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社会科学》| 李亚伟 | 超大规模市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基础、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学术 2024-06-20 08:55 内蒙古

超大规模市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基础、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李亚伟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李亚伟：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要：新质生产力既是生产率水平大幅提升的先进生产力，又是在质态上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并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基于斯密和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可以发现，生产力水平的跃升和质态的优化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市场资源是中国的巨大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持续建设能够从消费结构性需求、囊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大量投资需求、规模报酬递增引致的生产成本下降和创新收益提升以及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建构性市场”等多个方面为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这些支撑在发挥作用的同时面临着需求多样化、固定资产更新滞后、区域形成的“局部市场”以及制度型式不确定性等挑战，为使潜在的支撑力量转为实际的效能，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传统产业的劳动分工与技术进步，推进固定资产更新换代，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扩大有效市场规模，适时适度做实做优建构性市场。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超大规模市场；生产力质态；规模报酬递增；建构性市场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认识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新质生产力既是生产率水平大幅提升的先进生产力，又是在质态上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生产力水平的跃升和质态的优化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市场资源是中国的巨大优势，如何通过持续建设超大规模市场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有必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基于马克思和斯密的相关思想阐释生产力水平跃升与质态优化受到市场规模限制的理论基础，依次探讨超大规模市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实践中需要着力的方向。

一、生产力水平的跃升和质态的优化受到市场规模限制的理论基础

新质生产力范畴的提出，既是对世界和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深刻认识，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尤其是创造性地分析了生产力质态。针对如何界定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提道，“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因而，生产力可被视作劳动者利用生产要素生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新质生产力既是生产率水平大幅提高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产的能力，又是在质态上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能力；既涉及生产力水平的跃升，又涉及生产力质态的优化。

生产力水平的跃升和质态的优化与市场规模存在内在关联。亚当·斯密在论述分工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马克思在区分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的基础上对其做了阐释。基于斯密和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可以构建出生产力水平跃升和质态优化与市场规模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首先，生产力的发展可视作社会生产条件改进和提升的演化过程。马克思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对社会生产条件进行了详细分析。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既是劳动过程和社会生产条件的阶段性转换，也展现了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在探究这些生产力变革的过程中，马克思分析了生产力水平的变动和生产力质态的变化过程。基于新质生产力范畴对生产力质态进行探讨，马克思的相关论述能够给予其理论支撑。

与简单协作相比，工场手工业通过完善局部劳动方法、提高劳动强度、减少劳动力的非生产耗费、改进劳动工具等方式促进劳动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使生产力质态发生变化。马克思论述道：“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

机器的出现和使用既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又从多个角度使生产力质态发生变化。其一，自然力代替人力，科学技术代替人的经验。马克思写道：“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科学技术使得可以引入生产过程的自然力的种类与范围均得以扩大，这必然扩大原有市场范围、产生新的市场，同时生产出更大规模、更多种类的产品和服务。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已明确地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决定因素。科学技术在优化生产要素组合的同时必然会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使得市场也会发生规模与结构的变化。其二，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由主观的局部工人结合转变为客观的生产有机体。马克思在比较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时论述道：“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其三，机器生产让劳动资料的运行离开工人而相对独立，从而赋予生产体系以更高的且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弹性、生产能力使用的灵活性以及扩张的潜力。

其次，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来自劳动分工与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斯密将生产力的大幅增进归因于分工，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马克思认为这一思想虽然存在片面性，但从经济上说是正确的。他在评论斯密分工理论时写道：“斯密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把分工放在首位，并且把分工片面地看作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手段。”斯密在探讨生产力与分工之间的关系时虽然区分了生产力的缓慢小幅变化和快速大幅变化，但都是针对生产力水平的跃升，没有专门讨论生产力质态的变化。

马克思对劳动分工作了进一步考察，区分了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并探讨了劳动分工与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概括地说，劳动分工容许、促成和引致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则带来劳动分工的进一步演化。马克思在比较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等不同劳动时，探究了因劳动分工与技术进步相互作用而导致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机理。

再次，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技术进步与劳动分工相互作用，二者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伴出现的，探析分工动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二者变动的共同探析。“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这一命题可追溯至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与色诺芬的思想不同，斯密专辟章节作出系统性论述，指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这一命题被美国经济史学家斯蒂格勒称为“斯密定理”，也被美国经济学家杨格视作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具启发性和最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

