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光绪元年)5月30日,这一日注定被载入史册。 光绪帝以清廷之名义,向沿海、沿江、陆路边境各将军督抚共计29人,发出一道谕旨。其中一条尤为关键:“铁甲船著李鸿章、沈葆祯酌度情形先购一二只,再行续办。”【1】 其实,这背后是李鸿章等洋务派坚持不懈的说服、争取、努力的结果。 19世纪末,英国顶尖铁甲战列舰,配备4门343毫米Mk II BL型主炮(后膛装填,重67吨)、10门Mk IV型152.4毫米速射炮、12至16门57毫米和47毫米速射炮、以及7具406毫米鱼雷发射管,是称雄海上的重器。
西方列强凭借强大海上力量,驰骋大洋之上,横行无忌,攻城略地,令清廷吃尽苦头。一次次交锋,一次次挫败,使得清廷不得不正视这一残酷现实。而这道谕旨的颁布,背后凝聚着李鸿章等洋务派无数的心血。能在风雨飘摇中,有国之重器助力,维持朝廷运转,这等好事,岂能错过。 于是,李鸿章以赤诚之心说服朝堂之上保守势力,矢志购舰,努力推动清廷迈出这艰难一步。 此前,中国曾有一支存在几个月就“夭折”的海军舰队,远早于北洋海军。 当时,英军军舰以舰载火炮著称,拥有三层甲板大型帆船战舰,排水量2000吨,三层甲板均装载火炮,火炮数量达140门。战时,排炮齐放,云遮雾罩,宛如雷神,这种战舰称为“战列舰”。且“船底镀铜”,航速更快,如风驰电掣。“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魂,畏如雷霆”。【2】 鸦片战争中,清军水师抵挡不住英军坚船利炮而败北。英军船舰所向披靡,长驱直入,京城震动,清政府只得屈膝投降。 1861年,太平军沿着长江和大运河水路,相继攻克宁波、杭州等重镇,并进军上海、南京。朝廷有情报说,太平军攻击上海目的之一,是借此向外国购置一批火炮船。清政府闻之大惊失色。 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向清政府提议:直接购买英舰,借助英军力量,围剿太平天国。清政府同意他的提议。 他十分清楚:大清水师,无洋人襄助,比登天还难。“以夷制夷”,不仅可立海军,还可助外交、强国防。他说服恭亲王奕䜣。因为朝廷实权在太后和恭亲王手中。奕䜣遂以总理衙门名义,致函江苏巡抚薛焕、两广总督劳崇光、福州将军文清,命令迅速筹款购舰,以资攻剿。 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前后两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和赫德闻风而动,积极参与为大清买军舰。由赫德向英国购买中号兵轮3艘,小号兵轮4艘。 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是关键人物,是他说服恭亲王买舰,而普鲁斯则向恭亲王推荐赫德。 他说:“中国现有两支火轮船并非打仗之船,而英国火轮船价减而佳。”提出愿帮助清政府购买火轮船。曾国藩等人求之不得,他说:“购买外洋船炮”是“为今日第一要务。”“先剿金陵等处发逆为要”,待镇压太平军之后,则为“巡缉私贩之用”。【3】 大清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和上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在华多年,摸透清廷急于“剿灭长毛”的心思。 他们拟定一个完整计划,帮助朝廷肃清“暴徒”“叛军”,实是暗藏扩大在华军事力量、利用海军控制长江流域的祸心。清政府已被列强蒙蔽,无法识破其险恶用心。咸丰皇帝对赫德大加赞赏说:足见赫德办事之精细,朕甚是高兴。【4】 阿思本,英国皇家海军上校,被称为“航海家”,1837 年加入海军,1873年晋升为海军少将。他参加过两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军“狂暴”号舰长,指挥“狂暴”号炮轰广州城。“狂暴”号是英侵华军全权代表额尔金的座舰。 这艘军舰曾载额尔金,沿长江上溯南京,畅行中国长江之上。 当清政府命令赫德买舰,赫德委托李泰国在英国代为办理时,李泰国认为让阿思本充当中国舰队司令,最合适不过。 1863年7月8日,英外交部函海军部,求允阿思本任中国政府军事职,翌日,海军部即通知阿思本获许可状,任中国政府军事职,皇家海军数名少校军官亦同获批准。李泰国自作主张,确定阿思本年俸3000英镑,少校军官700英镑。 19世纪末英国伦敦,是欧洲最大工业中心,引领世界潮流。因工业革命兴起,带来城市繁荣。 8月30日,英政府颁特别法令,授权李泰国、阿思本为中国组建海军,允招募大英臣民。9月,虽清政府购船炮委托书未达伦敦,李泰国已购8艘退役舰,并为中国海军设计军旗,招募皇家海军退役人员600余人。英海军部令尊重李泰国所选海军旗,英政府授其大英帝国三等男爵勋章。 李泰国,10岁就随英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的父亲来到中国,逐渐成为“中国通”,李泰国先后担任过英国驻广州、香港和上海等领事机构翻秘书、代理副领事等职,后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把持金融大权。 李泰国与阿思本制定《英中联合舰队章程》,称:凡捕获船只、财货,三分之一归清政府,其余归舰船人员分配。 李泰国称:“我助中国征税,只要我质疑是对的则中国必做,不做则停助……中国政府腐朽,不可依。我帮助你们建造结构基础,需人工来创造。我为外国受雇替中国工作,非受差遣。一个英国高贵者不受亚洲野蛮人差遣,我非中国官员,而是有地位和影响力的外国顾问,理应受到信任和尊重。”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舰队首要任务立帝国权威,若太平军有生命力,南京或为新都,然十年经验证其为“强盗”大本营,阿思本收复南京,打击起义军,利商人。次为通大运河、勘探内河、建电报网、教中国人用蒸汽电。三为镇压通商口岸“强盗”。 李泰国带着阿思本,面见恭亲王,告知:船买好了,舰队司令也找好了。 海军上校阿思本拿出英国海军部颁发的“许可证”,批准由他“担任中国政府的军事职务”。 阿思本还拿出烫金文本,这是英国枢密院授权李泰国、阿思本为清政府组织海陆军部队的法令。 1、李泰国和阿思本依法得以加入中国皇帝的陆海军部队,并在中国皇帝统率之下,可以接受任何委任、授权或其他任命。 2、可雇佣并征募英国居民加入中国皇帝的陆海军部队。 3、每一个英国臣民依法均可应李泰国和阿思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雇佣和征募,应聘加入中国皇帝陆海军部队,得以在陆地或海上以任何军事、战争或其他行动为中国皇帝服务。【4】 中国舰队要英国政府任命舰队司令?!简直岂有此理?! 依仗大英帝国的大力支持,李泰国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清廷。 他首先推翻与清政府原议65万两白银船价,认为已不敷用,要求再“添拨二十万两”。总理衙门在与李泰国多次交涉后,担心他继续纠缠下去会惹出事端,便从各海关凑拨银两,于一个月内付清他索要的两项银两,共计27万两。【5】 李泰国为大清购买的英制军舰。购船7艘计80万两,购装备27万两,招募海军官兵600余人。
为将这支舰队控制在手中,李泰国和阿思本不顾原议,滥施权力,在英国私自召募600多个水手和军官,由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并制成军旗,成立“英中联合舰队”,称为“阿思本舰队”。【6】 对清政府而言,虽然花费巨款,但渴望已久的七艘火轮船终于买成。 然而,凭着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朝廷大员对他们的狡诈还是有所警觉。 为防节外生枝,清政府在舰船来华前一年,已对舰队人员、配备等进行筹备并展开训练。 赫德建议:“按轮船7只,应派总兵官一员,会同英国承办船炮武官实纳阿思本综理一切。另派武官7人,每船一人督带兵勇,其大轮船用炮手、水手各40名,水师兵30名,内10名专送药线。小轮船的用其半”。【7】 1862年10月17日,总理衙门奏准,以三角黄色龙旗为中国官船旗号。 11月20日,恭亲王向朝廷奏呈赫德草拟的轮船应派官弁、兵丁、水手清单,即以上赫德建议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炮手拟用湖南人,水手拟用山东人,水师兵拟用旗人。 12月21日,总理衙门致函曾国藩筹办舰队具体事宜,曾国藩对这支舰队期待已久,指定湘军水师总兵蔡国祥为舰队统领。【8】阿思本为帮统,归曾国藩、李鸿章节制调遣。 总理衙门批复:“此项兵船,系中国购买雇用,即是中国水师,进退赏罚,应由中国统兵大员,及该船管带之中国大员主张。其会带之外国兵官及办事人等,不得把持专擅。”【9】 在大清舰队指挥权和用人上,清政府原意为由中国人为舰队统帅,英国人任副手,同时挑选中国人上船学习。 李泰国与阿思本拿出早已拟定好、他两人“花押”的合同方案: 海军由阿思本任司令,阿思本只接受由李泰国传递的来自中国皇帝的命令;舰上所有人员任用赏罚由阿思本全权决定;船上只用洋人,不用中国人。中国海关拨1000万两白银,作海军四年之经费,交由李泰国调用。【10】 李泰国告知:此文我已于1863年1月16日,在伦敦以中国政府全权代表身份,与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签订了《合同十三条》。 当清政府看着两人呈送的文本后,一时哗然,朝野震惊。 曾国藩怒不可遏,指责道:若彼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不特蔡国祥不甘心,即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11】 中国人有点想不明白,英国人做事怎生如此无理?大清与洋人合作不是没有先例。美国人华尔率领的常胜军“洋枪队”,帮助围剿“太平天国”,不是同样受李鸿章和地方当局节制吗?!美利坚人能接受,你英格兰人咋不行呢?! 美国人华尔指挥的洋枪队进攻松江城。
他说:我的舰队只听从中国皇帝的命令,这是要恢复和维持中国的和平,就需要中央政府的直接行动,指挥皇帝的军队,而不是省级地方军队。 中国人怒问:如果打起仗来,事事都要通过“李泰国传递来自中国皇帝的命令”,那么除中国皇帝外,任何官员都不能指挥你,这还叫打仗吗? 阿思本板着面孔坚称:我只接受中国皇帝的谕旨,但须由李泰国转达,他人转达则无效。 阿思本说,我不能服从的命令,李泰国则可拒绝向其转达;还有中国现立外国兵船水师,我允作总统四年,但除我之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作为总统。还有,舰队应悬挂由李泰国和我议定的欧洲式尖旗作为号旗,是以议定,旗要绿色,中间两条黄色相交,中心画条黄龙。 他理由是:“系因绿旗乃各外国所罕用,使不至与列国旗号相混。”【12】 李泰国和阿思本设计的军旗,绿底黄斜杠,中间加一只小青龙,是中国第一面海军军旗。
