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社会科学》| 贾丽民，宋叶恒 | 前提性反思：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学术 2024-08-13 10:07 内蒙古

前提性反思：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贾丽民，宋叶恒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

贾丽民：男，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叶恒：男，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何以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是当今学术界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对此，要想做出有力回应、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突破，就需要把中国式现代化拉入到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大坐标系中，对其进行整体性审视和前提性反思，而不是做简单的重复性阐释。从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具体呈现、未来趋势看，在“一元”与“多元”、“本土”与“外来”、“进行时”与“完成时”的辩证关系中思考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进行前提性反思的关键所在。惟其如此，才能以客观、辩证、历史的立场研析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向纵深推进。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前提性反思；辩证关系

“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面对这一系列现代化之问，中国共产党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回答一系列现代化之问，如何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助力人类现代化发展，学术界已经从多角度进行了阐发，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也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即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我们怎样才能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科学、客观地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只有对此不断发问，在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大背景中对中国式现代化展开前提性反思，弄清楚、把握住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行稳致远。

一、在“一元”与“多元”的辩证关系中思考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眼中，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现代”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过程，并且在该过程中“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呈现出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现代”，其中就蕴含着以“一元”与“多元”的辩证关系去审视“现代化”的深刻哲理。一方面，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看，“现代化”对于这一阶段的整个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性意义，是“一元”存在；而对于在这一阶段中不同国家、民族、社会形态来说，“现代化”本身又是一个“多元”存在。另一方面，对于不断步入“现代化”的不同国家、民族和社会来说，他们自身的“现代化”对于自己来说是“一元”存在；而其他“现代化”对于它们来说，是不同于自己的“多元”存在。故此，若是以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去研究现代化，就容易将“多元”现代化中的某一种模式鼓吹为唯一的“一元”现代化，因而，很容易陷入“用一国或某些国家的道路对其他国家的道路加以规范”的“单线论”误区，容易“以偏概全”，否定其他“多元”现代化作为“多中之一”而存在的合法性。

随着“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率先步入现代的资本主义以“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野心，通过侵略扩张“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近代中国在奋起反抗中开启了现代化探索之路。随着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欲图复制与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失败，现代化这一追求在中国几近成为泡影。直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才在现代化的探索中迈出最为坚实的一步——民族独立。此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正式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从关起门来搞建设到对外开放，我们正是领略了世界现代化道路之“多元”，才有了如今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元”，最终走出了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的现代化之路。

综上而言，“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一定要把握好“一元”与“多元”的辩证关系。首先，研究不能“改旗易帜”，要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始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的现代化。也正是在这样坚定的“一元”选择中，中国式现代化以“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其次，研究不能“以偏概全”，要明晰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丰富的现代化。现代化是人类在创造、实现自身价值的实践中所引起的社会各个方面进步的过程，本身就是内涵丰富、不断发展的存在。但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却总是在资本无限增殖逻辑的驱使下不断地遮蔽现代化的丰富性。对此，研究要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式现代化既强调“十四亿多人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又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也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谋求“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再则，研究不能“管中窥豹”，要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是容得下世界文明的现代化。在谋求现代化发展的价值追求上，中国式现代化既注重自身发展也助力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价值追求上的利己本性不仅暴露在殖民战争、资本积累、掠夺扩张的血腥历史中，更体现在当今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中，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且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愿同各方一道努力，让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汇聚成推动世界繁荣进步的时代洪流”。所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要凸显出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选择上既注重自身的发展又着眼全人类的进步，要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既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

同时，在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中，我们还要注意避免陷入误区。一要避免在研究中出现独断的“一元论”倾向。中国式现代化虽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发展模式，但我们既不能陷入“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误区，武断地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唯一范式，也不能否定中国式现代化对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借鉴，否认其他国家对人类现代化进步发展的积极作用。二要避免在研究中出现极端的“多元论”倾向。现代化之路是多元的，但是这种多元性并不否认各国所追求的现代化共性，过分强调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而忽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性特征，难免会走向极端“多元化”。毛泽东同志强调：“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因此，我们不能离开普遍性来谈特殊性，我们在研究中既要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特殊性，也不否认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三要避免在研究中出现机械的、形而上的“对立论”倾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理论著作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要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鉴其中于我们有益的成分。”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也是如此。机械的、形而上的“对立论”不仅把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贬义化、妖魔化，更将“超越”视为“对立”，忽视了人类现代化克服“以资本为中心”的弊端而走向“多元”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因此，研究应注意在解读中国式现代化时要站定“并育而不相害”的客观立场，以批判与扬弃的视角厘析资本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将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的现代化联系起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克服弊端和发展自己的现代化提供经验。

