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社会科学》| 白图亚 | 北疆史诗文化的基本学理建构

学术 2024-08-22 09:00 内蒙古

北疆史诗文化的基本学理建构

白图亚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10

白图亚：女，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副研究员。

摘要：北疆史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蕴含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和谐共生、求真务实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呈现，是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因子。北疆史诗文化的神圣性、传承性、多元交融性、精神性、开放兼容性等基本特征体现了北疆各民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建构北疆史诗文化的基本学理体系是形塑中华民族精神、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途径，是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展现中国形象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北疆史诗文化；民间文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理建构

北疆史诗文化囊括我国北方地区各民族历经不同时期保留传承下来的大量史诗，由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历史叙事、文化记忆、风俗信仰、语言艺术等文化要素叠加形成。北疆史诗是北疆地区各民族世代传承的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英勇无畏、惩恶扬善、保卫家园的思想底蕴和精神追求。

学界对史诗及史诗文化开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芬兰文化人类学家劳里·航柯基于“民俗过程”理论框架提出了“文本化模型”理论，通过分析芬兰史诗《卡勒瓦拉》文本化的过程提出了“文本的民族志”研究范式，后来这一范式成为史诗文化研究的典范之作。民俗学家钟敬文提出用民间文化研究方法补充传统国学研究，这为现代意义上完整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视角。刘大先认为，研究北方民族英雄史诗及北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学者郎樱，“见证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新世纪之初中国民族民间文学研究范式由‘民间文艺’到‘中华文学’的演进。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的曲折脉络，显示出这个学科的人民性、现实感、历史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仁钦道尔吉在充分吸收维谢洛夫斯基、普罗普、日尔蒙斯基等学者关于史诗起源和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发展阶段及对史诗形态演变的分析提出蒙古族史诗结构发展理论学说——“史诗母题系列”情节单元概念。关于北方草原史诗文化的理论研究，陈岗龙在其主编的《草原史诗文化研究》中提炼了草原史诗文化的特征与核心价值，认为史诗文化遗产不仅仅是经典的文学内容，也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文化资源。

综上可见，中外学界对史诗及史诗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俗学、民间文学、北方草原史诗文化等内容上，对历代生活在北疆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创的多元史诗文化的内涵及精神特征的总体性分析和理论建构不够深入，未能形成史诗文化研究的脉络体系。因此，本文以“北疆史诗文化”为基本概念，从内涵特征、独特品质和时代价值等几个方面进行基本学理建构，挖掘北疆史诗文化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分析其在讲好“中国故事”中的重要价值，探讨北疆史诗文化的创新发展因素、优势和路径，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力量，促进北疆地区各族群众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一、文化“密码”：北疆史诗文化的内涵特征

中国各民族史诗按传承和流布地域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北方以长篇英雄史诗见长，南方则多为中小型创世、迁徙和英雄主题史诗。本土史诗类型的历史层累和广泛流布一同构合为“北方英雄史诗带”和“南方民族史诗群”。北疆史诗特指“北方英雄史诗带”中生活在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的各族群众长期保留和传承的口传史诗，主要包括藏、柯尔克孜、蒙古、土、裕固、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民族的史诗。我国90%以上的英雄史诗分布在这一区域，“北方英雄史诗带”与“北疆史诗”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从一般性地域范畴来看，“北方英雄史诗带”基本上可以涵盖一切本文所要聚焦的“北疆史诗”。在促进北疆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互鉴的基础上，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提出的打造“北疆文化”品牌的新要求，以“北疆史诗”为框架，归纳、提炼“北方英雄史诗带”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因子，挖掘优秀史诗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内在价值，进而形成体系较为完备的学理架构，对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北疆地区各民族的起源、迁徙、战争及英雄人物等内容为主的北疆史诗，突显出神圣性、传承性、多元交融性、精神性、开放兼容性等特征，展现了北疆儿女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一往无前的精神力量，影响深远。

