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八月，我应同学陶志之约，在他当常务委员的国民党沭阳县党部，当了一个多月的录事，因为北洋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反攻过来，国民革命军的部队南撤，国民党沭阳县党部的人员仓皇逃跑一空，我也逃回高沟家中，仍旧在涌泉槽坊当小学徒。年底将到，高沟镇上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的徐泉从外地回到家里，说他奉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委派，任国民党沭阳县临时执监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淮阴第六师范读书的家住高沟南圩外的颜成泰是临时执监委员会的监察委员，他们在日内就要去沭阳县城就任。
徐泉和颜成泰都曾是我的小学高年级同学，是我的学长，他们的学识都不错，我很敬重他们。他们说他们是国民党中的革命派、左派，也就是改组派、汪精卫派。当时，在我们家乡一带，还没有共产党的活动，许多青年都倾向国民党中的汪精卫和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将中国前途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徐泉和颜成泰以我曾在县党部工作过，便约我跟他们同去，说可以派我当个宣传干事，一个月有二十几块钱的薪金。我认为他们是革命的左派，跟他们走不会错，便欣然同意。
按徐泉和其他几个执监委员的约定，我和徐泉、颜成泰三个人，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达位于沭阳六区钱集东北十余里的王圩集中。王圩的豪绅王相和与钱集南周圩的豪绅周效实，是沭阳县东南乡的大地主，他们各有田地数十顷，并拥有自卫武装。沭阳县政素为城内大地主程濂泉等把持操纵，他们一直无法过问，因而彼此之间，久有仇隙。此时，缘于国民党中央分裂为汪精卫与孙科对立的两派，沭阳县的国民党也正分成两派。孙科的一派叫特别委员会，他们的沭阳县特别委员会已经抢先登台，开始工作，为首的是沭阳西北乡桑墟人章琴川。这个章琴川是沭阳县西北乡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现在又和城内最大的地主豪绅程濂泉勾搭起来，且更与国民党军队第二十六军的军长方策搭上了关系，与方策收钱委派的县长单心田结成沭阳县的党政同盟，掌管沭阳县现行政局。
王相和、周效实等便想利用国民党沭阳县临时执监委员会徐泉等的党派势力，与程濂泉的城内豪绅相抗衡，以便进而干预以至掌握沭阳县的政局。由于章琴川等勾结了军队和城内的豪绅势力，取得了沭阳县的统治地位，徐泉等要想在沭阳县城立足，将特别委员会章琴川等赶走，并将临时执监委员会的牌子挂起来，也必须借重和依靠强大实力。于是，他们和王相和、周效实出于两厢情愿，达成协议，决定由王、周率领他们两家的自卫武装，护送他们入城上任。这时，由省政府正式委派的沭阳县长李宜及恰好到了钱集，乃又将李宜及接到王相和家。这李宜及也是汪精卫一派的人，徐、李便又同气相求，联成一伙。
我和徐泉、颜成泰到达王相和家的时候，沭阳县临时执监委员会委员李文德等已在两三天前来到。另有一位高级参议式的人物谢昆，也在日前到达王家。此人很有资望、文才，王相和、周效实和他是老相识，一向以他为诸葛先生。他是国民党省党部常务委员祁锡勇的亲信、密友，是祁专派他回沭阳县辅佐徐泉等夺权打天下的。武装护送徐泉等临时执监委员和县长李宜及入城夺权就任的计划，经过密商定夺之后，便由王相和、周效实将他们的武装三百余人枪，编成民团，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从王圩出发，一路浩浩荡荡，直奔西北。
