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社会科学》| 沈正赋 |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中国文化传播的理论范式

学术 2024-06-06 09:32 内蒙古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中国文化传播的理论范式

沈正赋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安徽芜湖 241002

沈正赋：男，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众多学科中，文化传播学是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领域和建构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生产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文化生产及其传播活动与传播主体、文化价值、文化传播的渠道和方法、文化传播的生成效果和社会影响等具有密切的勾连。文化传播主体论、文化传播价值论、文化传播方法论、文化传播效果论是阐释和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几个观测点和考察逻辑进路，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中国文化传播的理论范式。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传播主体；文化传播价值；文化传播方法；文化传播效果

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回答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所形成的科学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由此可见，“文化”已经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重点强调的一个关键词。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传播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蕴涵的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核心议题之一。文化传播学是研究文化及其传播现象与规律，并且融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传播学等多个学科为一体的复合型交叉学科。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众多学科中，文化传播学无疑是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领域和建构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生产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文化生产及其传播活动与传播主体、文化价值、文化传播的渠道和方法、文化传播的生成效果和社会影响等具有密切的勾连。因此，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中国文化传播的理论范式进行探讨，无疑为全面、系统、深入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本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观照视野，从文化传播主体论、文化传播价值论、文化传播方法论、文化传播效果论四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理论范式进行考究和探索，以期丰富和拓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术阐释空间与理论研究领域。

一、文化传播主体论

文化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产品，中国文化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文化自主性和文化主体性，其行为主体的思想和行为在文化生产与传播中起着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

（一）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

文化的主体性首先取决于文化主体的自我认知和评价，中华民族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认知以及形成共识的基础在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觉与认同。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是文化自主性得以确立的根本前提，文化主体性是自身文化受到他人尊重的基础条件。文化自立、文化自主、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和文化引领都是文化主体性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这一重大论断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主体性”的概念。就中国文化而言，文化主体性为中华民族确立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为建设中国现代文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植根于中国大地，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滋养的产物，是历代华夏儿女不屈不挠、百折不回、努力拼搏奋斗换来的结果，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人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烙印，凝聚着中国人的智慧和精神。

中国文化在建设过程中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但绝不泥古不化、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坚持洋为中用，但绝不崇洋媚外、生搬硬套、食洋不化，在建构“以我为主”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的同时做到兼收并蓄，拥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和视野，体现中国文化兼容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充分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的营养和有益成分，不断充实、发展、壮大自己，在国际化建构的征程中，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永葆中国文化的本色和特质，不迷失自我，不妄自菲薄，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书写中华文化的灿烂篇章，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习近平总书记文化原创性理论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论断和新理论，迈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征程，开辟了“第二个结合”的文化建设新纪元和新局面。

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牢固树立“文化自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魂，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二是强化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国际传播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由党肩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使命所赋予和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担负着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的神圣职责，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文化建设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进行文化建设的历史。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加强文化建设，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等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和新论断，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历代领导人的文化思想上，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一元化”文化方针，赋予新民主主义文化以人民性、大众化的显著特征；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两手抓”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提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四个以”文化宗旨；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文化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提出“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七个着力”文化思想，并要求“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这是新时代我国文化工作必须肩负的新的文化使命和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我国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思想和纲领性文献。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以上重要论述不仅深刻阐释了文化工作的重要性，而且体现了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显著地位与核心价值，将文化建设主体与文化主体紧密结合在一起。

（三）人民是文化生产与传播的主体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价值及其决定性和能动性作用。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既然整个世界历史都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那么作为劳动产物的文化也就概莫能外，人是劳动的行为主体，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文化，文化是人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晶。“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文化就是一个由人类创造的并制约着人类世界的对象世界。”文化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一种“人化”，从事现实社会活动的个人就是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传承者和推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念，提出要让全体中华儿女“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人民群众既是文化生产的主体，也是文化传播的主体，肩负着双重角色。文化发展的动力源自人民，文化发展的目的在于人民，文化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效由人民评判。作为文化生产与传播的主体，人民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源自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剧中人”表明人民是历史的主角，是历史的表演者和见证人，“剧作者”表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写者，既可以从无到有创造历史，也可以对历史进行必要的修正和重新改写，这都是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二是文化的生产与传播为了人民。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民在文化和文艺工作中的角色分别界定为表现的主体、鉴赏家、评判者以及服务对象等“四位一体”，强调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本职是“为人民服务”。三是文化成果的生产与传播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并为人民所共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人民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鉴赏者、评判者，还是文化的服务对象和消费者，人民对文化作品满意与否、对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都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能否取得成功的试金石和检验标准。新时代，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思想，明确人民是文化的创造者，确立人民在文化生产与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工作中的首创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求。