二、在“本土”与“外来”的辩证关系中思考中国式现代化

如何客观、科学地对待“本土”与“外来”的关系是每一个进入到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的问题，它直接关涉到这一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命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来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他国国家治理经验，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基本态度，同时也是我们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根本立场。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是“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民族，其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和“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一方面，中华各民族既在立足“本土”中发展自身，又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进步。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孕育了如今的五十六个民族，各民族不仅在“本土”发展中形成了独具自身特点的文化，也通过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生产技术上相互学习，在文化交流中相互借鉴，在共抵外敌中相互支援，凝心聚力缔造了“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的辉煌统一的历史，同舟共济融合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另一方面，整个中华民族具有接纳世界文明的优秀品格，拥有“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民族始终秉持“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态度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如张骞出使西域、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跨越地域乡土界限的文明交流，在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的同时也习得其他文明的优秀发展经验。因此，正是在辩证处理“本土”与“外来”的关系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突出连续性和包容性的中华文明。

为挽救“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近代中国，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立足“本土”，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本土”，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而且“以苏为鉴”，开始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本土”，借鉴世界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不仅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而且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发展目标，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和实践证明，正是辩证地把握了“本土”与“外来”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不仅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且以胸怀天下的大国气派、立己达人的世界情怀、开放包容的宽广胸襟，为人类的进步和世界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故此，从矛盾分析法角度看，“本土”与“外来”的关系恰如矛盾的主次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应在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中把握这对关系。第一，要坚定立足“本土”，在研究中牢牢抓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矛盾主要方面”，避免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偏离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是“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而“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立足中国“本土”，通过“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的接续奋斗得来的。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要立足“本土”，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从面临的国内外现实问题和挑战出发，不断在解决问题、回应挑战的经验总结中让研究成果发挥积极作用，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价值指向，脱离了“本土”实际的研究也就偏离了方向。毛泽东同志强调：“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抓住“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抓住了研究的“矛盾主要方面”。因而，在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和其他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比较研究中，要紧紧抓住“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矛盾主要方面”，这才是研究的立场所在。抓不住“矛盾主要方面”，在比较研究中就难以站稳脚跟。第二，要借鉴吸收“外来”，在研究中把握好西方和其他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经验这一“矛盾次要方面”，避免夸大自身，忽略“外来”。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同时，“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亦是如此。就历史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百年探索的历史绝不是“闭门造车”，其成功推进和不断拓展离不开对“外来”现代化经验的吸收借鉴。就现实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实践也并非“杜门谢客”，而是在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利用好“本土”“外来”两种资源中拓展发展空间。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既要避免过度沉浸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而忽略“外来”现代化建设经验对“本土”现代化发展的积极作用，也要避免因过度夸大西方现代化发展优势和依赖“外来”现代化经验而导致研究偏离方向。第三，要辩证地把握“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在研究中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一方面，研究应坚持“两点论”，要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和发展既是党领导人民立足“本土”的接续奋斗，也离不开对“外来”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借鉴运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因此，要避免在研究中片面夸大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而忽略借鉴其他现代化发展的有利经验。另一方面，研究也应坚持“重点论”，“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在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质的基础上将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现代化区别开来，既要把对其他现代化的建设经验的研究成果“为我所用”，也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成果落实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避免研究“没有主次，不加区别”、过度解读其他现代化的优势而否定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问题发生。

三、在“进行时”与“完成时”的辩证关系中思考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到底是“进行时”还是“完成时”？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建设和发展现代化过程中都难以回避的问题，也是现代化理论研究中经常被模糊的问题。现代化是一个普遍一般的发展状态，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不同社会性质的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不同表现形式。一方面，对不同社会性质的现代化来说，它自身有一个“完成时”的状态，但是并不是人类现代化本身的“完成时”，而是这种社会性质的现代化的“完成时”；另一方面，对于每一种社会性质的现代化来说，其现代化发展过程是相对于自身的“进行时”，而它在向另一种社会性质的现代化转化和过渡中又可能以“完成时”的事实出现，但不是人类现代化本身的“完成时”。所以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现代化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如恩格斯所言：“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人类社会的整个现代化正是“过程的集合体”。在这样的一个“集合体”中，既有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自身的“不断变化”，也有不同模式现代化的“暂时的倒退”，但人类社会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依旧处于“前进的发展”的“进行时”，绝非“完成时”。因此，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经环节，“必须做辩证的理解，唯此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才能理解现代化与社会进步的真实联系”，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反思“进行时”与“完成时”的关系。

