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社会科学》| 童建军，王俊飞 | 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及其引导研究

学术 2024-06-27 15:21 内蒙古

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及其引导研究

童建军，王俊飞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

童建军：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王俊飞：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人口生育既是一种生物繁衍活动，又是一种价值选择活动。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个体化生育价值观在青年群体中流行。个体化生育价值观将生育从家国责任和文化传统的约束中剥离出来，使生育成为个人“过属于自己的生活”的“私事”的重要部分。在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推动下，青年群体中出现了以愈发重视生育代价、遗落生育价值预设和淡化生育精神价值为主要内容的思想特点与行为倾向。主体性“偏执”、工具理性的“统治”和精神世界“荒芜”等西方现代性方案的局限催化出青年生育选择的“去关系化”“功利化”和“去精神化”。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引导需要以“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以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为抓手，激活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基因，在满足青年个体需要的同时实现国家和社会的人口战略目标。

关键词：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现代性；引导

面对我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对年轻人生育观的引导，提高人口发展质量。当代中国青年的生育目的、生育态度、生育动机和生育行为等的转变是青年生育价值观深层变革的产物，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崛起和流行。个体化生育价值观不同于生育的个体价值观，因而有必要首先在界定生育价值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生育的个体价值观与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生育价值观是人们关于生育是否有价值以及具有何种价值的根本观点，影响着人们对生育目的、生育态度、生育动机和生育行为的思考、判断和选择。生育价值观包含生育的个体价值观和生育的社会价值观。生育的个体价值观指的是关于生育是否具有个体价值以及具有何种价值的根本观点。个体化生育价值观是一种特殊的生育价值观，是指从个体的需要、兴趣、利益和满足等方面认识、选择和评价生育活动的价值观。个体化生育价值观将生育从家国责任和文化传统的约束中剥离出来，使生育成为个人“过属于自己的生活”的“私事”的重要部分。可见，生育的个体价值观是生育价值观的内容，而个体化生育价值观是理解生育价值的“唯我”立场。反思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引致的生育活动的否定性表征，有针对性地引导当代青年跳脱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窠臼，转向从自我利益之外给生育活动以更合理的理由，从而实现“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对于推动我国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流行的否定性表征

对于当代青年而言，所谓的“人生”不是为他人设计的人生，而是为自己设计并由自己实现的人生。由于人最重要的是“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因此凸显家国责任的传统生育价值观只是当代青年规划个人生活的可选项而不是必选项，其已经失去了当然的崇高权威和必然的逼仄压迫。“人们从父辈那里遗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与角色原型不再起作用。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一个历史模式可以参照。”当代青年生育个体意识的觉醒促使他们在生育代价、生育

（一）生活风险日益增加，青年愈发重视生育代价

任何创造价值的活动都是以付出相应代价的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生育是一种价值性活动，兼具创造生育价值和付出生育代价两种基本路向。生育行为的根本意义在于创造生育价值，既包括对个体的生存性需要、发展性需要和享受性需要的满足，又彰显了社会的有机运转、民族的繁荣昌盛、人类文明的赓续。当然，意义的获得和价值的创造都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生育代价是指人类在生育活动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舍弃本应属于自己的、之于自身发展有价值的因素，诸如时间成本、物质成本和机会成本等，又如主体的身心健康、精神状态，这些因素与生育创造价值的活动紧密相连且难以完全规避。

客观存在的生育代价是当代青年进行生育意愿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并且生育意愿的高低与生活风险系数的大小成正比。人们的生育意愿随着生活环境中的风险感增大而上升。20世纪80年代，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强调“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宽泛地讲，“风险社会”是对现代化事业中面临的各种深层的内在矛盾及其可能引发的对人类生存产生威胁的社会状况的一种抽象概括。就我国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中国式现代性方案的编制与实施，使得人民群众从高度集中、统一安排的“单元社会”中脱嵌出来，但同时也正在迈入一个以自由自决、不确定性凸显为主要标识的“风险社会”。进一步讲，人民群众拥有了更高的自由度和更多的自主权，但在面对时有发生的、性质不同的、类型不一的风险事件袭扰时，他们的人生反而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就经济生活作一简要分析。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处于深入推进期，产业迭代升级的速度加快，结构性失业问题不断出现，同时受到金融危机、全球疫情、经济霸权等因素的影响，劳动就业的稳定性面临挑战，这些都给人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压力。因此，可以说，不可预知的生活风险加剧了当代青年人生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青年越来越重视生育的代价，会选择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通过减少生育成本来提高他们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的可控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住自己的生活，追求一种“确定性的自由”。