当晚，在沭阳城南十余里的十字桥富豪耿家住宿，次日即一九二八年元旦上午再从十字桥动身。约八时半，大队到达沭阳东关。不料，此时，城门紧闭，城门楼上一个军官喊问是什么队伍，干什么的。经派人进前说明，是地方民团护送省党部委派的县党部常委和省政府委派的新任县长前来上任的。那个军官听了，还是不肯打开城门，之后又说，委员、县长可以进城，武装民团则留在城外。王相和、周效实听了，遂奔到队伍前头，大声喊叫，不许进城就开枪打进城去。经过大约半个钟头的吵嚷争持，城头上的军官见人多势大，怕发生武装冲突，便同意开城。待城门大开，一队便声势汹涌地进了县城，直奔预先计划妥当的地点进发，随即将所有人等分住到县政府附近的赵兴隆、任同兴等几家旅社。由先期到达县城的几个人准备好的“中国国民党沭阳县临时执监委员会”的牌子，当天中午，就在儒学门前挂了出来。县党部的机关设在陶志他们老县党部的旧址儒学东院，即日开始办公。县长李宜及住在任同兴旅社内，由周效实的队伍负责警卫。国民党临时执监委员会的警卫则由王相和的武装负责。这时，许多隐蔽在城内的倾向汪精卫一派的青年如丁耘棘、王洁予、李祥麟、应若冰等都来参加执监委员会的工作，一些文化知识界的人士，如刘阳午（葵中）、吴谷峰等也都出来支持徐泉一派。这时，沭阳县城的政治空气趋于活跃，人心大多倾向于执监委员会一边。
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两个国民党的沭阳县党部，一个“特别”，是“太子”孙科的派系（人们称他们“西派”）；一个“临时”，是仅在蒋介石之下的汪精卫的派系（人们称他们“东派”）。两个沭阳县长，一个是军队委派的；一个是省政府任命的。谁正谁邪，哪个合法，哪个不合法，由谁论断？同时共存，不可能，叫谁让位下台，谁也不肯。怎么办？
徐泉，二十一二岁，是小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出身，在东南大学上了一年，北伐战争发生，学校停课，他和沭阳在外为官的祁锡勇结识，祁赏识他，在江苏省党部提名委派他到沭阳县当临时执监委员会常务委员。此人善于言辞，满面春风，却没有深谋远虑之才。进了沭阳县城之后，他一靠军师谢宴为他出谋划策，二靠王相和、周效实的武装力量。入城的当天夜晚，他和颜成泰、李文德、谢嵩等密谈到午夜过后，一致认为夜长必然梦多，以先下手为强，决定于明日（一月二日）清晨，实行突击，武装夺取县政府大印，先使县长李宜及就职掌权，而后展开党政方面的活动。王相和、周效实拍胸口表示赞成，愿全力以赴；如果发生意外，由他们抵挡处置，李宜及参与了密商，他也认为非此不可。
连夜作了部署之后，大家都很兴奋。第二天拂晓，我们就起身盥洗，提前吃了早饭，按规定于七时整出动，分头向县政府进发。我们到达县政府门前的时候，站岗的警备队的两名士兵已被王相和的队伍解除了武装，县政府大院的东西厢房的警备队营房皆被王相和、周效实的部队占领，警备队的官兵一百余人全被缴械。原来的估计：县政府的印信定是收在秘书，或县长的办公室，徐泉、李文德便带着一批人，直奔县府后院县长办公室和秘书处搜寻。
县政府院落很大，我们又从来未进去过，我和应若冰两人因走在大队后面，进了后院，便东闯西撞，谁知一头闯进了一栋光线阴暗的屋子，再向挂着门帘的房间里一跨，却是县长单心田的卧室。我们两个闯了进去，这位单大老爷还在睡梦之中，当他被我们脚步声惊醒，正要翻身爬起，我们已经冲到他的床前，将他床上帐子掀了起来。他一见不妙，便全身哆嗦，从枕头旁边抓起一个小红布包，我认定那不是县政府的大印就是贪污得来的金银财宝，便大声吆喝：“不许动！”单心田看到我身上挂着一把闪亮的大刀，吓得呆如木鸡一般，不敢动弹。我趁势夺下他手里的小红布包，交给了应若冰，他打开一看，正是一方发亮的沭阳县政府的铜印。我们二人将单心田交给了随后到来的民团士兵带走，随即跑到后院，将大印交给了徐泉。