特别是《英中联合舰队章程》规定:凡捕获船、货变价之银或原银,除以三分之一归清政府外,其余完全由舰队人员分领。 确实,这“十三条”,并非李泰国、阿思本凭空想出来,而是根据英政府颁发特别法令而制定,其目的就是要把这支舰队牢牢掌控在英国手里,成为事实上为英国效忠的舰队。【13】 大清即便再蠢,也不会容忍几个外国小丑把控一支关乎国家命运的水师舰队,这是不能允许的。
中国政府花钱购买军舰,居然变成外国水师。该合同不仅违反清政府与赫德最初订立购船协议,连最基本商业道德也不讲。几个流氓成性的骗子,越俎代庖,就把清政府玩弄于股掌之中,对大清帝国侮辱无以复加,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千古奇闻。 除此之外,李泰国态度极为蛮横,他还要求清政府“撤销南北洋通商大臣这两个职位,由我本人直接控制海关岁入的使用权”,他还要清政府为他提供一幢类似王府的官邸,要同总理衙门大臣平起平坐,只对恭亲王负责。 这两个活宝,着实把太后、皇帝、总理衙门气得七窍生烟。 1863年10月15日,阿思本和李泰国上书总理衙门,并正式递交申呈,声称清政府必须履行《合同十三条》,要求48小时内给出答复,否则将把员弁、水手悉数遣散,舰船变卖。 此时,英政府也火上浇油,威胁清政府说,“此项船另与中国助战,非立此合同不能照办”。 这个《合同十三条》是经过英国海军部审定的文本,代表英国政府的态度,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0月25日,大清总理衙门照会英国公使普鲁斯,希望他主持公道。普鲁斯声称如何处理舰队,要向英国政府请示。这断绝了清政府最后的念想。 总理衙门已忍无可忍,上奏皇帝,要求遣散这支还没有“过户”的舰队,皇帝很快作出批复。 总理衙门照会英国,宣布中国不能批准《合同十三条》,请将全部舰船由英国变价出售,所得款项交还中国。 三天后,清政府以“购买舰船办理不当”,罢免李泰国总税务司职务,由赫德接任。各船返回伦敦进行拍卖,所得款项除扣掉清政府付给阿思本的“辛苦钱”、水手遣散费以外,还有55.7万两白银。 买船事件,清政府共投入费用125.9万两,收回55.7万两,实际损失70.2万两。 1864年夏,英国政府将变卖舰船款项约 57万两交付中国。【14】 这场闹剧,对心存“中兴”希望的大清朝廷,是一个巨大伤害。 想想看,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仅凭4000兵力和47艘舰船就敲开中国大门;岛国倭人凭借军舰就能吞并琉球、侵占台湾;法国人依靠军舰就能攻占马尾、灭掉整个福建水师。 从根子上说,赫德、李泰国、阿思本和英国政府就不希望清国拥有铁甲巨舰,他们要把中国海军控制权牢牢掌控在手中,就是为了控制清国政府,达到控制整个中国的目的。这种狼子野心,明眼人都看得出。 6月21日,清廷发表上谕:“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划备御,亦尝开设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备不广。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名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15】 毕竟英国铁甲舰属世界一流水准,船坚炮利,名不虚传。这让大清不得不向英国人低头。这就有了李泰国、阿思本之流的闹剧。
中法战争前,大清已有四支海军:北洋、南洋、福建及广东海军。 其中北洋海军有巡洋舰两艘,炮舰七艘,通讯运输船三艘及教练船一艘;总马力8 485匹,排水量 9 625吨,配炮101位。 南洋海军有小型兵船14 艘,总马力7 576匹,排水量11 331吨,配炮98位。 福建水师有十几艘舰船,即在马江海战中被法军击沉的那些船只。 朝廷每年会拨付400万两白银给海军,但大部分钱都给了北洋水师。 经历中法战争,从上到下都清楚,就凭大清这些船只很难抵御洋人的船坚炮利。 大清朝廷对于赫德非常熟知,也很喜欢。因为他不像李泰国那般咄咄逼人,飞扬跋扈。这人非常圆滑和气,对待朝廷“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从皇帝到军机处、海军衙门的官员,都非常乐意与他打交道。 中法战争后,清廷决定成立统领海军事务机构的海军衙门,对沿海七省海防事宜统一管理,使饷需等权不受他部掣肘。 1978年(光绪四年)七月初二,上谕:“从李鸿章请于外洋购办船炮,派李鸿章一手经理”。李鸿章受国家重托,负责采购军舰。到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廷共买进大小舰船40艘,其中38艘是李鸿章经办的,共用银1800余万两。【16】 买外国军舰,李鸿章并不在行。所幸有赫德牵线搭桥,代为引路。 《中国海关密档》透露:从1875年开始,李鸿章就通过赫德向英国购买舰船十余只,耗资近200万两白银,从此,赫德便充当英国军火商向中国推销军舰的掮客。 1876年3月,总理衙门正式任命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为驻伦敦代购舰只代理人。金登干,苏格兰人,是赫德的亲信和得力干将。 当时能造军舰的西方国家屈指可数,只有英、法、德、美国四家。那么,向哪一个国家购买舰船呢?李鸿章求教于赫德。 赫德的心思与英国政府如出一辙,他并不想让清国拥有先进的铁甲舰。 他鼓吹“铁甲舰靡费无用”,劝阻中国不要购买,他向李鸿章积极推荐英国的“蚊子船”。 蚊子船像蚊子样体格小巧,排水量只有两三百吨,但有大口径火炮,相当于一个移动炮台,可给铁甲舰以巨大威慑,在近海防御时占有一定优势。 1875年4月,李鸿章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购买4艘蚊子船。 总计预算45万两白银,购舰经费从江汉、九江、江海、浙海、粤海五个口岸海关关税内提取,这些钱朝廷财政尚可承受。 买到手后,才发现“蚊子船”缺点很大,因船头巨炮为固定装置,不能转动;要转动炮口,就必须移动船身。且航速很慢,只有七八节,甚至不及风帆时代的战列舰航速。由于排水量太小,船头要装 50 发炮弹,船尾就要装数吨压舱物,不然就会一头翘、一头沉。在发射前,船必须下锚,否则巨大后坐力能让小船倾覆。 1876年11月,第一批两艘排水量为320吨蚊子船运抵中国;1877年,第二批两艘排水量为440吨蚊子船运抵中国。 李鸿章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 后来,他又代南洋水师从英国购买4艘蚊子船,命名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将它们全部留在北洋水师。 在海军战略上,“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若铁甲无快船辅佐,则孤注而已。” 快船即巡洋舰,其船首有碰撞装置者称碰船、或碰快船,造价较铁甲为低。 赫德乘机劝说李鸿章“以先购快船,再办铁甲船为是”。他的用意是借此可延缓中国拥有铁甲船。 1879年(光绪五年),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命赫德向英国船厂购买“超勇”、“扬威”两快船,于1881年到华。此时,英、法等海军强国已建造20年铁甲船,像“超勇”、“扬威”这种类型快船早已过时,赫德欺骗李鸿章说这种船“可保追赶碰坏极好之铁甲船”【17】。 在福建任船政正监督的法国人日意格,给李鸿章递条陈称:“能与铁甲敌者,唯铁甲船;能与巡海快船敌者,惟快船。故邻有铁甲,我不可无。”“不但蚊船不能制铁甲,不适宜出海作战,连超勇、扬威两快船,虽有巨炮,而舰薄身小,难御铁舰。” 这话就拆穿了赫德那些“蚊子船、快船可制铁甲舰”的谎言。 对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以来,朝廷在铁甲舰购置上毫无举措感到痛心,而此时,朝廷还在犹豫不定。 李鸿章为此致函海军衙门:惟念中国购办铁甲之举,自同治十三年,中外倡议,忽忽已阅七年,迄无成局,幼丹以死谏,雨生以病卒,鸿章亦不敢不任其。正直海防吃紧之际,倘仍议而未成,历年空言,竟成画饼,不特为外人窃笑,且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窃为执政惜之。”【18】幼丹是沈葆桢,雨声是丁日昌。这二位皆是洋务派精锐人物,海防派的先锋。如今,一死谏、一病卒,他们可是忠心耿耿,而海军梦却遥遥无期。 环顾世界,不争的事实是:无铁甲舰之海军,绝不是强大海军。 赫德的心思与做法与李泰国如出一辙,只是没有那么锋芒毕露而已。他们和英国政府都是一丘之貉,都不希望大清拥有船坚炮利的铁甲舰。
1880年(光绪六年)2月29日,李鸿章奏请将正在商洽添购中的蚁船、快船暂缓购买,改购铁甲船。总理衙门终于凑起一笔巨款购买铁甲船。英国正有二铁甲船欲出售,并向清国兜售。朝廷决定购买该项铁甲船,英人终因不愿中国拥有铁甲船而反悔拒售。【19】李鸿章见英国人如此刁难,决定选择德国购舰。 得知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决定另行购买铁甲舰,赫德急忙面见李鸿章,又呈上英国船厂快船图式,声称可御铁甲,欲再次代行购买。 他把赫德所呈快船图式,钞寄李凤苞,向几个国家海军部征询意见,了解到“赫德所拟加大碰快船,一遇风浪则炮难取准,偶受小炮即船已洞穿……终不足恃”。【20】原来赫德这次所呈图说,为船身较“超勇”、“扬威”大而质量相同之船,都是过时旧式。 大清驻德公使李凤苞、驻德使馆参赞、兵工专家徐建寅奉李鸿章之命,在欧洲购船询价、参观各造船厂过程中,并未得到赫德、金登干等人帮助。 因为赫德早就给自己的亲信、大清驻伦敦代购舰只代理人金登干下指示,让他不要帮助李凤苞。【21】同时,赫德对李鸿章撇开英国、瞒着他向德国购舰极为不满。 李鸿章不得不命令李凤苞、徐建寅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购铁甲舰。 清廷于1880年和1881年,向德国船厂定造“定远”、“镇远”二艘铁甲船。 德制铁甲舰“定远”级战列舰。1881年由德国东普鲁斯伏尔铿造船厂制造,1885年10月正式服役于北洋水师。 德国著名军火公司克虏伯公司承担“定远”舰炮制造,从而保证质量完美。它的大炮能够打穿大多数铁甲舰。