马克思的两类分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斯密定理的深化和发展。马克思指出了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本质区别，他不仅从对立的角度对二者作出考察，还分析了它们的并行不悖和齐头并进。两类分工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促进企业内部分工、技术进步、社会分工和市场规模的协同演进，引致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自发演化，从而蕴涵着规模报酬递增的机制。国内学者贾根良由此将马克思和斯密并列为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先驱。

概括而言，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既体现了生产力水平的跃升，也涉及生产力质态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来自劳动分工与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而劳动分工与技术进步则依赖和受制于市场规模的扩展。因此，生产力水平的跃升和质态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了基础，超大规模市场的持续建设为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支撑。

二、超大规模市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时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关于国内市场的建设，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力发展与市场规模之间的关联时将市场规模归纳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规模报酬递增机制以及制度型式的塑造四个方面。马克思将消费需求作为市场规模的首要条件，并认识到消费需求的多样性；将投资需求作为市场规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指出即使消费需求不增加，市场规模依然可能因投资需求的增加而扩大。对市场规模与两类分工的关系进行深入挖掘，则呈现出以之为基础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将市场规模置于“用商品生产商品”的体系和特定的生产方式进行考察，强调制度型式对市场规模的塑造。

马克思既阐释了市场规模，又展现了市场规模所涉及的重要方面。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撑可以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规模报酬递增机制以及制度型式的塑造等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新状态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大量的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重要论断，人口规模不仅是量的积累，还蕴含着结构、素质和分布转变的多维性，呈现出老年人口规模逐渐变大、受教育人口规模巨大和流动人口规模巨大等人口新状态。2023年末，我国人口总量为14.1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8%。人口众多不一定意味着存在巨大的消费需求，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时，即使人口众多，消费需求也并不大。然而，近年来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2万美元，已接近和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庞大的人口数量由此形成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此外，由于我国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收入水平等差异，居民的消费需求呈现多样化，既有生存型消费需求，也有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需求；既有对传统产品的需求，也有对新兴产品的需求，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产品的需求会不断增多，如我国5G移动电话的用户量现已达到8.05亿户。大量且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来自国外的消费需求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都要求建立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不排斥对国外商品的消费需求，以及国外对国内产品的消费需求，这种国际需求促使社会分工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

马克思等学者论述了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新质生产力的涌现。马克思指出：“大工业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不仅有更多的外国消费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还有更多的外国原料、材料、半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随着世界市场关系的变化，运输业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了，而且运输业又分成许多新的下属部门……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长。”

第二，齐全的产业门类及广阔的地域所需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了产业链和供应链基础，并提供大量的投资品需求。中国是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齐全的产业门类内含着具有韧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一方面，齐全的产业门类能够为补齐产业短板、升级传统产业和强化优势产业提供相对充足的生产配套条件，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向新质生产力流通。另一方面，能够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奠定基础，保障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我国齐全的产业门类包含了众多生产资料使用部门，还为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带来了大量的投资需求。产业之间存在着生产资料供给和需求的关系，生产资料使用部门的快速发展将对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产生大量的需求。马克思论述道：“随着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的扩大，给这个工业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那些部门的生产首先会增加。”

此外，中国广阔的国土面积和复杂的地理条件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大量的需求，而新型基础设施本身就是与新质生产力相辅相成的。胡焕庸线既是我国人口分布的分界线，也是能源资源分布的分界线。为了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有效满足人们的需求，需要适当超前地对新型基础设施进行布局和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战略布局，加快建设以5G网络、全国一体化数据中心体系、国家产业互联网等为抓手的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既能够直接带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能够为新质生产力驱动的生产资料部门提供大量的投资品需求。