武装夺印的行动，不到一小时，便兵不血刃，宣告结束了。
这件事出于特别委员会章琴川和县长单心田的意料之外，也是二十六军军长方策想不到的。
花了三千块现洋买得县长职位的单心田，被关押在国民党沭阳县临时执监委员会的西屋里。当天上午十一点钟，李宜及就手拿沭阳县印，召见县政府所有文武官员训话，宣布他就任沭阳县长的职务，同时发布命令：恢复县警备队建制，照常担负警备县政府的职责。
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计划完满实现，徐泉、颜成泰和全体人员非常地兴高采烈，喜笑颜开，连老谋深算的谢富和饱经世故的王相和、周效实也乐不可支，以为沭阳县的大局已定，特别委员会的章琴川和单大瘤垮台了，他们的后台已经无能为力了；今后的沭阳县定是徐泉这一派的世界了。县城内外的政治空气越加活跃了，东乡、南乡的许多豪绅和知识、教育界人士，纷纷入城，向徐泉、颜成泰、李文德、谢真他们表示祝贺，有不少人还要求面见新任县长李宜及，陈述民情。徐泉、李宜及分别向江苏省党部和江苏省政府发了报喜的电报，江苏省党部和省政府立即发来复电，表示嘉勉。长时期纷乱扰攘、不安的沭阳，这时，呈现出一片平气象。
章琴川也是一个大学生，是学法律的。他眉目传神，能言善辩，有一张利嘴。单心田原是淮阴的一个海关职员，没有任何学识，却有偌大的官瘾，花了三千个“袁大头”买得了一个沭阳县长的职位。他被抓了起来，跟着他做官吸人血的一班鹰犬，与他互相勾结、统治沭阳县的豪绅巨贾程濂泉、程濂泉的忠实奴才窦殿臣等人，眼看到了手的党政大权，一旦被人夺去，岂肯善罢甘休；还有，得了巨额贿赂的二十六军军部，又岂能甘拜下风，坐视不问。事实上，徐泉等人的得意之时，正是章琴川、程濂泉等为如何向徐泉、李宜及等反击进行密谋策划之日。
二十六军军部驻在宿迁，与沭阳城相距不上百里，骑兵不须一日即可到达。信使往来也很方便。据后来知道，章琴川在一月二日事变发生的当天，就奔去淮阴，向他的上级国民党江苏省特别委员会发出紧急的报告，又向二十六军驻在淮阴的部队机关通了信息；程濂泉等城内豪绅同时作了种种谋划，自不待言。这一切动作，徐泉等当然不会全知道，但也绝非不曾有所估计。只因他们以为，县长李宜及是江苏省政府民政厅正式委任的，是百分之百的合法，单心田的县长是军方委派的，是不合法的；不合法的下台，合法的上台，理所当然。难道还能将不合法的单心田再弄上台，将合法的李宜及再拉下台？在徐泉、颜成泰、李文德以及谢真等人看来，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何况上面还有省临时执监委员会和省政府。前途可以乐观，是不会有问题的。为此，他们打算让挂上“民团”臂章的王、周两家武装队伍，在日内返回乡间，王相和与周效实则可再停留几天，待与李宜及商量之后，给他们委派个什么官职。
六日上午十点钟光景，县党部的委员们正在朝南的屋子里开会，我在朝北的办公室里书写标语，儒学前面的大街上，忽然爆出枪声，紧接着，听到街道的石板路上有人急促奔跑，我从窗口看到一列警备队的士兵，隐蔽在街道对面的巷子里，端着步枪，对着儒学的大门。一刻儿，枪声大作，在儒学门前守卫的一个民团的士兵被打伤倒地，而后被抬进了县党部的院子。县党部的委员们措手不及，完全处于没有准备的状态之下，和一月二日去县政府夺印，对方没有准备一样。县党部的这些人，全是书生、青年，没有一个有开枪打仗的经验，徐泉、颜成泰、李文德等皆一时慌乱无策。后来终于决定，派了人翻墙出去，与住在旅馆里的谢富、王相和、周效实联系。事实上，王相和、周效实早就到大街上，指挥他们的部队在进行战斗了。他们的士兵有所伤亡，对方，倒了戈的警备队兵士也被打伤打死了好几个。