1885年,“定远”舰下水时,中国驻德公使李凤苞在下水仪式上致辞,文辞秀美,如散文诗一般。 “定远”舰归国航迹图。
1887年(光绪九年)清政府向德国船厂定造“济远”快船。 这一年,南洋大臣左宗棠筹款向德厂定造“南深”、“南瑞”两快船。 “定远”、“镇远”、“济远”三船于光绪十一年中法议和后到华。 1879年(光绪五年),李鸿章通过赫德向英国订购两艘巡洋舰,要求每艘巡洋舰携带两艘鱼雷艇。这对于英国人来说,根本不是事。 赫德和金登干也煞有介事,与造船公司“多次交涉”。最后阿姆斯特朗公司以巡洋舰无法携带鱼雷艇为由,改为两艘小艇。 1879年8月,大清购买的四艘炮艇停泊在英国朴茨茅次港。 即将启程回国,李凤苞向金登干转达李鸿章要求:炮艇悬挂中国国旗,由中国军官和船员驾驶。如果不行,他们可以作为乘客回国,不懂就问,还可以用眼睛看嘛! 赫德和金登干根本不听,以“安全”为理由,根本不让中国人上船。船上管驾官和船员,都是招聘来的英国海军人员。 金登干说:把航海的任何责任委托给中国人都是危险的。 最后,这四艘炮艇悬挂英国国旗,由英国军官驶向中国。 《中国海关密档》透露:赫德与金登干为大清花高价购买的蚊子船、快船、巡洋舰,都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用旧机器、旧钢板和木材拼凑而成,行动极为缓慢、战斗力很低。在验收船只时,赫德向李鸿章吹嘘“军舰是守港利器,炮位较大,亦能轰坏铁甲。” 英国海军退役军官、北洋水师首任总教习葛雷森,当着李中堂的面,据实说了一些船只的缺点,当即引起赫德和金登干的不快。 葛雷森在检查两艘巡洋舰后,他发现建造、做工都非常粗糙,且很不完善,他预言:这两艘巡洋舰在开过几次大炮之后就会散了架。 赫德一听,火冒三丈,当面责骂葛雷森“过河拆桥”。他后来给李鸿章写信:“不要被葛雷森的小题大做所吓到,要眼见为实。” 他说葛雷森“过河拆桥”,是因为葛雷森经他引荐,于1870年进入中国海关,曾任海关缉私大巡船“飞虎”号管官,并在天津开办一所水师学堂,主管一艘教练船,培养海员,得到李鸿章信任。清政府授予总兵衔,派为北洋海军总教习,地位仅次于海军提督丁汝昌。这又引起赫德不满,认为葛雷森是脚踏两只船,投靠李鸿章,对他忘恩负义。葛雷森是海军内行,他说得话必然引起李鸿章重视,这让他感到后怕。 金登干密报赫德:葛雷森已向中堂递交了一些关于巡洋舰的报告,而具体内容我一无所知。 赫德吩咐金登干:“不要让图纸和规格落入竞争者或敌人手里”,以免李鸿章发现猫腻,那就坏事了。 此时,李中堂已接到葛雷森书面报告,“这两艘巡洋舰是骗人的东西!而他们骗人已然不是第一次了。”【22】他心里非常明白:花了大把银子,买来的军舰本身有很多质量问题。而大清对国外军火行情一无所知,委托两个居心不良的掮客,让他们从中渔利,其结果当然可知了。 他想起一件事:1879年3月,日军侵入琉球。赫德提出,拟作中国海军总司令,将中国海军分为两支舰队,分隶南北洋水师,而用人、支饷、造械诸事,则集中由他以总海防司的身份兼而管之。【23】总理衙门函告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桢等,征求意见。 李鸿章幕僚薛福成说:赫德之为人,阴鸷而专利,怙事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彼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赫德一人之手……数年之后,恐赫德不复如今日之可驭矣!……宜告赫德以兵事非可遥制,须令亲赴海滨……其送税务司一职则别举人代之,赫德贪恋利权,必不肯舍此而就彼也。”【24】李鸿章与沈葆桢采纳薛福成意见,联名函达总理衙门,不赞成赫德总司海防。总理衙门以此说转告赫德,赫德果然不愿放弃总税务司职权,总海防司之议遂罢。 现在想来,幸亏没有让他做总海防司,否则兵权、财权总揽于一身,整个国家支柱依靠这样的人,后果真不堪设想。这些军舰已经到手,如果确如葛雷森所言,要是打起仗来,这些有着明显质量问题的军舰靠得住吗? 内心里一个巨大的问号在盘桓着、波动着、翻卷着……而这些质量问题,要是让总理衙门和太后、皇上知晓,这个板子该揍谁呢? 他的懊悔与痛苦,只能和着眼前这杯苦涩的咖啡往下咽。 实际上,当时世界造舰技术上,英国最先进,无论舱面武器布局、还是船体结构,英国人做得都比德国人要精细。但英国处处算计,向大清要价是最高的,军舰就是不给最好的,逼着大清不得不向德国求购,这也是无奈之举。 这样的后果就是造成北洋舰队武器配置、火力组合上的差异,这个后果是致命的! 同时,还有朝廷正在给同治帝修陵墓,李鸿章买军舰断不敢与修惠陵争银子。 且各海关监督和各省并不按规定时间解送海防专款银子。 当惠陵修造竣工后,1879年(光绪五年)十月,李鸿章才敢奏请催解海防专款:“目下万年吉地及惠陵工程告成,紧要拨款稍纤,各省财力稍纤,应请旨严催浙江、江西、湖北督抚巨将奉拨厘金额款赶紧设法如数大批筹解……并请救下闽海、粤海、江海、浙海关各监督,按结如数分解。” 李凤苞、徐建寅在国外一直在等银子,万里驰电,数次催发。 于是,大清的银子在李鸿章苦苦经营、操作下,终于运往国外。 醇亲王奕譞担任“海军总理大臣”,北洋大臣李鸿章任“会同办理大臣。” 三年后,1888年12月17日,清政府北洋水师正式成立。 重要标志就是《北洋海军章程》诞生,经慈禧太后懿旨批准,由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正式颁布。 至此,大清所有在外定购军舰已全部回国,加上原有自造舰只,北洋水师舰艇总数达到50余艘,分成主力舰队、鱼雷舰队、后勤舰队,计5万余吨。 “北洋水师”设海军基地、公署衙门于辽宁旅顺口和山东威海卫刘公岛,共有大小军舰25艘,辅助军舰50艘,运输船30艘,官兵4000余人;主力舰根据排水量和火力排名是:定远、镇远、经远、来远、济远、致远、靖远、扬威、超勇、平远、威远、康济、广甲。 定远舰、镇远舰、经远舰、来远舰、济远舰都是从德国买的。其中“定远”、“镇远”二舰,排水量7670吨、6200匹马力,航速15.4节;致远舰、靖远舰、杨威号、超勇号是从英国买的;平远、威远、康济、广甲等都是自己制造。其规模冠亚洲之首。【25】根据当时《美国海军年鉴》排名,清朝北洋水师在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九。世界排名前八名分别是:英国、法国、沙皇俄国、德国、西班牙、奥匈帝国、意大利、美国。 与日本海军相比较,清海军在舰艇总吨位、大口径火炮等方面占有优势。此后,北洋海军每年夏秋之间,则驻防操演,“巡逻辽东、高丽一带”,“前往日本口岸”,“冬春则巡南洋群岛”,威慑地域已从东北亚前伸至东南亚地区。【26】奕譞沾沾自喜道:海军“声势已壮!”【27】李鸿章称北洋海军实力,“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28】说这话时,中堂大人心底到底有多少底气,只有他自己清楚。 李鸿章选定旅顺和威海卫两地为海军基地,“综览北洋海岸,水师扼要之所,惟旅顺口、威海卫两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旅顺为北洋水师维护、修理基地,威海卫为北洋水师永久驻泊地。 两个基地,仿佛两支巨臂,环抱渤海,形成对京畿地区钳形防卫。 北洋舰队配套战略体系:以胶东半岛、辽东半岛扼守京津门户,在大连旅顺口、威海刘公岛建海军基地,大沽口加强炮台建设。 旅顺为永久不冻港,“自以在旅顺建坞为宜。西国水师泊船建坞之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间,一也;山列屏障,以避飓风,二也;路连腹地,便运粗粮;三也;土无厚淤,可浚坞澳,四也;口接大洋,以勤操练;五也;地出海中,控制要害,六也。北洋海滨欲觅如此地势,甚不易得。”【29】 威海卫为水师永久驻泊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邻近黄海,北与渤海海峡隔海相望,与旅顺口合为渤海锁钥,拱卫京津。 在防御位置上,威海卫三面为山,一面临海,已是天然防御之所。尚有刘公岛坐拥二口门、若干炮台外层保障,以及日岛、黄岛、牙石等岛罗列防护等。且威海卫地区水阔,利于驻泊,便于船舰日常操练。 清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奏准“以丁汝昌统领北洋水师”,先后选定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 其时,北洋水师以巨舰为主力、基地为依托,驰骋海上,成为赫赫劲旅。 日本现代海军从诞生第一天起,就将“海外雄飞”当作最终目标。早在幕府末期,日本思想家和教育家吉田松阴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勘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吕宋诸岛,以示渐进之势。” 幕府海军首领胜海舟提出海军建成后:“进而攻敌国,终成东海一大强国,与西洋各夷争天下之要冲”。 于是,日本暗中与大清展开了一场海军建设“大竞赛”。 从1887年起,明治天皇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并要求文武百官从薪俸中抽出十分之一,用于补充造船费用。在政府大力扶持下,1888年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购舰、造舰进程,六年间便添置军舰12艘,并针对北洋海军铁甲舰“镇远”和“定远”,专门建造“严岛”“松岛”“桥立”三艘新型战舰,武器装备渐优于北洋,总计新添海军吨位近18000吨。日本海军更是把作战目标对准北洋水师最有威慑力的“定远”和“镇远”舰。【30】 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主力舰总吨位已达到37000吨,大大超过北洋舰队主力舰不到30000吨的总吨位。 1888年至1894年7年间,再未购买过一艘军舰。 1891年(光绪十七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舰队访问日本和南洋各国后,曾向清廷上奏,“请及时增购船炮,以备防御。”“倭酋积屡处心已数十年……日日讲求训练,而我不知;我之人才日销,武备松弛,而我亦不知。”【31】 但朝廷并未接受丁汝昌建议,北洋海军舰队保养和配件配置变成难题。 晚清海军建设已处于停滞状态,加之山西、河南灾荒,以慈禧为首的清王朝统治集团,却把克扣下来的国防经费用于修建颐和园与三海工程。翁同龢等大员不断抱怨李鸿章发展海军耗糜经费。 