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化府（今莆田）海防图，局部，图自@三莆
在大肆屠杀后，因满城尸首枕藉，腥臭难闻，瘟疫又起，嘉靖四十二年（1563）正月廿九日，倭寇这才将“兴化宝物女子，尽载而归。”此后逃亡的莆田百姓开始逐渐返家，为死难的亲友收殓。
时至如今，莆田仍旧有“初四”“初五”过大年的习俗，即是重新补过因倭寇破城无奈离乡逃难的除夕夜。同时，因当时家家户户都有亲人过世，补过除夕又需要张贴红联，因此在哀思亲人与吉庆佳节的矛盾中，以“白额春联”替代，而正月初二是吊丧日，往亲戚家探视伤亡情况，故莆田又形成了这一天不串门的习俗。
莆田“白额春联”
戚继光（1528-1588）
《四库全书·集部》第411册P509
其中，戚南塘即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王麟洲为王世懋（1536-1588）字敬美，别号麟州，嘉靖进士，累官至太常少卿，王世贞之弟。其曾官福建副使，著《闽部疏》，记其身所阅历者也。“小李将军”为唐代画家李昭道，擅长青绿山水，画风巧赡精致，虽“豆人寸马”，亦须眉毕现。
黄懋冲是唐代御史黄滔的二十一世孙，明代洪武年间状元、官翰林应奉黄麟的七世孙，莆田城关驿前人。嘉靖三十四年（1555）乙卯，黄懋冲在福建布政司乡试中，荣登榜首，成为解元，邑人在城关驿前为其立“解元坊”。
旧时莆田的科举极为鼎盛，尤是明代，更是侔于闽州，英才辈出。据《莆田文化丛书 兴教育人》载，有明一代福建共有九十一科乡试（洪武五年解元阙载），莆田籍的解元有三十人之多，其余中举者更是有“一邑半榜”美誉。
而黄氏“一姓十一解元”，又曾连续夺魁、父子解元等，堪称科举史上罕见。周亮工《闽小记》中《莆田黄氏解元》亦载此佳话。而史载黄懋冲“好聚书，能古文，工诗，喜吟咏，善弈棋，擅琴画，精绘事”，可见其诗文书画琴棋无一不精，又好藏书吟咏，更可谓个中佼佼者。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
本品十二条屏，洋洋洒洒，雄奇壮观，为青绿金碧山水巨制，绢本，款署“闽州黄懋冲制”，钤印：黄懋冲印、楼峰。绘制内容是“渭水之盟”以及唐朝大破敌军，东突厥望风而逃等连续的历史场景。“渭桥”的题材、“小李将军不及”的形神飞动的青绿绘法皆与史载黄懋冲为戚继光作《渭桥图》吻合。
黄懋冲《渭桥图》，款识
画中人物、车马、景象等，殊为繁复，每帧细节刻画亦是毫发毕现，将历史文字记载生动地转化为动人心魄的画面，绘事极为精湛，故揣应是借唐代“雪耻渭水”的典故，歌咏戚继光作为民族英雄奋勇平倭之不朽，堪称传世佳制。
渭水之盟，《贞观长歌》剧照
公元626年，李世民经”玄武门之变“后登基为帝，东突厥颉利可汗、突利可汗结盟，率兵二十万自大唐北部南下，攻至距离长安近40里的泾阳。时为泾州道行军总管的尉迟敬德身先士卒，率轻骑抵抗，以少胜多，成功挡住东突厥的攻势，并俘虏了敌军头号大将阿史德乌没啜。
《旧唐书·列传第十八》载：“会突厥来入寇，授泾州道行军总管以击之。贼至泾阳敬德轻骑与之挑战，杀其名将，贼遂败。”遭此失利后，颉利可汗率军进至渭水便桥北岸，派使执失思力入朝，以观望唐廷虚实。由于长安城守军不足万人，兵力悬殊，唐太宗李世民为不示弱，将执失思力扣押。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
李世民又故布疑兵计，仅带房玄龄、高士廉等六位臣子纵马来到渭水河边，与颉利可汗隔水对话，怒斥两位可汗背弃盟约，最终双方在便桥会盟，宰马歃血，唐朝赠送大量金帛，颉利可汗带着大队兵马撤退，史称“渭水之盟”。
《资治通鉴》有载：“上自出玄武门，与高士廉、房玄龄等立骑径诣渭水上，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乙酉，又幸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退。”
唐军击灭东突厥汗国
渭水之盟，又称便桥之盟，为唐朝的城下之盟，故具体内容史书记载未详，李世民亦视为“渭水之耻”。签订仅一个月后，李世民颁发《备北寇诏》，整顿北部边疆防御，又励精图治，休养生息，稳固政局，同时离间东突厥各部。
在经过短短三年的养精蓄锐之后，李世民趁东突厥内乱之际，以李靖为帅，与柴绍、薛万彻、李勣等兵分五路，从定襄、金河、营州、云中、灵州出袭，挥军讨伐颉利可汗。次年颉利可汗被生擒，东突厥灭国。《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闻讯，唐高祖李渊也不禁感叹道：“胡、越一家，自古为有也。”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