（二）闲暇时间受到挤压，青年遗落了生育价值预设

人类生育不是一种即时的、无差别的生物性活动，而是一种持久的、不可复制的社会性活动，需要对其潜在价值、长远价值展开理性预设。所谓生育价值预设，就是指生育主体根据实际情况预先设定合理的、动态的价值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好充分准备、采取积极行动。生育价值预设映射着主体的生育动机以及对满足动机的渴望程度，表明主体对于生育价值的超前估量以及这种估量的现实程度。究其实质，生育价值预设是一种以目标为引领的实践过程，预设并不是幻想，而是生育实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预设既肇始于行动之前，又在行动中不断调适、更新。

作为一种着眼于生育未来价值的主观推演，价值预设需要耗费、占用个体一定的时间精力；作为一种强调生育价值筹谋的意识活动，价值预设预示着生育需要付出高额的时间成本，包括家庭劳动时间、照顾护理时间、教育陪伴时间等。人们的时间可分为“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劳动时间是人类为了生存所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时间，而闲暇时间指向劳动之外的可由个人支配的时间。对于当代青年而言，市场经济引发的激烈竞争、家庭生活给予的巨大压力和物质利益带来的潜在诱惑促使他们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陷入了急切获得闲暇时间而不得、力图减少劳动时间而不能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青年就会有意识地遗落生育价值预设，用一种较为偏激的方式降低其闲暇时间被挤占和被挪用的可能性，以获得更多的自己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细究起来，青年遗落生育价值预设的考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育价值预设的不确定性使他们倾向于追求当前的既得利益。生育价值预设是对长远价值、潜在价值的主观设计，归根结底只是一种实现的可能，面对这样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青年可能会陷入恐慌、焦虑之中，进而致力于追寻眼前的、可控的东西。二是生育价值预设的社会倾向性使青年萌发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生育的长远价值、潜在价值更多地指向社会机体的运转、民族文明的赓续，侧重于挖掘和培育对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有一定贡献的人才。这种社会价值倾向可能会导致青年产生“与我无关”“交给他人去做”等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想法。

（三）对人的依赖性减弱，青年淡视生育精神价值

生育的物质价值主要包括家庭经济供给和养儿防老两个方面，它对人们生育意愿抉择的影响力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所区别。在传统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只有投入大量的体力劳动，才能借助有限的生产资料谋求物质生活的自给自足，因而，人口众多意味着经济生产有动能、家庭生活有保障。人们迫于生存的压力，逐渐形成了多生孩子、生男孩的生育意愿，凸显了人与人之间基于血缘关系或人身依附关系的依赖性。在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正在不断减弱，物质需求之于个体生育行为选择的强制性随之呈现式微的态势。一方面，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越来越牢固，脑力劳动和人口质量的社会意义以及经济价值越来越突出，这使得家庭经济供给与体力劳动和人口数量的正相关的相关系数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且日益健全和市场化养老产业兴盛不衰的双轮驱动下，家庭养老作为个人养老的唯一选择或最佳选择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养儿防老”的生育动机随之淡化。当“经济供给”“老有所养”不再成为生育的强制性理由时，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和高额的生育成本，部分青年会选择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发展自我、完善自我，走上一条“自我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新型道路，以此提高物质生活的富足性，增强人生道路的确定性。

生育主体的精神需要指涉维持家庭关系的和谐以及增强自我的成就感和天伦之乐的情感满足等方面。当物质需求之于个体生育行为选择的强制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式微时，对精神价值的追寻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生育动机的主要方面。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却增强了人们对物的依赖性，人们开始从“经济人”的视角用等价交换原则审视生育价值。当不再迫于生存压力而生育时，一些青年将经济利益的实现作为生育价值考量的主要指标，把物质需要的满足视为生育行为选择的重要标准，主张生育的精神价值应让位于生育的物质价值，主张生育价值的实现应让位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此来构筑自己的生活内容和生育观念。