颐和园,是光绪十四年慈禧太后为退居修养,以光绪帝名义下令重建清漪园,更名颐和园。颐和园开建以来,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兴建“三海工程”,即北海、中海、南海。 户部明确规定南北洋购买船只机器暂停两年,所省价银,解部充饷。 李鸿章感慨地说:“臣添购利器、添练劲旅之志,寝愤不忘,终因款不应手,多成画饼。”“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32】 他诚然叹道:大清每年的银子有十分之一用在正经地方就不错了。 光绪年间,清政府财政收入达每年6000万两左右,但除去支出,所剩无几。1891年(光绪十七年),财政收入为8960万两,而支出则为8930万两。【33】 在这种财力条件下,要发展一支强大海军,显然是捉襟见肘。 八月,烈日高悬,我坐在威海公园网红打卡地“大相框”下。 “大相框”由一双大手托举,粗犷有力,充满坚固之稳,刚毅之气。 海天相接处,日出月升、云卷云舒、浪涌潮起、风霜雪雨,光影万变,都会定格在这相框里,形成一道瑰丽风景。 眼前,雕塑很美,海天苍茫。然而,我的心情却无比沮丧。 遥想当年,北洋水师初建时,承载多少希望与梦想。那一艘艘战舰,曾是国之利器,是捍卫海疆的钢铁长城。可眼见它逐渐衰落,却万般无奈。 无舰可添,无器可用,在战场上是何等险境?!一腔热血与忠诚,就换来如此结局?深深惋惜如海水一般涌来,弥漫着忧伤气息。 这片海,见证了太多兴衰荣辱,苍茫波涛在诉说着那段悲壮过往。 那些未曾实现的梦想,那些未曾完成的使命,都随着海风飘散。 海天之间,阳光酷烈,唯有我独孤之影,在阳光下立成一个“1”字。 这“1”,即是曾经的辉煌,如果躺下来,就一了百了。 【2】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31页 【3】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2页 【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甲)购买船炮1957年版第 15页 【5】《英国蓝皮书•下院关于中国事务的文件》1863年 【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甲)购买船炮1957年版第14页 【7】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2页 【6】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出版社1961年版第267页 【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甲)购买船炮1957年版第149页 【10】张侠、杨志本等《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164页 【1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60页 【12】(英)赫德著、陈绛译《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赫德日记(1863-1866)》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8页 【13】《关于英中联合海军舰队的文书》第15号文件 【14】马骏杰《重读北洋海军》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 【15】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等《洋务运动: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1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420-425页 【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495-500页 【2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6册9193-9208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 【21】陈霞飞主编《海关密档》(二)第219页1879年8 月12日 【22】陈霞飞主编《海关密档》(二)第641页中华书局1990年 【24】贾熟村《清史研究》《李鸿章与薛福成弟兄》1996年第1期第53页 【25】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三联书店2002年第362页 【27】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28】《李鸿章奏稿》(卷七二第4页)。李文忠公全书[清]吴汝纶编录、刻本,金陵:清光绪三十四年(19 08) 【29】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30】黛治夫《海军炮战史谈》《东京原书房》1972年 【31】邵循正等《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 【32】《李鸿章奏稿》(卷七八)第17页《李文忠公全书》[清]吴汝纶编录,刻本金陵: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3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8](第2辑)第3册第230-235页
凝望那株紫藤树,这个人就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这株紫藤,是他亲手所植,如今已郁郁葱葱,盘根错节,扶摇成偌大绿荫。 按理,他作为海军提督,完全可以住在海军公所提督署的官衙里。但他把房子让给那些没有这等待遇的管带、大副居住,而自己住在外面,让部下分外暖心。 1883年(光绪九年),清廷创办北洋海军,辟大连湾、旅顺口、威海卫、胶州湾为屯泊口岸,定威海卫刘公岛为基地。 上谕:“设提督一员统领全军操防事宜,归北洋大臣节制调遣,设威海行营以为提督办公之所”。此地便是北洋水师提督署。 丁汝昌出身贫苦,1836年生于安徽庐江县石头镇农家。后跟随程学启参加太平军,为程学启部下。1861年,曾国藩湘军合围安庆,程学启带丁汝昌等300多人降清。程学启、丁汝昌作战勇敢,犹善骑射,出生入死,屡立战功。 1861年8月,因破安庆,立大功,丁汝昌升任哨官,后编为李鸿章“淮军”。在攻城掠地中,奋勇善战,击败剿灭东捻军,获得大胜;追剿捻军任柱、赖文光部,建有功勋,官拜总兵,授提督衔,年仅32岁。后因裁撤营队与刘传铭有隙,闲赋在家。 1877年秋,42岁的丁汝昌奉旨应招,进京随左宗棠收复新疆。经兵部引见,受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接见,丁汝昌呈“叩谢天恩折”。 行前,他前去拜见老长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 李言:我正在创办海军,如能学习海军,当以此任相属。 没想到,李鸿章半道截住,新疆去不成了,丁汝昌就去学习海军。 李鸿章与两江总督、福州船政学堂创始人沈葆桢商议:提督人选必须“既懂海军,又有资历”。 沈建议:先让海军科班出身年轻人挑大梁,担任骨干军官,加速磨砺,再选一个有资历、打过仗老将来统领,所谓“一老带群新”。 “群新”即指福州船政学堂培养的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邓世昌这批人。 李鸿章心有盘算:此名提督,须用自己人。但明目张胆提拔身边亲信,少不了翁同龢之类“清流派”攻击他“矫情饰诈,擢拔亲信”。不便用身边人,但此人必须对自己忠心。 丁是淮军旧将,自然对老长官有忠心,且赋闲多年,并非李鸿章嫡系;曾叱咤战场,官拜总兵,能打能拼,且愿意去一个新军种当差。 1879年(清光绪五年)11月29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因筹建北洋海防急需人才,奏请将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 再,记名提督协勇巴图鲁丁汝昌,久随臣军转战南北,统带铭军,剿平粤、捻各逆,迭著战功。嗣因交卸营务,光绪三年秋间给咨赴部,十一月二十一日蒙召见一次,奉旨发往甘肃差遣,复因回籍措资,行至天津伤病复发,呈请咨部展限在案。臣查该提督丁汝昌,干局英伟,忠勇朴实,晓畅戎机,平日于兵船纪律尚能虚心考求。现在筹办北洋海防,添购炮船到津,督操照料,在在需人,且水师人才甚少,各船管驾由学堂出身者,于西国船学操法,固已略知门径,而战阵实际概未阅历,必得久经大敌者相与探讨砥砺,以期日起有功,缓急可恃。臣不得已派令丁汝昌赴“飞霆”等炮船,讲习一切;新到各船,会同道员许铃身接收。该提督颇有领会,平日借与中西各员联络研究,熟悉风涛,临事或收指臂之助。合无仰恳天恩,准将记名提督丁汝昌留于北洋海防差遣,以资造就。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丁汝昌年谱》农历十月十六日) 朝廷看中丁汝昌,正是他沙场历练的经验,“晓畅戎机”,加之“干局英伟,忠勇朴实”,人品上优,自然是不二人选。 12月2日(十月十九日),光绪皇帝朱批,军机大臣奉旨:著照所请。兵部知道。钦此。 从李鸿章举荐丁汝昌看,最让人看重的是丁的人品——“干局英伟,忠勇朴实,晓畅戎机”;学识——“各船管驾由学堂出身者,于西国船学操法,固已略知门径,而战阵实际概未阅历。”尽管这些管驾留学英国,但真正参加战斗、熟悉战法的委实不多,而丁汝昌虽为陆军出身,毕竟鏖战疆场多年,并能将陆战战法转化为海战战法,他所需要深造的是“平日借与中西各员联络研究,熟悉风涛。”这“熟悉风涛”指得就是驾船与海战经验。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担任提督一职,正是丁汝昌。 52岁的丁汝昌,身穿提督军服,走进刘公岛海军公署。 海军出身的将领们,眼中透出不服,因他不具备“海军专业背景”。 丁乃是陆军出身,且是陆军中骑兵。虽曾有过在刘铭传麾下管理湘军水师的履历,但内陆江河水师与北洋海军有本质区别。 这位操着皖中口音的提督,行走海军公署,他的一举一动,自然引起海军将领们的关注。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提督一员,统领全军操防事宜,归北洋大臣节制调遣。” 1881年,丁汝昌带北洋水师官兵 200余人前往英国,接“超勇”号和“扬威”号巡洋舰回国,在历时三月漫长航程中,他经常研读海图,制定航线,一路战风斗浪,完成首次驾驶巡洋舰回国的壮举,回来后被授予“统领”职务。 1881年8月9日,“超勇”、“扬威”由英国纽卡斯尔起锚回国,跨越大洋,11月18日,到达天津大沽口,正式入列北洋海军。
