进入到密集活跃阶段，多点突破态势显著。其一，在工业互联网方面，工业互联网是制造业融合信息技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与实体制造业叠合发展的典范，其发展的艰巨性与持久性在业界已有共识。经过数年的发展，中国工业互联网已显现出螺旋迭代走势，工业设备的连接规模和发展增速不断加大，电力、电工、电子等数字化程度较高的设备持续接入；工业APP的开发应用进入深水缓流阶段；工业平台的研发仿真力、数据算法力正在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的转变，预测模型、智能优化模型不断形成。其二，作为本身没有时空性及具体形态的人工智能，其增长呈现出非生物性的指数特点。人工智能通过物质化芯片技术、软件和信息技术将人的智能虚拟化，进而应用于手机、计算机、机器人等设备。人工智能本身不仅是一种资源，而且能够创造新资源，并以多层次渗透于教育、医学、农业、金融等领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对比美国智能产业，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还存在组织节点小、区域边缘化且影响力较低等问题；2013年至2023年，Huawei、Baidu、Oppo、Alibaba、Chinese ACAD等中国智能创新企业成功摆脱了边缘地带，进入到全球智能创新研究的中心范围。从总体上看，中国人工智能的创新技术专利总数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专利大国。然而，在知识流上，中国对人工智能知识的引入依然大于知识的输出，核心创造力不足。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强度不断加大，异质性主体合作加速推进，正处于自主智能创新的关键转换期。除工业互联网及人工智能创新外，国内的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和边缘计算技术、基因组学、量子计算等多重核心技术都处于同样的待突破活跃期，这些技术以网络化、智能化和信息化为特征，强调不同领域的裂变融合，其趋势正处于马克思所言的由“单个机器”到“机器体系”的过渡时期，是生产力根本变革的前夜。

（二）重塑生态生产力

生产力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在重塑生态生产力。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受“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可见，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仅受社会因素的制约，还受自然因素的制约。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截然不同，是一种以科技为主导的新质态生产力，其本身也会塑造更具融合性、体现新内涵的生态发展模式。

传统生产力以人和自然的对立为基础，强调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如斯大林所言：“生产力还只是生产的一个方面——人们同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这一理解根植于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作为自然界的“新生儿”，依赖自然资源维持自身基本生命的发展，在仅有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依靠自然、适应自然是唯一的生存法则；在农业社会时期，经过漫长的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人类不断掌握基本的自然规律，在依赖自然的同时逐渐学会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需要；工业社会时期，在三次工业革命的助推下，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物质财富迅猛增长，对自然的态度也由依赖变为占有，即“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客观来看，主宰自然的臆想源自人类从始至终都存在的自然压力。然而，单向度地利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不仅不能缓解人类的生存困境，还会造成新的生态困境和发展困境。

新质生产力表征生产力模式由“征服占有”到“和谐统一”的生态转型。如果占有式的征服自然无法解决固有的生存困境，那么如何以正当的方式同自然和谐共生就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迫切问题。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表明，传统生产力对自然的占有式开发一方面是生产力相对提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生产力发展的不足及其双重制约。具体表现为：一是资源的制约，工业文明的自然基础在于拥有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如煤、石油和天然气是促成机器运转的重要动力，即使提高其使用效率，资源总量的有限性仍然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二是生产过程的制约，传统工业的生产模式以单线程的流水线为特点，原料经过多重环节，辗转加工流入最终的商品端。这一生产模式本身无法回转、无法消化，从原料到商品，物质和能量以违背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的方式被改造，无用的部件在生产过程中聚集成为废弃物，难以被生态吸收消化。资源的制约与生产过程的制约在客观层面迫使人类只能对生态进行占有式开发，这是由生产力的客观发展程度所导致的。新质生产力作为人类生产力的又一次跃迁，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在资源层面，开发利用生物能、潮汐能、地热能和海洋温差能等可再生资源，以周而复始的能量补充来规避资源枯竭的风险；在生产过程层面，以可循环的圆环模式代替不可循环的单线程模式。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通过信息智能手段实现互通，各生产部门既相对独立，又互有关联，其部门不可利用的废弃物可能被其他部门吸纳消化，彼此同为“源”与“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共生共荣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之义，也是其优势所在，在满足人类真实需要与维持生态平衡的范围内，新质生产力拓展出生态的新生区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生产力的进步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从“温饱”到“环保”，从“生存”到“生态”，“美好生活需要”本身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旨归。如今，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物质需要，也包括精神需要和生态需要。可以说，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在全球视野下，新质生产力是缓解生态危机、构建人类共同生态利益的必然之路。从中国维度看，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力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遵循。