从街对面送过来高喊大叫的声音：“把单县长交出来！”
单心田被关在西屋里，看守他的民团士兵出去打仗了，便把他送到许多人聚在里面的南屋来。这个脖子里拖着大瘤的单心田，嘴上蓄着稀疏的八字黄胡子，仿佛是个鸦片鬼，瘦骨嶙峋的。他被送到南屋，脚步还未站稳，忽听一阵密集的枪声爆起，就立刻弓着腰身，钻到一张木板床底下去，浑身颤抖，使得床板也跟着颤抖起来。
徐泉他们议论了一下，许多人众口同声地说，不能把单心田交出去。把这个家伙交出去，李宜及的县长就完了，那颗铜印就等于白夺了，到了手的沭阳县的大权，就没有了，就又被章琴川、程濂泉他们夺了回去。有的说，将单大瘤交出去，就是投降；有的说，警备队不行，腐化不堪，不少人抽大烟，赶不上民团厉害；王相和、周效实两个都是会打仗的人，一定打得过警备队；有的默不作声，望着徐泉；徐泉也说：“不能把这个老东西交出去！”说来说去只有一条：打一会儿，有人送来消息：谢富、王相和、周效实皆是这个主张，宁死不投降，绝不能将单心田交出去。谁冷冷地说了一句：“那天，把这个家伙宰了，就没有事了！”
大概对方也有顾虑：怕如果攻打得厉害，会激起这方的愤怒，把单心田毙了。隔了好一阵，没有再朝儒学这边打枪，只不时地喊叫两句：“把单县长放出来！”
正是十分阴冷的寒冬，大家蜷缩在屋子里。中午，没有饭吃，好像谁也没有想起吃饭的事来。
床底下的单大瘤，仿佛死了似的，倒在墙角落里。
下午三点多钟，外面传进消息说：二十六军的队伍从宿迁开到，大炮架在南城门门楼上。限定在半小时内将单心田交出去，否则，开炮轰击县党部。
接着，又来消息说：周效实在战斗中被打死了。
徐泉、颜成泰、李文德、李祥麟、王洁予等皆愣住了。
“赶快把单县长放出来！”街道上传来喊叫声，“门楼上大炮要开火了！”
徐泉问问众人：“放就放了他吧！”
颜成泰、李文德同时点点头，说：“放了他吧！”
不知是谁走进南屋，踢踢床腿，吆喝一声：“出来！”种种动静，外头叫喊的声音，单大瘤都听在耳里，记在心里了，他明白，他的主子、后台来救他的命，为的他，展开了流血的战斗。一听到叫他“出来”的声音，他便毫不迟疑地爬出来，随即带着满身灰土跟着那个人的手势，向外边走去。
单心田一放出去，警备队的兵士们，便马蜂出窝似的扑进了儒学，扑进了国民党沭阳县临时执监委员会，端起枪来，对着每一个人，抓住一个又一个，剥衣服，搜腰包，连鞋袜、帽子一股脑儿剥个干净，只让每个人留下一件衬衫和一条短裤头……他们是一群贪食的野狼啊！
有些人在纷乱中蹭了出去，我也蹭出去了，后来，我躲藏在后街红十字会西小院的秫秸丛里，被两个警备队士兵搜索发现，终于落到他们手里。他们把我身上的棉衣、棉裤、棉鞋全都剥去。这时，已傍近黄昏，在刺骨的瑟瑟寒风中，我被他们推推搡搡地带到县政府前院西厢房里。这是警备队的营房，我进到里面一看，王洁予、李祥麟、葛绍亮他们已经被抓过来了，他们有的睡在床上，有的靠在墙壁上坐着。我的堂祖父住在大南门内，听说我被捕，关在警备队，前来探望我。回去之后，为我新买了衣物，给我送了来。
营房里乱糟糟的，士兵们七嘴八舌。我听到他们说，乡里的民团打得十分凶猛，硬朝上冲，不怕死……有的说，李宜及是冒充的县长，也有的说，不是冒充的，看样子有个官派头……周效实也挺厉害，嘿！到城里来送死！
第二天晚上，被捕的一些人，被带到县公安局的候审室里，大家见了面，互相默默地看了看，神情都很镇定沉着。
一个一个被带到临时法庭审讯，头一个被带去审讯的是徐泉。审讯的时间不长，不到一刻钟光景。因为看守不严，看守的兵士知道我们都是政治犯，态度也就不太苛刻凶狠。因而先审的人回来，可以和待审的说几句话。先受审的徐泉回来说，叫他背诵《总理遗嘱》，他轻轻地靠在我们耳边说：“要装着背不出来！”后来，听说谁背诵得好，对谁就审得厉害，甚至要挨打。于是，在后面被审的我们，都结结巴巴地装作背不出《总理遗嘱》来。我们不禁暗自问道：“会背诵总理遗嘱是犯罪吗？”可见，这时候，他们已经背叛了孙中山先生了。