光绪皇帝在得知“超勇”“扬威”两舰,安全抵达天津大沽港后,龙颜大悦,便召见丁汝昌。他在皇帝面前表演一番马上功夫,光绪帝大为褒奖,赏赐一柄七星宝剑。【1】独当北洋水师提督大任后,丁汝昌对舰队日常管理、士兵操练和轮船修理等细节,认真学习,很快熟悉。一次,运到舰队煤炭少了10吨,丁提督明察秋毫,端坐在船头,一直盯到补齐为止。 此后十余年,经海军生活历练,在琅威理等英籍军事顾问帮助下,这位善于学习的中年人彻底完成从陆军军官向海军统帅的蜕变。 张爱萍的海军梦,最初是在洪泽湖上剿灭湖匪开启的。战斗中,他将船只设定为主力船、火力船、支援船,按照海战模式进行战斗,大获全胜。 1949年4月23日,张爱萍将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 这个新四军出身的陆军将领,带领人民海军叱咤海疆,勇冠三军。 1955年收复一江山岛,张爱萍将军时任华东军区参谋长,为战役前线总指挥,指挥解放军海陆空三军,一举收复海岛。这是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 1995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去北京采访张爱萍将军。 请张爱萍将军题词时,他二话没说,抓起笔,挥手疾书:永远勿忘倭寇侵略!那深深的笔迹、飞舞的字体,让人想起洪泽湖上那一波波冲天巨浪,白马庙里人民海军初创时的浪花。
丁汝昌在舰队总揽全局人事、后勤、舰队活动等大事,具体舰队训练、指挥工作,则由在他统领下左、右翼总兵承担。左翼总兵林泰曾兼任“镇远”舰管带、右翼总兵刘步蟾兼任“定远”舰管带,二人均毕业福州船政学堂,且留学英国,品学兼优,才干卓著。 时年40岁的英国人琅威理,14岁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又在英国海军服役多年,经验丰富。20岁即为大清舰队服务,勤干明练,业务娴熟,任北洋海军总查,负责北洋海军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 琅威理,蓬松胡须,额头饱满,目光深邃,个性强,威信高,治军严明,办事勤勉,为海军官佐所敬惮。他负责北洋海军日常训练全部事宜,在舰队中按英皇家海军条令执行,风纪严肃,对北洋海军操练倾注大量心血,职业操守和责任感极强。 在琅威理严格训练下,北洋水师军容顿为整肃,一时令各国刮目相看。在北洋水师建军征途中,琅威理如一颗璀璨之星,照亮北洋水师前行之路。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海面上,北洋水师军舰上便响起嘹亮的号角声。 琅威理身着笔挺的英国海军制服,眼神坚毅,步伐沉稳地踏上甲板。 他,秉持着英国皇家海军的标准,以钢铁般的意志和严苛的要求,雕琢着北洋水师的每一位将士。那一声声嘹亮的号令,似战鼓擂动,激发着将士们心中的热血与豪情。 他以严谨的态度,塑造着军纪的威严。那整齐划一的队列,那精准无误的操作,无不彰显着北洋水师的专业与强大。他的严苛训练,如同一把磨砺之剑,将北洋水师打磨得锋利无比。 他的严苛,并非无情的苛责,而是对卓越的不懈追求。每一个动作的规范,每一次战术的演练,都凝聚着他的智慧与心血。 “超勇”、“扬威”号军舰装备254毫米舰炮,炮架下有转盘,可以180度转向。 琅威理对日常操练的要求近乎苛刻。从军舰清洁到设备检查,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有丝毫马虎。他亲自带领士兵们擦拭甲板,要求每一块木板都要光洁如新,任何一处污渍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在设备检查中,他会仔细查看每一个零件是否完好,每一条绳索是否结实。士兵们稍有懈怠,便会迎来他严厉的批评。 他亲自示范操纵舰艇,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位,仿佛在进行一场精彩表演。在他指导下,士兵们反复练习舰艇驾驶、转向和停泊等基本操作。一次又一次,直到动作与琅威理的示范如出一辙。在枪炮射击训练中,琅威理站在一旁,紧盯着士兵们每一个动作。他要求士兵们准确掌握射击角度、距离和时机,稍有偏差,便会立即纠正。“瞄准,再瞄准!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目标!”他的声音在训练场上回荡,激励着士兵们不断提高射击技能。 琅威理注重培养士兵们顽强战斗的作风,一扫晚清清军的颓靡之气。 他严格要求士兵们遵守纪律,做到令行禁止。在一次战术演练中,有一名士兵因为紧张而没有按照命令行动。琅威理立刻停止演练,当面对这名士兵进行严厉批评。“在战场上,一个错误决定可能导致整个舰队覆灭!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命令!” 在生活中,琅威理注重军容风纪。他要求士兵们保持整洁仪表和良好行为举止。每天,他都会亲自检查士兵们着装和住舱卫生。 有“琅副将”管理,无人敢出一点差错。在他严格要求下,北洋水师的军容顿为整肃,成为各国海军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他们的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海上力量。然而,琅威理知道,训练永无止境。 他依然每天坚守在训练场上,用他的严格和执着,继续书写着北洋水师的传奇。琅威理,他用自己的执着与坚守,为北洋水师注入坚韧灵魂。 北洋水师素质与技艺,是在琅威理管辖下,用极度严苛的标准和汗水换来的。 一天深夜,他突然下令全舰队鸣警演习,各舰管带无不披衣而起,各司其职,从容不迫,他对此很满意。 丁汝昌评价:“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心手互用,不肯稍懈。”【2】 1884年8月,中法战争爆发后,琅威理因英政府宣布中立而回避去职,请假回国。半年后,清政府组建海军衙门,李鸿章电请琅威理回华复职。 1886年1月,琅威理邀重返中国。此时,他已升任英国海军上校,月薪增至700两白银。1886年5月,醇亲王巡阅北洋,以琅威理训练有功,授予二等第三宝星并赏给提督衔,为北洋舰队副统领。在北洋海军正式公文中,他头衔全称为“会统北洋水师提督衔二等第三宝星琅威理”。 后来发生“撤旗”事件【3】,让琅威理大为不快,愤然辞职回国。 作为职业军人,本分就是尽忠朝廷,为国效命,但却遭到无端猜忌和怀疑,政敌们更是用恶毒言词弹劾他们。 清流派不断弹劾丁汝昌,说他“赏罚不公,贤愚不辨”;“性情浮华,毫无韬略”。在朝堂之上,翁同龢等御史为攻击李鸿章,便斥责李鸿章使用丁汝昌,为“滥用庸才”。实则指责“李鸿章奏办者几二十年,糜国币以亿万计,百弊丛生,毫无成效,略可者见矣。”【4】翁同龢等口中的丁汝昌,确是“无能庸才”?! 丁汝昌坚韧意志和勤慎肃恭,在同级将领中尤为突出。尽管遭遇多次弹劾,仍以大业为重,勇于担当,不计得失。
当时,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却说:“唯有北洋水师司令官丁汝昌不然,刚毅而爱国…… 将如此杂牌军舰汇集一起,构成一个舰队,恐怕除了丁提督而外,即使再老练的司令官也不能统率。”【5】“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以丁汝昌海战知识,虽无法与留学英国的刘歩蟾、林泰曾等人相比,但论统率整个舰队能力,刘、林等人无法望其项背。统率一支舰队,仅仅有海战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身为统帅,最重要是——能够协调各方面关系,使海陆各方能够相互协调,形成合力。在复杂派系斗争之中,北洋海军提督这一重位,要是换上刘歩蟾、林泰曾等任何一个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同是海军出身的斐利曼特尔,独具慧眼,指出“只有丁汝昌才能统率这样的舰队”。【6】 丁汝昌不断遭到清流派弹劾,在北洋舰队高层军官们心中留下负面影响。 在风云变幻中,他们英勇无畏,以热血忠贞、远大抱负、睿智才干,献身国家,保卫海疆,铸就不朽传奇。 “安危须仗出群才”。这一批海军将领,几乎清一色闽人,皆为马尾船政学堂出来的学生。 刘步蟾,右翼总兵、“定远”号管带,颖达英俊,睿智坚毅,沉稳内敛,心思缜密,如同精密航海图。自幼投身海军,数十年衽席风涛,远涉重洋,不辞艰险,胆识过人。他是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免试生,直接上舰实习。他所指挥战舰,犹如海中利剑,一马当先,是不可多得的海军人才,尤受李鸿章器重,为中国近代海军、北洋舰队创建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林泰曾,左翼总兵、“镇远”号管带,留学英国,“性沉默,寡言笑,存心慈厚,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管带军舰,“用人信任必专,待下仁恕,故临事恒得人之力”。沈葆桢赞他“深通西学,性行忠谨”。频年巡历重洋,驾驶操练均极勤奋,有出色指挥才能和丰富海战经验,为创建北洋海军出力颇多。李鸿章称他“资深学优”;日本海军称他为中国海军的“宝刀”。 叶祖珪,中军右副将、“靖远”号管带,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第一批留学英国。历任“镇边”、“靖远”管带,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所领“靖远”舰一度作为旗舰指挥舰队。北洋水师覆灭后被革职。1904年奉旨总理南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首次统一清朝南北海军。