（三）需要全方位保障人的发展

促进人的发展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根本价值目标。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具有双重属性，即以实体性要素为表征的“物”的属性和以人的能力为表征的“人”的属性。“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因此，“一方面是生产力的综合，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生产力是人的能力与实体性要素的辩证统一，人以自身能力创造出生产工具及生产技术，这些成果一经落地，即刻又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活动之中，进而以新的形态对人的能力产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生产力与发展人的能力在根本上是贯通的，发展生产力的最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一致的。从学理上看，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规定。人是处于历史中的人，人的发展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在社会关系视野中，前资本主义社会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社会成员受制于有限的生产力水平，必须依靠宗族亲缘关系来维持自身发展，个人处于不自由、被等级制约的状态。资本主义社会以“物的依赖关系”为特征，遵循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社会成员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与“人的依赖关系”相比，“物的依赖关系”让个人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但是其本身仍然是畸形且片面的。人的真正自由全面发展，必须要进入超越“人的依赖关系”及“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指明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即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能力、思想等多方位的充分发展；二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每个人的发展都与他人的发展息息相关，他人的发展程度决定了每个人的发展程度，人的解放是所有人的解放，也要依靠所有人来解放自己。因而，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根本上说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从历史上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坚持，贯穿于党的发展始终。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变革土地制度，创立新的税收及分配政策，解放农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大生产运动，多给予、少索取，改善民众生活；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收地主土地，返还农民，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障民生；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小康社会目标及“翻两番”“三步走”战略，不仅要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也要丰富精神生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明确，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互为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强调人民性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性。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发展人的能力、拓宽人的能力边界，是人民至上立场的具体展开。

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面临的风险挑战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新质生产力为人类避免重复低质量的劳动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其科技创新的特点也会带领人类走向一个智慧劳动的时代，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也是创造、发展自身的时代机遇。然而，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会衍生出诸多问题，给人的发展、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带来次生风险挑战。

（一）新技术：数智技术引发智能悖论与时间悖论

强人工智能对人的占有风险持续加大而引发智能悖论。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创新型生产力，数智技术是其中的关键变量。数智技术在工业革命“体力解放”的基础上，加速迈向人类“智力解放”之路。从已有成果看，人工神经网络作为实现人工智能的一种技术手段已发展出数百种模型，不但在形式上具有同人脑神经细胞相对应的神经元模型、突触模型，而且在现实中还具备机器故障自动诊断排除、疾病诊断等多项功能。数智技术正在以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的方向飞速进化，这一进化深刻改变了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关系。在消极意义上，人被物占有的风险不断加大。在以简单手工工具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生产方式中，个人通过劳动确证自我，工具是个人身体的外在器官，人能够独立完成劳动；在以自动大机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生产方式中，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则被肢解成单独环节，机器通过力学、化学规律，以更高的效率、更精密的步骤代替人类的独立劳动，个人转变为机器的辅佐者。随着现代数智技术水平的日益精进，对象化的“死劳动”对人的“活劳动”的占有领域不断扩大。在2023年美国的预测研究报告中，因ChatGPT导致的全球失业人口预估达3亿，其中尤以记者、律师、程序员为首。个人技术性失业风险加剧，数智技术使得个体非但未从枯燥机械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更加被机器所禁锢，程序则走向创新、创美之路。

数智技术延长劳动者的总劳动时间而引发时间悖论。时间悖论体现在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两个维度上。从劳动时间看，数智技术借用其高效的信息传递模式，极大地改变了劳动者的时间场域和空间场域。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劳动模式逐步转变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自由”劳动模式。24小时“在线”的劳动者除工作时间之外，在生活时间中也要时刻关注微信消息及手机来电，劳动的自然界限和道德界限不断被打破。从劳动强度看，数智技术提高了管理的精细度，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时刻处于被监管的状态，且劳动成果的验收标准也更为细致严苛。可以看到，数智技术虽然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缩短了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劳动强度与无偿劳动时间都在同步递增。劳动者对劳动的控制力日益薄弱，主导权让渡于技术。

基于此，数智技术能否带来劳动的解放？马克思认为，劳动不仅是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活动，更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人也因此区别于自然界中的一般动物。劳动于人而言拥有深刻的解放意义，劳动不是痛苦的强制性活动，而是确证自身的活动，其本身是舒展自由的，“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这一解放过程不是自然的演变过程，而是由人展开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基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之造就的物质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减少工作日时长、为劳动者创造自由劳动的空间，是劳动解放的关键因素。数智技术是否能够解决智能悖论与时间悖论，最终的价值在于它是否能够为人类带来劳动解放。