此黄懋冲《渭桥图》构图饱满，情景引人入胜，又扣人心弦，而绘事设色典雅，又不乏瑰丽堂皇，技法则各屏展开如长卷，各部分主题突出，人物勾勒精细，景色描写自然，线条明晰，故事连贯，富有节奏感，使观者震撼。
画中，自右向左，绘东突厥各部马放南山、率兵出山、兵阻泾阳、驻军观望、渭水之盟、讨伐雪耻、四夷咸附等。其中，身着五爪龙袍者为唐太宗李世民，而头戴领毛毡帽者应为东突厥颉利可汗。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马放南山）
此段伊始，身着各式少数民族服饰的“东突厥人”在军帐中坐于绘有回纹及花卉纹的地毯上，围聚一起，昭示不同于汉人的身份。颉利可汗手拿奏册，脚穿靴鞋，面露得意神色，其前一人曲膝，似在陈奏有关最新时局的消息。从后续情景可揣，奏册中或是言及唐朝的“玄武门之变”，给了南下掠夺、勒索的机会。大帐绘凤鸟、缠枝莲纹，殊为精美。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
而帐外长松参天，山峦巍峨，旌旗飞舞、卫兵守护、枪戟扎立，马儿或白或黑或棕，或侧首或奋蹄或站立或俯首，动势十足，各具其态。账内诸人的衣着服饰等，亦有不同，隐喻着东突厥的族群结构。《旧唐书》载东突厥的势力范围大体上“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可见其民族构成亦是繁多。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率兵出山）
此段绘颉利可汗率兵出山攻唐，行军路上，在帐中看书小憩。随侍的近臣亦因大军出征劳累，也在休息。桌裙、军帐、围栏等，团花勾勒，殊为精美，凸显帐中主人身份之尊贵。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
而帐外诸将领身形高大，团团巡护，龙旗、虎旗摇曳。其中，一身着蓝色服饰者，手持木鱼，作敲打状，旁边是一位留着类似西夏党项人或女真人的发式，手持箭羽。画面上方绘有城楼高墙，有一身着汉服作官员打扮状的骑马者，或为投靠突厥的汉人，如教唆东突厥南侵的梁国人。梁国由隋末地方割据势力头领梁师都所建，依附于突厥的始毕可汗，被封为大度毗加可汗。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兵阻泾阳）
此段绘颉利可汗率大军一路攻城掠地，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行军之余，甚至有狩猎闲心，似乎中原唾手可得。山石勾勒轮廓，略作苔点，青绿晕染，填以金色，看上去金碧辉煌。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
而下半部紧接着又绘一头戴虎头帽的将军与东突厥军搏斗的场景，二人持枪持叉，互揪战袍，突厥军神情慌张，明显不敌，而虎头帽将军神色更为英勇。1974年，尉迟敬德墓出土了一对红陶将军俑，立姿、高鼻大眼，目视前方，即戴虎头帽。由此可见旧时对于威猛的老虎有着崇拜之心，而能征善战的将军称“虎将”，“柳林春试马，虎帐夜谈兵”描写军旅生活，唐太宗昭陵墓亦有诸多“虎”元素文物出土。
1974年，陕西唐太宗昭陵旁尉迟敬德墓出土虎头帽将军俑
这一画面虽着笔不多，然据“虎头帽”特征，或即是喻示“泾阳之战”尉迟敬德阻击颉利可汗先锋军，并生擒东突厥重要将领阿史德乌没啜。大唐亦暂得喘息之机。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驻军观望）
由于兵阻泾阳，颉利可汗暂时选择驻军观望，并派遣大将执失思力入朝，以观唐廷虚实。先锋部队虽受损千余，然相较于数十万大军而言，并未伤筋动骨，东突厥军仍保持着极高战斗力，并屯兵渭桥，形成围困长安城的境况。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
此段绘颉利可汗端坐于铺有兽皮的圈椅，兽皮的腿部亦保留，诸将军、侍卫站立其旁，或配短刀，或戴箭囊，或撑王旗，凸显着颉利可汗的威武轩昂。面前军士敲锣打鼓，似在演奏少数民族独有的音乐。上部分又写一坦胸漏乳的男子，赤手空拳击打猛虎，一旁又绘成群的牧羊，表达游牧民族强大的狩猎本领。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
