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退群”搅动全球税收格局：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出海（48）

01 背景意义

当地时间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开始了其第二届总统任期。当天，他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宣称美国不再承认全球公司税协议（即OECD“双支柱”国际税改方案），并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和常驻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代表通知OECD上一届美国政府代表，美国就全球税收协议所作出的承诺在没有得到国会立法的情况下在美国不起作用或者无效。

特朗普的这一表态，等于宣布美国将要退出“双支柱”的税改谈判。

为应对跨国企业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等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牵头制定了一系列全球税收协议，旨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确保各国税收权益得到保障，促进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经济利益角度来看，美国部分企业认为全球税收协议中的某些规则，如对跨境利润征税的规定，限制了企业的避税空间，增加了企业的税负，进而影响了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和经济利益。

对于跨国企业而言，深入了解美国 “退群” 对全球税收格局的影响，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美国 “退群” 后，全球税收规则面临调整，跨国企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务成本、合规要求等都可能发生变化。

通过本研究报告，跨国企业能够及时掌握这些变化趋势，提前规划税务安排，合理降低税务风险，确保企业的财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02 退群剖析

2.1 美国退出相关协议内容

美国退出的 OECD 全球税收协议，核心内容围绕应对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以及防止跨国企业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展开。其中，最为关键的条款包括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设定以及对跨国企业利润分配和征税权的重新调整。

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定为 15%，旨在防止各国通过竞相降低税率来吸引跨国企业投资，避免出现 “逐底竞争” 的局面，确保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承担合理的纳税义务。这一税率要求企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税负达到一定水平，对于美国跨国企业而言，以往利用低税率地区进行避税的空间将受到极大限制。

在利润分配和征税权调整方面，协议规定将部分大型跨国企业的剩余利润重新分配给市场国，赋予市场国对跨国企业部分利润的征税权。这打破了传统的以企业实体所在地为基础的征税原则，使得那些拥有庞大消费市场但缺乏企业实体的国家，如一些新兴经济体，能够对在本国市场获取利润的跨国企业征收相应税款。美国部分企业认为，这一规定会导致其在海外市场的利润被更多地征税，影响企业的全球利润分配格局和经济利益。

该协议的涉及范围广泛，涵盖了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参与其中。在行业方面，对数字经济、金融、制造业等多个领域的跨国企业产生影响。尤其是数字经济领域，由于其业务的跨国性和虚拟性特点，长期以来存在税收征管难题，协议的相关规定旨在加强对数字经济企业的税收监管，确保其税收贡献与经济活动相匹配。

2.2 美国退群原因

从经济利益角度来看，美国部分利益集团认为 OECD 全球税收协议对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形成了限制。美国的一些大型跨国企业，如科技巨头和金融企业，长期以来通过复杂的跨境架构和税收筹划，在低税率地区积累了大量利润，实现了较低的实际税负。

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设定以及利润分配规则的调整，使得这些企业的避税空间大幅缩小，税负增加，进而影响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全球竞争力。这些企业担心，在新的税收规则下，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国家企业竞争时，将处于不利地位，无法维持以往的利润增长速度和市场份额。

政治因素也是美国退出的重要原因。美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不同政治势力对国际税收规则的不同看法，导致政府在国际税收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

部分政治势力秉持 “美国优先” 的理念，认为国际税收协议应更多地考虑美国的利益，而现有协议未能充分满足这一要求。一些政治团体受到国内企业利益集团的影响，为了迎合企业诉求，推动政府退出协议。

此外，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短期主义倾向，使得政府在面对国际税收合作这样需要长期战略眼光的问题时，更注重眼前的政治利益和选民支持，而忽视了国际税收合作对全球经济稳定和美国长期利益的重要性。

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同政党和政治派别在税收政策上存在分歧，当政治权力发生转移时，税收政策也可能随之改变。新政府上台后，其经济政策和国际合作理念与前任政府不同，可能会对前任政府签署的国际税收协议进行重新评估和调整。