二、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生成的现代性症结

人既是现代化的主体，又是现代化的客体；既是现代化的手段，又是现代化的目的。因此，实现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事业的核心任务。人的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人的内在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而不是外在言行举止的现代化。虽然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在推动人的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普遍重视人的自由、平等、独立和尊严等价值观念，但是，在处理主体与客体、情感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等关系时却存在不同的现代化方案，即走出了差异化的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探索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中后期，但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全面开启被认为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人走出国门、放眼世界的同时，西方社会关于人的现代化的价值观念传入中国，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关于人的主体性、理性、自由等现代性观念的思考。毋庸置疑，高扬人的主体性、推崇理性、追寻自由等现代性价值方案的确很重要，其构成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区别的重要维度。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一旦脱离了与本土既有价值资源的有机衔接，这些价值方案就容易陷入主体性的“偏执”、工具理性的“统治”、精神世界的“荒芜”等困境之中。这些价值困境从本源性层面裹挟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直接袭扰着当代青年对生育的价值选择。

（一）主体性的“偏执”与青年生育价值观的“去关系化”

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前置性问题在于如何认识自我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关乎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启蒙之前，人类要想获得幸福就需要依靠“哲学王”“上帝”等虚幻的、外在的神圣力量，自我长期处在自然界、神灵的宰制之下，“无我”成为一种人生状态、一种生活方式。启蒙以来，人类尝试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来考量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逐渐脱离了自然界的控制，摆脱了封建神学的束缚，在追寻自由、平等、博爱的过程中不断推动着主体性的解放和主体性地位的确立。现代化的使命在于“实现上帝的祛魅，它的根本旨趣在于把理性化的人奠定为整个世界的最终基点和使世界成为可能的最后根据”。实际上，现代化的开辟得益于人的主体性的觉醒，而主体性的回归是现代化的价值追寻。主体性的觉醒表征着主体与客体分离、分立的趋势，主体性的回归表征着主体与客体共生、共荣的趋势，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也是人类发展的题中之义。然而，囿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平衡，主体性在回归的过程中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主体性的“偏执”。主体性的“偏执”是对主体性的片面强调，是唯主体至上的观念认知，是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畸形化发展，它的另一面是客体性的“弱化”甚至“消亡”。作为人的现代化的价值危机之一，主体性“偏执”在现实生活中孕育出“原子式”孤立的个体，主张自然是自我征服和统治的对象，认为他人、集体是与“我”毫无关联且绝对对立的“他者”，认为社会、国家不过是千万个“唯我”个体的简单组合。可以说，虽然现代化事业的开拓促进了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但其又为将人的主体性置于新的“囚笼”提供了可能。

主体性的“偏执”使得“单个的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尊严和价值，其他的一切，包括共同体都是满足个人价值的手段”，成为一种日渐流行的观念。处于现代化洪流中的人们在进行生育价值的选择时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受到主体性“偏执”的裹挟，主张生育是个人的私事，生不生、何时生、生多少应当由其“自我意志”决定，群体的利益、社会的运转、民族的赓续并不在他们生育决策的考量范围内。这实质上是一种生育价值观的“去关系化”，坚持自我是生育领域的“立法者”，割裂了自我与他者的联系，抛弃了外在的关系羁绊，以自我的想法、偏好、利益作为生育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准，选择忽视或遗忘国家倡导的、社会奉行的生育价值共识，陷入了价值主观主义的迷雾之中。由此看来，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潜藏着较为鲜明的“去关系化”倾向，其解决之道在于引入主体间性的思维方式，借以形塑青年的主体性意识，凝聚道德价值共识，推动原子化自我向关系性自我转变。

（二）工具理性的“统治”与青年生育价值观的“功利化”

