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式”聪明与日本耻感文化不同
中国人的“中国式”聪明是你能够占到周边部门的便宜，你能为自己部门去赢得一个更好的指标，很多人都会沾沾自喜，觉得谈判能力很强，自己部门的人也会觉得跟着这样的领导很风光。
《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的文化为耻感文化，日本人会认为占了别人便宜是件羞耻的事情，尤其有外界观众的情况下更加明显。我们以前与日本人做生意的时候，日本人会给你合理的利润，在他们看来，确保一定的合理利润，你才能把品质做好，不会偷工减料，合作才能长久。
这两种文化在内部结算产生矛盾截然不同，“中国式”聪明很难做到“敬天爱人”，容易产生纠纷。日本耻辱文化，在内部结算时，都不愿意多占别人的便宜，大家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就好，那么什么是合理范围呢？那就请领导来定定夺。
2. “神”一样的领导依赖不同
台湾作家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条虫，都想做老大。而日本人对秩序等级相对依赖，“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念非常强烈。所以在同样利益冲突的情况下，领导的协调作用自然不同。
3. 人性假设的不同
华为基于人性的贪婪和恐惧，用高速发展的业务和高回报，营造员工怕失去的心态，用人性的贪婪去制约人的懒惰，用恐惧去引导大家遵从流程制度，用制度去引导贪婪，朝着公司需要你去做价值创造的方向去做，任老板说：“你们千万不要感谢我，如果感谢我，说明要么我给多了，要么你们做少了。”这就用人性的弱点去制约人性的弱点。
稻盛和夫的领导哲学基于日本文化，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人性的公正，倡导敬天爱人，主要靠领导的公正裁决，用人去驾驭制度。
4. 原有系统匹配不同
华为相比京瓷更加国际化，一是必须与西方所有的制度进行充分的接轨，尤其财务上不能有半点纰漏，否则经不起西方国家“百般”的财务审计和调查。二是坚持穿西方鞋的华为，学习西方管理会计的责任中心更加与西方管理体系和财务体系相兼容。三是责任中心不需要另起一套炉灶，与现有组织架构匹配就好了。四是责任中心更加适合大军团作战。
而阿米巴需要划分小阿米巴单位来说，一是对于巨无霸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二是需要另起一套炉灶，一不小心就会“器官排异”。三是更加适合制造型企业。
5. 雇佣理念不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奥曼认为，人的合作程度取决于持续合作的机会。奥曼认为，即使在敌对的情况下，考虑到长远利益，合作才是合乎逻辑的选择。
日本推崇终身雇佣制，大家把企业当成家或甚至是一辈子的事业，对公司的急功近利和投机行为要小很多。中国人都是以“聪明”著称，上有对策下游对策，大不了换一家，我们曾经的客户推行阿米巴，利用账期的空子，做假账导致公司损失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