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社会科学》| 付文军，付洋洋 | 精神政治与自由危机——关于新自由主义精神治理术的批判与反思

学术 2024-06-07 10:07 内蒙古

精神政治与自由危机

——关于新自由主义精神治理术的批判与反思

付文军^1，2，付洋洋¹

1.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

2.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浙江杭州 310058

付文军：男，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付洋洋：男，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作为一种极为隐蔽且攻心为上的治理权术，精神政治将人的精神视作新的生产力并利用数字技术作为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工具。究其实质，精神政治就是要通过“优化思想”来造就一批从心理上慑服资本及其统治的仆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的许诺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和精神压榨的噱头。以自我剥削、自我强迫为主要特点的精神治理术俨然造就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难分彼此、施害者和受害者合二为一的情形。功绩主体臆想自己的自由处境，现实的个人却在无形社会压力的裹挟下苟延残喘，精神倦怠与心理抑郁等时代症候无不控诉着主体陷入了更深层次的自由危机。面对精神政治的运作逻辑及其社会后果，唯有对资本及其逻辑的实质性批判，方能真正破除精神枷锁、实现精神解放。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数字技术；精神政治；自由悖论；精神解放

引言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一判定依然可视为对当代人们生存状况的精准描绘。身处数字时代的我们貌似获得了极大程度的自由，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穿着打扮、从事职业以及伴侣朋友等等，但在享受自由带来的诸多便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些所谓的自由选择背后实则有一只无形的幕后推手——数据算法——在“帮”我们精准抉择。我们在互联网上的每一个举动都被监控着、被追踪着、被评估着，所有用户的数据都不断地被大数据收集、统计和分析，继而顺利完成“猜你喜欢”的任务。正是在庞大的数据算法的运作之下，互联网愈发能够摸透和预判用户的喜好，并向用户精准推送其所感兴趣的内容，从而成为用户最“忠实”而“可信”的朋友。诚如韩炳哲所言：“大数据是十分有效的精神政治的工具，它可以全面地获取关于社会交际的动态。这种认识是一种统治认知,可以介入人的精神，对精神在前反思层面施加影响。”

在数字时代，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治理术以更加温和的方式展开。人们“越觉得自由，就越自愿去暴露，就越会被监控，进而越不自由”，于是陷入到一种“越开放越规训、越自由越奴役”的自由悖论当中。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许诺不断迷惑着大众，逐渐蚕食着真正属于他们的自由。资本代言人为大众量身定制的自由外衣，不过是受精神政治潜移默化影响的削足适履。大众按照社会定义的价值对标自己、改造自己、强迫自己，个体的自我意识就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消解，自由也就变得遥不可及。焦虑、倦怠和抑郁等精神问题无不揭橥了大众对数字时代的数据主义和精神操控的排斥反应。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审视大众的生存境遇并重提追寻真正自由的目标，以挣脱精神枷锁，为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贡献理论智慧。

一、数字技术：新自由主义与精神政治的接榫

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数字化社会中，精神政治以诱惑性统治关系为前提，在扶持的名义下展开了对个体的强力剥削和深层管控。在韩炳哲看来，精神政治是不同于生命政治的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术。生命政治是一种“压制性的统治关系”，它通过有预谋的强迫完成对肉体的规训，并使这种强迫逐渐演化为一种习惯性的操作流程。作为一种新的控制术，精神政治发现“其实精神才是生产力”。