而身披铠甲的骑马将军则或应是即将入唐的执失思力。东突厥灭亡后，执失思力归降唐朝，担任左领军卫将军，协掌宫廷宿卫，并迎娶九江公主，拜驸马都尉，封安国公。此后又奉命招降浑部、斛萨等部落，并随军大败吐谷浑、吐蕃、薛延陀等部。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渭水之盟）
此段绘写“渭水之盟”。关于这一题材，画家绘制鲜少，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辽 陈及之（传）《便桥会盟图》”以及“刘松年《便桥见虏图》（今已不传）”，与本幅描写表达方式不太相同。究其缘由，应是不同朝代、政权下，画家亦有着不同的民族意识与政治倾向。
辽 陈及之（传）《便桥会盟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其中传为陈及之所绘者，画家为契丹或蒙古少数民族，画中大篇幅描写突厥人的马术、马球、舞旗表演及驼马、整队士兵、零散骑士等，而描写渭桥会盟的场景却着墨不多，唐太宗李世民孤身一人，并未有“天可汗”的气概。此图更多的是将突厥形象凌驾于大唐，称为“会盟”。
而南宋刘松年所写，今已不传，康熙《御定佩文斋书画谱》著录赵孟頫跋此画云：“突厥控弦百万，鸱张朔眼，倾国入寇。当时非天可汗免胄一见，几败唐事。读史者至此，不觉肤栗毛竖。于以见太宗神武戡定之勋，蛮夷率服之义，千古之后，画史图之，凛凛生色。此卷为宋刘松年所作，便桥渭水，六龙千骑，俨然中华帝王之尊，虽胡骑充斥而俯伏道傍，又俨然砻服听从之态……。”
显然，对于刘松年而言，李世民所代表的是正统的汉人文化，因此“六龙千骑，俨然中华帝王之尊”，而少数民族则俯伏道傍，俨然听从之态。南宋偏安一隅，又蒙受金兵入侵，有“靖康之难”，自然不会拔高所谓“蛮夷”，故称之为“见虏”。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
“渭水之盟”对于唐朝而言，兵临城下，堪称耻辱，故而史书对这一历史重大事件记载殊少。然如李世民所言“今我卷甲韬戈（停战），口以玉帛（赔钱），彼既得所欲，固知其退也。”也可知唐朝必然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对突厥称臣。而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开国，国祚更替蒙元，社会得以延续汉人传统精神信仰，儒道复兴，因此黄懋冲笔下自然有因民族意识而通过艺术创作恰当表达“渭水之盟”的意图。
画中，颉利可汗与唐朝大臣在殿中会盟，其一大臣头戴金冠、身着紫袍，彰显着尊贵地位，而颉利可汗端坐中位，又表明突厥大军压境，同时隐露唐代被迫会盟的真实情况。此外，亭子围栏书有“午”字，屏风绘有丹凤朝阳，金碧辉煌的重檐斗拱结构的建筑等，也是画家表达这一会盟的宫廷元素。“午门”为紫禁城正门，不过事实上唐代并无“午门”。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
丹凤朝阳的屏风，绘画风格与闽作家具中“凤鸟”的特征颇为相似。闽地古民居砖石木雕和墙头彩绘亦时常可见类似装饰，如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黄花梨螭龙螭凤纹翘头案”。
凤鸟绘画风格
闽作“黄花梨螭龙螭凤纹翘头案”上的挡板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福建砖雕
在这段“渭水之盟”的情景中，黄懋冲并未直接描写李世民的形象，转而以大臣与颉利可汗会谈，一旁侍臣将内容通过另一大臣转达，隐晦暗示。亭台上，头戴虎头帽的将军徒手抓鹿，而鹿则倾倒在地，应是告诫颉利可汗想要“逐鹿”，必然失败。亭台下各绘双方将士，皆是兵强马壮，给人势均力敌之感。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
占据“渭桥图”最大篇幅的是描写唐军经过厉兵秣马后，“讨伐雪耻、四夷咸附”的画面，意在彰显汉人天威，同时亦是黄懋冲以此表达戚继光所率”戚家军“平倭时的英勇威猛。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讨伐雪耻）
此段，唐军将突厥军队杀得丢盔弃甲，四处仓皇逃窜。史载这一战役，李靖斩首万余级，俘获十多万突厥人，李勣则率领另一支唐军屯于碛口，俘获五万多突厥人，颉利可汗亦被唐朝西道行军总管张宝相生擒。
