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社会科学》| 陶元浩 | 跳出“革命的悖论”和历史周期率——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内涵、使命与价值

学术 2024-10-11 16:07 内蒙古

跳出“革命的悖论”和历史周期率

——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内涵、使命与价值

陶元浩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北京 100091

陶元浩：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摘要：在人类过往的政治实践中，“革命的悖论”与历史周期率犹如无形之手作用其中，无数政治集团未能逃脱从建政到执政再到丢失政权的命运。与一般政党将执掌政权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政治目标不同，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并非“一次革命论”者，不止步于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胜利，还有更宏伟的社会革命理想以及始终贯穿其中的党的自我革命。基于“革命之后还有革命”的社会革命使命和党自身的革命性锻造，中国共产党努力实现对过往一切政治组织的超越和自我超越，跳出“革命的悖论”和历史周期率成为一种理论和现实的必然。

关键词：革命的悖论；历史周期率；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自我革命

一、“革命的悖论”与历史周期率

在人类过往的政治实践中，“革命的悖论”和历史周期率如同一道“魔咒”始终作用其中，导致“人亡政息”的历史不断上演。政权的建立如同一道分水岭，划开了推翻旧政权与巩固新政权两个不同的任务。同一政治集团由此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从推翻旧政权时的进取转向巩固新政权时的保守。阿伦特指出，这二者一个涉及稳定性，一个涉及新事物之精神，其对立似乎是“无解”的，“如果立国是革命的目的和终结”，那么革命精神“将是自拆台脚的”，进而得出没有什么比带来革命成就的精神对革命成就的威胁更危险、更尖锐的结论。这就是革命之后现实政治的保守主义同革命理想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的目的在于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但是却发现并不存在一个完全脱离旧世界的新世界，于是，大革命胜利了，但是旧文化、旧习俗甚至某些旧制度却保留下来了甚至以一种更加强力的形式巩固下来了。这种“革命的悖论”使不少革命者最终陷入革命悲观主义之中。

与西方“革命的悖论”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历史周期率。回看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者在执政初期尚能励精图治，而后逐渐腐败堕落，有的统治者即便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但也无力解决，这使得中国古代历史在兴衰治乱的周期中循环往复。1945年，黄炎培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对话时就提出历史周期率的命题。实际上，无论是“革命的悖论”还是历史周期率，都共同指向一些根本性问题，即单一执政集团如何能够在执掌政权后始终保持革命精神，避免腐化堕落？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七十余年，这是否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完成了革命任务？是否意味着革命的终结？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对革命进行再理解？是否应当退化革命色彩、褪去革命党的标签？在未来的革命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又有哪些任务？能否真正跳出“革命的悖论”和历史周期率？上述问题既是涉及党的政治属性与历史使命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关乎中国道路向何处去的重大现实问题，必须正本清源，从根本上予以回答。关于上述问题，当今社会存在以下三种错误观点，我们有必要加以辨别。

第一种观点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告别革命”“反思革命”甚至“否定革命”的错误思潮。个别人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进程本应避免，因为革命本身是一种“负面遗产”，“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而“反思革命”是20世纪“最根本的反省”，展望新世纪须“告别革命”。上述观点的实质就是否定革命的历史，其所谓“用改良代替暴力革命”的主张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幻想镜像的历史虚无主义。此类观点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近代中国并未放弃对改良的努力与探索，但均告失败，最终走上了革命的必然道路。正如列宁所言，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会自愿放弃自己统治权力的情况。当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压迫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革命的条件就成熟了。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革命时代已然终结，中国已进入“后革命时代”。所谓的“后革命时代”概念虽未否定革命历史的积极意义及其爆发的历史必然性，但认为革命已然“落幕”。少数人认为，革命的正当性同现代化建设相互对立且格格不入，革命的彻底变革性同制度与秩序的稳定性相互冲突且难以调和；革命善于打破旧世界，却对建设新世界并无裨益。因此，当下的中国已从革命时代发展到“后革命时代”，革命文化要向公共政治文化转变。上述观点狭隘地将革命的概念局限于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继而得出革命与建设、现代化、制度等完全对立的错误结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打破旧世界的同时还要建设新世界，建立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并推进现代化建设是社会革命的内在要求，而革命理想、革命精神作为贯穿始终的政治文化便是一种必然性继承。