为了提高生产力和促进资本增殖，新自由主义政权“所要克服的不再是来自肉体的反抗，而是要去优化精神和脑力的运转程序”。尤其是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发生了深刻转型——它不再是生命政治意义上的“规训社会”，而是精神政治意义上的“透明社会”。在“数字化全景敞式监狱”中，数字资本权力对主体的管治手法从“规训肉体”转向“优化思想”，实现了从“他者剥削”到“自我剥削”的范式转换。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通过精神政治对主体自由展开敲骨吸髓般的利用，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加持。大数据通过智能算法展开对主体潜意识的引导、管控和利用，将“本我”潜移默化地塑造成为精神政治所用的“自我”，将戒律禁令下的主体“应当”做什么转向绩效命令下的主体“能够”做什么，进而施展精神政治的规制技法。“数字化控制社会”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精神政治学作为新的统治形式描摹了当今社会新的秩序样态，更加意味着“由外而来的暴力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生的暴力”。这种暴力通过“过度的绩效、过度的生产和过度的交际，过量的关注和过分的积极主动”给个体营造出一种亲近、诱惑的欣快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幸福的因素本身就变成了不幸的源泉”。大数据通过智能算法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但与之联袂而行的是用户的生活被全面地监视与控制。颇为讽刺的是，新自由主义给自己冠以自由的头衔，却始终没有赋予主体真正的自由，资本却在自由的空口许诺中赚得盆满钵满。

数字技术使非物质生产的地位愈发重要，新自由主义通过精神政治的管治成为现实。数字时代的资本与技术实现了深度合谋，立足于海量数据、依托数字手段全面监视与控制了用户的自由与交际。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不再安居于大地和天空，而是居住在谷歌地球和数字云之中”。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对世界的感知已然从“实物”转向“非物”，信息充斥到了现代主体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的支持下，用户正以不受约束的通信方式交换着各自的私人信息。数字技术由此洞察人的精神，“将我们引渡给精神政治的程序设计和控制”中。数字技术通过收集到的数据“准确地刻画出我们外在和内心的图像”，使主体产生一种大数据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错觉。借助数字技术，这种强势媒介能够以一种隐蔽却极强的暗示重新定义现实世界，甚至塑造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数据化和网络化的个体存在于媒介所制造的“数字化全景式监狱”中而不自知。与之相应，“数据主义导致数字化极权主义的形成”，数字技术使一切存在都被压扁、敉平，进而使其毫无抵抗地融入资本和信息的洪流之中。整个流程是可追踪的，也是极为透明的。然而，这种透明仅仅宣告了“数据和信息是自由的”。透明社会遵循着数据主义的基本步调，将一切转化为数据和信息、转化为可见之物。

如此一来，“未来也就被肯定化了，成为被优化的现在”。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据分析的推广，“宣告了数字精神政治”时代的开启。数字技术使我们的思考变得多余，主体被“降格为系统中的一个功能组件”，不假思索地任自己沉湎于事情“就是这样”，人本身变得可被量化、可被测量甚至可被操控。可以说，大数据宣告了个体与其自由意志的终结。

精神政治作为一种全新的统治之术，描摹了数字化社会的秩序样态。作为精神政治的技术支撑，数字技术促使政治统治的触角蔓延到了个体的精神世界，进而操控了人的自由意志，导致了更深层次的自由危机。一方面，数字化社会将“肉体人”转化成“数字人”。精神政治正是通过对用户在社交媒体上透明行迹的分析、管控而提升了统治效率。换言之，精神政治不仅不允许我们沉默，反而借助社交媒体手段不断地要求我们在网上倾诉自己的情感、分享生活故事以及参与热点问题的讨论，使用户主动地“自我暴露和自我展示，主动为数字化全景式监狱添砖加瓦。另一方面，精神政治的治理目标是将“数字人”转化成“经济人”。与传统事物相比，与数字相关的事物更加透明、更易被追踪、更易被利用。以此为基础，数字社会要求构建一套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数字秩序”，它要在最大程度上促进、扩大并加速对人生命的商业利用。以“自我实现”为旗号的新自由主义将人们“自我完善”的追求与“绩效的提升”融为一体。数据主义作为数字秩序的灵魂，则“象征着今天的全面交际——与全面监视和全面剥削逐渐重合的交际状态”。由是观之，精神政治借助数字技术对人们的行动和思想进行全面监控和管理，继而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对人们起到规训的效用。