（一）神圣性：凝练道德观念的内驱力

“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史诗是民族的‘圣经’，具有神力。人民群众相信，通过杰出史诗演唱家的演唱活动，史诗的神力就会显现出来。”以英雄为主题的北疆史诗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聚了特定的神灵观念、图腾信仰、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及其他宗教信仰要素，并逐渐演化成神圣叙事。例如，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族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只有在遭受疾病、天灾人祸等非常时期才邀请民间艺人演唱《镇压蟒古思的故事》，对受众而言，完整地聆听史诗的过程相当于举行了一次禳灾驱邪仪式，史诗演唱为身处困境的人们提供了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并内化为众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史诗演唱所用的乐器潮尔的卷颈上增添了“马头明王”的造型，马头明王在蒙古人的宗教信仰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作为牲畜的保护神，特别是马群的保护神而受到蒙古人的特殊崇拜，马头明王除了具有佛教护法神所具有的特征外，它头上生出的绿色马头造型是其主要的标志，通常由一、三、五颗数量不等的马头造型构成。在早期的民间信仰中，潮尔卷颈上的马塔尔造型象征恶魔蟒古思的头颅，自藏传佛教护法神信仰传入内蒙古地区以后，潮尔卷颈上方便出现了藏传佛教“马头明王”的造型，形成了包含马头明王镇压蟒古思、保护牲畜和马匹、防御恶魔侵害等内涵的象征性文化符号。因融合了“马头明王”的外在形象与内在寓意，潮尔的文化意蕴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史诗演唱活动融史诗的神圣性、真实性、合理性于一体，构成了史诗文化持有人理解和建构史诗意境的学理基础。

（二）传承性：激发集体认同的旺盛生命力

北疆史诗文化在中华文化连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繁荣并传承至今，形成了鲜明的传承性、认同性、连续性，彰显出区域史诗文化的主体性和自我发展创新的旺盛生命力，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养料。其中“活形态”传承作为北疆史诗文化的主要特征，深受国际史诗学界关注。两千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经典史诗大多以文本形式留存，如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欧洲史诗《罗兰之歌》《卡勒瓦拉》、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亚美尼亚史诗《萨逊的大卫》等，而我国各民族的史诗大多仍保留着口头演述形式，口头叙事艺术的原创力和生命力在史诗的传承和延续中被保留下来，成为史诗在北疆地区民间口头文学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内在动力。

口传史诗的核心母题、结构、形象等的演变不是对民俗仪式传承现象的简单反映，而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而发展变化的。有学者通过比较蒙古—突厥史诗母题的人生仪礼民俗模式原型，阐述蒙古—突厥史诗的特征及其母题起源等内容，认为“某一民俗仪式不但不被民众和社会道德所接受，而且遭到公众的谴责和否定时，口传文学文本中以相反的形式或否定的形式反映这一民俗仪式。这是口传文学由表演者、听众和社会文化背景共同创作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可见，史诗的价值体系由文本和听众共同建构，听众是形成史诗价值结构的主体。德国学者姚斯指出：“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姚斯充分肯定并强调了文学作品接受者的认同价值。可见，口传史诗是反映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和价值认同的文化形态。

（三）多元交融性：兼容有益因子的凝聚力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讲话中提到的三大英雄史诗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典范，其精神特质包孕于中华民族文学精神内核之中。我国史诗文化的传播历经口头传播、手抄、印刷及数字语音等形式，受众的日益增加反映了各族群众在文化传承、价值认同等方面产生的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北疆史诗文化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根脉，对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江格尔》与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等史诗一样是封建社会形成时期的史诗口头文本，《江格尔》的形成过程类似于荷马史诗和印度两大史诗，最初是零散的口头传说和诗篇，经过数百年来民间演唱艺人的加工整理和润色，才形成为长篇史诗。在叙事方式上，《江格尔》并无统一的故事情节，是由一百多部有独立情节的叙事长诗并列复合而成，每部长诗都有一批共同的英雄人物；在艺术手法上，它博采蒙古族民间文学中歌谣、叙事诗、祝词、赞词等韵文文类样式，展现了北疆史诗多元交融的特性。

