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社会科学》| 韩升，王晨曦 |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逻辑

学术 2024-08-07 08:40 内蒙古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逻辑

韩升，王晨曦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韩升：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晨曦：女，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建设是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历史选择，是推进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自然结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是以“现实的人”为根基的真实主体力量在人类文明实践中的展现，其中蕴含的 “人民之我”“民族之我”“人类之我”等多层次的“为我逻辑”关照是对资本强制下以原子式自我为支撑、以资本同一逻辑为核心、以自由主义为表象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为我逻辑”的根本超越。建设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充分激活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变革发展中的先导作用。为此，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激活中华文化的思想引领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激活中华文化的精神凝聚力；必须坚持体用贯通，激活中华文化的现实驱动力。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主体性；人类文明新形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实践主题下提出的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落脚点。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主的历史实践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开拓与延展，蕴含着充分激活中华文明的自觉建构、自主适应、自为创造等主体性功能，体现了中华文明与现代化互相肯认、双向促进的实践要求。作为民族国家在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标志，“文化主体性”是生活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自觉推进自身文明的价值确证、价值实现、价值创造的实践属性，关系着一个民族能否在世界文明的多元格局中准确定位自身价值、能否在异质文明的冲击碰撞中坚守自身文化根脉、能否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中贡献新的价值方案等重大问题。“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始终离不开文化主体性这一本质特征。

建设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人民自觉提升中华文明与现代化属性自动适应、自主融合、自为创造的能力彰显，是中国创造先进的现代化发展理论、贡献科学的现代化发展方案、推进新型现代化实践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文明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推动力。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话语的强势入侵与中国传统文化话语的迫切重构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必然逻辑、主体自为逻辑和未来发展逻辑，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开创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推进人类文明形态进步迈向新征程。

一、顺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进程的历史必然逻辑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现代化模式造成的“全球发展困境”愈发凸显，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代议制度等西方世界既定的政治秩序已经无法回应“现代性不满”的所有追问，甚至蓄力已久的现代化符号在资本主义的“强权殖民地”上不断面临着失效的危险，人类文明需要新的现代化作为引导。中国式现代化方案的提出超越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资本强制逻辑，克服了文化进化论、文化冲突论的抽象普遍性，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现实统一，顺应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全新变革。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激活文化主体性，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现代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塑在文化领域的集中反映。

（一）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推进文化存在状态的更新

文化主体性归根结底是人的主体性在文化层面的表现，是人类在精神层面破除物的受奴役状态、确立自由自觉生存模式的思想整合与实践追求。但是，“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也就是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未能控制的力量的意外的作用所左右，而人所期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适得其反，那么情况就不能不是这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存在状态在现代化生产力中的更新与反映，从根本上受制于现代化生活中人与物的依赖关系的变化。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问题伴随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传统文化面临失落困境的现实突显出来。近代以前，中国的物质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形态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正如雅斯贝尔斯所描述的那样，中华文明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独特性、有觉性足以使其成为轴心时代的三大支柱之一。可以说，古代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并未出现“巩固”的迫切性需要，即便受到了佛教、基督教等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仍然未动摇分毫，甚至在各类思想的批判与转化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但那时的历史具有不同的意义——还没有导致精神的张力”，古代中国的繁盛景象之所以未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是因为生产的普遍联系尚未真正形成，“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完全独立的关系”。因此，在物的独立性尚未完全形成以前，文明主体仍然处于对物的依赖关系中，无法获得真正的主体性。

直至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满清封建统治者“天朝上国”的美梦，“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打破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国人精神支柱的稳固合理性，激起了近代仁人志士关于“东西之辨”的深切追问。一时之间，“以夷为师”“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等方案的争论甚嚣尘上，中华传统文化面对西方先进生产力压制所造成的实践困境之无能、面对广大国人精神危机之无力，严重动摇了中华文明的文化自尊心与文化主体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梁漱溟发出了“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东方化究竟能否存在”的追问，费孝通提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的吁求。可以说，近代中国物质生产力的落后不仅造成了民族国家主权的动摇，也造成了文明的蒙尘，导致文化主体性的丧失。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使得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使得中华民族开始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文化主体性也迎来了从失落到复兴的时代转换节点。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思想底蕴、中国共产党的科学领导方法共同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重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指明了新的方向，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演进贡献了新的智慧。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是其发展变迁的根本依循，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能否确立的根基在于作为主体的人能否获得自由自觉的生存状态。