这天晚上，我们在受审之后，都被打入沭阳县监狱。钉上大镣，收进了号子。计有：徐泉、颜成泰、李文德、王洁予、葛绍亮、汪大同（我的本来姓名）、王相和、谢嵩和四个民团的士兵。做了四天县长的李宜及也成了囚犯，但是没有下狱，被看押在同兴旅社里。
后来，听说同我们一道被捕的李祥麟（李素符），由他的祖父变卖家产，用金钱将他赎买出去了；丁耘棘、应若冰、陈仲理等人有的化装出了城，有的跳城墙逃走了。
三天之后的一个深夜，北风呼呼吼啸，我忽然听到天井里有犯人走路的大镣叮当声，随后在黑暗中看到同号子的好些人翘起头来。牢头小有子在号子的栅栏门外边对着里边说：“睡你们的觉！”过了大约一刻钟，从不很远的地方传来“砰”的一声枪响。被关在另一个号子里的王相和被枪杀了。小有子在第二天清晨开牢门的时候，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情。
这里，概括起来，作如下叙述：属汪精卫改组派系统的国民党沭阳县临时执监委员会的一派失败了；这一派为首的徐泉和这一派的骨干分子，两个工作人员被逮捕入狱；也属于汪精卫派、与徐泉等结合在一起的由江苏省政府委任的县长李宜及，仅就职四天，也被逮捕：为徐泉等一派所依靠的沭阳东南乡地主豪绅势力，遭受惨重的打击，为首的周效实在火线上被击毙，王相和在被捕入狱之后被枪决。属孙科派的国民党沭阳县特别委员会一派胜利了；这一派为首的章琴川得了势；以三千银圆买得县长职位的单心田，又重新粉墨登场。章琴川、单心田所依靠的城关地主豪绅势力，进一步勾结二十六军军人势力，重新掌握了沭阳县的党政大局。这就是国民党中的两派和两派所依靠的地方封建势力所进行的一场流血斗争的结果。
后来，人们称发生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的这一流血事件，叫“一六惨案”。
我们被钉上大镣监禁在沭阳县大牢里，过了十二天和盗匪犯人们同样的牢狱生活之后，即在一月十九日早晨，仍旧戴着脚镣，被押上黄包车，解往淮阴（清江）交二十六军军法处审理。李宜及也一同被押解，只是他受到优待，脚上没有大镣。沭阳到清江有一百四十里的路程，又是夜长昼短的大冷季候，在途中徐家溜停宿一宵，在第二天黄昏，被当作政治犯的这批锒铛客，便被押解到清江城内原是清朝道尹衙门的二十六军军法处。
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大厅的西厢房，大约有四十平方米大小，很是宽敞。李宜及放在别处，民团的四个兵士，也另外关着。关在这间厢房里的只徐泉、颜成泰、李文德、谢宴、王洁予、葛绍亮和我七个人（也算是竹林七贤，还算是七君子呢？）。这里和沭阳县的大牢不一样，是木头地板上铺稻草，每人发给一条被子。到这里不到一个钟头，就有一个身挎驳壳枪的广东籍士兵，坐到稻草铺上同我们攀谈，说他是从广东北伐过来的，为的革命才当兵打仗。从他的话语里，我们感觉到他好像是把我们引为革命同志似的。我们谁也没有和他多谈，只注意着他说些什么。我们觉得仿佛有了一点自由，七个人可以随便说话，一个看守兵站立在院子里，也不来过问。只是两只脚上还是拴着十多斤重的铁镣，使我们觉得自己仍旧是个“犯人”。
第二天中午，我们的伙食突然变了样，不单是糙米饭，青菜豆腐汤。一大面盆的海参和红烧肉，摆在我们眼前。大家不禁大为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徐泉轻声告诉我们说：他收到外边传进来的一封信，那是刘阳午先生写的。他说，刘先生和吴谷峰先生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一六惨案后援委员会”。他们在声援、营救我们，捐募到一些款项，今天吃的菜是他们着人送来的。以后每天中、晚两餐都有丰富的菜肴按时送来。