第三种观点认为革命与执政是二元对立的，由此引申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的历史方位进行了界定，提出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少数学者将这个提法简化并等同于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认为要“彻底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这种二元简单对立的错误观点片面强调执政、祛除党的革命属性，最终走向服从于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的一般性，完全忽视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特殊性。

为批判错误观点、澄清模糊认知，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典革命理论为根本立足点，从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概念出发，论述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什么不能丧失革命属性、不能淡化革命价值，解释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依然要不忘革命初心、肩负革命使命、永葆革命精神。

二、中国革命观的演变历程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提出

革命一词原为天文学术语，意指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表示循环往复的周期运动。现代革命观念则与之相差甚远，甚至是一种“颠倒”。根据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中国语境下分别诞生了以下三种革命观。

第一种是中国传统革命观。在汉语中，革命一词由来已久，最早出现在《周易·革卦》中，“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指的是改朝换代、王朝更替。中国传统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源于“天命”思想，强调“天命所归”，但“天命”依赖的强大道德基础并不是永世不变的。正所谓“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如果君主失德以致暴政，便可顺应天命革而代之。在古代，革命一词蕴含着彻底否定旧政权并为新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确立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意义。但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只是最高统治者的“易姓”和权力的交替，未涉及政治制度与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中国传统的王朝政治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周期性的往复循环。因此，最早用“革命”一词来翻译Revolution，恰恰是对中国传统王朝政治更替的准确映照。

第二种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观。中日甲午战争后，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开始质疑清廷统治的合法性。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痛诋专制、导扬革命”，章炳麟的《訄书》、邹容的《革命军》先后面世，这一时期“海内风动，人人有革命思想”。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同盟会，将革命从社会思潮转变为政治行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深受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认为通过革命推翻封建专制是历史的进步，使革命的概念跳出了传统王朝更替的周而往复，赋予其以现代先进政治体制彻底代替旧制度的内涵。革命从传统意义上的天道轮回变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革命是“中国全面学习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在观念层面上的表现”。

第三种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不同于基于进化论和社会进步观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观，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石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因此，革命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和意志决定的，而是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规律。这就将革命上升到了普遍真理和绝对正当的高度。马克思主义革命目标不仅是以共和政体代替专制政体，更重要的是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实现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

与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相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198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概念。不同于将革命定位成取得政权的政治革命的革命党，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在政治革命胜利后，始终保持革命意志与不断革命的精神，坚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持续开展社会革命，努力探索一条跳出“革命的悖论”与历史周期率的新路。

三、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三重革命使命

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包含三重革命使命，即追求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统一，全面超越以往将使命局限于政治革命的政党。

（一）革命之后还有革命：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

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1843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首次提出“政治革命”的命题。他指出：“旧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呢？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封建主义。”“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统治者的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组成为普遍事务，就是说，组成为现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聚焦于国家政权问题，马克思将政治革命分为推翻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后者打破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是政治革命的更高形式。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不满足于政治革命，还有更宏伟的社会革命理想。马克思认为，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恩格斯也表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实行社会革命是“唯一可能的出路”，而社会革命最终将走向何方？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社会革命将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而告终，别的可能性是不会有的”。所以，革命之后还有革命：“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

近代以来，中国曾有过一场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大讨论。早在1906年梁启超就指出：“苟能有政治革命，则实足以救今后之中国。苟非有政治革命。则不能救今后之中国。”在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核心就是政治革命。虽然二者都赞同政治革命，但维新党人和革命党人对政治革命的理解和立场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前者主张君主立宪，而后者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建立共和政体。双方对于社会革命的立场迥然不同。维新党人强烈反对社会革命。梁启超认为，中国“社会组织优良”，“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妄谈社会革命只是“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而孙中山则赞同社会革命，认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后，三民主义已成其二，尚未实现的民生主义的主要指向便是社会革命。但孙中山将社会革命的主要指向确定为平均地权，他认为，“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则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而“平均地权之法”在于征收地价税和土地增价归公。在评价孙中山的社会革命主张时，列宁认为其社会革命纲领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却是空想的民粹主义，是“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列宁在展望中国未来时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大概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