（二）现代化生产关系的变化要求文化主体角色的转换

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不是一个客体化的过程，而是一个主体性的行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价值的相互交锋中“说自己的话”是文化主体性的核心标志。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了全球普遍交往的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在全球生产格局的理性重组中被划分出优劣，与之相对应的生产主体也被打上先进或落后的烙印。在“西方中心主义”建构的神话叙事中，符合西方现代化发展逻辑的文明是权力格局的中心与主体，而非西方的现代化文明则被定义为边缘与他者。“自我东方化”成为长期以来遭受西方文明压制地区的基本文化自觉，即不断运用西方叙事的立场与方法构筑自我形象。但是，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形成依赖于经济条件与文化要素的双重准备，甚至对现代文明的认识深度也直接关系着现代化实践的基本走向。中国式现代化方案的提出不仅仅是生产力的现代化，更体现在对现代化生产关系的重组与完善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新的生产关系发展要求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属性，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世界范围内优秀文化资源的吸收与借鉴。在这一意义上，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要求文化主体实现从自发到自觉、从为我到我为、从受动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换，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文明构建视角由他者关照向自我构建转移。

李德顺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性形成历程时讲道：“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大体上经历了这样的三个阶段：从说‘神的话’传统的神圣文化，转向说‘人的话’的人本文化，然后走向说‘自己的话’的主体性文化。”在西方理性的普遍话语被塑造成现代化发展的最高神话、中华文化的特殊性被深藏在西方现代化的普世叙事中时，中国共产党并不满足于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壁垒，破除资本强权对文明构建的参照权威，实现现代文明从“天国到人间”的转移，而是充分运用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独特的天下观、道德观、人生观、宇宙观、价值观等思想精髓，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唯有充分发挥中华民族文化转化、文化创造、文化创新的主体能动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才能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中国与西方等主客关系的张力中不断稳固自身的“根”与“魂”，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三）现代化文明逻辑的重构内含文化核心价值的创新

“文明”从来都不是一个中性词，它始终承载着一定的价值理念，而“文化”就是该价值理念的核心。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现代化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大变迁，也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飞跃。现代化文明的重构在本质上包含着对传统价值的重估和思想文化系统重建的实践主题，如何建立起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逻辑相匹配的文化图式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在这一过程中，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并不能完成对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引领。一方面，与西方的内源式现代化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外部刺激下产生的，是外源性的现代化。这种“传导式剧变”建立在西方现代化的强势同化逻辑上，难以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难以实现与中华文化的逻辑自洽。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二元分化的文明底色将传统与现代割裂开来，从而产生一种文化进化论的偏执立场，脱离了文明生长的现实根基，不仅难以与中华文明相适配，甚至会产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背离，抹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

现代化不仅是时代性的产物，更具民族性的内涵，其发展不能建立在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割裂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案是对中华民族延续了五千多年的历史文脉的继承与发展，既强化了对自身实践基础的全面认识，也摒弃了西方现代化价值的深层弊病。但承接于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并不能实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直接指导，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极强的稳固性，这种稳固性既是保持民族独特性的核心要素，也是文明创新难以突破的思维惯性，必须在时代形势的转换中、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实践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的自觉。可以说，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内在地蕴含着重构现代文明的现实需要，蕴含着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适应性转化与创造性开新的要求。