（四）精神性：彰显英雄主义的感召力

英雄史诗的主题往往聚焦于展望整个民族群体的前途和命运，注重展现群体意识所表达的民族观念，承载集体利益视角下的至高荣誉。黑格尔认为，“处在英雄时代情况具有原始新鲜活力的全部民族精神可以表现出来”，“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一种民族精神的展览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新时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英雄精神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正向能量。英雄精神的现代性能够促进北疆史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在各民族的诗文典籍、民间传说乃至现实生活中，英雄及英雄形象都无处不在。英雄主义不只是“天地英雄气，精神万代传”的价值体系，还是文化传承和群体心理的典型体现，史诗塑造的英雄形象是一个民族历经岁月沉淀、凝结形成的思想认知和行为方式的典范。如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宏大与崇高风格源于它所展现的民族精神及其承载的理想信念、价值认同，并与文化心理、情感立场、社会理想、精神风貌等超越文本的意识紧密关联在一起，史诗演唱艺人和史诗文化持有人可以在史诗演述中体悟到多重思想认同，这些充分展现了史诗在现代社会中的重大意义。

（五）开放兼容性：兼收并蓄的包容力

“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北疆史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具有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再现史诗文化活力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重视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系统梳理我国民族文学史料，深入探讨中华各民族史诗文化交融互动的共生关系和研究成果，对发掘史诗精神内涵、赓续北疆史诗文脉、实现史诗文化守正创新具有重大意义。“史诗是表达民族认同的故事，是文化群体自我辨识的寄托。”例如，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鄂温克族史诗《宝日勒岱莫日根》《阿尔泰山一般魁梧的阿拜汗》的标志性母题是在深受布里亚特英雄史诗《江格尔》的影响下形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最终成为鄂温克族典型的狩猎主题英雄史诗。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江格尔》文本相比较，《宝日勒岱莫日根》史诗中有很多描述女性英雄主人公镇压蟒古思的程式与子程式，反映了鄂温克族传统宗教文化观念中存在鲜明的女性崇拜意识。同时，《宝日勒岱莫日根》与布里亚特史诗《身高八十尺寿长八万岁时代布海尔之子江格尔传奇》在语言、叙事情节、核心母题、程式等方面也具有诸多共同特征。鄂温克族史诗文化的本土化与在地化传播历程表明，北疆地区各民族的史诗文化具有自然融合、互鉴发展的规律。

二、北疆史诗文化的基本学理体系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北疆史诗作为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口头文学形式，以史诗特有的想象、夸张、隐喻等艺术手法塑造了一系列经典史诗文本和英雄形象，史诗呈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哲学思想、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主题，为世人提供了思想启迪与精神动力，彰显出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时代价值。

（一）价值典范

英雄形象、高尚品格是北疆史诗文化呈现的重要内容和精神内涵，英雄精神贯穿北疆史诗总体发展脉络，是对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重塑与升华，是北疆各民族史诗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北疆史诗的英雄形象是代表群体利益、与群体休戚与共的精神典范。北疆史诗中的主人公，如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哈萨克族的阿拉帕米西、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的乌古斯、蒙古族的江格尔、满族的乌布西奔妈妈、达斡尔族的阿尔腾嘎勒布日特与绰凯莫日根、鄂伦春族的格帕欠、鄂温克族的宝日勒岱、赫哲族的满都莫日根与香叟莫日根等英雄人物，都具有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高尚品质，他们为了故乡和部落民众勇于担责，最终成为故土家园的守护神、民族精神的捍卫者。英雄的崇高品格濡染和培育着一代代北疆人民不畏艰险的精神。英雄的事迹和传说被历代史诗艺人和人民群众口传至今，例如，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史诗中的共有词“莫日根”，其词义的演变反映了北方草原诸语言群体在北疆多元文化中互鉴、融合、凝聚的历史进程。“莫日根”一词最初指“聪明的射箭手”和“猎人”，后来演变为伸张正义、为民除害的“英雄”。聚焦“莫日根”主题的大量神话、史诗和故事是蒙古、满、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锡伯等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通过集体创作、不断丰富、世代传承形成的，是北疆多民族书写集体记忆、精神文化的典范。