二、文化传播价值论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赡，是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和发展、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思想成果和精神产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明确界定。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充分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价值所在。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要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方面，其传播价值主要体现为这三类文化中所凝聚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涵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唯一能够传承下来并存在的文明，其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力无与伦比，堪称世界文化奇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所缔造和涵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优质文化资源。就其蕴涵的内容看，中国文化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先后出现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以及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在不同历史时期繁荣兴盛的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跨时空交流、融合、创新，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又不断发展出新的思想与文化，增添新的内涵，在这些日益彰显的文化文脉和根脉的基础上，不断繁衍并形成了完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和思想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知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成果灿烂辉煌，我们要善于挖掘和提炼出其中有价值的养分和精髓，为中国现代文明和文化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思想营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和文化积淀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以“惠民利民、安民富民”为目标的价值导向，以“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为代表的精神气质，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为指导的生存理念。中国人民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领悟和全面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把其中所蕴藏的重要文化元素提炼出来，为中国现代文化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与路径。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一体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高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衍生价值功能给予了充分的揭示和深刻的阐述，为中国文化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敢于牺牲的革命文化

马克思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变革与进步的革命者和推动者，在一百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中，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塑造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优良传统和品格特质，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艰苦卓绝、勇于革命、不怕牺牲、敢于牺牲的革命文化篇章，在中国文化史册中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孕育出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先进的科学理论、崇高的理想信念、不屈的革命意志、无私的为民情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断革命的斗争精神，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的基本要素和经典标志，它承载着革命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品格、优良传统、革命风范的高度概括，彰显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独特思想品质与精神风貌，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奋斗中建立起自己的精神谱系。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纵观中国精神的发展史，无论是革命时期孕育的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抑或是新时代以来展现出的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三牛”精神、北斗精神，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几代中国人民用革命斗争凝聚和写就的精神标识，为中国精神谱系增添了新的内容，为中国革命文化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精神食粮。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南，蕴含着深刻的革命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革命文化照耀着新时代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和汗水写就的辉煌革命历史及其孕育的鲜明独特的革命文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中重要的思想财富。革命文化的内涵独特且丰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传播资源。

（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时期艰难探索、“玉汝于成”的先进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相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旧中国文化，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新中国的文化纲领，即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也就是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新民主主义文化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五四运动以降所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集中体现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精神追求，始终代表着当代中国发展前进方向的文化。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新篇章，在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所肩负的任务就是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合乎并顺应时代进步潮流和发展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时期，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探索、不断革新，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注入新的内涵与发展动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思想和内涵之中，使之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力量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不断探索和创新工作的经验总结；“解放思想”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其中所发挥的催化作用和推进作用，使先进文化的生产主体性得到了极大激发；“干出了一片新天地”包含着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所取得的新成就和新局面。《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这一重要判断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突出功能，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无论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核心要素，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传播价值，对新时代新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具有建设性作用。

三、文化传播方法论

在文化传播渠道和传播方法的选择上，既有传统媒体时代固有的传播方式，也有新媒体时代全新的传播路径。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中秉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方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握“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禀赋与实践品格，号召并动员全党全社会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勇做新时代新文化的建设者和传播者。

（一）秉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方针

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的基本方针和文化建设总要求。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和目标，要求“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和论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确立了发展坐标，制定了行动方案，指明了前进方向。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可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被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优先位置，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先决条件和强大动力。在202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母本，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蓝本，致力于中华文化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赋予文化新的现代化特色。”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文化传播的方法之一，在文化传播中要力求做到“三个坚持”，即坚持古为今用，不忘本来，有扬弃地继承，弥合历史性与时代性之间的代际鸿沟和文化错位；坚持中西互动，吸收外来，加强文化交流，消解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心理距离和地域障碍；坚持推陈出新，面向未来，对传统资源进行现代化改造，实现思想性与实践性的进阶升级。

（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方法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这一论述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重要因素都是同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元素和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推进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地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和时代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显然是具有面向未来和创新意旨的理论设想与实践探索，是又一次思想革命，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性和特殊规律性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和时代高度。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中，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是不能截然分割的，如果说文化生产处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上游，那么文化传播就处于中游，文化消费则处于下游。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新时代新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是新时代新文化传播的路径与方法。“第二个结合”不仅极大地解放了文化生产力，而且扩大和强化了文化传播力，预示着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格局和文化传播的新使命就此形成，“第二个结合”成为新时代新文化发展道路上新的里程碑。有学者认为，“在方法论上，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主张，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工作思路，强调中华文化不能丢、丢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第二个结合”理应具有实践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三）把握“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禀赋与实践品格

“明体达用”是我国北宋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胡瑗提出的教育主张，他认为“明体”即“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就是以圣贤之道教书育人；“达用”就是在“明体”的基础上用于治国安邦的实践。“体用思想贯穿于中国哲学的历史与现实，不仅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固有传统与基本论题，更承担着中国思想体系方法论的重要角色，关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虽然体现的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智慧，但也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意蕴。新时代，“体”就是指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优秀文化，即科学的思想理论；“用”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八个字旨在将科学的思想理论与治国理政实践有机结合起来，阐明科学理论指导伟大实践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思想成果。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切实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根本的思想遵循和科学的方法指引。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具有理论建设意义，又具有方法指引价值，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晶，代表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新时代党领导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又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丰富和发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倡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包括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突破，又涵盖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它主题鲜明、体系完备、逻辑严密、内容丰富，实现了文化理论创新和文化工作布局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成果在体系化、学理化方面日臻完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新突破，达到了新高度。作为一种方法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要求我们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体用论，学习好、坚持好、运用好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与传播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深化、内化、转化上做文章，把握“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禀赋与实践品格，融会贯通，学以致用，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实践与发展，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到文化建设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为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利的文化条件。