二、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范式的主体自为逻辑

主体是客体的相对概念，是在对象性活动中占据主动地位、以自身尺度引导实践活动走向、预定结果的积极因素。主体性则是实践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实践属性，“为我性”是主体性的重要标志。“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由于文化本身并不具有行动性，不能为文化实践负责，因此充当主体角色的只能是创造文化的人。可以说，文化主体性是人的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独立性等自为特征在文化领域的发挥与实现，是使创造文化的人摆脱“为他”性、脱离自在状态、确证自我本质、实现自觉发展、达到自由解放的实践规定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自觉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础上，是以“现实的人”为根基的真实主体力量在人类文明实践中的展现，其中蕴含的 “人民之我”“民族之我”“人类之我”等多层次的“为我逻辑”关照，是对资本强制下以原子式自我为支撑、以资本同一逻辑为核心、以自由主义为表象的西方现代文明的“为我逻辑”的根本超越。

（一）克服原子式自我立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自觉

现代化从其外观上看虽然表现为物的丰富性，但其内核仍然是人的高度开化，“谁之现代化”的问题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根本问题，确立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自觉意识是回答“我”之实质、设计“为我逻辑”的基本起点。西方现代文明关于“我”的自觉意识确证于启蒙理性所开启的主体性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自我意识的反思性认识瓦解了宗教世界对人的束缚，确立了世俗社会的基本框架，开启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西方现代文明中，对个体权利的肯认、对私人利益的保护充分体现在“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管理行为的制度化”的建构过程之中。但是，“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可以说，西方现代性的开创者所遵循的主体性原则只停留在对人的思辨性的理解之上，停留在精神建构的理想状态，逃脱了对一切历史责任的现实考量。即便黑格尔试图从主客关系的辩证反思中突破主体性哲学的理性权威，结果还是走上了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对人的原子式理解。以原子式自我为理论基点，西方现代化文明最终抛弃了最初的传统，走向自己的反面，导致社会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与文化现代化的破旧不堪，这也成为西方现代化的深刻矛盾。马克思指出：“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忽视文化主体存在的历史脉络、生长土壤、现实根基、时代指向等具体内容的特殊性将某一地域、时空的文化理念扩大化为一般的主体性哲学，最终导致其创造的文明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失去引领力、凝聚力、阐释力，成为无人认领的无根之物。

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理念，从“现实的人”出发理解人类历史的演进规律，将“人民”从抽象的价值虚设中解放出来，不断唤醒其主体意识，尊重其首创精神，激发其创造活力，使每一个有血有肉的劳动群众都能够成为历史的主人。在这一基础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必然导向每一个身处现实关系的劳动者，现代化实践必然平等地关注到每一个存在差别的人民群众。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主体自觉，推进物的日益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我逻辑的最终导向。坚持文明创造的人民立场、培养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循现代文明的发展规律、自觉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根脉、自觉提升文明形态更新的主体能力，是克服西方现代化物性支配、实现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平衡发展的根本途径。

（二）打破资本同一性原则，肯认民族独特价值的主体自信

回答“何以自为”的问题是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的关键，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华民族独特文化价值的解构、贬抑、矮化，正视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独特价值，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确立文化主体性的应有之义。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原子式立场决定其文化发展的同一性逻辑，在同一性原则的指导下，文化生产服务于资本增殖，同质化、标准化、程序化等伪个性化的文化生产工序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显著标志，不断消弭文化主体的自主意识，制造文化焦虑。同一的结果就是二分，资本强制下的同一性逻辑的实现以二分模式的确立为支撑，通过对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西方与东方等二分思维的运用实现对文化价值的“重估”，将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确立为先进性的代表、确立为世界的中心，而东方的传统文明则被划分到落后的阵营之中。这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偏向的文明二分逻辑以一种线性的进化论叙事将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凝固下来，赋予西方现代文明以绝对优先的合理性，也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文化殖民的合理性在本质上仍然是为了推进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趋同，实现资本食利者的利益最大化，推行霸权统治。