根据看管并不十分严格，准许外边送饭菜进来，又迟迟不予审讯，我们心情便轻松下来。徐泉、颜成泰、李文德谢嵩他们常这样说：我们犯了什么军法？二十六军军法处能定我们什么罪？这样大的事，省党部是不会不闻不问的。我们觉得有指望，不要多久，便会出去。
半个月之后，军法处开庭，将我们七个人统统带上法庭。一位自报姓魏的法官正襟危坐，在宣布开庭之后，没有问过我们各人的姓名，便向着我们发表起演说来。
这个法官，大约是四十几岁的人，听口音好像是安徽人或湖北人，身材高大，长方脸，道貌岸然；像老师对小学生训话似的。听他的话因子，他是把我们几个人当成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他演说了十来分钟之后，才对我们七个人一一问了姓名、年岁。他对徐泉、谢富两个人问得最多，翻来覆去地说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皆不承认，最后，他拿出一个二三寸长方的印着红色“共”字的臂章来，亮在我们的眼前说：“这就是证据，就是你们暴动时用的！”徐泉和谢复都矢口否认，后又问了我们几个，我们都说没有见到过这个东西。很明显，那是伪造出来，意在加罪于我们的“物证”。大概，这位军法官也认为那是不足为凭的玩意，晃了一晃，就塞到档案卷宗里去了。经过两个小时的审讯，没有得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便宣布退庭。
回到囚房，大家这才明白，原来是想伪造“物证”定我们所谓赤色暴动的罪名。这使我们从而明白：国民党把与他们合作的朋友——中国共产党当作敌人的面目，是更加露骨了。
过了好些时日，也未开庭再审。何时了结，大家不免焦急。通过议论，决定写份呈文，要军法处转呈上峰，将我们迅速释放，恢复自由。议定之后，便推谢嵩执笔起草，只花了半天时间，他便起草好了，大家传阅之后，都说写得极好。我看了这份呈文稿，对我们这位谢大哥的文才，实为佩服，不禁对他肃然起敬。至今，我还记得其中几句：“……余等何辜，身陷缧絏。……铁窗风味，非敢云苦；光阴似水，日复一日，……余等孱弱之躯，已同柴立……伏乞明察下情，迅速恢复余等应享之自由权利，不胜翘首盼切之至。……”这样的文笔，没有功底的人是写不出来的。呈文由原任录事的葛绍亮用蝇头小楷誊写之后，交给了看守兵转送上去。
呈文送上去没有几天，还是由那个姓魏的军法官开庭，将我们七个人和四个民团的士兵，同时宣判无罪释放，卸掉拖带了一个多月的沉重的铁镣。
事后，刘阳午先生他们告诉我们说，是江苏省党部、省政府一同发函给二十六军，要二十六军将我们释放的。
“一六惨案”或“一六事件”的公案，到这里并未完全了结。
后来听说，由于由徐泉领衔，用我们被捕的几个人联名，上书给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江苏省政府，以及王相和、周效实家属的控告和许多方面的声援，在一九二八年五、六月间，省党部、省政府联合派了一个颇有权威的大员刘汉川到达沭阳县城，由县政府召集当地豪绅开会，会上，刘汉川宣布程濂泉、窦殿臣等八大豪绅是制造“一六惨案”的要犯，将他们当场逮捕，钉上大镣，押进大牢，随后，押解到江苏省会所在地镇江，交法院审判处理。
至于法院怎样审理，审理得怎么样，我是被害人也是原告人之一，一庭也未到过，也从未接到过审讯通知书。后来，也只听说，那八大豪绅有的判了一年半年，有的根本未判。这时，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已经成了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再加上金钱的作用，后来，“一六惨案”的案和这些案犯的问题，便不了了之了。