具体而言，一方面，就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来看，随着工业革命揭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序幕，西方社会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社会全面变革中由传统转向现代。而正处于“进行时”的“现代资本主义”，不仅被形而上学理性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鼓吹为人类现代化“永恒的、最终的阶段”，更是以“完成时”的姿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无法调和的矛盾、周期性的危机等伴随资本主义现代化衍生的“现代的灾难”，终将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证明资本主义现代化仍是人类现代化的“进行时”。另一方面，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而言，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苏联模式”。但其一直徘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进行时”，未能寻找到通向人类现代化“完成时”的发展道路。究其根源，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换言之，“苏联模式”没有坚持列宁“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的现代化建设原则，脱离了“进行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而盲目坚持计划经济、政权集中、激进改革，在追求现代化目标中忽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抑制了人民的积极性，政治上的过度集权丧失了人民的拥护和信任，激进的改革浪费了人民创造的财富，不仅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僵化地处理“进行时”与“完成时”的辩证关系，最终在20世纪末以国家解体的形式宣告失败。

同样，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也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探索和现实发展是一个“进行时”与“完成时”相互交织的动态发展过程。一方面，历史充分证明，不深入思考“进行时”与“完成时”的辩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极易沦为“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或“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比如，在历史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太平天国的《资政新篇》、洋务运动的“师夷制夷”“中体西用”、戊戌维新的君主立宪、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等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时”的救国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再如，为“超英赶美”而完全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新中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误以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最终沦为“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既未真正开启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行时”，更难以寻求到通向人类现代化“完成时”的中国方案。另一方面，现实充分表明，如果不能客观地去面对“进行时”与“完成时”的辩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也难以稳步向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着不足，相较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式现代化仍是“进行时”。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处在人类现代化进程“十字路口”的中国式现代化，要走向“完成时”仍然面临着“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等各种挑战和危机。

此外，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中科学把握好“进行时”与“完成时”的辩证关系，还要避免陷入思维“陷阱”。第一，要避免以“完成时”的姿态夸大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进行时”过程，其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并不能代表中国式现代化已经走向“完成时”，且“两个大局”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现代人的素质提升中依旧存在着困难、问题和挑战。故此，研究既要客观把握和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也要坚持问题导向把研究落实到迎接挑战和解决问题中。第二，要避免以静态的观点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行时”。毛泽东同志强调：“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同外部的困难和挑战交织的动态推移过程，因此还有许多未知领域亟待探索、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绝不能“刻舟求剑”，要在解决当前问题的研究中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向前推移向前发展”，在“跟着推移和发展”中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不断以新的成果指导和解决新问题。第三，要避免片面解读西方现代化的“进行时”。虽然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弊病已经开始显现，但资本主义现代化仍处于“进行时”且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因此，要在研究中避免以僵化和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基本原理，要立足“两个决不会”基本原理，对当前“进行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经验“去粗取精”和“为我所用”，不断调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以理论上的守正创新和实践上的行稳致远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结语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接续奋斗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化探索和建设的“主心骨”，自觉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运用到现代化理论探索和建设实践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实现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和飞跃，不断推进现代化实践的突破性进展，成功开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也为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的人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不断为世界现代化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然而，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代表人类现代化具有“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作为“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的“过程的集合体”，中国式现代化乃至整个人类现代化的纵深发展还存在着众多未知困难和挑战。要想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航道上劈波斩浪、行稳致远，我们就必须直面和正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不断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一元”与“多元”、“本土”与“外来”、“进行时”与“完成时”等多重辩证关系中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前提性反思。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固本守正、厘清迷思、剔除杂质，实现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与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有效的方法指导。

注释（略）

参考文献（略）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原创性贡献研究”（编号：23JZD00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编号：21FKSB004）；天津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编号：TJESDZX2204）。
本文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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