诚如列宁所预料，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理想书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一大明确提出“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党的二大则进一步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理想超越了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党派。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的政治革命进程应分为两个阶段，即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中国共产党必须扛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旗，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政治革命的胜利不是共产党人革命的终点，而是伟大的社会革命征程的新起点。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革命理想绝不仅仅局限于孙中山倡导的平均地权，而是提升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高度，是推动人类社会形态向更高形态的转变，具体到当时的历史阶段，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适应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夺取政治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摆脱了以往政党对于社会革命的空想，领导人民开启了伟大的社会革命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着手领导“一化三改造”，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在此基础上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成就。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认为，在现代化征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此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党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一系列体制机制进行了革命性变革，逐渐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新时代党的话语体系下社会革命的概念。回顾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深化。

（二）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

不同于以“他者”为对象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党的自我革命的对象是“本我”。以往的政治组织不乏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自我纠偏、自我革新，但将其上升到“革命”的高度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独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未正式使用过自我革命的概念，却在论述“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引申出自我革命的必然性，提出诸多具体思路。马克思在对比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后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与之相反，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列宁将一个政党对自身错误所持的态度以及能否承认错误、揭示原因并予以纠正作为“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勇于自我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全面激发“内在力量”，保持其纯洁性，并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

回顾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自我革命始终贯穿其中，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重大关口上发挥了引领性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开展整风运动纠正党内错误路线，不仅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统一，还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建国初期，面对执掌全国政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党中央决定开展整党整风，不久之后又开展了“三反”运动，有效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历史性创举提供了根本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以“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的自省态度，提出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实现了党内生活的正常化，进而开拓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际上，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严肃惩处党内一大批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党面临的“四种危险”“四大考验”的尖锐性和严峻性，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旗帜鲜明地提出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命题，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三）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坚持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统一

政治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追求的首要目标，为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开辟了新的空间。共产党人的一切伟大社会理想都是建立在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也明确提出了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取得政治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为党的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提供空间和土壤。另一方面，政治革命胜利后，要继续推进社会革命事业、开展党的自我革命。1927年，国民党取得执政地位，在形式上获得了政治革命的胜利，但由于无法实现孙中山设想的社会革命政策，党内派系林立、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最终丧失政权。社会革命不彻底、自我革命不成功，其政治革命也终归失败。

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更高追求，为政治革命和自我革命提供了不竭动力。社会革命既是政治革命的更进一步，又交融于政治革命进程之中，为其提供动力源泉和社会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虽处于政治革命阶段，但在局部执政地区普遍施行了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政策，广泛开展了妇女解放运动，提出了均贫富、反剥削、求平等口号。社会革命为夺取全国政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

社会革命能否正确推进也会对党的自我革命产生影响。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鲜明品质，是顺利推进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同党的建设的关系，明确提出，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伟大历史使命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必然需要通过党的自我革命于“破”中求“立”，强化党在时代潮流中领导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开创新的局面。回望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进行革命性锻造，形成了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体系脉络。今天，在“两个大局”背景下，形势任务错综复杂、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四、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二重超越

分析能否跳出“革命的悖论”和历史周期率，需从理论源头和逻辑起点着手。“立国是革命的目的和终结”是阿伦特在论述“革命的悖论”时的理论起点。而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能够跳出所谓的“革命的悖论”是由于自身越过了这一分析框架的理论起点，即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超越了过往的一切政治组织，未将“立国”作为革命的目的与终结，亦不满足于政权稳定这样低限度的目标，而是胸怀更远大的社会革命理想，并将实现这种理想作为自己的执政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