（二）新要素：数据生产要素诱发数据所有权难题

所有制问题关涉着国家的定位和发展方向。马克思认为，“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数据要素的市场化让数据权属问题成为当下讨论的焦点。有观点认为，应将数据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使用权让渡公众。也有观点认为，不能将数据等同于自然资源，效仿建构国家所有权，应更加关注数据使用权的构建，制定公众使用数据的规则。在政策方面，尽管全国多个省份相继颁布了公共数据的使用规章，但是在数据权属配置问题上却集体失语。这一困境源于数据资源自身的特殊性。从生产资料的角度看，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直接表现为生产资料的数字化发展，包括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治理数字化等。语言、图像、声音通过数据和代码的底层运算呈现在脸书、微信等虚拟的数字世界中，劳动资料以非物质形态存在；表现在所有者问题上，物权意义上的所有者逐渐被隐匿在数据之后，在大机器时代，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数字经济时代中的所有者却变得模糊不清。从发达国家经历的情况看，所有者由明到暗的转变是“高度社会化的数字生产力被资本寡头所占有”，实质上是资本对生产资料的进一步吞食，加剧了劳动与资本的对抗性。对劳动者来说，传统的劳动者边界逐渐被突破，劳动群体的经典角色框架被消解。在一般层面上，数字时代的劳动者主体可以被划分为三类，即数字经济中的劳动力、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力和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劳动力。可以看到，处于数字平台中的劳动者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还包括消费者，即“产消型”的劳动者。传统劳动者的边界不断被突破，劳动者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且劳动者同物质生产资料的联系变得越来越间接。

数据所有权问题可以被归纳为两个核心命题：其一，数据要素归谁所有；其二，数据要素如何与劳动者结合。数据要素归谁所有、数据收益如何分配也就是“数据确权”问题。数据由用户产生是数字平台需要面对的基本事实，然而从数据要素分配看，资本的收益远大于用户。实践中，企业与相关使用者在平台搭建初期能够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而平台一旦趋于成熟，企业就可以利用已拥有的客户资源和数据资源有条件地为不同用户制定不同的服务项目，通过个性化的盈利策略来完成“大数据杀熟”。从全球已形成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看，数据要素的生产、使用同数据垄断紧密结合，这是资本垄断在数据领域的外化表现。在中国视域下，厘清数字化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方式十分重要。一方面，数字化的发展速度与影响范围不以人的主观接受程度而发生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以规范的数据理念客观地看待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关联与区别，以历史理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促进数字化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前提。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独有的时空场域内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客观上需要依托中国国情建构中国的数字发展模式，探讨社会主义与数字化结合的新形态及其法理正当性。

（三）新流动：数据跨境流动滋生数据殖民

随着数据成为跨境贸易的新要素，“数据殖民”逐渐出现。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的云端资本，为资本家开拓出大量的云殖民区。数字技术相对落后、数据再生力弱的亚非拉国家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的发展和安全大局。2023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菲律宾正式生效，标志着包括中国、韩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及东盟十国共15方成员在内的区域性经济贸易协定全面生效。这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未确立各国数据跨境贸易流动治理框架的背景下，亚太各个国家在数字技术与产业加速融合、主动协调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方面的新尝试。

数据跨境流动中的不平等交换是由不同国家在全球数据价值链中的不同位阶关系所体现的，数据价值链是评估一方在“收集—分析—智能化”数据链条中所具备的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潜力，它既指向原始数据的获取能力，也指向将数字智能化的能力。在现实中，价值链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新形态数字鸿沟。发达国家借助尖端的技术和高端人才，居于数据价值链顶端，是数据规则的引领者和制定者；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处于数据价值链的中端和底端，虽然生产着大量的数据，但是由于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有限，只能被动地成为原始数据的提供方，并进一步消费发达国家的数字智能产品。在国际上，数据话语权与经济话语权、政治话语权息息相关，数据话语权颓势不仅影响本国企业的发展，而且还直接关涉国家的安全问题。“良好的数字经济表现并不必然成为放宽管控数据跨境流动的理由。”如何平衡创新需求与风险防范，制定合理的数据跨境流动政策至关重要。面对“赢者通吃”的国际数据市场，数据跨境流动政策仍要以本国的发展水平为基础，协调经济发展与国内的整体利益，发挥数字资源优势，而不必成为发达国家的“数据殖民地”。

三、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各方的协同推动，在社会各层面完成整体性的跃升。其中，科技创新是基础，党的指导是引擎，数字政府是保障，以此来活跃整体联动的社会运转机能，协力推进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

