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计划，开始读《二心集》。
鲁迅先生在序言里说，“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象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
第一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篇幅就很长。这篇文章的起因，是梁实秋先写了一篇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认为鲁迅的翻译作品“近于死译”，鲁迅就对梁实秋进行了反驳与回应。关于文学的阶级性，梁实秋认为文学不分阶级，因为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鲁迅则认为，文学是与阶级挂钩的。我比较认同鲁迅的观点。
说到“硬译”，鲁迅倒没有回避，他承认自己的翻译并不令读者“爽快”。不过他也辩白，自己“硬译”的原因是不肯有所增减。“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我能理解鲁迅的用意。在当时那种贫瘠的环境，中国太缺乏对世界的了解了，哪怕一部生涩的译作，也胜于一片空白。况且，思想、理论、知识本身是最重要的，句法的通顺和文笔的优美只是锦上添花。鲁迅敢于“硬译”，反而是一种担当，是他的知行合一。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是在一次大会上的讲话，鲁迅很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对于左翼文学的看法。他说：
首先，如果不和社会斗争直接接触，关在房间里很容易做左翼的文章，但一碰到实际，就要立刻被撞碎了。
其次，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况，也容易变成右翼。
第三，以为文学家高于一切人，文学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对的。
以上前两点，说的是搞文学要结合实际，否则根基不稳，如同空中楼阁。
到了《二心集》里，鲁迅先生又开始和梁实秋吵架。两人之间有很深的认识的不同，梁实秋主张文学没有阶级性，鲁迅则认为有——我更认同鲁迅的观点。本来，这种文学理念上的分歧没什么大不了，但相互批评就容易“擦枪走火”，连着几篇，鲁迅先生都在向梁实秋开炮。我忽然想到，如果不是坚持战斗，他就不是鲁迅了。鲁迅身上有一种值得钦佩的精神，知行合一，用实际行动维护自己的思想。
鲁迅为柔石作了一篇小传。短短几百字，却囊括了一个人的一生，读来惊心动魄。特别是这一段：“五月间，以左联代表的资格，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毕后，作《一个伟大的印象》一篇。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由巡捕房经特别法庭移交龙华警备司令部，二月七日晚，被秘密枪决，身中十弹。”
身中十弹啊。那一年，他才三十岁。
在讲话《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回顾了上海文艺的发展：从才子佳人小说，到才子流氓小说；再讲到后来的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美国绅士派和新鸳鸯蝴蝶派；最后谈到革命文学。
关于做革命文学的态度，鲁迅说：“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又说：“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
鲁迅的意思，是文学并非空中楼阁，你要写什么东西就必定要去深入地体察。另一方面，你反对什么东西，也要先去深入地了解。文学首先是输入，才可能有输出。不仅革命文学，所有文学都是一样的。
时间来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鲁迅在第一时间发声，在9月21日《答文艺新闻社问》中他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接下来几篇，鲁迅都在对各种花式的“爱国主义”进行声讨。他先抨击了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他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民族主义文学者”寄希望于他们的主子能与他们“同存共荣”，但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鲁迅发出疾呼：“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鲁迅看清了实质，也看清了未来。
到了《沉滓的泛起》，我又看到，在还未被占领的后方，人们谈论的报国是多么可笑。建言献策的，哪怕多为纸上谈兵（比如争论打还是不打），尚且能够理解。哗众取宠的，劝诫“青年须养力，毋泄气，养力就是强身，泄气就是悲观，要强身祛悲观，须先心花怒放，大笑一次”，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至于趁机看“爱国的歌舞表演”的，找个由头到“东亚食堂”“略进茶点”的，附和着抗战实则打广告敛财的，我则十分的鄙视了。
真是如鲁迅所说：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贴切！
鲁迅先生平时是极正经的，但只要他一不正经，便非常的幽默。他还专门写一篇短文，说唐朝就有了“钉梢”和“扳谈”——两者皆为摩登少爷的“把妹”之术。
唐朝张泌有一首《浣溪纱》：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
瞧瞧调皮的鲁迅是怎样翻译的：
夜赶洋车路上飞，
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肥，
乱丢俏眼笑迷迷。
难以扳谈有什么法子呢？
只能带着油腔滑调且钉梢，
好象听得骂道“杀千刀！”
鲁迅的视野是很开阔的，不仅关注国内，也放眼世界。在《“夏娃日记”小引》里，他评论马克·吐温，是“含着哀怨而在嘻笑”。从他经常讨论翻译的问题，还列举了很多错译的例子，可以看出，鲁迅所说“要多看外国书”不假，他正是这样做的。
连着两篇，《新的“女将”》和《宣传与做戏》，鲁迅讽刺中国人的爱做戏。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练了多年的军人，一声鼓响，突然都变了无抵抗主义者。于是远路的文人学士，便大谈什么‘乞丐杀敌’，‘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国’一流的传奇式古典，想一声锣响，出于意料之外的人物来‘为国增光’。”
鲁迅不是说不提倡爱国主义，而是痛心于大家都满足于口头上的爱国，自嗨，而不切实际。当日本人的坦克开进来时，如果真有大无畏的乞丐敢上前杀敌，也是白白送死。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共产党总结的，也是鲁迅表达的意思。不过，在黑暗之中鲁迅也看到了一丝希望，他说“但恐怕不久天也就要亮了。”
日本占领东三省后，国民政府束手无策，学生们去请愿，又被安上了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还使得“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对此，鲁迅很愤怒，《“友邦惊诧”论》中他痛骂道：“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见了这样的“国将不国”，谁能不痛心？
很难得，《二心集》里有一篇《答北斗杂志社问》，鲁迅先生简要地提到了创作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几点：
一，写小说最重要的是观察，要多看，不要没有观察就提笔，写不下去的时候也不要硬写。
二，角色不限于取材于某个特定的人，可以把不同的人综合起来成为角色的蓝本。
三，关于修改，要竭力删去可有可无的字、词、句。
四，不生造除自己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
五，多看外国的短篇小说。
六，别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也别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的话，但可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以上说的是鲁迅自己的经验，而且局限于那个时代，有些“偏颇”之处——比如对于中国小说和批评家的不信任。但鲁迅所说的写小说的要点，多阅读、多观察、精简字词，却是“金科玉律”。看了那么多谈写作的书，加强阅读都是写好文章的大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