如果说机器大工业时代是依靠压制、惩罚等手段而达到相应的目的的，数字时代则是通过诱导、共情等手法让人们主动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优化。新自由主义将社会治理的方法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它似乎“并不否定或压制我们的自由”，实则是在给予自由的过程中施行着剥夺之术。这种类型的统治无需蛮力、无需暴力，因为它就是数字时代的一种自然发生。作为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形式，精神政治遵循着资本的逻辑，看似自由的个体实则是被“算法之线操控的木偶”，没有一丝一毫真正的自由。这一过程使人们陷入一种难堪、矛盾的境地——既苦不堪言，又心甘情愿。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有效且智慧的体系”。它披着“解放的外衣粉墨登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表现出“讨好”与“成全”的姿态，以此扰乱了人们关于“自由”和“自我实现”的认知，最终使人们“屈从于更有效的”剥削形式。精神政治用交流代替强制，用趣味代替禁令，用鲜明的个性代替平凡平淡，用责任化代替物化，从而给人们营造出一种温馨和谐的生活氛围。究其实质，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变种”，它鼓吹的自由实则是对资本诡诈本性的掩饰和伪装。精神政治之所以要以自由为名而极尽“讨好”之能，其目的只是使人们在这些糖衣炮弹中迷失自我，继而使其丧失反抗或抵抗的能力，让人们在“昏睡”中“悄无声息地”接受资本的无形暴力。精神政治所宣扬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进步的强制。在为自由高歌的时代，人们陷入到自我实现的狂热之中而无法自知、无力自拔。个体与所使用的电子信息设备融为一体，被剥削者如今“不再作为机器的一个部分被动地运转，而是和他的数字设备一起主动地操作”，这便是新自由主义宣扬自由的核心要义所在。精神政治以讨好逢迎和制造依赖的方式完成了对生命政治的超越，社会也就进阶到了精神政治统治时代。这意味着人们不仅要为资本增殖贡献出自己的身体，并把自己的身体调节到最佳状态以投入到工作之中，而且还要从精神层面认可并遵循其运行逻辑，以不断地自我优化来更加高效地完成工作。可见，精神政治所力捧的自我实现并非个体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实现自我，而是一种全新形式的异化——它将主人和奴仆寄生于同一人，使人们听命于自由意志并受自我生产的约束。对于广大民众来说，精神政治所塑造的以自由为旗号的剥削体系的致命伤害便在于它竭力完成消解反抗、淡化斗争的政治目的，继而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现实而不自知。

“权力越大，就越平静。”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政治遁形于自由背后，真正的自由却在数字秩序和数字体制中消解殆尽。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时代，毁掉我们的不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从“酷刑社会”到“规训社会”，统治阶级对大众的管控模式逐渐从肉体的显性惩戒演变为对生命的隐性操持，“透明社会”的统治模式则发生了重大改变，即转向了对精神领地的占领和对人们心理的深度把控。需要明确的是，在与资本相勾连的政治版图中，“入侵与征服”才是主导的统治程式，而“和解与斡旋”都是迫不得已才采取的策略。新自由主义给出了一种关于自由的辩证法，即“统治与自由携手并立于我们面前”。毋庸讳言，精神政治所宣扬的自由是彻底服务于资本增殖的。人们所能够得到的“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象征性的自由”。

二、功绩主体的现实境遇：“优化思想”取代“规训肉体”

精神政治的主导者不再宣扬“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的旧式说教，而是重点推介“自己做自己的老板”的理念，人们正是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变得疯狂、盲目，并就此沦为资本增殖过程中最“强有力的发条”。在“优化思想”取代“规训肉体”的“功绩社会”中，“功绩至上的主体自认为是自由的，实际上却是一个奴仆，是没有主人强迫却自愿被剥削的绝对的奴仆”。这种主仆辩证法导向一个完全劳作的社会，“在这里，主人自身也成了工作的奴隶”。功绩主体通过自我剥削将自己圈禁在自由的囚笼之中，并显露出一种自愿自觉的状态。功绩主体在寻求解放、破除强制的道路上再度沦为资本的奴仆，遭受着身体规训和精神操控的双重折磨。

