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计划的第7本书，《民主四讲》。
初读这本书是在五年前，当时对民主体制产生兴趣，所以找了一些书来读。读完对议会制与总统制，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投票的多数制与比例制等，有了一些初步认识。
五年后，重温这本书，再结合中间读的一些政治哲学书籍（比如约翰·穆勒的《功利主义》《论自由》、乔纳森·沃尔夫的《政治哲学》、迈克尔·桑德尔教授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等），则对民主体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其中最直接的收获，是我跳出了非黑即白的价值评判思维，不再试图简单地给民主贴个好或坏的标签。
民主，说起来简简单单的一个词，却蕴含了不同层面的意义。你口中的民主，不一定是我所想。我口中的民主，也不一定是他人所指。因此有必要用一本书的篇幅，仔细辩驳辩驳。本书就是关于民主的非常好的读物。
本书作者王绍光，著名政治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重庆大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这本书，是根据作者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所作的四次演讲，整理而来。所以从结构和形式上，本书像是讲义，内容非常有条理。
围绕民主的不同方面，全书共分为四讲。
第一讲，讨论了民主的起源与演化。
从字源学看，西文里的民主由demo加cracy组成，其含义是“统治归于人民”或“人民主权”。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发源于古希腊。而其中最著名的，非雅典民主莫属。
雅典的民主，可谓民主体制的“原教旨主义”，它有以下特点：
首先，雅典民主中的“民”并非所有人民，而是“公民”。要取得雅典的公民资格，有如下几个条件：年满20岁，雅典人（父母也是雅典人），男子。也就是说，在所有雅典人里面，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是公民，能直接参与雅典的政治生活。
其次，雅典的民主是直接民主，它没有政党，也没有代议一说。雅典的政治体制很复杂，其中有三个机构最重要：公民大会、五百人的议事会和民众法庭。
公民大会，是全体公民都能参加的大会，它可以对关系到雅典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讨论和表决。而且举行公民大会是相当频繁的，每年至少要召开40次，每次会期5小时。在公民大会下面，还设置了一个常设机构，五百人议事会。五百人议事会的最重要职能是安排公民大会议程，包括起草议案，预先审查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召集并主持公民大会。
值得一提的是，五百人议事会里的代表，不是选举而来，而是从年满30岁的自愿候选人里抽签产生。不仅“议员”的产生，除少数需要专门才能的官员（如将军）外，所有其他官员均通过抽签选出，没有经验、技能或财产资格的限制。而且所有官员的报酬统一，任期一年，不得连任。这就是雅典民主的第三个特点：抽签和限制连任。
到了罗马共和国（其正式名称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元老院成员的产生就不再由抽签产生，也不由选举产生，并且是终身制。
讲完民主的起源，第一讲还回应了另一个问题——民主到底是不是好东西？
至少在近代之前，民主似乎都是个坏东西，反对民主的思想家名单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阿奎那、马基雅弗利、弥尔顿、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康德……唯有卢梭算是例外。
可以看到，西方的精英阶层历来都惧怕“多数人的暴政”，将民主视为洪水猛兽。但另一方面，民主浪潮又势不可挡。所以，学者便开始在民主前加前缀，试图驯服民主。自由民主、宪政民主、代议民主，都是这样来的。
美国建国之时，其国父们设计了各种制度来削弱众议院权力。纵向层面，采用了联邦制。横向层面，则包括三点：
设立参议院，分割了立法权；
赋予最高行政首长——总统——“帝王般的权力”；
赋予贵族色彩且不受民意影响的最高法院拥有“宣布违宪”的权力。
拿破仑的一句名言，很好地概括了西方现代民主的实质：“真正的治国之道是利用民主的形式来行使贵族统治。”
常见的解释民主兴起的因素集中在以下五方面：经济发展、阶级结构、文化影响、市民社会和社会资本。
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早期的学术研究倾向于两者线性相关。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发展，走向专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走向民主的可能性更像一个“M”型曲线。
政治文化，是指一国国民对各类政治标的物（自我、他人、民族、国家、政党、领袖、政策等）的特定认知方式、价值判断、态度、情感。关于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不同学者提出了四种不同媒介：“公民文化”、政治容忍、对生活的主观满意程度，以及解放价值。不管哪一种媒介，用文化解释民主，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短处，它不能解释文化差别本身从何而来？文化变迁又如何发生？
所谓公民社会，可以是国家、家庭以及市场组织以外的任何组织。认为公民社会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出现，基于两类理由：公民社会的外部效应和内部效应。外部效应，主要指公民社会发展壮大后，可以制衡政府，使之不能滥用权力。但本书作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他的主要理由有两点：第一，它把公民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这是虚妄的假设。第二，它把公民社会看作一块净土，这也是虚妄的假设。相比之下，作者认为公民社会的内部效应对促进民主发展更重要。内部效应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培育合作习惯和公共精神。二是培育互信、互惠、温和、妥协、谅解、宽容的品性。三是培育与人交往、共事的交流技能。
在主流观点之外，作者提出了一个自己的观察角度，国家有效性与民主。作者从六个方面来定义一个国家的能力，包括：
强制能力（用每十万人暴力致死率衡量）
汲取能力（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衡量）
濡化能力（用贝塔斯曼国家认同指数衡量）
规管能力（用每十万人交通事故死亡率衡量）
统领能力（用世界银行腐败控制指数衡量）
再分配能力（UNDP人类发展指数）
实证数据表明，一个国家的管理能力越强，其民主程度就越高。换句话说，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才能实现高质量民主。
在考察现实民主时，要特别关注三个方面：
第一是选举制度，即人民投的票如何变成议会里的席位或政府中的职位。
第二是政党制度，即选举如何运作和政府如何组织。
第三是行政与立法关系的制度安排，主要指总统制和议会制的区别。
在所有三个方面，最关键的是选举制度的设立，因为选举制度会影响政党制度，也会对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好”的民主，有三个基本条件，包括：选举权的普遍性；选举结果尽量少地扭曲民意；选举公正，不受暴力、胁迫、操控或金钱等外在国素影响。
关于选举权歧视，也有三类，包括：
直接歧视，比如歧视妇女、少数民族等；
设置门槛，比如税收和文化水平门槛；
程序性歧视，比如选举需要提前登记。
第四讲，作者通过一些实证数据，探讨民主社会的实效，以及对民主进行了反思。
衡量现实民主的实效性，有两种标准：一是用工具性标准衡量，如民主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是否有利于增进人们的幸福感等。二是用民主本身的尺度来衡量，即现实民主制度多大程度上是按照民主方式运作的。
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将大量实证研究放在一起看，结论是：两者关系非常复杂，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而民主与社会公正，大量研究的结果可能令人失望：民主对不平等的影响要么是负面的，要么非常微弱。
至于幸福与民主，有学者指出，幸不幸福更多取决于微观世界的经验，而不是宏观政治领域的经验。
平等的参与、平等的代表和平等的影响，是衡量一个政体是否真正民主的标准。利用这些标准衡量，美国的民主程度都可谓很差——不仅民众投票率低，金钱也在选举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
最后，作者总结到，虽然现代的民主制度都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选主，但不同体制之间还是有优劣之分。就选举制度而言，比例代表制比多数代表制好；就政党制度而言，多党制比两党制好；就立法与行政部门关系而言，议会制比总统制好。
这就涉及到对美国民主的评价。美国以其强大的国家实力，常被视为民主典范，但它的多数代表制、两党制和总统制，恰恰是比较不民主的制度安排。相比之下，欧洲一些国家的民主体制，民众参与度更高，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力更小，民主成分比美国更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