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五年（1625），老奸巨猾的左副都御史王绍徽因魏忠贤文化水平不佳，便仿照民间流传甚广的《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天罡地煞”的排名方式，如法炮制了一本《东林点将录》，呈现给魏忠贤。东西厂照单抓人，很多东林名士或被罢黜发配，或遭酷刑折磨致死。一时间，朝廷上下乌烟瘴气，魏忠贤的权势亦达到顶峰。
宦官刘若愚《酌中志》有载：“凡有字帖及《点将录》《同志录》《天鉴录》，俱将原本付（李）朝饮收掌，而（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亦各命照抄小楷折子，藏于袖中。每日晨，齐忖逆贤直房，按名回话，今日升官本内有无折子姓名？参官本内有无札子姓名？面回简举，罔敢异同。”
《东林点将录》中，“托塔天王”是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是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而吏部尚书赵南星为“天罡星玉麒麟”，左都御史高攀龙为“天闲星入云龙”，吏部员外郎周顺昌为“地满星玉幡竿”。另有“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天英星小李广”福建道御史李应升、“地周星跳涧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地文星圣手书生”翰林院修撰文震孟等，东林党的骨干尽乎列名其中。
而阉党将《水浒传》天罡、地煞星名配东林诸人，又据以收拾东林，反使其成为“忠烈”标签。明末诗人秦徵兰《天启宫词》百首，有咏《点将录》，诗云：“星名次第列银光，点将标题当饮章。圣主青年方好武，卷头先问李天王。”
赵南星、高攀龙、周顺昌
《赵忠毅高忠宪周忠介三公手札册》
册页 水墨纸本
29×16 cm×8，28×29 cm×4，29×14 cm×2
罗振玉题签
此次即将在北京保利2024秋拍呈现的“赵南星、高攀龙、周顺昌《赵忠毅高忠宪周忠介三公手札册》”，为可珍的“东林明贤”忠烈遗墨。上款人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文震孟等，亦同样名列《东林点将录》，堪称是东林俊杰“往来实录”，彼时诸家不惧生死与阉党的“斗争”亦愈发清晰，“忠贞气节”令人钦仰。
此外，赵南星、高攀龙、周顺昌墨迹传世鲜少，是册或诗或札，可窥其人、其书、其学、其交谊，于文史实有补阙之功，尤是高攀龙墨迹，疑为其极晚年真正“绝笔”，重要性不言而喻。著录亦累累，曾经赵宗建（1824-1900）、罗振玉（1866-1940）、邓实（1877-1951）、张文海（1905-1978）等珍藏，罗振玉两次题签，其孙罗继祖点校，更显难得。
赵南星，字梦白，是东林领袖之一，官吏部尚书，崇祯初，追赠太子太保，谥“忠毅”。因为官清正，上书陈述“天下四大害”，即结党营私的“干进之害”，陷害忠良的“倾危之害”，吏治日腐的“州县之害”，横行无忌的“乡官之害”，得罪了很多既得利益的官吏。
而其又身居吏部高位，掌管着朝廷所有官员的选拔与考核，权力极大，却进贤嫉恶，拒绝向阉党妥协，遂成为众矢之的，几乎所有有关东林党的“黑名单”，其都赫然在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很快，赵南星遭到罢黜，又流放代州，最终卒于戍所。因此，与“一代儒宗”顾宪成、“一代名贤”邹元标，并称被迫辞官的“东林三君”。《明史》称：“赵南星诸人，持名检，励风节，严气正性，侃侃立朝，天下望之如泰山乔岳”。