国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也影响着政府的决策，企业界、工会、行业协会等不同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政治捐款等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表达自己对税收政策的诉求，从而影响政府在国际税收协议上的立场。

2.3 对美国企业的影响

美国退出 OECD 全球税收协议，对本国企业税率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不再受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协议的约束，美国在企业税率政策上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性。

从短期来看，美国可能会考虑降低企业税率，以吸引跨国企业将利润回流美国，或者吸引更多外国企业在美国投资设厂。降低企业税率可以减轻企业的税负负担，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从而刺激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促进经济增长。

从长期来看，过度降低企业税率可能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影响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在税收征管方面，美国可能会加强对本国企业的税收监管，以弥补因退出协议可能导致的税收流失。政府可能会加大对跨国企业跨境交易的审查力度，加强对企业利润转移和避税行为的打击。这将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应对税务机关的监管要求，确保自身的税务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同时，税收征管的加强也可能引发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争议和纠纷，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和争议解决机制，以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和税收征管的公平公正。

此外，美国退出协议还可能促使其重新审视和调整国内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了吸引企业投资和促进特定产业的发展，美国可能会出台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措施。对新兴产业如人工智能、新能源等给予税收减免或补贴，鼓励企业加大在这些领域的研发和投资。然而，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也需要谨慎权衡，避免出现税收漏洞和不公平竞争的情况，确保税收政策能够真正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03 连锁反应

3.1 改变全球税收格局

在国际税收合作方面，美国退出前，OECD 全球税收协议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多边合作的平台，各国在这个框架下共同探讨应对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协调税收政策，加强信息交换与征管协作。

例如，通过共同制定的税收规则，各国能够更有效地监管跨国企业的跨境交易，防止企业利用不同国家税收制度的差异进行利润转移和避税。美国退出后，国际税收合作的多边框架受到冲击，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影响。一些原本依赖美国参与和支持的合作项目进展受阻，各国之间的税收协调难度加大，国际税收合作的动力和效率有所下降。

在规则制定方面，美国退出前，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在国际税收规则制定中具有重要话语权，其观点和立场对规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的退出使得国际税收规则制定的力量平衡发生变化，其他国家需要重新调整规则制定的方向和策略。

原本由美国主导推动的一些规则，如对数字经济企业的税收征管规则，可能因美国的退出而面临调整和重新审视。这可能导致国际税收规则制定的进程放缓，规则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美国退出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收地位也产生了显著影响。对于一些新兴经济体，美国的退出可能是一个机遇，它们可以在国际税收舞台上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推动建立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税收规则。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跨国企业活动日益频繁，它们一直希望在国际税收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美国的退出为它们提供了更多参与和表达的机会，这些国家可以联合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推动国际税收规则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对于一些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美国的退出可能带来挑战。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与美国在贸易、投资等方面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美国的税收政策变化对它们的影响较大。美国退出后，这些国家可能需要重新评估与美国的税收关系，调整自身的税收政策，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和税收风险。如果美国降低企业税率，这些国家可能需要考虑是否跟进，以保持自身在吸引投资方面的竞争力，否则可能面临资本外流的风险。

3.2 对国际税收合作的冲击

OECD 在国际税收领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协调和引领作用，其推动的全球税收协议是国际税收合作的重要成果。美国的退出使得 OECD 在税收规则制定和协调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如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实施和推广，由于美国的缺席，OECD 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和行动方案。这可能导致全球税收规则的不一致性增加，各国在执行税收政策时缺乏统一的标准，容易引发税收争议和贸易摩擦。

双边及多边税收合作机制也受到了影响。许多双边税收协定是基于 OECD 全球税收协议的框架和原则签订的，美国的退出可能使这些协定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受到质疑。一些国家可能会重新审视与美国的双边税收协定，考虑是否需要进行修订或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税收形势。

如 G20 框架下的国际税收合作，也因美国的退出而面临合作动力不足的问题。各国在推动多边税收合作时，需要寻找新的合作模式和动力源，以确保多边税收合作机制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国际税收合作的信任基础也受到了动摇。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其在国际税收合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可忽视。美国的退出行为被一些国家视为对国际合作承诺的背弃，这使得其他国家对国际税收合作的信心受到打击。