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政治通过对个体幸福的许诺而将生产设定为人们“唯一的生命形式”，进而导致了主体生命的彻底世俗化。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打破了原有的劳动模式，工作开始入侵人们的生活，工作时间不断挤压着生活时间，甚至于二者逐渐融为一体。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数字化社会，“不管人在哪，工作总是如影随形”。绩效社会中个体工作时间日益延长、工作强度不断提高，功绩主体已然“无异于一部主动运转的机器”，过度劳动已成为一种常态。由于工作场域和工作时间的灵活化，人们逐渐接受并认可了这种工作方式。加之在随处可见的“电鞭”的驱使下，人们便逐渐习惯并接受了雇佣者的不合理要求。功绩主体在所谓的自我优化的粉饰下被塑造成纯粹的“劳动的动物”，全然抹去了“工作与兴趣、爱好、娱乐之间的界限”，致使大众的生命活动只剩下了“工作和绩效”。精神政治“巧妙地利用这种自我管理术”将外在的压迫力转化为主体内生的驱动力，依靠对自由的利用而不是对自由的压制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这是新自由主义最为奸险的治理策略。在此境况下，功绩主体不再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他们全天候专注于工作的挑战。在绩效原则主导下的社会中，成果才是判定行动是否有效的唯一依据，对于一切主体的个性和独立性都避之不言。功绩主体将学习、工作成绩好不好，有没有能力高效地完成任务，对公司贡献的有多少等作为衡量和判断自身价值高低的依据。即便是在竞争中落败，也不会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社会，而是归责于自身的不够努力、不够优秀。在资本逻辑的强力宰制下，充满劳作且追求绩效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它产生了一种生产强制，这种生产强制恰恰破坏了作为生命形式的主权，使主权让位于一种为自由包装着的屈从。“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以其意识工业摧毁了人的灵魂”，功绩主体沦为“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奴仆”，成为“劳碌着的、只想简单活着的奴仆”。“新自由主义对于效绩、性感和健美体魄的强制命令，将身体降格为需要被优化的功能客体”。在资本权力笼罩的绩效社会中，带着工作去度假成为合理的现实。这一变化的背后所流露出的恰恰是工作对于生活的全面冲击，高强度加班、长时间工作、休息日出勤等都是功绩主体不得不直面的状况。

功绩社会的剥削形式也发生了从“他者剥削”向“自我剥削”的“拓扑式转变”。新自由主义通过貌似友好的精神治理和近乎偏执的绩效原则将功绩主体的劳动调成永动模式，精神政治将“不容后退的对抗心理标榜为充满治愈能力的力争上游和出人头地的激励动力。动力、项目、竞赛、优化和倡议被归为自由主义政权的精神自主性统治技术”。功绩主体作为自认为免遭“其他外界强迫的客体”，如今却恰恰以“一种束缚于功名的形式屈从于内心的强迫和自我强迫”。新自由主义利用精神政治手段积极肯定主体行为，激励主体鞭策自己、朝向自己、逼迫自己，顺从的个体在所谓的自由竞争当中被心甘情愿地剥削着自己，还天真地以为这是在通向自我实现的途中。基于此，不仅人的身体，而且整个人本身都成为一架“力图最大化地发挥自身的功效”的机器。在绩效社会里，虽然工头的皮鞭已不再挥舞，但主体在绩效原则的驱策下不断地进行自我鞭策。这种自我鞭策、自我剥削要比他者剥削的方式更有效率。功绩主体对“一种自愿的、自我生成的约束言听计从”，人们争先恐后地提高绩效，效率至上的管理系统实现了对现代社会的全面覆盖，绩效社会就此表现出一幅繁盛的景象。所有人都被计划追赶、都在和时间赛跑，只有“保持竞争性”，才不至于“掉出仓鼠滚轮外”。在严苛的绩效与考核压力下，功绩主体的负担被无限加重。长此以往，功绩主体“因被迫产出越来越多的成绩而走向衰亡”。人们在新自由主义建构的自由幻象中进行着自我剥削，功绩主体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每个人既是自我的雇主，“也是给这位雇主打工的自我剥削者”。功绩主体将“主仆身份集于一身”，甚至连“阶级斗争也转变为与自身进行的内部斗争”。