如果说主体性的觉醒是构成现代化生发的先决条件，那么，对理性的崇尚则是推进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没有理性的解蔽与祛魅之功，则很难有现代化的恢弘的张力空间。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从上帝的宰制下彻底解放出来，坚信一切问题都可以在理性那里得到解答，他们一边呼吁“上帝已死”，一边又在内心深处塑造出一个新的“神祇”——理性。“除了理性外更没有什么现实的东西，理性是绝对的力量。”在理性的运思下，人的欲望尤其是物质欲望通过最便捷的途径、采用最高效的方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沉浸在这种满足之中，人们开始推崇一种“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而不管目的恰当与否的理性”。换言之，工具理性的“专制”和“霸权”在人类欲望的加持下逐渐被确立起来。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理性可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注重手段的实用性、目的的功利性，价值理性强调行为和目的应体现仁爱、自由、公正等德性。人类理性应当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然而，近代以来，对启蒙理性的宣扬异化为工具理性的“统治”，成为启蒙运动未完成的哲学筹划。在人的发展视域下，这种“统治”主要表现为对技术理性的片面强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此前他们相信只有依靠虚幻的、外在的神圣力量才能完成的事情，人们对自然界的征服欲和对物质世界的占有欲愈强，则对技术理性的推崇就愈盛，技术所蕴含的效用最大化思想随之占据了主导地位。可见，工具理性的“统治”在现代化事业中已经生成，成为阻碍现代化发展的价值难题。

在工具理性的“统治”下，实践的价值准则往往是结果导向的，至于行为的意义、过程的价值则不在人们考量的范围之内。人是一个置身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体，只关注结果的好坏而不注重行为过程，这是现实的人的一种异化。对于生育主体而言，生育是一种助力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意义性活动，实现生育的自我回归就必须在持久的、不可复制的生育实践中不断地展现和确证生育的本质力量。这就表明，生育价值的创造是一个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统一的过程，生育价值的衡量指标包括结果性和过程性两个维度，其中，过程性指标是第一位的，且两者不可偏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工具理性“统治”的价值困境裹挟的人们在进行生育行为的选择时倾向于坚持效益最大化的原则，相信生育价值的获得与生育代价的付出不对等，忽视了生育的长远价值和潜在价值，使生育价值观陷入了“功利化”的窘境。可见，趋向“功利化”已成为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发展的一种态势，需要对此予以重视并有计划、有组织地加以引导。

（三）精神世界的“荒芜”与青年生育价值观的“去精神化”

无论是主体性的觉醒还是理性的运思，其目的均在于将人从彼岸世界拉回此岸世界，从自然界、宗教神学的手里夺回人类生存发展的主导权。因此，社会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日益世俗化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世俗化意味着我们与传统“决裂”、与现实“接轨”，意味着我们抛弃了超验性、神圣性的精神寄托，放弃了对虚妄的终极意义的盲目追寻，转而在经验世界中寻觅自我的价值和生活的真谛。也就是说，启蒙运动促成的“上帝之死”属于一场里程碑式的文明变革，彼岸世界的崩塌促使一切行为的最高价值和根本依据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如何在“诸神寂灭”的情况下寻找新的归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启蒙思想家们做出了种种筹划，诸如康德在善良意志中找寻绝对律令、密尔追逐基于最大幸福原则的功利主义、休谟和斯密立足于“同情/共情”阐释道德行为准则，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正如麦金太尔所言：“为道德提供合理证明的运动决定性地失败了；从此以后，我们这些前辈们的文化以及随其后产生的我们的文化的道德缺乏任何公共性，为人们共有的合理性或可证明性。”因此，人类的精神世界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脱离了彼岸世界以弃绝绝对价值，另一方面未能在此岸世界找到真正的依归。“在现代性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可以说，意义匮乏是人的现代化的一种可能的生存状态，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荒芜之中。这种状态为主体性的“偏执”、工具理性的“统治”预置了极大的生长空间，有生命的人开始一味地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推崇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错误地简化为物质关系、金钱关系，成为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

在精神世界“荒芜”的价值困境的裹挟下，当生育的精神需求与生活的物质追求相矛盾时，当高额的养育成本与自我财富的增加相冲突时，当预设的生育价值与即时的生活享乐相抵牾时，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物质、金钱和享乐，排斥生育、放弃生育。进一步讲，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整个社会的商业产品急剧丰富、经济生活多姿多彩，人们内心深处对物质的欲望被唤醒并在满足中不断增强，使其逐渐热衷于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和竞争，沉迷于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而不去思量生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因为他们认为生儿育女意味着放弃物质享受、拒绝消费乐趣。可见，作为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基本表征，淡化生育的精神价值与精神世界“荒芜”的现代性价值困境在某种意义上有着些许关联，因此，如何避免当代青年生育价值观趋向“去精神化”的境地，成为一个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三、引导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综合性策略