此为赵南星致“景从”诗札二首，分别为《答人盛称余诗》《金思玄主簿见访》，《赵忠毅公诗文集》载为《答唐之㣧盛称余诗》《金思玄主簿见访甲辰仲冬十四日也》。后诗作于甲辰（1604）仲冬，时赵南星被削籍为民，闲居在家。上款“景从”应为其友人汪景从，《赵忠毅公集》卷二有诗《壬子仲春，与梁升吉、徐新周、汪景从、吴昌期及其子贞复游泲上，取水烹茶》。1
前诗“唐之㣧”，《明别集丛刊》中《赵忠毅公诗集》卷五亦载《唐之㣧见访，云欲为十日之饮》，诗云：“冬来飞雪弥千里，拥路屯城数尺深。高卧闲门常反闭，严寒豪客远相寻。浮名谬许文章技，初见能识泉石心。往事吾家十日饮，留欢累月请从今。”
此诗内容述及友人唐之㣧冒着严寒冬雪初次慕名来访，对于赵南星的文章极为推崇，故有“浮名谬许文章技，初见能识泉石心”之语。二人在家中欢饮十日，甚有相见恨晚之意，并称唐氏为“豪客”。因此，与本诗内容有延续性的《答唐之㣧盛称余诗》，诗中赵南星亦对唐之㣧盛誉其诗，萌有感慨：“作者今无数，君何独见推？子美献吉辈，令人傲难施。”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又《唐之㣧见访，云欲为十日之饮》其后有《送唐山人之上谷谒马中丞，便过郡司理董公》以及《甲辰冬至》二诗，揣此“唐山人”或亦唐之㣧，即唐氏来访赵南星后，二人诗酒相聚十日，赵氏送别唐之㣧至上谷郡拜谒马中丞。可见二人此时已有匪浅交谊。而诗作时间，应为“甲辰冬至”前，与《金思玄主簿见访甲辰仲冬十四日也》极为相近。
考清咸丰八年（1858）魏塘金以诚辑《人帖续刻》四卷（石刻现存平江书院），内有赵南星《浩气帖》《邸报帖》《唐之㣧帖》，以及高攀龙《心月帖》《变故帖》，文震孟《聚首帖》，缪昌期《燕邸帖》等，则可知自甲辰冬季唐之㣧见访后，二人亦当频有书信往来，情谊愈加深厚。
而《金思玄主簿见访甲辰仲冬十四日也》，其中“金思玄”，因清代避康熙讳，故载为“金思元”。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六为之作《送金思元（玄）公之汉川序》。
节录如下：“济南有金太学者，金侍御之子也。侍御以文学治行著太学，自少而喜为侠，结客好施，家无余赀。仕为栾城主簿，令长属以事，事立办，乃事事悉以属之……余每谓金公无官不可为，从政者罕有其比，而人莫之信，但以为有才有守耳……金公仅仅转丞汉川，盖资格柅之也……金公将行，余与边公送之泲水上，放歌大醉，金公骑马去。”
可知金思玄，济南人，曾任栾城主簿，有官声，性如游侠，与赵南星交往殊密。赵南星诗中亦盛称金思玄有燕赵侠义之气，亦富英雄肝胆。与之相遇时，醉饮尽欢，积雪映月。
赵南星文采斐然，尤是诗词，文质兼美，朴直清新，同时亦饱有忧国忧民的心迹，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诗人。吴应箕《熹朝忠节死臣列传》称之“诗与杜工部（杜甫）殆欲近之”，可见几乎媲美“诗圣”。
《答唐之㣧盛称余诗》，押支韵，其中“登若冠天门，志在民康夷”点明赵南星的志向，希望跻身朝阙，使得百姓能安居乐业。旧时文人往往以隐士之淡泊名利自诩，而赵南星却并不掩饰“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可见为人之坦荡。这一点相较其余东林党人亦是更为磊落。
“勋业震天地，时往每生悲”则亦流露出怀才不遇、抱负难施的悲伤。万历二十一年（1593），赵南星被罢黜还乡，及至天启元年（1621）才重新起仕，前后近三十载。期间，其先后被同僚举荐百余次，却因阉党作梗，不得允准，令人颇是唏嘘。
《金思玄主簿见访甲辰仲冬十四日也》，押月韵，其中“时昏竖子骄，怒激英雄发。信义挟清霜，岂能负朝阙”，虽是誉美金思玄，却又何尝不是自我心声。彼时阉党大行其道，奸佞弄权，赵南星心中愤然，时刻希望朝廷能改革弊端，清明吏治。事实上，其与魏忠贤两家相距不过百余里，几乎可算同乡，却因清正，与魏阉泾渭分明，绝不同流合污。