绩效原则给功绩主体造成了毁灭性的压力和打击。与自由的消解相伴随的是希望和目标的丧失，绩效社会变为孕育心理疾病的温床。在新自由主义所取得的光辉成绩背后，发展的负面效应在主体身上逐渐显现并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当整个社会都沉浸在对于未来社会更加便捷、更加富足以及更加幸福的美好想象中时，一股无色无味的气压使人们在社会前进的浪潮中感到窒息，使每一个个体都被无法言说的不安以及看不到明天的焦虑感所笼罩。功绩主体在生活中遭受的痛楚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许诺造成了更深层的伤害。比起前现代社会人们自己设定奋斗目标、自己控制工作进展、主动寻求工作的意义与人生的动力，现代主体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绩效社会为资本权力所钳制，资本逻辑将一切关系都“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沦为机械的敛财工具。新自由主义披着“享受人生”的道德外衣对主体进行精神或意识的“洗礼”，人本该在自由自觉的劳动中敞显自我的本质，但人们对金钱的追逐和崇拜却使这一崇高的活动降格。人们在“西西弗斯式”的工作状态中逐渐丧失了生命真正的意义。在一个以业绩衡量一切的社会中，功绩主体将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完成各项考核。长时间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使现代主体不仅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感到疲惫不堪，也对毫无意义的任务和永无止境的利益追求同样感到失望。我们的业余时间不断减少，“过劳引起过劳死和压力疾病”，造成主体的身体退化和精神倦怠，抑郁症和倦怠症就是“过度劳动”的功绩主体发出的时代悲鸣。日本学者斋藤茂男深刻指出：“我们就像置身于一个庞大的系统之中，刚达成一个目标、课题，甚至都没有时间喘息，马上就会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被推到面前，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这种状态就像是上了高速公路的汽车，除了随着社会洪流勇往直前外没有其他选择。这种完全与系统优化并行的自我优化实际上是一种带有自我毁灭性质的行动，过度劳作的功绩主体由于压力过大而逐渐产生心理上的“无力感、紧迫感、挫败感和失去尊严的颓废感”。功绩主体被“肆无忌惮的自我剥削致使精神崩溃”，优化至死是他们不可避免的必然结局。至此，我们需要驻足反思，在功绩社会中“工作的极限在哪里？工作场所的边界在哪里？工作日的结束在哪里”？

“你要过得幸福”是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的愚民手法。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幸福就意味着你“必须带来强大的功绩能力才行”。绩效社会中的功绩主体之所以“误以为自己活在自由里”，是因为人们的确不再“受迫于一个自身之外的统治机关”。虽然外在的胁迫被克服了，但是它却转化成内生的压力和焦虑。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增殖的帮凶，不仅不会引导人们走向自由，反而会将人们置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严苛的奴役体制之中。新自由主义宣扬的工作伦理与人们对生活价值的追求相抵牾，人们“把生命与更多的生产、更多的绩效和更多的消费混为一谈”。资本体制所力推的“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正在塑造一个完全赤裸的生命。归根结底，资本主义始终无法规避人类“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的悖论。在精神政治治理的过程中，人们将自己“困在一架不断加速、围绕自身旋转的疯狂竞争之中”。这种通过自愿的方式将人生目标与资本增殖关联起来，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长此以往，精神政治必然会造成被剥削者意志消沉、阶级意识消解等诸多问题。

三、绩效社会中功绩主体的未来何去何从

以“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为“特定的内容和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求每一个社会个体都要慑服于资本逻辑。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功绩主体也必然遵循这一基本操作规程，将获得更大利益视为生命追求的终极目标。精神政治在生产和生活的双重维度上展开对社会成员的肉体剥削与精神操控。面对越来越少的睡眠、越来越忙碌的生活、越来越匮乏的自由时间以及越来越多的工作，功绩主体的“生命”俨然已经崩解成“生存”。“我们试图通过延长赤裸的生命来弥补存在的缺失，但却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对有深度的生命的全部感觉。”实际上，现代的人们无论是对健康的歇斯底里，还是对自我实现的狂热追求，都不外乎是因为遭受到资本的无形暴力进而“导致自我的空虚和瓦解”。