深入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问题，推动青年适应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和优化，将自身的生育行为融入民族复兴、文明赓续的宏伟事业之中。然而，个体选择不生孩子或者少生孩子是现代社会公民个体权利的重要表现，社会不能轻易地通过法律强制或者道德谴责的手段逼迫个体选择生孩子或者多生孩子，这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底线。因此，对于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不应一味地批评和指责，而是要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懂得这是青年追求自我生活的自由和权利，在此基础上提倡当代青年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通过切实有效的综合性措施引导当代青年尊重和实践生育的社会价值。

（一）贯彻“两种生产”理论，构建引导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顶层设计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涵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其一，“两种生产”互为条件。物质资料的生产需要一定的劳动人口才能进行，“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人类自身的生产需要在消费相当份额物质资料的基础上才能开展，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其二，“两种生产”互相制约。物质资料的生产对人类自身的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人只能在既定的生产力状况下才能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人类自身的生产对物质资料的生产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人和人口是社会生产的主体和目的”。其三，“两种生产”相互协调是社会生产的最佳状态。“如果没有充分的生产资料，买者所支配的超额劳动就不能得到利用……如果现有生产资料多于可供支配的劳动，生产资料就不能被劳动充分利用，就不能转化为产品。”简言之，只有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相互适应，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生产才能有序推进。

“两种生产”理论揭示了社会生产与文明赓续的内在规律，为引导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其一，对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引导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统筹解决当代青年生育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问题的解决必须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引导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支撑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人民至上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首先落实到对现实群体实际需要的满足上。不同时代、不同群体对实际问题的理解与诉求存在差异，既不能以既往时代的实际问题替代当下时代的实际问题，也不能混淆不同社会群体的实际问题。价值引领的时代及其所面对的客体变了，那么，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必然会随之改变。因此，引导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必须深入青年群体，了解他们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尊重和满足他们合理的利益诉求，以利益导向凝聚价值共识。其二，坚持“两种生产”一起抓是引导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根本方法。青年生育价值观的发展程度最终是由物质资料生产水平决定的，而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又建基于青年群体的生育行为及其构成的人口形势。因此，对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引导，一方面，要抓物质资料的生产，只有青年的物质需要和生活需求更好地得到满足，束缚生育行为的消极因素才能消除；另一方面，要抓人口的生产，只有人口的生产更好地适应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力才会不断地发展，社会才能不断地进步，青年群体各方面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得到满足。坚持“两种生产”一起抓，需要在战略上把二者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但在实践策略上应当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侧重地加以落实。

（二）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打造当代青年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的现实环境

对于当代青年而言，正是高额的生育养育成本、日益增加的经济生活压力、严峻的职业发展困境等因素的客观存在，诱发了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形成，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对青年生育自主决策、自觉抉择的不友好状态。换言之，社会发展的不充分、运行机制的不健全阻碍了青年生育权的充分实现，解构了生育的社会价值的实现途径。因此，发现和清除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不利于生育价值选择的一切不和谐因素是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引导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着力点。生育友好型社会实质上是一个育龄青年在高度理性的前提下自觉地理解并响应国家生育政策的社会状态，在此状态下，“生育的尊严和价值会得到普遍尊重，生育权利和生态得到强力保护”。国家生育政策集中体现了生育的社会价值，因此，可以说，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有助于打造当代青年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的现实环境。

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首先要“还权于民”，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这是促使当代青年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的前提条件。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个体与生俱来的权利，生育权的实现就是要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回归个体，由家庭成员、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生育孩子的时间、数量。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并不是否定党和国家在人口战略规划中的作用，而是强调不再需要通过法律、行政等强制性手段规约个体的生育行为，反而转向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来，引导、调节个体的生育行为，帮助他们廓清生育价值认知的“迷雾”，消除生育价值选择的“障碍”，实现自主生育、自愿生育。同时，让生育权回归家庭不是否定和抛弃计划生育政策，而是要求政策不再从生育数量的选择和生育时间的间隔等方面做出具体限定，从国家战略层面，立足社会利益，提倡生育数量的一般边界以及生育间隔的合理限度，并辅之以宣传教育、群众自治等手段，推动政策的价值导向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赋值生育”，推动生育成本的合理共担是促使当代青年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的必然要求。费孝通曾言，生育是一项损己利人的事情，即生育是一种成本内部化而收益外部化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生育需要耗费个体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富，而其效益却更多地体现在子女成长、社会继替、国家发展的层面。既然如此，要求青年为了他人、社会的利益而去生育便是一种“无理要求”。使这一要求变得合理的关键举措在于“赋值生育”，在政策、资金、待遇等方面大力支持个体的生育行为，扭转绝大部分生育成本由家庭独自承担的现实，不断缩小甚至是弥合生育付出与生育收获之间的差距。因此，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需要不断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机制，明确国家、社会、家庭和企业在生育、养育和教育上的职能定位与权责关系，促进生育成本尤其是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在各主体之间的合理分配。