在未来的国际税收合作中，各国可能会更加谨慎地对待合作协议和承诺，担心其他国家也会效仿美国退出合作，从而增加了国际税收合作的谈判难度和合作成本。

3.3 各国税收政策调整趋势

欧盟对美国退出 OECD 全球税收协议表达了明显的失望之情，并在失望之余出现了呼吁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声音。

从经济利益角度出发，欧盟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众多跨国企业在其境内开展业务，税收是欧盟各国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美国退出协议可能导致跨国企业利用规则差异进行税收套利，损害欧盟的税收利益。因此，欧盟可能会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税收征管措施，对跨国企业的利润转移和避税行为进行更严格的监管。

欧盟也强调与美国继续合作的必要性。从政治层面看，欧美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政治同盟关系，在诸多国际事务上需要相互协作。若因税收协议问题与美国彻底交恶，可能会对双方在其他关键领域的合作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欧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影响力。

欧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极为密切，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助于保障双方经济的稳定发展。欧盟深知，完全切断与美国在税收领域的合作并非明智之举，通过合作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美国的行为，推动国际税务合作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印度、巴西等，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跨国企业不断涌现。它们深刻认识到规范的国际税收协议对于保障自身税收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国际市场环境的重要性。因此，这些国家可能会继续坚定地坚持 OECD 全球税收协议，通过遵循协议规则，能够更好地对跨国企业进行税收征管，防止税基被侵蚀，增加税收收入用于国内建设。同时，坚持协议也有助于提升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形象和影响力，表明其积极参与和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

一些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且在国际税收领域话语权较弱的国家，可能会陷入两难境地。从经济依赖角度看，它们担心若不跟随美国步伐，可能会在经贸往来中受到美国的压力，影响自身经济发展。如果完全效仿美国退出协议，那么又可能破坏自身在国际税务合作中的形象，损害与其他坚持协议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或许会采取观望态度，在短期内不急于做出决定，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再权衡利弊后采取行动。它们可能会密切关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税收政策动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和承受能力，谨慎调整本国的税收政策，以在维护与美国经济关系的同时，尽量减少对国际税收合作的负面影响。

04 面临挑战

4.1 企业利润转移风险加剧

以苹果公司在欧洲的税收争议为例，可清晰地看到美国 “退群” 后跨国企业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风险加剧。

长期以来，苹果公司利用欧洲各国税收制度的差异，通过在爱尔兰设立子公司，将大量利润转移至该子公司。

在欧洲，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对较低，仅为 12.5%，远低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苹果公司通过复杂的关联交易和财务安排，将全球业务的利润集中在爱尔兰子公司，从而大幅降低了整体税负。例如，苹果公司将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转移至爱尔兰子公司，其他地区的业务使用这些无形资产时，需向爱尔兰子公司支付高额的特许权使用费，使得利润大量流向爱尔兰。

2014-2016年期间，苹果公司在爱尔兰的实际税率一度降至 0.005%，这一极低的税率引起了欧盟的关注。欧盟委员会经过调查后认为，爱尔兰政府给予苹果公司的税收优惠构成了非法国家援助，违反了欧盟的竞争规则。2016 年，欧盟委员会裁定苹果公司需向爱尔兰补缴高达 130 亿欧元的税款及利息。苹果公司与爱尔兰政府均对这一裁定表示不满，并提起上诉。经过长达八年的法律斗争，2024 年 9 月 10 日，欧洲最高法院作出最终判决，支持欧盟委员会的决定，苹果公司需补缴这笔巨额税款。

美国退出 OECD 全球税收协议后，国际税收监管的协同性受到削弱。原本在全球税收协议框架下，各国通过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能够更有效地遏制跨国企业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为。

但美国 “退群” 后，国际税收监管的力度和一致性下降，跨国企业可能会利用这一监管漏洞，进一步加大利润转移的操作空间。苹果公司可能会更加大胆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税务筹划，寻找更多低税率地区进行利润转移，以规避高额税负。这不仅损害了其他国家的税收利益，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4.2 税收合规成本上升