（一）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超越：社会革命与不断革命论

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主张社会革命论与不断革命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矛盾始终存在，因此，不断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永恒主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参与创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时就明确宣称：“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重申，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坚持不断革命。不断革命的目标，是要持续改造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并未幻想革命会“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同志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批判“一次革命论”，认为有人“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毛泽东同志将中国革命分为上下两篇，完成政治革命的上篇只是“序”和“剧幕”，而社会革命的下篇则更加伟大而艰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醉心于政治革命的胜利终将会消退革命意志，“只有主张社会革命的一派能始终维持革命精神”。即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运动矛盾规律仍然发挥着作用，这就需要不断革新和完善。正是基于不断革命论和社会革命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才不会陷入革命精神衰退和革命动力衰竭的境地，才可能跳出“革命的悖论”和历史周期率。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后，依然不能放弃社会革命和不断革命的理想。苏共执政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矛盾的存在。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写道：“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苏联学术界将其解释为“无矛盾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这里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全适合”，并强调这是一条铁律。这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革命论和不断革命理论，导致苏联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拒绝社会革命，走上了一条封闭、僵化的道路。苏共后期，历史的天平发生倾斜。198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公开批评完全适合论，强调必须不停顿地改革生产关系。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主张只有全盘私有化才能克服人与生产资料的异化，他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写道，“必须对我们整个社会大厦进行根本改造”，“我们想要创造的是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它将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复本，也不是原来那种东西的翻版——哪怕是得到改善的翻版”。实际就是要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想，要走一条改旗易帜的道路，造成苏共党内外的思想混乱，执政党的合法性面临危机，最终亡党亡国。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典型代表，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坚持社会革命和不断革命的新路。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制定并调整阶段性战略目标，实现社会革命理想和现实政治目标的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两步走”战略、“三步走”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新两步走”战略，已经将目标规划到了21世纪中叶。对于终极社会革命理想，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若干具体的阶段性目标划分，不仅使党的使命一步步成为现实，也凝聚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磅礴力量。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不断调整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政治建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持续深化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调整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着力解决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中存在的障碍和弊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只有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跳出执掌政权的舒适区，将社会革命理想和不断革命理论付诸实践，将改革进行到底，成功超越“革命的悖论”和历史周期率才会成为一种理论和现实的必然。

（二）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自我超越：自我革命与永不磨灭的革命精神

“革命的悖论”和历史周期率之所以会不断发生，不仅是由于政治集团在执政后满足于维持低限度的政权稳定目标而丧失了更宏伟的社会理想，还在于执政集团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难以彻底实现自我革新，最终陷入“被革命”的境地。从根本上看，无论是封建统治者还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执政后之所以会蜕化变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原先的革命者一旦上台执政便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且不说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维护的是一家一姓之私利，即便是现代西式政党，同样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作为长期的执政党，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只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中，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因此，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使命不仅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且包括与这种革命相适应的无产阶级的自我完善”。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独特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能够跳出“革命的悖论”和历史周期率的重要原因。

不能勇于自我革命者，势必被他者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对此保持高度清醒。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评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时指出，“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执政之后，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强调要始终居安思危和戒骄戒躁。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因此，必须永远保持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如此方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创业难，守业更难。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大命题，围绕党的自我革命进行了不懈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自我革命不仅要依靠革命精神和意志品质，还必须建立起一整套自我革命的制度体系，包括加强党性教育、严明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开展党内民主、畅通党内批评、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等一系列制度，为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实现党的自我革命与民主新路的结合。当毛泽东同志对黄炎培谈起如何才能跳出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率时，给出的答案是民主新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内的一些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清楚。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这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民主新路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党的自我革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结合。唯此，方能真正跳出“革命的悖论”和历史周期率，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结语

回归马克思主义政党三重革命使命的视角，“执政”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的二元对立性便可消除，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统一的命题更加明晰。党的“执政”是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再到长期执政，党的“革命”是协同推进“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两条线索之间始终密切交织、相互作用。以“革命党”否定“执政党”或者以“执政党”否定“革命党”，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三重革命使命的误解，都将造成党在“我是谁”问题上的迷失。

今天，我们强调党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同时，必须超越革命只是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的狭隘理解。阶级斗争中的暴力手段从来都不是革命的核心内涵，天下为公的革命理想、不怕牺牲的革命斗志、刀刃向内的革命精神才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必须始终坚持的真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要协同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必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始终秉承人民至上的理念，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新的方案。

注释（略）

参考文献（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级课题“中国共产党一体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基本经验及互动关系研究”（编号：2023QN059）。
本文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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