附言
“一六惨案”这桩事件，并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一场斗争，它的本质是当时已经公开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内部和豪绅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冲突的表现。
有些人在当时和事件发生之后，对事件的认识是模糊的，或者是错误的，如后来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王洁予同志，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写的后来在《创造月刊》（二卷五期）发表的小说《巷战》中，就将支持、利用国民党临时执监委员会一派与特别委员会一派进行内部斗争的大地主王相和、周效实，写成为英雄而加以歌颂。那显然是不正确的。
当时，临时执监委员会中的一些人，如王洁予、李祥麟、李文德、丁耘棘、应若冰等，他们的思想是激进的（在《巷战》中，可以看到王洁予的思想就有在当时被看作是最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就是徐泉、颜成泰、谢富也多少有点进步倾向（这样的人西派里也有）。但不能将徐泉为首的一派看成是革命派，将另一派看成是反动派，以至将“一六惨案”看成是革命派与反动派的一场斗争。后来，徐泉在一九三三年到沭阳当了教育局长，颜成泰当了教育局的科长兼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就说明了他们毕竟是国民党，还是当了国民党的官。
李文德在获释后，去上海，在大陆大学读书；谢真获释后，长住南京，多病；一九三O年夏，我到南京，曾去成贤街一家小旅馆看望过他，见他潦倒不堪，愁容满面。听说，他后来病逝于南京。我在前面叙述到的李祥麟，一九三O年去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搞地下工作，在这年十二月被捕入狱。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他获释后，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在中共中央东南局工作。当时，我在新四军政治部工作，因工作不在一处，他改名李嘉林，我改名吴蔷，竟咫尺天涯，未能把晤，至今我还深感遗憾。他的儿子望苏告诉我，嘉林同志于一九四一年春夏之交病逝于上海，终年仅三十四岁。嘉林同志写得一手康有为体的好字，又工于诗词，更对马列主义哲学、社会科学颇有修养，为人正派谦和，作风踏实，生活朴素。一九二七年七、八月里，北伐军抵达沭阳县城，建立第一个国民党沭阳县党部，嘉林同志就和我同在县党部工作，至今，他的形象还深深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一六惨案”发生至今，已经五十六年多了。当时的许多当事人已经不在了。那时，我是当事人中最年轻的一个，还不满十八周岁；现在，已年将七十有五，记忆力日渐衰退，许多事情的细节，都想不起来了。
写到这里，难禁胸中的感慨，涌来笔下，遂成《浣溪沙》一阕。兹抄录于篇末，以为尾声：
嗟夫五十六年前，似有豪情一少年。虎狼纵横奈何天！呜呼朋辈多长逝。遥望乡关感万千，潼阳今喜月团圆。
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