亚马逊作为全球知名的跨国电商企业，在不同国家面临着复杂多样的税收合规问题，充分体现了美国 “退群” 后企业合规成本的上升。

在欧洲，亚马逊面临着严格的增值税（VAT）合规要求。欧洲各国对 VAT 的征收标准和申报流程各不相同，这给亚马逊的运营带来了巨大挑战。

在英国，亚马逊需要按照英国的 VAT 税率（20%）对销售商品进行增值税计算和缴纳。卖家在亚马逊平台上销售商品时，亚马逊需要协助税务机关对卖家的销售行为进行增值税代扣代缴。但由于部分卖家的销售数据复杂，且存在跨境销售的情况，准确计算和申报增值税变得十分困难。

2020-2022年期间，亚马逊因部分卖家的增值税申报问题，受到了英国税务机关的调查。税务机关发现，部分卖家存在低报销售额、漏报销售数据等情况，导致增值税缴纳不足。亚马逊作为平台方，被要求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协助税务机关进行数据核实和税款追缴。这使得亚马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建专业的税务团队，对卖家的销售数据进行梳理和核对，以确保增值税申报的准确性。

在法国，亚马逊同样面临着税收合规挑战。法国对电商平台的税收监管十分严格，要求平台对卖家的销售行为进行严格的监控和管理。亚马逊需要按照法国的税收法规，对卖家在法国市场的销售数据进行详细记录和报告，并确保卖家在进口商品时，按照规定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这一系列的合规要求，使得亚马逊在法国市场的运营成本大幅增加。为了满足法国的税收合规要求，亚马逊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系统升级，以实现对卖家销售数据的实时监控和准确报告。还需要聘请专业的法国税务顾问，对公司的税务政策和操作流程进行指导和监督，以确保公司的税务行为符合法国的法律法规。

4.3 双重征税困境凸显

特斯拉在部分国家的业务发展，深刻阐述了双重征税对企业造成的困扰。以特斯拉在中国和美国的业务为例，特斯拉在中国设立了超级工厂，进行电动汽车的生产和销售。

按照中国的税收政策，特斯拉在中国的生产经营所得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特斯拉在中国销售电动汽车时，还需要缴纳增值税等流转税。当特斯拉将在中国获得的利润汇回美国时，美国税务机关会对这部分利润再次征税。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1%，虽然美国允许企业对在国外已缴纳的税款进行抵免，但抵免的条件和程序较为复杂。

在实际操作中，特斯拉可能会面临双重征税的问题。由于中美两国的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方式存在差异，对于一些费用扣除、收入确认等问题的认定标准不同，导致特斯拉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能会出现重复计算的情况。在中国，特斯拉的一些研发费用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加计扣除，以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但美国税务机关可能不认可中国的这一扣除标准，仍然按照美国的税法规定对特斯拉的利润进行重新计算，从而导致特斯拉在这部分利润上被重复征税。

再如，特斯拉在加拿大市场也面临着类似的双重征税困境。2024 年，加拿大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特斯拉在中国生产并出口到加拿大的部分车型受到影响。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得特斯拉的产品成本上升，利润减少。而当特斯拉将在加拿大市场获得的利润汇回美国时，美国税务机关会按照美国的税收法规对这部分利润征税。

特斯拉在加拿大已经缴纳相关的进口关税和企业所得税，美国的再次征税使得特斯拉面临双重征税的压力，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这不仅影响了特斯拉在加拿大市场的投资积极性，也对其全球业务布局和发展战略产生了不利影响。

05 应对策略

5.1 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

苹果公司在全球拥有广泛而复杂的供应链体系，其供应链布局策略与税收因素密切相关。为了应对美国 “退群” 带来的税收格局变化，苹果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优化供应链布局。

在原材料采购环节，苹果公司原本主要从美国本土供应商采购部分关键原材料，如芯片等。随着美国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苹果公司开始加大从其他国家和地区采购原材料的比例。