国民经济产业体系的全面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有着直接关联。对于经济体而言，全面的产业体系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的基础，同时也是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基础。而这种攀升恰好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我国齐全的产业门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超大规模市场能够放大规模报酬递增机制，使新质生产力相关部门的生产成本降低、创新收益增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发展初期往往会面临成本较高和收益不足等问题。只有达到一定规模，发挥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才能使这些问题得到缓解。超大规模市场能够使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得以放大，助力解决成本较高和收益不足等问题。马克思在考察分工理论时系统阐释了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也因而被视作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先驱。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在马克思和杨格等人的基础上，区分了静态的规模报酬递增与动态的规模报酬递增。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以及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过程中，超大规模市场对静态的规模报酬递增和动态的规模报酬递增同时起到放大作用。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能够放大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的生产成本。黄奇帆在分析中国工业的核心竞争力时指出，规模经济能够降低六项成本，分别是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采购成本、人力成本、物流成本和市场开拓成本，涉及总成本的30%~40%。相关研究还指出，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规模集群效应能够降低产品生产成本、资本进入成本和劳动力流动成本等。另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能够放大动态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引致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创新收益的增加。马克思通过论述社会分工、企业内部分工、技术进步与市场规模的相互作用，对规模报酬递增机制作出了深刻说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的卡尔多—凡登法则则是规模报酬递增机制的一种数理表达，揭示了市场需求对生产率提升的长期驱动效应，并为众多的实证研究所检验。关于创新收益，有研究表明，由于研发和创新具有高投入和高风险特征，当市场规模较小时，“创新不如引入”“自创不如购买”成为较为理性的选择；当市场规模巨大时，任何技术上的微小创新都可能有助于企业获得庞大的市场和高额的收益，因此高强度的研发和创新就成为保持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第四，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的“建构性市场”制度型式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启动条件与发展动力。由于较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发展初期往往面临着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高成本等不利因素，难以获得大量的自发流入的私人资本，因此其自生能力较弱。马克思阐释的“制度型式对市场的塑造”能够为此类境况提供借鉴。演化经济学家马祖卡托发现，绝大多数技术革命都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动，政府在创新增长中不应只是负责修正市场失灵，还应成为市场的塑造者和风险承担者。孟捷和张梓彬在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协调和建构市场的规律时指出，针对战略性、基础性部门，国家应为其承担起创造市场和引领市场发展的职能，他们由此在战略性、基础性部门形成的特殊市场形态，被称为“建构性市场”。

建构性市场是国家经济治理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前者以产业政策为重要手段，后者则以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为主要依托。高铁和新能源汽车是建构性市场的两个典型案例。产业政策促进了这两个行业的起步和发展，而超大规模市场则蕴涵着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是相关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前提。如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第一个1000万辆经历了27年，而第二个1000万辆却只用了17个月。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的比重已超过60%。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显然是相关政策激励和超大规模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建构性市场发挥作用的体现。新能源汽车和高铁行业的发展历程虽不能直接复制，但能够为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参鉴。有必要指出的是，市场规模的扩大伴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鉴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市场规模的后果最终会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而社会主义之所以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正是因为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使得生产社会化水平与市场规模扩大高度协调，建构性市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三、超大规模市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挑战与实践指向

超大规模市场的持续建设能够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和建构性市场几个方面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支撑。然而，这些支撑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现实挑战。首先，大量且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潜力不仅需要依靠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来满足，还需要依靠传统产业来满足，而传统产业的现有生产模式难以充分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其次，既有的固定资产在更新上往往具有滞后性，不仅抑制固定资产使用部门的新质生产力形成，也抑制固定资产生产部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再次，我国因区域资源禀赋不同而形成了多个“局部市场”，导致区域间协调成本较高和有效市场规模较小等问题，使得相关部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难以充分发挥。最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需要依靠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促进作用，但又鲜有现成的模板可供参鉴，支持这些产业发展的相关制度型式的建立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考验。因此，只有在实践中有针对性地进行着力，才能够应对这些挑战，使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发挥有效的支撑作用。

第一，推进传统产业的劳动分工与技术进步，以激发和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为导向，促进新模式、新产品和新行业的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忽视传统产业，但是传统产业生产的产品相对单一，难以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这就需要用新技术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劳动分工的深化，加快形成与消费需求相适应的新模式、新产品和新行业。

升级改造后的传统产业依然是满足消费需求的主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就指出：“只有低质产能才会过剩，顺应市场需求不断更新换代的产能不会过剩。”“新动能并不都是高大上的，不要忽略了关系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产品，这里面有大市场、大文章。要认真考虑怎样把这部分需求拉回国内来。”传统产业不仅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供依托，还可能通过升级改造转化为新产业、新模式或新动能，既能够进一步满足现实的消费需求，也能够为满足未来的消费需求提供可能。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强化了产业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交叉和相互转化的作用。