韩国导演李沧东在电影《燃烧》中用“Little Hungry”与“Great Hungry”描绘了现代社会两类“饥饿”主体。其中，“Little Hungry”是指还未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主体，“Great Hungry”则代表着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却因精神生活的欠缺而饥渴地寻找生命意义的主体。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数人都是“Little Hungry”。这一群体直接面临着生命延续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一些群体还面临着因为饥饿、疾病或者缺乏住所而不得不直面死亡的威胁；“Great Hungry”群体则在工业革命之后倍受关注，他们不再因食物匮乏、住所缺失而丧失生命，但精神的空虚和思想的匮乏却使他们总是处于压抑之中。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谈到，在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说‘贫穷’曾经来自失业，那么今天它主要来自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这个区别改变了人们对贫困生活的体验方式，也改变了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前景”。但我们翻阅美国学者杰米·K.麦卡伦的《过劳悲歌：996正在毁掉美国梦》就会发现，麦卡伦不赞同现代社会的主体已经从“Little Hungry”走向了“Great Hungry”。在他看来，两种状态的同时存在困扰着现代人的生产与生活，这也是“为什么努力工作让人如此痛苦，又如此骄傲”的缘由所在。

“Little Hungry”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被一种不安全感所笼罩，该群体被迫尽可能多地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以获取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纵观“Little Hungry”群体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晰看到，很多“Little Hungry”并非因为懒惰、懈怠或能力不足而使自身的生存陷入困境。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广大雇佣工人陷入到一种越是努力越是困苦的窘境当中。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大量的过剩人口组成的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也增加了提高薪资待遇的难度。加上经济危机的爆发，广大工人群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这一情况在当下的社会中依旧存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社会也存在着大量的非自愿失业者，这些失业者利用自己的零散时间从事零工经济，但零工经济也只是一种披上自由外衣以迎合劳动者追求的新模式。从事零工经济的大部分劳动者依旧承受着过度工作、不稳定的日程以及缺乏足够休息的苦楚，“Little Hungry”群体就此处于一种极其痛苦的循环中。“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不管他们是终生从事一项工作，还是争先恐后地争夺下一份工作，抑或是花费大量时间干着多份工作，其所得都仅够糊口而已。

“Little Hungry”群体虽明确感受到自己工作已然过度，但依旧渴望能有更多的工作时间，以便赚取更多的工作报酬来维系基本的日常生活开销。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人虽然接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工作时长，但其生活条件和生存境况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他们不仅未能获得等量劳动带来的等量工资，还丧失掉了最为宝贵的闲暇时光。因而对他们来说，发展自身、提升智力、全面发展等都是奢望。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现代人已不再被吃、喝、住、穿等“生命中最简单的需求所束缚”，他们更多的困境是精神层面的空虚和无助。这就是“Great Hungry”群体身处的现状。诚如“Little Hungry”群体的过度劳作是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一样，“Great Hungry”群体的精神虚脱也是基于相同的原因。

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工作依旧是人们赖以谋生的手段，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决定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这意味着在一个根据选择能力以及相应社会责任来评估和奖励个体绩效的社会，工作已然成为社会判定个体身份的核心指标，同样也成为每一个个体需要终其一生去构建和捍卫的关键。这不仅是现代人依然要辛勤工作的缘由，还是所有生存和生活需求都让位于工作规划的原因。这种状况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即便是“当下幸运和成功的精英”也依旧“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7×24小时专注于工作的挑战”。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社会中，金钱扮演着“一个很糟糕的身份授予者”的角色。尤其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当下，包括人们的住宅、社区、学校、职业等在内的一系列要素的优劣分化也愈发严重。其中，金钱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社会分化越是加剧，金钱的重要性也就越发凸显，人们对于金钱的渴望与崇拜也就愈发强烈。在功绩社会中，赚取更多金钱的欲望几乎演变成了一种强迫症，“Great Hungry”群体也就“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由此，人们必然要不断地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压榨自身的精神领地，甚至“完全放弃一切自由”。即使现代人生活得更体面一些、工作环境更舒适一些、工作时间更灵活一些、社会地位更高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然摆脱了被剥削的状况，反而恰恰证明功绩主体“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总体而论，虽然绩效社会中的部分群体已经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但他们依旧无法超脱于资本逻辑的宰制与管控，也无法在现代社会中获得真正的自由。