邓世昌,中军中副将、“致远”号管带,广东番禺人,忠诚刚正,抱负高远,“执事惟谨”“治事精勤”,刻苦钻研海军战略战术理论,精通西方海军海战技术,展现卓越军事才干。在他精心训练下,“致远”舰“使船如驶马,鸣炮如鸣镝,无不洞合机宜,”成为北洋舰队中整训有素、最有战力主力战舰之一。 方伯谦,中军左副将、“济远”号管带,福建船政学堂首届驾驶专业毕业生。1877年,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驾驶军舰,毕业回国后,随后历任“镇北”舰长,“威远”练习舰舰长,出任主力舰“济远”号管带。1888年和邓世昌等一起被封为副将。 黄建勋,左翼右营副将、“超勇”号管带,1867年,以文童应船官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1871年,结束课程后,登“建威”练船实习,巡历南至新加坡、槟榔屿,北至直隶湾、辽东湾。1874年,充任"扬武"快船正教习,又调任“福星”炮舰正教习。次年又调回“扬武”,赴日本及中国各口岸梭巡,以增长阅历,荐保千总。
林永升,左翼左营副将、“经远”号管带,淳厚善良,对部属关怀备至。周历南北洋,以千总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1877年赴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深造,在英国海军装甲战列舰“马那多”号实习。回国后调入北洋升任守备、都司,曾任“镇中”舰管带,后升任游击管带“经远”舰。
邱宝仁,右翼左营副将,“来远”号管带,1887年,赴英接舰,返航途中,邱宝仁身兼两职,同时担任“来远”和“左一”管带,由“来远”快船拖带“左一”鱼雷艇回华,历尽艰险,远涉重洋数万里,沿途叠遇风滔,险象环生,竟能出其死力,得保无虞,实属胆智过人,经李鸿章力请,破例给邱宝仁越级奖励,从守备越过都司直接升任游击,并加劲勇巴图鲁勇号,管带“来远”舰。 林履中,右翼右营副将、“扬威”号管带。1871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航海驾驶。1881年,到北洋水师,任“威远”练船教练。1882年夏,赴德国协驾“定远”等铁甲舰,并资练习。随后,派往英国研究驾驶、枪炮、数学、电学等。1885年,从刘步蟾协带“定远”回国,奏奖蓝翎千总。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任“扬威”舰管带。 这些留英、留德海军将领,大致都在30岁上下,年富力强,热血方刚,站在铁甲舰上,迎着海风,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他们心中装满对国家深情,对民族责任,于汹涌波涛中,磨砺睿智才干;在碧海波澜中,勇建殊荣功勋。 1881年8月,丁汝昌率部下两百余人,自英国纽卡斯尔,驾驶“超勇”“扬威”两舰回国,开启漫漫征程。 在英国期间,大清舰队受到英军提督和英国民众称赞。丁汝昌受到英国女王接见;纽卡斯尔官绅赞誉中国水师,赞其善良,相处极好。 8月17日凌晨,天晴微风,“超勇”“扬威”两舰起锚开航,缓行海上。 此后,穿英吉利海,过葡萄牙界,“超勇”“扬威”同行,入地中海,过炎热之地,又逢“扬威”故障。9月,两船聚首波斯湾,入苏伊士河,出红海,经风大浪狂,谨慎前行。遇“扬威”机器微坏,停轮修理后快驶。过迈乃柯岛,抵锡兰,过马六甲海峡,抵新加坡。快行过西贡界,入中国海,抵香港,入广东,“扬威”搁浅后终出。10月20日,接李鸿章电令,直抵上海。24日,起锚北上,昼夜兼行。入厦门港抛锚。遇风浪大作,艰难前行,夜泊湄洲。28日,冒风开行,夜泊海坛观音湾。过白犬山,乘月夜航。过台州、宁波,11月1日,抵上海下锚。13日,离沪北行。18日,抵天津大沽。22日,迎李鸿章验收两舰,载其至旅顺口经宿。23日,陪李鸿章返天津大沽。 “超勇”“扬威”二舰,历经艰险,劈波斩浪,胜利归国。这恢弘航迹,见证了钢铁意志与雄浑胆魄。
丁汝昌一路披荆斩棘,率两舰归航,展大国风范,启北洋新程。途中,遭遇种种险阻:机器故障、迷航、失火、洋员病故、搁浅等,途中还救助香港沉船与落水船员。一路风雨兼程,航程万里。 12月2日,因统带“超勇”“扬威”回国有功,李鸿章为丁汝昌、葛雷森、林泰曾、邓世昌等人请功嘉奖。 随即,朝廷赏记名提督丁汝昌“西林巴图鲁”名号,并封正一品官衔。 洋员讲得是英语,水兵们都能听懂。这在当时,确实不易。 丁汝昌曾评论:“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心手互用,不肯稍懈。……琅亦深得各管驾、弁兵之心,于今尚有去后之思,可验诸口碑。” 清廷按照舰艇吨位大小,分别配备有管带(舰长)、帮带、大副、二副、三副、总管轮、二管轮、三管轮、巡查等职。管轮分大管轮、二管轮与三管轮三个等级。在轮机长和大管轮领导下,二管轮作好轮机管理维修工作。当大管轮不在和因故不能行使职务时,由二管轮代行大管轮职责。而三管轮主要负责舰艇主机、辅机操作与运行、机舱设备保养和维修等。 琅威理与邓世昌及“致远”舰上军官合影,可看出琅威理与邓世昌之间关系不错。这是迄今能找到琅威理与中国海军军官唯一一张合影照片。
年满16岁以上,身强力壮,无犯罪记录,且读过书,由保人担保,方可面试。如通过面试,则成为一名三等练勇,可上练习舰学习,为期一年,学习操作和英语。 福州船政学堂,优秀学生先上练习船实习,巡历南至新加坡、槟榔屿各口岸,北至直隶湾、辽东湾各口岸,加强实操能力,为驾驭军舰和操作舰炮打基础。威海水师学堂,则注重知识掌握和上舰实习相结合。学生在学习结束后在练习船上习练枪炮、鱼雷、水雷、船艺、器械、测绘等技能和能力,并作为学生毕业重要环节。 北洋水师采取西式教学,操练和打仗都用英语,一年后考试合格,则成一名二等练勇,再培训半年,考试通过,则成为三等水兵。 上舰水兵分为:三等水兵、二等水兵、一等水兵,水手长、炮长。 大清帝国对于水师,给予高度重视,水师军饷是所有部队最高的,从不拖欠。 北洋水师初建时,水兵主要从旧式水师中挑选精壮干练之人充任。 后在刘公岛建设练勇学堂,专门用于培养水兵。练勇学堂招募练勇,大多为附近威海、蓬莱、烟台、福建沿海等地青年渔民。 应募条件是:第一,年龄以十六岁至十八岁为合格,十六、十七岁身高四尺六寸以上为率,十八岁四尺七寸为率;第二,略能识字,必须自书姓名;第三,有父兄或保人画押作证;第四,凡刑伤罪犯之人,概不招募。招募时,由练勇学堂督操官或练船管带官会同驾驶大副、医官三人目测合选,然后录取。 按北洋舰队编制,炮手以上为官员。官阶从顶珠上分,职别从袖饰上分。 管带、大副、二副袖饰都是二龙戏珠,炮手袖饰是一条金龙。 提督级别俸禄,一年8400两白银,相当于绿营同级别提督的3倍;总兵(各舰舰长)年俸3960两,相当于绿营同级别总兵的2倍;海军副将年俸3240两,相当于绿营同级别副将的2.75倍;参将2640两,相当于绿营同级别参将的3.55倍,这只是明面收入,尚有行船费等补贴,也相当可观。 按照当时粮食购买力折算,一两白银大约相当于300元人民币,丁汝昌年俸超过200万人民币,邓世昌这一级别的年俸超过100万人民币,即便在现在这个收入也属于社会金字塔顶端。 练勇饷银分为三个等级:一等练勇,月银六两;二等练勇,月银五两;三等练勇,月银四两半。 而洋炮手待遇更加优厚,每月能拿到二三百两银。【7】据不完全统计,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正式聘用洋员多达157人,主要来自英、德、美等国家,其中英国68人、德国70人、美国10人、法国5人、丹麦3 人、奥国1人。 中日矛盾逐渐升温后,战时报酬更优于平时,以勉励兵士奋勇作战。 在丰岛海战中,丁汝昌向李鸿章发电,为作战有功水手李仕茂、王国成请功,并赏银一千两,帮助两人输送弹药之人共赏银一千两,并通告全军,以为鼓励。【8】如此优厚战场奖励,基层官兵们自然渴望早日与日开战。 大清龙旗舰队——北洋水师,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传奇。 北洋舰队日常训练,共有小操、大操、会操、会哨、合操、操巡、校阅等七种,北洋舰队官兵在训练内容上十分严格,各种官兵和基层军官选用皆经严格筛选。 琅威理按照英国皇家海军标准和规范来训练北洋水师,使得北洋水师在训练方法、管理模式、作战理念等方面与国际接轨。 他经常组织战术演练,模拟各种海战场景,让官兵们在实战中锻炼自己的战术应对能力。他会根据不同战术情况,指导官兵们制定相应作战方案,并在演练中进行检验和改进,从而提高北洋水师战术水平。 他还组织多次远航训练,带领北洋水师舰艇前往不同海域进行训练和巡航。1887 年,他奉命前往英国验收“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舰,并以“靖远”为旗舰,升提督旗指挥,直至抵达厦门与丁汝昌会合。 在这次远航中,不仅让年青的海军官兵们得到远洋航行的历练,也检验了北洋水师的远航作战能力。 在琅威理总教习严格要求下,北洋舰队官兵军纪焕然一新,阵容整齐,引起西方国家广泛关注和高度赞扬,彰显着清王朝曾经的辉煌与荣耀。 北洋舰队除巡弋大清帝国海岸线外,还担当保卫藩属国和威慑日本重责。 1888年成军之时,俨然成为远东一支海上劲旅。【9】 两艘装甲舰宛如巨无霸般屹立在海洋之上,坚不可摧的身躯散发着强大的威慑力;八艘巡洋舰及若干炮舰和鱼雷艇紧随其后,排列有序,宛如一支训练有素的钢铁之师。 以旅顺和威海卫为坚实基地,北洋水师如同一座不可撼动的海上堡垒。 舰队军官们,皆是精英之才。他们有的来自远赴英伦的留学生,汲取西方先进的海军理念和技术;有的是留美幼童,怀揣着报国之志归来;还有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的杰出人才。更有外国顾问和一批洋员的助力,为舰队注入国际化的视野和专业素养。 北洋水师规模一度位列世界第八,亚洲第一,其强大实力令人瞩目。 舰队活动范围广阔无垠,南至新加坡,北达海参崴,在西太平洋广袤海域上纵横驰骋。在那段岁月里,北洋水师有效控制着西太平洋海权长达十年之久,成为亚洲海域的霸主。 日本对这支强大舰队充满忌惮。面对大清龙旗舰队的威武气势,日本方面不敢轻举妄动。在吞并琉球一事上,尽管日本野心勃勃,但由于北洋水师的存在,大清反应强烈,与日本展开谈判,力主琉球复国。 直至1895 年,日本16年始终未敢对琉球内政进行实质性改变,只因他们深知北洋水师的强大实力。 北洋水师,不仅是清王朝海上利剑,更是影响整个亚洲局势的重要力量。它的存在,让亚洲各国对中国实力刮目相看,在亚洲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清舰队虽拥有“亚洲第一巨舰”,但在舰队本身军力组合与战术配合上,留有硬伤。 遂遣数批原留美幼童,赴英国皇家海军学校与格林威治海军学校研习。 一战前的英国庞大舰队,成为保持海上霸主地位的重要军事力量。 英国海军素以进攻性作战思想闻名,不惜牺牲战舰装甲防护,凭其庞大舰只数量、齐全种类以为保证。