第二，推进固定资产更新换代，加快固定资产使用部门的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固定资产生产部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既有的固定资产在更新上往往是滞后的，一定程度上成为抑制需求的对象，促进固定资产更新的政策有助于释放这部分需求。固定资产更新的过程是技术进步的过程，也是对新的生产资料产生需求的过程。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深刻洞察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联，其技术进步方程直接表明，技术进步并不是外生于生产要素投入，而是内嵌于资本积累之中。固定资产更新不仅会直接让固定资产使用部门的生产能力向新质生产力转化，还在更新过程中催生出大量的、内嵌着技术进步的固定资产，促进固定资产生产部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2024年2月2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要推动各类生产设备、服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鼓励汽车、家电等传统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2024年3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要“有序推进重点行业设备、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和老旧农业机械、教育医疗设备等更新改造，积极开展汽车、家电等消费品以旧换新，形成更新换代规模效应”。落实这些行动方案，并基于超大规模市场形成更新换代的规模效应，将有助于促进固定资产使用部门和生产部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三，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有效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区域间协调成本的降低来推动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创新收益的增加。超大规模市场能够放大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动态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由此带来生产成本的大幅降低和创新收益的明显增加。但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会受到现实因素的制约。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和墨菲指出，随着市场规模与分工的相互作用，分工环节的增多虽然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但也会增加协调成本，分工的程度最终会受制于协调成本的大小。寇宗来和赵文天将此结论称作贝克尔—墨菲定理，他们针对中国市场进行考察并指出，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不同使得市场本身可能处于分割状态，进而形成多个相对独立的“局部市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能够减少经济摩擦，降低区域间协调成本，又能够增加区域间往来，将不同的局部市场连接成片，扩大有效市场规模。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解决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即如何破除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如何破除妨碍商品服务流通与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要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等。把这些举措落到实处，将显著扩大有效市场规模，强化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

第四，适时适度做实做优建构性市场，使产业政策与市场调节更好地结合起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快速发展。建构性市场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有力手段，但这种制度型式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建构性市场既要依托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又要着力发挥以产业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国家经济治理的主导作用。国家不仅是市场建构者，还是特殊的当事人，需要持续发挥协调分工、克服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的作用，领航建构性市场的方向。孟捷和张梓彬专门分析了高铁行业的建构性市场，探讨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建构性市场。几位国外学者对深圳市和苏州市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比较分析。从这些行业的案例中能够发现，建构性市场没有一个可供复制的模板，高铁和新能源汽车的建构性市场虽然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般性，但也均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实际上建构性市场本身就是特殊性与一般性相结合的综合体。

建构性市场的复杂性和面临的不确定性对其建设提出了较高要求。首先，建构性市场的建设要“适时”。新兴产业在起步阶段会面临许多困难，需要及时给予有针对性的政策激励，当其走入成长成熟期后，超大规模市场将助力其逐渐具有自生能力，政策便可适时地退出。其次，建构性市场的建设要“适度”。要针对战略性基础性的新兴产业有选择地拓展建构性市场。各区域必须基于本地的实际状况，适度地提供政策供给，谨防低水平重复建设。再次，建构性市场的建设要“做实”。建构性市场内部的不同政策之间需要相互配合，相关政策也需要针对具体的复杂情况而细化。如对于新能源汽车，既要实行需求管理政策即通过改变相对价格来刺激需求，又要实行促进充电设施建设的政策，二者必须相互配合。此外，新能源汽车又细分为公交车、物流车和乘用车等，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需要制定与之相匹配的细化政策。最后，建构性市场的建设要“做优”。在超大规模市场下，跨区域要素流动和竞争会带来较大的压力，各区域的建构性市场只能努力“做优”。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一旦形成优势，也将因超大规模市场的放大效应而获得高额收益，这为建构性市场的“做优”提供了巨大的激励效应。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对世界的吸引力依赖于巨大的国内市场，我国经济动力也源于巨大的国内市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依靠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基于斯密和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发现，生产力水平的跃升和质态的优化主要来自劳动分工与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分工深化，分工深化会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劳动分工与技术进步会依赖于和受制于市场规模的扩大。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可能。超大规模市场从四个方面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撑，即大量且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包含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大量投资需求、规模报酬递增引致的生产成本下降和创新收益提升以及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建构性市场”。这些支撑在发挥作用的同时面临着需求多样化、固定资产更新滞后、区域形成的“局部市场”以及制度型式不确定性等挑战，为使潜在的支撑力量转为实际的效能，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传统产业的劳动分工与技术进步，推进固定资产更新换代，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扩大有效市场规模，适时适度做实做优建构性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不仅在内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在国际大循环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大循环中，这些行业及其企业将凭借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而获得巨大的“母市场效应”优势。“母市场效应”指的是由于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拥有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商品的净出口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会放大报酬递增机制，一方面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引致技术进步、生产率提升和创新收益扩大。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相关行业和企业，将凭借由本国超大规模市场所放大的报酬递增机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优势。

注释（略）

参考文献（略）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编号：22LLLJC056）。
本文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zQyMDk2Ng==&mid=2247485578&idx=1&sn=45ef33d3735b1dfa097b855d06da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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