从实质的意义上讲，人的幸福程度并不一定与拥有金钱的数量成正比，人的天性也未必是“想挣越来越多的钱，他们只是想按照自己已经习惯的方式去生活”。然而，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精神治理术迫使所有社会成员“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由此展开对当代主体的隐性支配和无情催逼。在新自由主义隐匿的剥削形式下，功绩主体的诸多行动在大多时候都呈现出一种自觉主动的状态。这种自觉主动的状态实则是资本蛊惑的结果，满眼都是“生意经”的资本家既不会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更不会关心工人的精神状况和心理状态。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权力集中、肉体规训、人口调节和精神管治都是迎合资本增殖需求的手段，所有人都被困在资本牟利的窠臼中而无法脱身。

无论是“Little Hungry”群体还是“Great Hungry”群体，他们自始至终都是“吸血鬼”吸食的对象，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是他们不可抗拒的“命定”。在精神政治的治理版图中，“一切肉体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在韩炳哲看来，如果当代的劳动者要摆脱这一困境，就必须反思当下的生产与生活，并在对生活的“凝思”中不断脱困，即立足主体自身的现实状况，通过恢复人们具有的“凝思能力”以寻求生命本身的价值，继而掌控自我对生命的主动权，以使人们处于一种“没有强压与必需、没有劳累与操心的自由状态”。

余论

绩效原则的普遍施行造就了一个“兴奋剂社会”，整个社会的快进程序得以启动，“加速”成为当代社会的表征。在加速时代，人们又遭遇到了一种自由的悖论。人们为了更加自由而更卖力地工作。然而，卖力地工作不仅没有带来解放的福音，反而将人们牢牢地嵌套在无休止的工作当中。简言之，努力工作未必能获得成功，反而使人们堕入更深层次的自由危机。对于忙于工作的人们而言，“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也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他们全然忘记了“经济安全、个人满意和生活幸福应该是权利，而不是向其他商品一样是劳动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治理将“生命归结为生产和效绩”，继而造成了一种悲惨的后果。人们为了能够生存而将自己活生生地埋葬，为了“生”的希望而不断积累“死”的资本，唯有死亡才能让这一恶性循环彻底终结。更为严重的是，即便人们已然知道这一悲惨的后果，但在精神政治的煽动、治理之下，人们从心理和精神层面是接受这种机制的。“‘你要自由’比‘你要顺从’更具毁灭性。”韩炳哲的这一提醒恰逢其时，既是对资本诡诈本性的揭示，又给当下沉溺于加班苦海中的人们提供了一味清醒剂。

韩炳哲对于精神政治的分析虽然触及到了问题，但并未给出一个彻底的、可行的解决方案。依靠“凝思”来实现自由的复归和人们生存境遇的改善，这本就是一种观念论的操作手法。这也暴露出韩炳哲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派”，他不想碰触统治者的利益，他主推的依旧是一种改良思维。在精神政治的治理格局中，新自由主义的所有举措无不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只要资本还在为资本主义所“应用”，它就必然会不断突破人们的“身体界限”和“道德界限”，并将一切都纳入到牟利方案之中。“充满生命的世界正在被死的资本摧毁”，摆在人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如果他们不想为资本所钳制，只要他们不想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中苟活，那么就必须唤醒沉睡已久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以联合的革命行动来打破这种剥削性的体制。至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正确对待《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通过“消灭私有制”将人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归还给人自身。唯有坚持革命方案，“一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各种关系都十分清楚而明白的社会便会脱颖而出”。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时发现的“新世界”就是每个个人都得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世界，就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王国”。直面当代的各种问题和危机，纵观理论家和实践派所抛出的种种“救世方案”，唯有马克思是站在最广大民众立场上给出了一个科学的、彻底的、可行的方案。这也是我们每每遭逢危机的时刻就会发生“马克思热”的现象，或重提“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的重要缘由。

注释（略）

参考文献（略）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哲学思想”（编号：23BKS020）。
本文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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