赵南星的奕奕文采，有一“智对尚书”逸事可证。当初吏部文选司员外郎时，有一大臣见赵南星从小才智过人，在酒馆中指着桌上两碟煮豆，便说上联“两碟豆”。赵南星见角落有一油瓯，遂随口说“一瓯油”。尚书见状，手指窗外狡称说的是“林间两蝶逗”，而赵南星望向门前坑塘笑答，说是“水上一鸥游”。大臣闻之，殊是佩服。
赵南星自书诗二首，款识
钤印“东园生”“菜花亭”“梦白氏”，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八《思党亭记》载：“余癸巳罢官，年四十四，即得偷闲……乃于东门之外为园，曰芳茹园，为堂曰诞芝堂。堂之东曰谦美簃，西曰遯美簃。簃之西曰菊花亭，堂之后曰菜花亭。菜花亭之北，最后为感恩楼，其西亭以雨香，城池之岸也。”故“芳茹园”即东园，“菜花亭”其具体位置亦可知。2
此外，赵南星的书法亦是不俗，周之士《游鹤堂墨薮》称：“赵梦白（赵南星）书，沉浑鸿博，秀色可餐。”观此二诗札线条则铁画银钩，笔力劲健，布局亦是爽利，显然“书名”为东林盛名所掩也。其室名“味檗斋”，亦有自我砥砺之高洁。“檗”者，落叶乔木，味苦质坚。河北高邑县存有赵忠毅公祠堂，亦有“南星路”，俱是纪念赵南星为官高直清廉。
高攀龙致缪昌期札
高攀龙致李应升札
高攀龙致周宗建札
高攀龙致“杨道尊”札及诗稿
册中高攀龙墨迹，四开，内容分别为致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杨道尊”书札，题为《柬缪西溪太史》《柬李次见侍御》《柬周来玉侍御》《柬杨道尊》，著录于《高子遗书》卷八及《高子未刻稿》。另有诗一首《春日同顾集虚、许元肫二丈及明阳伯兄宴集，仲儿梅圃和集虚丈韵》。
《东林点将录》中，上述诸家声名显赫，在与阉党的斗争中，亦可称急先锋，自然是魏忠贤首要“置之死地”的对象。查明史，东林党人曾遭遇两次规模迫害，损失惨重。
其一为天启五年（1625），称“东林六君子案”。魏忠贤借口“地贼星鼓上蚤”内阁中书汪文言贪腐，将杨涟（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魏大中（天杀星黑旋风吏科都给事中）、袁化中（天立星双枪将河南道御史）、周朝瑞（天威星双鞭将太仆寺少卿）、顾大章（地魁星神机军师礼部员外郎）打入诏狱，最终六人屡受“魏忠贤义子”许显纯的折磨，惨死狱中。
所谓“诏狱”，《明史·刑法志三》载：“锦衣卫狱者，世人所称诏狱也”，分管于锦衣卫镇抚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皆无权过问。依附于魏忠贤的阉党骨干有“五虎”“五彪”“十狗”之说。而许显纯手段毒辣，为“五彪”之一。明人著《诏狱惨言》详细记载诏狱之恐怖惨毒，令人发指，并称“按古之狱吏，张汤、来俊臣诸恶孽，未有今日许显纯之惨毒也”。
明人著《诏狱惨言》
其二，则是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再次兴起大狱，逮捕高攀龙（天闲星入云龙左都御史）、周顺昌（地满星玉幡竿吏部员外郎）、周起元（地刑星菜园子右佥都御史）、缪昌期（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李应升（天英星小李广福建道御史）、周宗建（地周星跳涧虎福建道御史）、黄尊素（天空星急先锋山东道御史）七人。高攀龙以大臣不受辱，投水而死，其余六人则亦被许显纯酷刑拷打，惨死诏狱，时称“东林后七君子”。
《明史》有载：“六年二月，忠贤欲杀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黄尊素、李应升、周宗建六人，取实空印疏，令其党李永贞、李朝钦诬起元为巡抚时乾没帑金十余万，日与攀龙辈往来讲学，因行居间。矫旨逮起元，至则顺昌等已毙狱中。许显纯酷榜掠，竟如实疏，悬赃十万。罄赀不足，亲故多破其家。九月毙之狱中，吴士民及其乡人无不垂涕者。”