中国式现代化对主客二分逻辑的超越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建构奠定了实践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以“主主平等”的文化立场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主客对立”的先验设定，平等承认不同民族国家文明传统的独特性，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偏斜，是打破文化复古论、超越文化唯洋论、坚持现实主体论的有力根基。在中华文明实现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对中华文化独特价值的肯认、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自信，是文化主体在历时空的转换中能够始终保持发展独立性、价值独特性的根本前提。文化主体的自信是对凝聚着中华儿女五千年生产劳动历史进程的自信，是对彰显着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开拓创造、不懈追梦的伟大民族精神的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所蕴含的历史必然性的自信，是“现实的”而非“现存的”的自信，这种自信是催发主体内生动力、激发主体创新活力，从而推动中华文明实现独立发展、自我更新的稳固动力，是文化主体性的强大核心支撑。

（三）突破西方自由主义幻象，推进全人类解放的主体自由

回答“如何自为”的问题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的最终落脚点，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推进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是文化主体性的最高追求。“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自觉达到类生命的高度，他就会超越个体和群体的利益界限或狭隘立场而面向全世界、全人类，去探寻人在大地上的意义，去确证人的尊严和价值，自觉承担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并将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随着现代化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应用，生产关系必然要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围而实现全球化发展，形成“真正的世界历史”而不是狭隘的“国别史”。因此，对“类主体”的关照成为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是文化主体性的最高规定性。

资本主义现代化承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通过契约伦理、立法精神保障个体自由，但自由主义的个体是脱离了社会背景、离魂索居、失去任何特殊性的自我，是存在与本质相互分离的理论虚设，在资本逐利本质的驱使下，自由主义的理论根基决定其预设的自由个性的实现最终必然演变成个性的扩张。因此，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自由主义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利己主义、霸权主义、民粹主义、相对主义等各种价值撕裂的危机，在这一逻辑中，人类的自由解放最终会被淹没在虚假的自由、民主宣传之中。“如果说自由主义原子个人的生成，取决于个体摆脱集体，那么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个人，就只有通过参与集体、融入集体才能获得自由、实现自我。”文化主体性归根结底是文化话语权的问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实现独立发展，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实现主体地位的确立、主体能力的发挥，达致主体意志的实现，必须克服二分思维的传统，走向间性思维的交互开放，以普遍联系的视角关照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发展。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中华民族素来热爱和平，具有高度的包容性，中国式现代化将“协和万邦”的优秀文化传统与全球化发展的现代元素结合起来，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倡议，吸收了一切人类文明发展的合理成分，阐发了一连串的推进全球问题解决的中国方案，打造了一系列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的交流平台。可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主体性的自为逻辑蕴含着推动世界历史发展、实现全人类自由解放的大我关怀。

三、激活中华文化在文明变革中先导作用的发展逻辑

文明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文明既包含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传统等精神意识层面的思想成果，又包含生活样式、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等物质层面的实践成果；从狭义上说，文明与文化同义，指向文明主体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等人文特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因此，文化主体性的构建与巩固实质上就是以主体实践推进文化价值实现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切结合中不断凸显，在对现代理性的反思重构中积聚了巨大的能量，逐渐获得自主发展、自觉创新、自立自强的文化主动权。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充分激活中华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现实驱动力，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开辟现代文明新境界、推进世界历史进步的重要保障。

（一）坚持守正创新，激活中华文化的思想引领力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传承、创新、发展能力的充分体现，中华文化能否始终保持思想上的先进性，实现对现代化进程的思想引领，是检验文化主体性强弱的关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禀赋与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能够在世界文化激荡变迁中始终保持稳定性的压舱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重契合逻辑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要始终保持不竭的发展动力，就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的贯通，在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充分激活中华文化的思想引领力，为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主体性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

守正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贯遵循，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守正创新内蕴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为依托，以马克思主义之魂脉为指南，不断推进思想解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新局、释新意、赋新知、讲新话、找新路的实践要求。中华文化的守正创新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静观的客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变体，在时代发展、实践需要的现实中建立一种动态的为我逻辑，实现“述”与“作”、“损”与“益”的统一。换言之，“在今天的特定语境中，需要强调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而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守正创新既不是固守本来、阐述传统文化的原意、对传统文化的简单重复，也不是单纯地适应现实，剔除过时的部分，迎合流行。前者造成丧失时代性的复古、仿古，后者则带来缺乏反思性的通俗、庸俗。文化的守正创新是通过对文明演进脉络、人类发展规律的自觉反思，深入反思时代主题，挖掘文化深处顺应时代精神的精华，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补足与增益，使其成为与时代同呼吸的文化新形态。