（一）加强科技创新，建立新生产函数，进入数据价值链上阶

加强科技创新，创造全新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更迭生产函数。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土地要素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构成的生产函数可以用来判断中长期经济增长情况。依据索洛增长模型，将科技进步表示为A，不同的生产要素表示为，那么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Y=Af。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可以解放出新的生产要素，生产函数由此可以更新为Y=Af。以科技创新为依托的新质生产力能够创造出全新的生产要素，通过对内部既有经济体系的“创造性破坏”，将之重新组合成新的生产体系，这是经济结构的质变，是一个不断突破、优化的持续过程。因而要加强科技创新，不断提高颠覆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强化科技成果保障能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改善全链条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促进科研成果由“数量型”到“质量型”的蜕变，避免低水平的重复科研。推动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协同攻关，提高技术—生产力的转换效率，加速突破“卡脖子”的核心技术，积极构建高质量创新联合体。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鼓励中小企业优化升级，更新企业生产体系及标准体系。聚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发展需求，合理利用“揭榜挂帅”“赛马”等新型组织形态，在关键人才、关键产品和关键领域搭建自主管控、安全良性的产业供应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相辅相成、结构合理的新兴产业增长引擎。谋划布局未来产业，争夺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关注类脑智能、能源互联网、硅光芯片、星地计算、量子信息、脑机接口等前沿科技及产业领域的变革，加快补齐产业孵化育成体系的短板。

（二）强化顶层设计，引导数智技术合理发展，着力保障人民幸福

强化顶层设计，就是要将各要素、各领域、各产业视为一个整体，从全局的视角把握各部门间的关联，对关键环节进行预判，拟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推进线路、阶段目标和总体目标，促使各环节在发展进程中衔接得当、协同发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统筹各局部要素，统揽全局，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上至下展开行动。其一，统筹协调好不同领域、不同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各个部门、各级组织必须通力合作，打破利益藩篱，共同承担历史使命。其二，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为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提供制度保障。进入数智时代，新质生产力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影响范围大、领域广、层次深，部分既有的体制机制已不适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乃至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制度的建设必然要经历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新质生产力形成阶段的制度建设任务繁重。因而，必须满足适宜数据要素特点及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数据交易和数据跨境管理制度。深入考察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业态、新模式，完善数据收益分配机制，创建同实际需要相匹配的多重保障体系，力促新质生产力规范发展、协调发展。由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价值目标，坚持制度的价值理性，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好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都应该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所思所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劳动者掌握技术，用技术解放劳动者，真正为劳动者创造自由的劳动空间和时间。

（三）利用数智赋能，建立数智政府，防范数据垄断

随着数智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政府都致力于寻求高效的数智化政府建设方案。我国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2022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全面推进政府履职和政务运行的数字化转型。利用数智技术的稳定性、便捷性与高效性服务于政府行政管理，既有利于构造高效、透明的多元政府治理形态，又有利于保护数据安全，防范数据垄断。其一，利用数智赋能构造政府的多元形态。一是高效形态。借用数智云端技术，政务服务可以有效突破地域限制与时间限制，从“直线型顺序服务”转变为“横向型并联服务”。如深圳市盐田区政府利用信息技术，创新并联办理事务，使得政府工作时效提高约60%。二是透明形态。利用数智技术让政务公开化、工作透明化、执法规范化，打开“权利黑箱”，以多平台、多方式向群众公开政务和政府治理的行为，为规范执法、文明执法提供数智支持。其二，利用数字技术保护数据安全，防范数据垄断。一方面，要完善数据保护机制。构建不同主体隐私数据模型，根据不同敏感信息检测结果，有针对性地强化动态密钥加密程度。对企业数据财产提供法律保护，让数据的收集、利用、交易活动在安全可控的网络环境中进行，严加规制未经授权或超出授权的行为，维护数字市场稳定运转。另一方面，利用数据计算的前瞻性特点，建立数据监测体系，预防可能出现的数据垄断行为，对黄线企业进行风险提示，“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推动确立“数据所有权与用益权二元结构”，在控制、开发、许可、转让四个关键环节规范数据使用。嵌入数字平台，提升数智赋能的效率水平，实现数据跨部门、跨地域共享，从多维度加强资本监管，实现数字市场健康运行，资本发展与经济创收良性循环。

注释（略）

参考文献（略）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研究”（编号：22BKS097）。
本文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zQyMDk2Ng==&mid=2247485475&idx=1&sn=7371cfcade4ba4421426eb7f4844a2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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