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计划，开始读《而已集》。
时间来到了1927年，地点换到了广州。从轨迹上看，鲁迅从北京南下后，先去厦门大学待了不到一年，然后去了广州。
鲁迅先生的用语，偶尔特别像当代人。而且特别有“网感”，说得机智而俏皮。
“大义么，我连它是圆柱形的呢还是椭圆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
“‘于我来了一道光’，从此以后，我自己觉得颇聪明，近于老官僚了。”
鲁迅提到，自己有一段时间没有发声了，因为感到无力。你希望骂醒国人，但大部分国人并不识字，也不会读你的文章，有何意义呢？
鲁迅写到，“近来我悟到凡带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
鲁迅说：“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倘这样，中国可就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慢。”
《而已集》里有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让我看到了鲁迅学者的一面。鲁迅谈起学术来，一改严肃的面容，既讲得幽默风趣，又言之有物。我想，鲁迅除了是作家、为民族进步呼号的斗士，也一定是位好老师。无怪乎有那么几位青年，一直跟随着他从北京到厦门，再从厦门到广州，不一定是要做“鲁迅派”，倒是想听他讲课吧。
这篇演讲稿里提到，汉末魏初时的文章风格，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
清峻，是因为曹操专权后尚刑名。立法很严，那就少乱说话，文章就要简约严明。
通脱，是随便之意。这也跟当时的风气有关，当时很多人自命清流，高傲得执拗可笑。曹操深知此弊，反对这种习气，所以大力提倡通脱。
清峻和通脱，得益于曹操的提倡。华丽和壮大，则是因为他的儿子曹丕。曹丕说“诗赋欲丽”，主张诗赋不必寓于教训。他做诗赋，以“气”为主，故华丽以外，还加上壮大。
鲁迅讲学术，讲得极为俏皮。他说，建安七子之后，到明帝，文章起了很大变化，是因为出了个何晏。“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原来，晋人爱穿宽衣、木屐，是因为吃了药，需要“发散”。鲁迅还说，晋人的高傲、发狂、性情火暴，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如果说前述的俏皮是因为事实本来如此，并非鲁迅有意为之，那么鲁迅在演讲中也展现出了主动的幽默。为展现嵇康的高傲，他说：“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
不说嵇康喜欢打铁，而说“他的性情很喜欢打铁”，这就是一种幽默。
除了幽默，鲁迅也极爱调侃。他评价阮籍时说，“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有篇《小杂感》，似是鲁迅于烦闷中随手在白纸上涂画，全是只言片语，其中他却谈到了一些对创作的看法。
“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创作总根于爱。”
“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创作是有社会性的。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
最后一篇，《拟像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像是鲁迅为1929年做一部的短片。各种离奇的新闻、评论混杂，前言不搭后语，非常蒙太奇。比如：
“有在朝者数人下野；有在野者多人下坑。”
“绑票公司股票涨至三倍半。”
“有博士讲‘济学精义’，只用两句，云：‘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全世界敬服。”
“有革命文学家将马克思学说推翻，这只用一句，云：“什么马克斯牛克斯。”全世界敬服，犹太人大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