（二）身份认同

中华文明孕育了多部意蕴深厚、内容丰赡的史诗，在2019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到《格萨尔王》等作品时强调，“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在对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莫日根”史诗的类型、主题、母题、程式等进行比较研究时，可以发现其中有很多“共性”与“个性”并存、体现文化融合印迹的内容，如史诗中的“特异诞生”“出征”“英雄复活”“英雄凯旋”等内容是北疆地区生产方式不同的部族所共有的史诗母题结构，这一结构均包含女性崇拜、自然崇拜、萨满信仰、树木崇拜等核心母题，成为产生身份认同的共性的文化根基。与此同时，每一部史诗中又都保留着独有的标志性母题，如鄂温克族史诗《宝日勒岱莫日根》蕴含的神话母题与女性英雄主人公双重叙事主线，在保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的同时，还保留了特有的标志性母题及其文化思想。史诗文化变异过程中的核心人物形象、标志性母题等表达民族文化底蕴的标志性要素以子程式形式出现并被保留和传承下来，特定的动物形象在不同族群史诗文化认知中呈现相同或相异的文化内涵。如蒙古、满、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史诗中英雄与神马为伴，赫哲族史诗中英雄与神鹰为伴，鹰被赫哲族视为善良聪慧的女性的化身，但在鄂伦春族史诗中鹰却是凶恶形象的代表。可见，蛇、熊、马、鹰、鹿、天鹅、岩鸟等动物形象是北疆各民族群体进行自我辨识、情感寄托与理性表达的文化载体，也是让其他文化持有人快速辨识的重要特征和文化符号。

（三）多元文化交流

历史上北疆地区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大舞台，在这里多种文化形态和谐共生、交相辉映，各民族在求同存异、开放包容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各民族之间广泛而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共同的、稳定的集体记忆的形成，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史诗作品，如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格斯尔》《江格尔》等。学界普遍认为蒙古族的《江格尔》流传至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图瓦等国家和地区后，形成了众多部落的口传变体，但史诗的主题、母题、程式等与卫拉特史诗时代的社会组织结构、生产方式、习俗、仪式等核心内容大同小异，仍然保持着根本性的文化传承，并未产生明显的变异现象。北疆史诗经历史层累、世代传承成为跨区域、跨文化的史诗文化，它不断吸收融合来自印度、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优秀史诗内容，在丰富发展自身内涵的同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增添了许多有益因子，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民族团结理念

北疆史诗文化中的英雄是人们崇拜和效仿的榜样，代表着最高层次的价值取向，这些英雄具有团结民众、凝聚民心的引领力。聚焦英雄事迹展开的叙事都烘托向往和平并捍卫和平的主题，这也是众多北疆史诗文本的共同主题。如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在发展演进历程中突破局限，将维护血缘群体权益提升到维护区域群体权益的高度，成为具有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高度和格局的大型史诗；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展现了英雄捍卫统一并与分裂势力斗争到底的精神；藏族史诗《格萨尔》中的格萨尔除了镇妖除魔之外还要与叔叔晁通作斗争，晁通作为部落联盟的破坏者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满族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中的乌鸦形象展现了集体英雄主义和女性崇拜思想，其中的集体意识、集体主义精神与族群生存发展密切相关，是满族史诗文化的独特价值。多年来，学界对北疆史诗的内容、主题、叙事结构、艺术形象等进行了历时性、多角度的比较研究，现已基本达成共识，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下观照北疆史诗文化资源，秉持将南、北方的史诗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东、西方的史诗文化遗产紧密联系的观点，推进国际国内史诗学学科在新时代的蓬勃发展，促进各国各民族文化与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北疆史诗文化是民族认同的叙事脚本，是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情感表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记忆标识，有利于讲清讲活我国北疆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三、北疆史诗文化的时代价值：从区域多民族文学经典到国家标志性文化资源