“东林后七君子”平反后，高攀龙谥“忠宪”，缪昌期谥“文贞”，李应升谥“忠毅”，周宗建谥“忠毅”，周起元谥“忠惠”，黄尊素谥“忠端”，周顺昌谥“恭介”。此七君子中，又尤以高攀龙最具学术影响力，其与顾宪成所创“东林书院”，讲明正学，天下学士无不向往，几与紫阳书院、白鹿书院鼎立宇内。顾宪成去世后，高攀龙独支东林书院，《明史》称高攀龙：“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康熙《东林书院志》亦载：“四方来观者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已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东林书院
《柬缪西溪太史》，高攀龙直言不讳述及阉党栽赃抓人，感叹乱世纷纷。札中“诸君子所坐赃，至今未知的信，翁丈有所闻否？又有魏璫奏访拿事，单开一百六十七人”，可见彼时魏忠贤之横行，无辜冤案受牵连者甚广。而“弟心弱不能愁，此时正用得着也”则是高攀龙教授“经世致用”之说，倡导实学。彼时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逐渐衰败，被指浮华不实或言行不一。而高攀龙以儒救世，对于空疏学风有极大的转变之功。笔者私以为，若以学术思想而言，高攀龙的“东林学”足与刘宗周“蕺山学”并重争辉。
《柬李次见侍御》，是札则是高攀龙云及世道混乱，邀请李应升来东林书院，既可谢绝纷扰，心境亦可不受俗世侵染。同时又说湖中莲花已经盛开，野趣浓浓，“见鲜葩簪簪出淤泥中，一似人生当此世界”，亦见高洁性情。札中“湖干”，高攀龙曾作《湖干四时歌》多首，以梅、菊、春风、黄鸟等表达对清明世界的期盼。
《柬周来玉侍御》，述及官员宦绩评审流程存在不合理。其中“其他削夺，但足以损国威，高士节不足辱也”，可见对名节之重视，对其而言，臣子受辱即国家蒙羞，此似亦预示阉党抓捕时，高攀龙宁愿沉湖，亦绝不受辱的惨烈结局。“刀锯不足为畏，而国家驭世之用”则是高攀龙不惧安危生死，希望能修正其他学说之空疏，再次倡导“经世致用”。“但为圣主痛心而已矣”亦见忧国忧民之心。
《柬杨道尊》，查《高子未刻稿》有《柬杨蘧初道尊》，知为杨弘备，字无我，号蘧初，江西南昌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天启二年（1622），升苏松常镇兵备副使，改湖广副使。天启五年（1625），升山西右参政，分守河东道。天启六年（1626），升山西按察使。崇祯元年（1628）三月，原任山西按察使杨弘备为四川右布政使。崇祯三年（1630），改任陕西右布政使等。3其与赵南星、李应升等东林党人亦有往来。李应升有《答杨蘧初公祖》，其《落落斋遗集》卷九致父亲札，亦有言及“若见杨蘧初，可一促之。”
札中高攀龙请杨弘备为姻亲秦伯被“佃户赖租事”伸张正义。而“老公祖贤者秉钺，海内已去其四，如吾民何？”此语殊值考究，云及杨弘备已有四次任职。以常理度之，杨氏以传胪身份进士及第，朝廷自会授其官职，天启二年（1622）升任“兵备副使”，又改湖广副使，因此第四次任职即天启五年（1625）二月，升山西右参政。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升山西按察使时，高攀龙已经惨死。
而高攀龙又言“龙辈此身亦置度外，得一日闲，课一日学”，显然此时高攀龙已无官职，以治学得闲。天启五年（1625）四月，其因被诬与赵南星结党营私，最后一次被罢官。另有“龙今年屏迹湖干，仅一逆周绵”，以及以陶渊明语自嘲“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也”，亦是请杨弘备勿因其被“阉逆”恶意攻訐而忧虑。而细揣“今年”以及“仅”字的语境，时间应为天启六年（1626），更为契合。