画中，少部分突厥军负隅顽抗，而多数敌军则兵败如山倒，毫无招架之力。如虎头帽将军驰马一手抓住正欲逃走的突厥将军，而后将士军旗飘扬，手持武器紧追穷寇，誓要一举歼灭。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
经历此战，唐朝的版图则扩大到了贝加尔湖以北，原属突厥的部落归附唐朝的亦甚多，如突利可汗被授予右卫大将军的官职，并封为北平郡王。后来，李世民在凌渊阁设庆功宴，犒劳将士，颉利可汗亲自为其和太上皇李渊献舞，南蛮酋长皆咏诗，李世民亦心情大悦，激动感慨：“单于稽颡，耻其雪乎！”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四夷咸附）
此段写”四夷咸附“，画中各部落跪地叩拜，表示臣服。城楼上，身着五爪龙袍，远眺观战的即是唐太宗李世民，长须及胸，神情间充满着帝王的神武。其旁的侍臣则形成鲜明对比，或掩口或遮目，应是为战争的残酷所震撼。画面最后又绘部分奔逃到红色长桥的突厥军，则是画家进一步点明”渭桥“题材。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
整作十二条屏，每屏画面相连，构成了一部大型的历史事件，亦如同电影播放，环环相扣，精妙入神，可见黄懋冲对于这段鲜为人知具体内容的历史之熟络，而所勾勒出数百位人物形象，在不同情况下相应的神情、动势、心理等，极见绘事造诣。
其中，人物的面部刻画，线条劲练，层层烘托，富有立体感，而部分”突出的眼球“如罗汉、金刚面相，或是受闽地因佛教盛行，佛画昌盛的影响。明代莆籍画家精于此道者，包括吴斌、曾鲸等，所作人物亦是注重点睛，乃能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有“如镜取影，俨然如生”之感。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
人物的服饰，囊括突厥以及唐军汉人等，或战袍铠甲、或文官冠服、或帝王吉服、或内侍近臣装束，不同身份、不同民族各具特色，而发式则望而可知类于党项、突厥、女真等，椎髻、髡发、辫发，亦各自仍有差异。两军的旌旗纹样，有云龙、飞虎等，可见彼时图腾信仰。
发式：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
旌旗：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
景物的描写则是典型的青绿金碧山水，时隔数百年，石青、石绿、金粉等依旧清晰可见。画中连绵的山川，山体并不险峻，形态则似大浪涌起，用笔遒劲，有辽远开阔之感，山石肌理勾染皴擦层次丰富，古松苍虬，节疤丛生，红树葱郁，草木交叠，色泽匀净而典雅，极具“千峰翠色”的富丽意味。
而宫宇楼阁、城墙亭台的描绘，红墙金瓦，结构华美，朱栏玉砌，立体布局，位置经营，不差毫厘。屏风、围栏、军帐等图案的装饰亦是精细入微，予人繁而不乱，密而不碎的视觉感受，亦体现气势磅礴，绚丽夺目的皇家元素。
黄懋冲《渭桥图》，局部
此外，此十二屏诚然巨制，体量恢弘壮观，这一点与明代中晚期奢靡之风盛行亦不无关系，彼时文臣武将所筑园林府邸往往是楼台堂榭、丽若宫阙。顾起元《客座赘语》有载：“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因此，这一时期书画、家具等亦常见巨幅尺寸、名贵材质等。
综上，画史上有关“渭水之盟”历史事件的创作寥寥无几，而类于本幅富丽的青绿金碧山水、绘事又精妙传神，一步一景，引人入胜者，更几乎是绝无仅有。仅以绘画而言，遍观各大馆藏亦是罕有其匹，可见犹如”扫地僧“的黄懋冲，“小李将军不及”的画名实被掩没。而黄懋冲画中所描绘的渭水后唐军大败突厥，一雪前耻，共奉圣主的情节，应即史载《渭桥图》，借以歌咏戚继光入闽平倭，为民雪恨的英雄壮举，并表达百姓对于”戚家军“的感激之心，其背后有关福建“抗倭卫民”的历史见证，意义之重，更不言而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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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书时自得新解，作事便应同古人
文：林妹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