四、文化传播效果论

新时代，我国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初衷和最终效果就在于坚守文化自信，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不断增进全党全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文化传播效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即文以载道、成风化人、文以化人分别从文化传播内容、文化传播环境、文化传播效应等方面论述文化传播效果。

（一）“文以载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基因具有传承和启迪功能

“文以载道”最初是由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提出的一个概念。《通书·文辞》云:“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其本义是指，“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之货物，通过车的运载可以运送到目的地。载即装载，引申为阐明；道即货物，引申为道理，泛指思想。“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观点，是对文学作品中“文”与“道”之间关系的一种概括。它最初的说法是“文以明道”，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有云：“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明确地论述了“文以明道”的问题，强调了“文”是用来阐明“道”的。刘勰认为，文是道的表现，道是文的本源。其后，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文以贯道”是对“文化明道”的接续和发展，经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阐释，“文以载道”逐步得到完善。郭沫若在《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记者问》中表示，古人说“文以载道”，用现在的话说，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精神活动、理性思维、文化成果等，作为精神追求已经凝结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可以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并将其发扬光大。不仅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承载的核心思想和精神理念，还可以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思想指导和教化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的传播属性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以载道”的传播功能给予了充分揭示和深刻阐述，为我们了解文化、传播文化和利用文化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换言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抓住文化“文以载道”的本质，与时俱进地创新文化的载体和形式，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

（二）“成风化人”：为文化传播营造风清气正的实体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氛围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48字”职责和使命，即“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其中“成风化人”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全新的使命任务。从字面上看，成，就是生成、形成；风，就是风气、风尚；化，就是涵化、教化；人，就是大众、受众。“成风化人”的意思就是善于通过传播树立并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营造并生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进而充分发挥文化感染人、教育人、影响人的积极作用，产生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社会效果。虽然习近平总书记主要是就新闻舆论传播工作而言的，但是新闻舆论工作属于文化工作的范畴，新闻舆论传播是文化传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文化的传播环境来说，社会文化的氛围和风气对于文化传播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良好的社会氛围和风气对于文化的浸润与传播起到建设性与促进作用，而不好的甚至是污浊的、被污染的社会氛围和风气对于文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则产生破坏性与迟滞、牵制作用。因此，要在全社会范围内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现实社会的文化传播实体空间如此，网络社会的文化传播虚拟空间亦如此。新媒体时代，尤其是在网络所营造的虚拟空间中，网络文化氛围和风气不仅是现实社会文化氛围和风气的反映与折射，而且有时比现实社会要复杂得多、混沌得多。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文化传播氛围和风气中，要把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有机结合起来，打通线上和线下的技术壁垒和文化屏障，共画文化建设和传播同心圆，加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构建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文化生态安全新格局。

（三）“文以化人”：发挥文化作品与文化产品的教育和育人功能

“文以化人”和“以文化人”在表述上虽有不同，但实质性区别不大，都是从不同行为主体的视角来阐述文化的效果与作用，“文以化人”的行为主体是文化，“以文化人”的行为主体则是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文化的传播与致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具有“经世致用”“文以化人”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和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这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经世致用”和“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二是中华民族善于利用中华文化的精髓及其内在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宝贵的精神财富进行“以文化人”“以文育人”。2013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肩负着教化和育人的责任与重担，一向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传播、教化和育人的理想化内容和智慧化工具，为中华民族的代代相传和生生不息作出了历史性和时代性贡献。新时代，当传统文化面临转型、升级与改造时，我们就要善于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文化作品和文化产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文化消费理论”，认为文化产品最终以物的形式呈现，但实质是资本商品。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最终将进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文化形态。文化的教育作用不仅仅体现在文化精神和文化作品上，也体现在文化产品上。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文化作品的教育和育人功能，还要注重发挥文化产品的孵化作用、传播价值和教育功能。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中国文化传播的理论范式虽然尚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但是文化传播主体论、文化传播价值论、文化传播方法论、文化传播效果论等应是阐释和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观测点和考察逻辑进路，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中国文化传播的理论范式雏形。作为传播的文化以及文化传播学的观照对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传播学意义非同一般，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亟待开掘的跨学科、融学科研究和阐释的重要学术空间和学术生长点。对于一个新理论、新学说来说，文化传播学不仅是作为宣介方法的媒介性学科，而且是具有建构作用的功能性学科，期待有更多的中国文化传播学者加入其中，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传播学内蕴价值与深广意义展开不懈的学理性和系统性探赜。

注释（略）

参考文献（略）

本文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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