札后诗《春日同顾集虚、许元肫二丈及明阳伯兄宴集，仲儿梅圃和集虚丈韵》，诗题“春日”，正月往往称“初春”，故时间缩至二三月应是合理。诗中“簇锦梅花翠竹攒”，亦可知此时梅花已经盛放，簇簇如锦。“仲儿梅圃”应为次子高世学。高攀龙另有长子高世儒、三子高世宁。又“百忧已向樽中失， 万事那堪静后观。身老只凭三径在，时危犹幸一枝安”，则是高攀龙暂未再次受迫害，故其称“来岁新枝绕屋看”，辞藻间似乎认为虽然有“百忧”，却幸有“一枝安”。天启六年（1626）二月，闲赋在家的高攀龙再被污蔑贪腐，势欲除之而后快，阉党前来抓捕，三月自沉。而《柬杨道尊》与本诗，综上书写时间应可推知为天启六年（1626）二月，故或可疑为高攀龙极晚年之真正“绝笔”，意义极为重大，不可不察。
而《柬缪西溪太史》中“天下书院毁矣，亦息交绝游一助也”，则应书于天启五年（1625）八月东林书院被拆毁以后。《柬周来玉侍御》中“此时各宜杜门屏迹，及未死之日，偷一隙之闲”，以及《柬李次见侍御》中“身无世道之责矣”时间亦应相近，至少为天启五年（1625）四月被削籍为民以后。
周顺昌手札之一
周顺昌手札之二
此为周顺昌至“孟翁亲丈”手札二通，笔者考上款应为文震孟。道光《苏州府志》卷九十载：“文乘，字应符，长洲大学士文震孟次子，诸生。南都亡，隐山中，有诬其与吴江吴易通者，逮至官，乘不辨，徐曰：‘不辱我父，原就死。’妻周氏，即顺昌之女，亦殉其旁。乾隆四十一年奉旨入祠。”可知文震孟次子文乘娶周顺昌之女为妻，故称“亲丈”。
另有一说，即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与文震孟的弟弟文震亨是儿女亲家。旧时，世家之间“亲上加亲”之举，颇是寻常，故揣两说或皆为真。文震孟，文徵明曾孙，天启二年（1622）状元，为官刚直有节，因上疏纠劾魏忠贤，而被廷杖八十，愤而辞官。
周顺昌与文震孟同为苏州同乡，又为志同道合同僚，兼为姻亲，故彼此交谊殊为笃厚。其被捕后，苏州民众喊冤者数万，势如山崩，上彻云霄。周顺昌原想“以死殉节”，不过因彼时为之鸣冤的百姓数量太多，民怨难以消弭，为免牵连他人，其遂慨然赴京，并言“我岂以一身累一邑哉”。文震孟亦为周顺昌被捕事，四处奔走，周氏赴难后，其又上疏陈奏阉党残害周顺昌事，希望能为之沉冤昭雪。
此二札内容其一言及为儿女事烦扰，不得暇与文震孟清谈。另一札请文震孟代为转交书信。考周顺昌《烬馀集》有《题竺坞募田疏》，节录部分：“竺坞在西山最深处，入其境，四面峰峦环合，丛石澄潭，青林翠蔓，幽若洞谷，寂寥无人，迥与尘世隔也。有僧断言，结宇休止，苦行净修，意谓募田百亩便可息影深山，供给徒侣，六时诵读，礼悔匪懈。二三同志，无以为计，积一累十，共成胜事，不得不望持僧律、行佛玄之达人高士。”
亦有《题血书莲华经》，择录部分：“秋夜，余断言师登法座施食。时有假寐于侧者，梦师所施粒悉化莲华，盈盈绕地，……索师血书《莲华经》观之，然后知师之作苦行、求觉路，非一日矣。”故可知“断言”为僧侣，庙在竺坞，周顺昌时常向之请教佛法。“竺凡”亦应是僧侣法号。
考文氏于苏州城西天池山竺坞筑室建庐，文震孟与外甥姚希孟在此读书，相互砥砺。文震孟子文秉，号竺坞遗民，侄子文点，号竺坞山人。故揣周顺昌致信文震孟，亦是为“竺坞募田”之事，而文震孟家居竺坞，代为转交，自是便宜。
是札对于周顺昌的佛教信仰，亦有直接文献价值。其曾有言：“发大愿力，得大机缘，天下事何患不遂。……而明心见性，每有合于儒者之道，故时时取以自观览焉”，故当可理解周顺昌被阉党迫害时，如此大义凛然，又何尝不是因“儒者之道”，而发大愿力乎？
行笔至此，是册《赵忠毅、高忠宪、周忠介三公手札册》，其之特殊意义显然远胜其他明贤忠烈尺牍，尤是高攀龙墨迹，疑为其极晚年真正“绝笔”，累累著录不一一尽呈，重要性亦无须赘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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