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刚读了马亲王的新书《食南之徒》——其背景也是汉武帝时期，其中也有一段剧情与巫蛊有关——所以算是预热，有了铺垫。
但看完此书我才反应过来，与历史中真实发生的巫蛊案相比，小说中的巫蛊案真是小“巫”见大“巫”。
或许正是汉武帝晚年的巫蛊案太显眼了吧，才给了马亲王“借题发挥”的灵感？
除了背景相同，巫蛊元素相同，这两本书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均是“可能性的艺术”。
掩卷之后我在想，但凡喜欢读推理小说的读者，应该也喜欢历史。因为两者太像。
不过，小说是从历史的空白处出发，演绎出完整的故事，虚构甚多。历史研究则是从史料的矛盾处出发，梳理种种可能，并指向最合理的一种，最终还是要回到历史。
书中有一句话，“历史记载的矛盾处往往是有意遮掩的重大关节处。”
《巫蛊乱长安》就是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案入手，辅之以合理地推论，对空白处进行了补充。读来过瘾。
本书副标题“汉武帝晚年的夺嫡暗战”，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均交待了，主题可谓明确。但整个历史事件所涉及的人物众多，事件庞杂，前因后果交错，一篇文章根本讲不清楚。再加上本人才疏学浅，就不在此尝试复述了。
在前言中作者说，他的博士生导师曾教导他：研究近代史，比的是谁掌握的资料更新、更多；而研究古代史，比的是谁能看出新意，提出有创见的、逻辑自洽的推理和猜想。
此说可谓十分有理。
已经有太多的天才向我们证明，直觉在科学发现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没想到，以“连篇累牍”为刻板印象的历史研究，也是如此。
全书脑洞最大的一章，作为附篇被放到了最后。这是一种折衷，既保持了本书作为史学读物的严谨，又满足了作者同马伯庸一较高下的野心。不过我想，当作者脑洞大开，提出那个连编辑都难以接受、却又无法驳倒的猜想时，内心一定兴奋不已。
读历史，除了读史实，也是读人性。因为历史都是由人演就的，也是由人书写的。
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无疑也是一场人祸。但，是谁引发的祸呢？
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当时认知水平的限制（相信巫蛊），以及他人的谗言，导致了这出悲剧。但与其说是宫人或佞臣的挑拨，不如说是武帝自身的过失。
司马光的评语写得好：“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
作为一国之君，行事为何如此轻佻，杀伐为何如此随心所欲？
其实何止是君，凡是领导者都应该注意言行。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的顺序，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越身居高位，言行越容易被他人揣摩、放大，甚至扭曲。
有人或许会说，这不过是武帝的御下之术罢了。你怎么知道武帝不是故意扶植小儿子刘弗陵，并疏远太子刘据，好让身边的人揣摩他的用意呢？此所谓我早已预判了你的预判。只能说，如果果真如此，那武帝就不是蠢，而是妥妥的坏了。
那，武帝坏吗？
对于历史人物，往往很难用简单的好或坏就能概括。但正如书中所言：依谥法，“克定祸乱曰武”，可他所挑起的祸乱似乎更多于“克定”的。
这个评价很中肯。
本书不仅对历史的空白处进行了补充，也对一些史家的共识发起了挑战。
比如，传统观点认为，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本书认为，儒家真正登上政治舞台中央的是时间，并非在武帝时，而要等到宣帝、成帝之时。武帝对儒生的态度，并不是“尊”，而是为我所用。当用不上时，武帝就把儒生一脚踹开了。
另一个问题，随着太子巫蛊案尘埃落定，晚年的汉武帝后悔了吗？进而，他的治国方略转型了吗？
传统的观点是，转型了，有汉武帝的《轮台诏》为证。但作者进行深入剖析后得到的结论是，没有。
我也倾向于相信没有。除了书中抛出的客观证据外，这也是从人性出发的推论。
在不受约束的个人权力下，怎么可能产生深刻地自我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