仅在 1890 至 1899 年间,英国皇家海军所造战舰,战列舰达二十二艘、巡洋舰八十艘、炮艇二十八艘、驱逐舰八十八艘、鱼雷艇十艘。如此众多且种类完备之护卫、辅助舰只,足可高效护佑主力舰,协同攻击、吸引火力,令整个舰队浑然一体,保持有效队形,进可攻,退可守。 反观北洋水师,鼎盛之时,算上鱼雷艇与练习舰,战舰尚不足四十艘。且多数炮艇、鱼雷艇受吨位所限,仅能于近海活动,可远洋作战者,唯十二艘主力舰而已。这般规模,实难谈舰只分工明确,诚乃“有矛无盾”之态。 清政府为买廉价战舰,且报复英国与日本过分密切关系,决意购置德国战列舰及部分巡洋舰,采用德国管理体系与作战思想。 德国海军力主防御性战术,而大清海军军官,乃英国海军院校培育而出,又在英国海军战舰实习进攻型战术。今用德国战舰,依德国海军作战思想行防御战,此极不合理错误配置,致北洋舰队内部陷入战术思想与指挥管理之混乱,终为覆灭埋下伏笔。 北洋水师军官,有留英留美、福建船政学堂两部分组成。 留英、留美学生按照英国皇家海军、美国海军课程学习,使用英语教学,但有的留洋时间较短,只有三年,没有达到“术业有专攻”层度。对于中国海军亟需战术战役指挥方面知识,留学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方伯谦、叶祖珪等人也只涉及,并未进行系统学习。第三届留洋学生上舰:“驾驶学生每年仅有两个月在大船,阅历亦浅。”更为致命的是,日后高居北洋海军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和刘步蟾二人在留英期间,亦未没有学习过战术战役指挥方面知识,这个严重缺陷为日后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战舰编队以及指挥失误埋下隐患。 而福建船政学堂自1872年起培养出第一批驾驶班学员,在福建水师任职,学堂只注重舰船航行知识掌握,缺乏海军战役战术训练,缺乏专业性训练船。原有“威远”号练船,学员在在海上航行时间亦不足。后“威远”号被李鸿章调至北洋,很长一段时间,船政学堂竟再无训练船。 “日本海军自1874年起创立远航制度,海军兵学校学生在毕业前后,搭乘训练舰,远航亚洲、欧洲、美洲、澳洲,为时数月乃至半年。”【10】在训练舰远航这个环节,我们比日本晚了近数十年。 海军管带,应对军舰多岗位、各环节和流程有熟练知晓,做到全天候熟悉。林泰曾入职北洋后,先后任“镇西”舰、“超勇”舰管带,长期担任“镇远”舰管带。任“超勇”舰管带四年、“镇远”舰管带十年。林在北洋海军十几年,仅熟悉“超勇”号快船与“镇远”号铁甲舰性能,对其他“远”字号巡洋舰作战性能极为陌生,阅历少,自然经验少,应对危机能力不足,对战时造成严重困扰。 加之,北洋海军高层间存在“闽党”地域纷争,安徽人丁汝昌、广东人邓世昌与之共事,就形成一道明显沟壑,这道沟壑对北洋海军军官指挥群体平时利益分配和战时协调配合、甲午海战中战斗力发挥皆有影响。 只是丁汝昌有过战场经历、带兵经验,且身后有北洋大臣李鸿章支持,一定程度上还能驾驭北洋海军,使得这种矛盾未公开化。 而作为北洋海军高层,刘步蟾与林泰曾,于北洋海军成军之时被任命为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在舰队位置仅次于提督丁汝昌,职位一直高于刘步蟾。而刘步蟾性格倔强,锋芒毕露,要比林泰曾强势得多,这就无形中造成矛盾。即便两人是儿女亲家这种矛盾亦未消弭,一度不可调和。【11】“镇远”舰擦伤后,林泰曾压力山大,刘步蟾却冷语讥讽,恶言相加,林最后不得不以自杀告终。这样的矛盾可见一斑。 且北洋成军时,在制度待遇上有意造成差别,福建船政学堂学员“各子弟饭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12】而在香港招收学生待遇标准则不一样:“通外国语言文字、略知机器之学者,赡银月数十金。” 虽有前提,但待遇差距相当大。日常生活中,“广州和福州学生分开住,用不同厨师。”【13】邓世昌因治军严谨,在北洋海军成军后,以副将加总兵衔并管带“致远”号战舰,在军中地位仅次于林刘二人。邓作为成军时9艘主力舰管带中仅有一名粤籍管带,且治军严格,就与闽籍管带群体作风格格不入,使得他在北洋海军中处于被孤立境地:“独世昌以粤人任管驾,非时不登岸,闽人咸嫉之。”【14】北洋海军明显出现诸多问题,尤其是人际关系上的矛盾,如能妥善处置、和衷共济,对海军队伍建设和战时配合不无益处。 在甲午战争中,任“浪速”号巡洋舰舰长东乡平八郎的履职经历就丰富多了。 1870年,东乡先任“龙骧”舰见习士官,再留英七年。在“比叡”号军舰由见习士官升为海军中尉,转往“扶桑”号服役,升任海军大尉。1879年重回“比叡”号服役,年底升任海军少佐。1880年任“迅鲸”舰副舰长。1881年—1883年“天城”舰副舰长。1883—1884年任“第二丁卯”舰舰长。1884—1885“天城”舰舰长。1885—1886年,在海军省主船局任职并监造“大和”号军舰。1886年任“大和”舰舰长,当年升任海军二等大佐,年底转职于“浅间”号任舰长,并兼横须贺镇守府兵器部部长。1889年任“浅间”号舰长。1890—1891年任吴镇守府参谋长。1891年—1895年底,任“浪速”号巡洋舰舰长,参加丰岛海战、甲午海战。【15】一位巡洋舰舰长有25年履历,除留学7年,有18年各种军舰上的历练。如此舰长,战略眼光、军事素质、技能技术、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皆能满分。 甲午胜负,非决胜于交战某个瞬间,两国海军较量早在战前就已开始。 1886年8月13日,北洋水师造访日本长崎,对舰艇进行养护。 铁甲舰由于海上长途航行需要上油、修理。于是“定远”、“镇远”、“济远”、 “威远”四艘军舰,奉李鸿章之命,在丁汝昌率领下前往日本长崎进行大修,不料竟酿成一场骚乱,被称为“长崎事件”。
部分北洋水兵上岸,前往当地妓院,并酗酒闹事,与日方警察发生冲突,一名日本警察被刺成重伤,有北洋水兵则被拘捕。
听到丁汝昌汇报后,李鸿章也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但又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 在李鸿章看来,在当时嫖妓引起冲突算是小事,但事态很快被扩大了。 15日,舰队放假,数百名水兵上岸,途中遭到日本警察袭击。 日本人早有预谋,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围住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挥刀砍杀。当地居民在歹徒煽动下,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掷石块,甚至有人手拿刀棍参与混战。北洋水兵猝不及防,结果吃了大亏,被打死5名,重伤6名,轻伤38名,失踪5名。 大清水兵与日本浪人在街头斗殴。
日本警察被打死1名,伤30名,此外当地市民负伤多名。 琅威理要求立即对日本海军发起进攻,遭到丁汝昌拒绝。 有文章称:“定远”等四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炮口对准长崎市区。总教习琅威理主张对日开战:“即日行动,置日本海军于不振之地。”【16】当时日本海军刚刚起步,绝非中国海军对手。 丁汝昌说:琅威理当事出之时,亦以倭人随处逐砍我兵,并暗使民艇不渡等事为非。未几,忽一意袒倭。盖英领事住崎年久,朋比倭人,而又恃琅在北洋掌水师大权,此案无论如何办理,中国总允了结,断不能决裂。故长崎县与英领事恒暗与琅谋,迨我参赞、状师至,每议此事,彼竟张言,不韪不在倭人。其委曲求全,惟恐打仗之情显暴于外。 “迨”,意指等待、趁着。“不韪”,意指不是、过错。 丁汝昌见到日本找出许多证人,起诉大清,随即向李鸿章发电,亦令刘步蟾择“定远”“镇远”要证人各二十名,“济远”“威远”各十名证人同去。饬亲带乘“济远”再赴长崎,余船留威海,令琅威理督率操练。如有要事,林泰曾与琅威理商办。 9月18日,丁汝昌统率带“济远”“南瑞”舰载重要证人,于烟台港起航,前往日本长崎,与日本人打官司。(1894年9月12日(八月十五日)丁汝昌在烟台致信周郁山观察)【17】在交涉中,李鸿章深信此事错在日本:“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致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是非曲直显然,中国“断无不坚持到底之理”,而“日人自知理短,断不敢再生事端,贻人口实。” 事后,进行长达几个月诉讼和谈判,中方谈判者中有人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谈判最后延至1887年2月,双方在英、德公使的调停下达成协议。日方共付抚恤款52500元,中方共付抚恤款15500元,长崎医院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18】通过据理力争,总算为大清挽回一点面子。 长崎事件亦称“镇远骚动”,日方称为“长崎清国水兵事件”。 “长崎事件”虽然得以和平了结,但在日本当局挑动下,日本民间反华、仇华、排华的情绪因此被煽动起来。鉴于北洋“定远”号、“镇远”号铁甲舰船坚炮利,威力强大,日方深感自力不如。1887年3月14日,睦仁天皇颁发饬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 这令人想起李鸿章所言:“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19】 为守护清政府传统保护国朝鲜,力拒其落入日本之魔掌,遏制日本无尽的扩张野心,清廷施行“联络外交,整顿海防”之策。在军事层面彰显强大海军实力,树立赫赫之威信,以威慑日本,使其斩断染指朝鲜之妄念。而日本,亦欲借机窥探大清舰队作战能力,遂盛情邀请北洋舰队正式访日。 1891年4月21日,应日本之邀,6月26日,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率主力战舰“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编队,自威海卫启程。舰队出发前夕,李鸿章鉴于上次“长崎事件”,严令丁汝昌务必严加管束。 6月28日,北洋水师编队抵临日本马关,次日转赴神户。7月1日,舰队顺利抵达神户,在此加煤添水后,直奔横滨。7月5日下午3时,北洋水师编队浩浩荡荡驶入横滨港,停留约两周后,丁汝昌又率舰队前往长崎访问。 1891年,北洋水师访问日本,表现出大国风范和海军威仪。 7月10日,日本外相夏本武扬于东京小石川后花园举办游园会,盛情款待北洋舰队将领。