（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植引导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文化情境

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从关系视角理解人、定义人的倾向。虽然在儒学中自治的个人被明确地肯定了，但是儒家从来没有将个人看成“孤立”的个体；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中心可以找到个人的思想和作为自治个体的自我，但这并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人嵌入相应的社会关系并恰当地扮演不同的社会关系所赋予的角色就是做人的过程。社会关系对于每一个人都构成无法逃脱的“命定”，规定和限定着每一个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构成的世界。我们已然由关系中产生，不可能摆脱关系。即便在最私有的时刻，我们也并非独自一人。”“我”既是父亲的儿子，又是儿子的父亲，还是妻子的丈夫。每一个角色都对应着一层关系，每一层关系都对应着一种义务，履行好这种义务就称之为“义”。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关系性存在，家国一体便是其中最宏大的关系网。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偏向于孤立地理解个人，而忽视了个人对周遭关系的责任，只重视生育对个人的影响，而未见或未考虑生育对周遭关系造成的后果。当代青年努力追求“过属于自己的生活”，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努力奋斗，这些传统的人生活法的价值魅力在衰减。虽然这是当代青年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有其正当性的一面，但若不加以正确地引领、规范，就可能会走向偏激。因此，对当代青年个体化生育价值观的引导，需要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基因，营造以尊崇合理的社会关系、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为鲜明导向的文化环境。

进一步讲，以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生育理念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维系着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推动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赓续至今。今天看来，中华传统生育理念是小农生产方式的产物，必然包含落后的、糟粕的社会属性，但这些理念寄托了中国古人朴素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既体现了人们对人生幸福、国家富强的理解和追求，也彰显了“孝悌”“家国共生”等传统美德，仍然存在道义上可被理解的空间和内涵上可供借鉴的方面。客观地说，当代青年生儿育女的想法不是消失了，而是被压抑了。当代青年认定生育活动影响职业发展、经济收入和生活闲暇等的态度越坚定，他们压抑生儿育女的生命冲动就越强烈。显然，从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和养儿防老的角度来看待生儿育女很难为当代青年所悦纳，但是，这些观念背后所揭示的“生育具有个体满足性的价值”的观点是具有启发性的，可以成为引导当代青年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的“硬逻辑”。只有清晰地讲深、讲活、讲透这个“硬逻辑”，只有告诉青年生育对于个体的生活而言为什么是值得投入的付出，才能更好地将生育的社会价值融渗到个体价值当中。这不是源于对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和养儿防老等功利的考虑，而是立足于人生完整性的考虑，生育构成了人的更丰富的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当然，为了说清楚这种“硬逻辑”，引领的方式要采用符合当代青年的“软文体”。因此，我们应当立足时代需要、结合青年实际，推动传统生育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突出其内含的社会价值，挖掘其蕴藏的时代内涵，使用一些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将其形象地表述出来，开辟一些显隐结合的渠道将其广泛地传播开来。

总之，引领当代青年从个体化生育价值观走向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离不开对两个基本前提的把握。第一，通达美好生活是青年价值引领的重要使命。青年价值引领的本意是将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观念传导给青年，提高青年价值素质的教育实践。价值素质是青年成长的重要内容，也是青年为追求美好生活而必需的精神准备。第二，落实、落细是青年价值引领的总要求。青年群体有着不同的际遇、利益、追求和境界，他们是丰富而复杂且有着自由意志的存在者，具有发展性和变化性。因此，要引领当代青年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应立足当代青年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当代青年美好生活需要，尊重和顺应青年的思想特点，推动价值引领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注释（略）

参考文献（略）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公民道德教育观念变迁个案研究”（编号：20FZXB008）。
本文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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