（二）坚持独立自主，激活中华文化的精神凝聚力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是民族精神的标识。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具有独立的价值立场和鲜明的文化特质、是否能够通过内生动力实现自身的稳定发展是衡量该民族文化主体性强弱的鲜明标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问题正是伴随着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困境而显现的，处于被动状态的中华民族难以形成对自身文化的正确认识、对历史发展大势的自觉判断，在多元文化的交汇中难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坚定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推进文化繁荣的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中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内在优势。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在现代化方案的选择上并未延续西方殖民掠夺、霸权政治的做法，而是通过内生动力以及平等交往、合作共赢等和平路径实现了国家发展，实现了现代化的“文明型崛起”。这一新型现代化发展模式打破了世界范围内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被动转向了主动，确立了现代文明的新型叙事，极大地提振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自信，凝聚起最广泛的发展合力，是独具中国特色、饱含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

但是，独立自主并不等于故步自封，而是在平等交往、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必然面临着多元文化碰撞的现实困境，在推进不同文化共同发展的同时又能保持文化自身的独立性是保持文化发展活力、实现文化内容创新的根本途径。任何引导文化对立、激化矛盾冲突的相对主义、绝对主义、客观主义立场在本质上都是文化霸权的掩饰。要激活中华文化的精神凝聚力，必须在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中实现互相肯认，达成发展共识。“只有与他者意识进行不断的争辩和冲撞，并通过他者意识的折射，自我意识才能够得以存在和发展。对话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不断转换，具有某种生成性。”

（三）坚持体用贯通，激活中华文化的现实驱动力

“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构建最终要落到文化主体对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道德传统等内容的自觉遵守和主动践行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的体用贯通指的是中华文化之“体”与现代化之“用”的统一。一方面，要明确中华文化之“体”，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体”，明确中华文化中哪些部分能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契合，能够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支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文化的适应性矫正。另一方面，要达现代化之“用”，弄清楚中华文化要如何“用”才能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发挥最大效力，转化成现实的实践成果。

在明体的层面，辨别中华文化中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部分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在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契合的逻辑基础上，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价值结构、内涵要义、发展规律，从而科学预见中华文明演进的基本方向。要从根本上区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区别，“关键是要正确理解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家庭、对人际关系、对道德、对价值观念的要求，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基因是相契合的。我们要剔除那些封建的东西，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基因打造成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关系的积极因素”。在达用的层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关键在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功能，实现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重构。换言之，要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部分为现代化立根铸魂，使现代化实现“在中国”向“中国的”转变，从而把握文明形态演进的历史主动权。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加强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抽象的价值观念转化成现实的行为规范，而且必须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主话语体系构建，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际传播，为其实现与多元文化的融通、获得广泛的认同创造有利条件。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中华文明能否在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中保持鲜明的自主性、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事关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战略抉择、文明布局和历史走向，在这一意义上，顺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推进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成为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

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是文明发展的核心依托，代表着一个民族最深沉的自我确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克服了传统现代化文明狭隘、利己、封闭的主体性逻辑，以开放、包容、发展的主体性关怀实现了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多重在场，以主体自觉、主体自信、主体自由的自为逻辑构筑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多维面向，是形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层文明基因、民族性格、文化气质的关键环节。

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建设过程中，激活中华文化先导作用是重中之重。在这一过程中，正确处理好中华文化建设过程中“破”与“立”、“我”与“他”、“体”与“用”等多重矛盾关系，只有在赓续传统中体现时代性要求，在对话交流中凝聚共同性追求，在推陈出新中形成独特性标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建设才能够成为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逻辑与实践逻辑有机统一的现实力量，才能够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内在逻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引领一场新型现代文明变革，成为现代化发展史上一条崭新的历史地平线，成为人类现代化之路上的新曙光。

注释（略）

参考文献（略）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人类共同价值研究”（编号:21BKS115）。
本文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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