“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的和其它的观念和目的。”北疆史诗在娱乐群众生活的同时发挥着传授生产生活经验、规范社会伦理道德、引领社会认知水平等文化功能。当前，北疆史诗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从区域文学经典发展成为国家标志性文化资源，对我国其他民族史诗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对提升我国史诗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构新形态，在发展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建构北疆史诗文化新形态、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最长远和根本的目标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史诗文化，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文化力量。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赤峰市博物馆同史诗《格斯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交谈时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最早的《格斯尔》文本出现于1716年，木刻版本全称为《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共七章合计300页。1789年后陆续出现了俄文版、德文版的《格斯尔》译本。《格斯尔》广泛流传于我国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在不断传承和发展中形成了《格斯尔》史诗、《格斯尔》风物传说、格斯尔训谕诗、格斯尔桑、格斯尔祝赞词以及格斯尔主题歌谣等诸多民间文学文类，内蒙古赤峰地区还有格斯尔庙等历史遗迹，这些共同构成了《格斯尔》主题的史诗文化资源群。当前，构建北疆史诗文化学理体系，需将北疆地区各民族传统口头文学文类、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融合，这是进一步牢固精神文化纽带、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的时代要求。

（二）担负新使命，在保护中推动史诗文化的活态化传承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彰显中华文化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加迫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就需要我们在发展中准确把握口头诗学传统的现代性特征，平衡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口头传统表现出时间相关性，并在历史时间性上呈现出双向的复述，即代代相传过程中活态创作的前行复述，以及力图追溯并忠实于原本的向后复述”。在现代数字语音传播中，北疆史诗的时代意识、审美作用、认识作用、凝聚作用等得到进一步释放。以往《江格尔》的传承、保护以单一化的民间传承为主，数字化改变了史诗“文本化形式”独大的传统传播方式，“活态化”史诗文化日趋走向复兴。如今，除民间传承外，政府部门、学校、文艺院团、媒体等都已成为史诗多元化传承的中坚力量。综上，科学合理地保护孕育史诗的传播环境，发展演唱艺人，在利用新媒体技术弘扬传承史诗文化的同时，务必要保持史诗文化的核心创造力，力求从媒介嬗变中找到史诗活态化传承的路径。

（三）激发新活力，在传承中实现北疆史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始终保持着生机活力。2018年3月，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赞叹人民的创造伟力。他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发明创造……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北疆史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积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这为构建北疆史诗文化现代性认知提供了系统的文化架构和明确的价值导向，铸就了北疆史诗文化的时代内涵、精神特征、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成为实现北疆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力量。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阐述了“新的文化使命”的科学内涵。他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为我们从文明传承发展的高度进一步全面把握契机、构建话语体系、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北疆史诗文化所具有的文化主体性、自我发展的创新性，促使其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历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也是北疆史诗文化能够与时俱进、不断释放发展活力的不竭源泉。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史诗文化作为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印记，如荷马史诗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源头，《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展现了古代印度文明的创造力。北疆史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的精神象征，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近年来，北疆史诗文化以深厚的根基焕发出崭新的活力，在传承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唐卡、壁画、石刻、藏戏、雕塑、乌力格尔等艺术表现形式，如今更是以舞台剧、歌剧、电影、绘画、动漫、游戏、文创艺术品、流行歌曲等形式吸引了更多的年轻受众，这些文化实践既体现了北疆史诗文化的审美性、艺术性、思想性，又赋予传统史诗以时代内涵和现代性表达。

注释（略）

参考文献（略）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人口较少民族口头文学抢救性整理与研究”（编号：18ZDA26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方文学与文明互鉴：东方史诗的翻译与研究”（编号：22JJD750001）。
本文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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