苹果公司与韩国三星、中国台湾台积电等供应商建立了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增加从这些地区采购芯片的数量。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供应商在芯片制造技术上具有优势，还考虑到了税收因素。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了吸引苹果这样的大型企业采购，提供了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出口的芯片给予税收减免或退税。通过调整采购地，苹果公司可以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同时减少因美国税收政策变化而带来的潜在成本增加。

在生产制造环节，苹果公司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代工厂，如中国、越南、印度等。为了应对税收变化，苹果公司对代工厂的布局进行了优化。近年来，苹果公司逐步加大在印度和越南的生产投入，增加在这两个国家的代工厂数量和产能。

印度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如对电子产品制造企业给予一定期限的企业所得税减免、对进口设备免征关税等。越南也为外国企业提供了优惠的税收政策，如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土地使用税优惠。苹果公司利用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将部分生产业务转移到印度和越南，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通过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苹果公司成功降低了税收成本。

5.2 合理税务筹划

谷歌公司作为全球知名的科技企业，在税务筹划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策略。谷歌公司充分利用各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降低自身的税负。

在爱尔兰，政府为了吸引高科技企业入驻，提供了一系列优惠的税收政策，其中包括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仅为12.5%，远低于美国等其他国家的税率。谷歌公司在爱尔兰设立了子公司，并将大量的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转移至该子公司。通过这种方式，谷歌公司将全球业务的部分利润集中在爱尔兰子公司，享受爱尔兰的低税率优惠。

在转让定价方面，谷歌公司通过合理调整内部交易价格，实现利润的优化分配。谷歌公司的不同子公司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关联交易，如技术服务、广告服务等。在这些关联交易中，谷歌公司根据各个子公司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政策，合理确定交易价格。

对于位于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谷歌公司在提供技术服务时，适当提高服务价格，使得该子公司的成本增加，利润减少，从而降低其在高税率国家的应纳税所得额。而对于位于低税率国家的子公司，谷歌公司则降低服务价格，增加其利润，使其在低税率国家缴纳较少的税款。

通过税务筹划，谷歌公司取得了显著的节税效果。不仅为谷歌公司增加了可观的利润，还使其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具有更强的成本优势，能够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发和业务拓展中，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5.3 加强与各国税务机关沟通

可口可乐公司作为世界知名的饮料企业，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可口可乐公司积极与各国税务机关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成功解决了许多税收争议。

2020-2022年期间，可口可乐公司在印度市场遇到了税收争议。印度税务机关对可口可乐公司的转让定价和利润分配情况提出了质疑，认为可口可乐公司存在通过不合理的转让定价将利润转移出印度的行为，导致印度税收流失。可口可乐公司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立即成立了专门的应对团队，与印度税务机关进行积极沟通。

可口可乐公司的应对团队首先详细了解了印度税务机关的关切点和质疑依据，然后向税务机关提供了全面、准确的公司财务数据和业务运营资料。在沟通会议中，可口可乐公司的财务专家和税务顾问详细解释了公司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成本结构以及利润分配原则。他们向印度税务机关说明，可口可乐公司在印度的业务运营是基于市场需求和商业战略考虑，转让定价是按照公平市场原则确定的，不存在故意转移利润的行为。为增强说服力，可口可乐公司还邀请了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转让定价情况进行了独立审计，并将审计报告提交给印度税务机关。

通过多次深入协商，可口可乐公司最终与印度税务机关达成了共识。印度税务机关认可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解释和审计报告，撤销了对可口可乐公司的质疑，避免了可能的税务纠纷和罚款。

这一案例充分体现了与税务机关沟通的重要性。可口可乐公司不仅解决了税收争议，维护了公司的合法权益，还避免了因税务纠纷可能带来的声誉损失和经济损失。这使得可口可乐公司能够在印度市场继续稳定发展，保持良好的市场份额和品牌形象。对于其他跨国企业来说，可口可乐公司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即加强与各国税务机关的沟通，及时解决税收争议，是应对税收挑战的重要策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