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已经读了五个月，读到了第五卷，进度5/20。
鲁迅的杂感写得极多，刚读完的《准风月谈》也是，收录了1933年下半年鲁迅向报刊投稿的杂文。读这本杂感集时，我产生了一个特别执着的想法：哪怕到了我们的时代，仍然需要鲁迅。
因为是杂感，有感而发，所以内容很零碎。而我写的东西是读杂感的杂感，就更显得零碎了。不过，这些读书心得，倒是阅读过程中真实的心境了。
鲁迅先生刻画国人，特点抓得特别准。一个“推”字，就把国人的丑陋之处写活了。“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
爱看热闹、自私自利、麻木不仁，这样的中国人似乎现实中少了，但仍然活跃在互联网上。我们的时代仍然需要鲁迅。
读鲁迅的杂文，总能读到那个时代的荒唐。比如《华德保粹优劣论》，竟提到一则北平社会局呈请市政府的公文，希望查禁女人养雄犬，因为“雌女雄犬相处，非仅有碍健康，更易发生无耻秽闻”。国难当头，国家积贫积弱，政府部门却还在担心女人养狗，可能影响我国礼仪之邦的形象。鲁迅说，这就是中国所谓的保护“国粹”了。无语。
鲁迅的杂感虽然多为针砭时事或抨击社会现象，但是偶尔能读出小说的即时感。比如他讽刺那些前后言行不一的人，盘点他们要抹杀旧账、重新做人时的手段。“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
一连串的动作，非常生动。
读鲁迅，经常能读出现代感。因为有些用语，似乎不应该属于那个时代。举个小例子，《豪语的折扣》里鲁迅引用旧小说里暗娼的用语，说“老娘是指头上站得人，臂膊上跑得马……”
拳上能站人，臂上能跑马。没想到这句话的出处这么古早。
在这本集子中，鲁迅多次抨击过“高等华人”和“高等洋人”的丑态。高等华人为了往上爬，会推，把低等人推开，不管他人生死。高等洋人眼中则没有华人，只有狗，所以见了就踢。踢狗还有什么理由？高兴可以踢，不高兴也可以踢。
在《踢》里就有这么一则新闻，三位低等华人在法租界黄浦滩太古码头纳凉，左近有数人聚赌，俄国巡捕上前驱逐，竟将无关的三位低等华人里的两位踢进水里，其中一人淹死。问幸存者为何被踢，答曰：“不知。”
鲁迅说，“上海也真有‘踢’的专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现在还添了白俄巡捕，他们将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手段，到我们这里来施展了。”被欺凌的国家，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哪还有尊严可言？
鲁迅先生看起来严肃，文字也常常是讥讽而严肃，但偶尔也透露一点诗意——散文诗集《野草》就是证明。他的杂感中，也偶有这样的文字。《秋夜纪游》他写道：“我漫步着，漫步着，在少有的寂寞里。秋已经来了，我还是漫步着。”秋天来了，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派肃杀中，我们将何去何从？
有篇《新秋杂识（二）》，讲鲁迅忽闻噼噼啪啪乱响，以为“抵抗”又开头了，结果却是居民在放爆竹，以解救天狗口中的月亮（那天有月食）。鲁迅感慨，“不到两整年中，大则四省，小则九岛，都已变了旗色了，不久还有八岛。不但救不胜救，即使想要救罢，一开口，说不定自己就危险。”
救国是不可能的，但不可能不让救月亮。“现在的侵略者和压制者，还有像古代的暴君一样，竟连奴才们的发昏和做梦也不准的么？”
这篇小杂感里还读到一句话，“君子务其大者远者”。此句出于《左传》，意思是君子注重长远目标和广阔的知识。我想到，这句话不就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核心思想，我们应该关注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项吗？唯有专注于重要的事，才能抓大放小，投入精力产生价值；唯有专注于不紧急，才能减少紧急，避免一直到处救火、鸡飞狗跳。
“君子务其大者远者”，做好时间管理（精力管理）就是君子了。我深感于中外之相通，古今之相通也。
《新秋杂识（三）》，鲁迅形容秋天的意境，打了一个生动的类比。“生了小病，懒懒的躺在床上，有些悲凉，又有些娇气，小苦而微甜，实在好象秋的诗境。”
诗兴大发，他还作了两句调侃的新诗：“野菊的生殖器下面，蟋蟀在吊膀子。”
总的来说，鲁迅先生是个求真务实、励志图新的人。他攻击“国粹”，是一例；提倡看外国书，也是一例。他提倡西化，是因为他明白，面对洋人先进的东西，抱残守缺就是愚蠢，固步自封就要继续落后。
《禁用与自造》中就有一个小例子，报上说，因为铅笔和墨水笔进口太多，有的地方开始禁用，改用毛笔。鲁迅先生分析道，使用墨水笔，无非是为了便当，如果学生抄讲义用毛笔，速度至少慢1/3，这就是浪费了1/3的时间。“所谓‘便当’，并不是偷懒，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可以由此做成较多的事情。这就是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那些禁用墨水笔的人，就因为一个不是国货，就让大家浪费生命，格局太小。
鲁迅又联想到日本。日本跟中国一样，也是一向用毛笔的。但是现在毛笔在日本已经绝迹，墨水笔、铅笔推广开来，相应的字帖也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日本人懂得追求效率。除了使用，日本人也造墨水笔，还运到中国来。鲁迅感叹，“优良而非国货的时候，中国禁用，日本仿造，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地方。”
除了“推”和“踢”，又来了一个“冲”。报上说，九一八纪念，各校学生集合纪念，教育厅长临事张皇，派兵分据街口，另以汽车多辆，向行列冲去，死学生二人，伤四十余，年仅十龄上下耳。
用汽车冲撞十岁左右的小学生，鲁迅悲愤，讽刺道：“流氓欺乡下老，洋人打中国人，教育厅长冲小学生，都是善于克敌的豪杰。”又说，“‘身当其冲’，先前好象不过一句空话，现在却应验了，这应验不但在成人，而且到了小孩子。”
推、踢、冲，中国人对付同胞的动作可真是丰富！
鲁迅对于古文的态度，有时候叫我们“现代人”难以理解，他似乎将古文——特别是经典一类的——批评得太一无是处了。在鲁迅那里，古文不仅可以不读，而且有害。但在今天，我们又开始回过头来，提倡在义务教育阶段加强古文学习，也有那么多人在读《老子》《庄子》《论语》。如何看待鲁迅那近乎偏激的态度？
在《准风月谈》里，有好多篇杂感都围绕着要不要看古文的话题。起因是有位施蛰存先生写了一篇《〈庄子〉与〈文选〉》，向青年推荐这两本书。鲁迅写了一篇“感旧”的文章，讽刺这是“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于是双方来回交锋，正好让我们得以一窥鲁迅的想法。
其实，在之前的杂感中鲁迅提到过，他之所以反对文言文，因为它是死的文字，已经不能适应新的世界的发展了。有位叫高本汉的瑞典人曾说，“中国文字好象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象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鲁迅也认为中国文字（文言文）无用，却不觉得它可爱，因为它束缚了新思想的发展。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混杂着大量糟粕，当时已积弊太深。矫枉必须过正，况且作为亲历者，鲁迅对代表传统文化的文言文的痛恨，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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