日本海军以招待会之形式礼待北洋官兵,尤其是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在“红叶馆”专门举行欢迎宴会,隆重招待中国海军将领。北洋水师亦竭诚答谢,力表“两国同文共域,邦交谊日亲”,对两国与日俱增之友谊深感“欣悦”。7月16日,丁汝昌在泊于横滨港内的“定远”旗舰上举行招待会,广邀日本各界人士,包括国会议员与记者出席,尽显大国风范。 日本媒体报道,直接公开称“日清两国海军志在争夺制海权。” 当日本朝野人士参观完日本暂缺的7000吨级“定远”“镇远”舰后,皆感羞惭不已。此二舰铁甲之厚重、炮火之强劲,极大地震慑日本人,诱发日本国内惊恐之情绪。日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登上“定远”舰参观后道:“‘定远’号……巨炮四门,直径一尺,长二十五尺,乃当时我国所未有……同行观舰者数人议论纷纷,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20】 8月4日,北洋水师告别日本回国,8月11日,返抵威海,此次访问历时四十余日。大清巨舰访日,如一记重锤,深深敲击在东瀛岛国的心上,使其深受强烈刺激。 日本随即掀起加速扩充海军军备高潮。日本天皇在接见北洋海军管带前一日,日本松方内阁提出5860万元之海军支出方案,计划在9年内建造 1 万吨级铁甲舰4艘与巡洋舰6艘,获国会一致通过。此后,日本海军知耻而后勇,各类军舰总数达55艘,弹药储备远超一次对华战争可能消耗之数量,迅速崛起成为一支可与北洋水师相抗衡的远东海军巨头。【21】 这一年年初,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北洋水师命运的事件。 “定远”、“镇远”、“超勇”、“扬威”四艘北洋水师战舰,在这里避寒,并例行检修。 此时,提督丁汝昌率部分兵舰正在南海操巡,远离香港。 有人忽然发现,旗舰“定远”降下黄灰黑蓝红五色提督旗,升起黑绿蓝三色总兵旗。 按照《北洋海军章程》,舰队只设一个提督,两个总兵。 提督之下,右翼总兵官衔最高。因此,身为右翼总兵的“定远”管带刘步蟾下令升总兵旗,宣示代行指挥舰队,本无异议。其他三舰回复旗语,表示服从。 “丁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为何撤下提督旗?”琅威理找到刘步蟾,带着愤懑语气厉声责问。 “按海军惯例,理当如此。”刘步蟾不紧不慢,针锋相对。 琅威理时任提督衔北洋海军总查(总教习),他始终认为自己是舰队二把手。 朝廷授予琅威理北洋水师副提督之职,李鸿章给公文、电报中亦称“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两提督”。北洋水师正式公文中,琅威理头衔为“会统北洋水师提督衔二等第三宝星。” 琅威理立即致电李鸿章,李鸿章回电告知林泰曾:“五色团龙旗只为中国实授提督所用,告知琅威理不可用之,以免中外贻笑。”待返回北洋后,琅威理在丁汝昌陪同下,在天津面见李鸿章,再次交涉。 李鸿章还是坚持此前看法,琅威理随即提出辞职,李鸿章同意。 琅威理随阿思本率领英中舰队来华,不久,舰队被遣散,他仍回英国。 李鸿章与琅威理多次接晤,见他对海军业务非常熟悉,调阅操演,勤干明练,便商请他回国,向英海军部告假,来华工作。【22】 赫德曾给金登干写信:“我已经劝说李中堂委任琅威理担任海军主要职务;琅威理对此犹豫不决,担心这会有损于他在皇家海军中的前程。”【23】 经过劝说,并与英国海军部交涉,在保证不影响琅威理晋升的情况下,他才来华执教的。 这个“琅副将”是你李中堂邀请来的,现在连个脸色也不给,直接撵走。 这是为何呢?难道是为维护大清尊严?何况“琅副将”并没有影响和损害大清尊严,只是为了一面“提督旗”。按《北洋水师章程》看,也是合规合理的。 “撤旗事件”后,琅威理辞去北洋水师教习职务,愤愤回国。 他很欣赏琅威理的才干,极力向英国外交部、海军部说明,为了英国在华巨大利益,将琅威理推荐给李鸿章,担任北洋舰队总查。期望琅威理能像赫德控制中国海关一样控制中国海军。【24】 英国早就有染指中国海军指挥权的野心,但一直对是否通过帮助中国海军壮大来从中渗透影响力犹豫不决。倒是那些在华工作多年的英国外交官,发现北洋舰队总查职位对于控制中国海军,借以维护英国在华利益,并遏制别国在华扩张的特殊意义。 1880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书信中多次强调,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亲戚、德国公使巴兰德的舅爷都有可能被任命为这支舰队的指挥官。他认为,改组中国军队大权必须只掌握在某个国家手里,倘若这个国家不是英国,那么就将“极其有损于我们的利益。”【25】 1881年10月,在写给金登干的信中,赫德对美、法两国暗中举荐总查人选的事忧心忡忡,对英国驻华领事馆和公使馆阻挠他控制中国海军做法表达了强烈不满:“该死!该死!!该死!”更遗憾的是,英国海军部甚至不给琅威理准假。因此,琅威理来华任职的事一拖三年。 在赫德和金登干疏通下,英国政府不仅为琅威理赴北洋舰队一路开绿灯,甚至在其妻即将分娩特殊时刻,就迫不及待地要求他动身前往中国,非常不近人情。将琅威理作为棋子,对中国海军甚至中国政府施加更大影响,这个道理英国海军部仿佛已经想通了。赫德甚至告诉金登干,丁汝昌“竭力要把琅威理掌握在自己之手,可是我已电告琅威理,在事情未在天津妥善定局之前,不要同这位能说会道的老君子打成一片。”【26】 英国人总算占住了总查职位,琅威理在军中威望日隆,一切都很顺利。 不过,光鲜背后隐藏着不少矛盾,随时可能大爆发。其焦点依旧是海军指挥权。 琅威理是个脾气暴躁的教官,连赫德都觉得他“缺少一个组织者需要具备的宽宏大量”, 这种风格令许多军官难以适应,甚至心生厌烦。 琅威理发现,北洋舰队中福建籍管带众多,形成帮派,桀骜不驯,刘步蟾、林泰曾就是他们的代表。他便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带,不应专用闽人”。这一建议引起了极大反弹。如果说毕业于国内水师学堂的军官们尚且惧怕琅威理的话,那么刘步蟾、林泰曾等留学英国多年、见多识广、深通外交规则的军官,只把琅威理当作番将客卿,并非上级领导,从未将他放在眼里。 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琅威理认为自己海军提督实至名归。他在自己袖口缝上与海军提督职务相等的上将条纹。 虽然琅威理勤于理事,工作相当出色,但在李鸿章未能满足他指挥中国海军的实权之际,愤而辞职,使赫德大为失望。认为他缺乏耐心,因其小不忍而乱了他的大谋!后来,赫德还一再努力,要使琅威理重返中国海军,终因琅威理条件太苛刻而未果。此是后话。【27】 琅威理,曾以英国皇家海军之标准,严苛雕琢北洋水师,实乃传奇之士。 往昔,训练严格高效,如钢铁之磨砺,士兵斗志昂扬,似烈焰之熊熊。队列整齐划一,若钢铁长城;操演精准无误,如艺术之作。枪炮射击,犀利无比,似雷霆之怒;舰艇驾驶,精准沉稳,若游龙戏水。 而今,训练松散低效,士兵斗志渐消,如残烛之微光。队列凌乱松散,似秋风中之落叶;操演散漫应付,如儿戏之嬉闹。枪炮射击,失去锋芒,若钝刀之无力;舰艇驾驶,不再精准,似迷航之孤舟。 管理松弛不堪,军官纷纷离舰,于岸上筑安乐之巢,忘却海洋之使命。士兵肆意玩闹,夜晚之军舰,不再为坚守岗位之堡垒,却似被遗忘之孤岛,孤寂而荒凉。 遥想昔日,管带与士兵皆需住舰,此非琅威理之严苛,实乃《北洋水师章程》所定。章程如铁律,规范着这支海上雄师。然如今,规矩不再,纪律废弛,北洋水师犹如失去灵魂之躯壳,在历史的风浪中飘摇。 琅威理之去,如命运之转折,北洋水师辉煌如同烟花般绚烂而短暂,留下唯有无尽之叹息与深刻反思。 在刘步蟾等人看来,一个泱泱大国的舰队让一个洋人把持,真叫人心中不平;犹如赫德把持大清海关40多年。这是一场关于权力与尊严的纷争,“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 刘步蟾等人与琅威理的矛盾早就存在,“撤旗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 琅威理的离去,让中英海军合作中断。英国政府愤怒如同风暴席卷而来,拒绝北洋水师再聘英国顾问,撤回在华雇员,不再接纳中国海军学生,那曾经交流与学习之门,轰然关闭。中国海军学生失去了学习先进技术的机会。 琅威理离去,大清尚未意识到——北洋水师国际地位,如夕阳西下,逐渐黯淡。 然而,命运的波澜却在不经意间涌动。琅威理辞职,是北洋水师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此后北洋水师逐渐衰落,为甲午战争失败埋下伏笔。 只见一个忧郁的身影徘徊在海边,他走到一块礁石上,缓缓坐下,凝视着大海。 我与邓世昌有同感,坐在刘公岛码头上,确实能想很多事情。风景里有往事,往事里有故事,故事里有酸甜苦辣…… 傍晚时分,有的舰上放下舢板,军官和水兵乘小船到岛上消遣,一时如过江之鲫。 逼走琅威理,北洋水师官兵开始放飞自我,感到彻底自由了。 自从琅威理辞职后,水师纪律废弛,管理条例形同虚设。 丁汝昌带头、左右翼总兵刘步蟾、林泰曾效仿,官兵们纷纷开始在岸上留宿。最多时有一半官兵在岸上留宿,夜不归舰。 《北洋水师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 整个舰队,只有邓世昌所在的“致远舰”纪律严明,无人胆敢违令。其余各管带早已在基地及附近兴建私宅,携妻妾而居。 有文章称:刘公岛上赌馆、烟馆、妓院林立达70多家。 我在岛上行走,并乘电瓶游览车环岛一周,还深入刘公岛腹地步行采访。 岛上布局是这样的:岛西是黄岛炮台、操场、护军公所、机器局、屯煤所等建筑。岛东是东泓炮台、护军营地和两个小村落。唯一建筑密集在刘公岛中部,以海军集中办公地点海军公所为界,西侧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公馆、龙王庙,东侧为民居、村落,从房屋总数规模上看,把炮台底下可住人的地方都算上,也远达不到70多家规模。 所以从物理空间看,70多家妓院、赌馆、烟馆难以成立。 海军公所里房子较多,丁汝昌大概不会把海军公所开成妓院KTV吧! 方在大沽、威海、烟台、福州、上海置办大量房产、公馆,在舰队常去之地,还不断纳妾,金屋藏娇,生活骄奢淫逸。在他被斩杀后,妻妾们在威海变卖房产,仅在威海一地,竟有28处房产。【28】 无论按照大清、还是当今的法条,方伯谦都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腐败官员。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海军篇》言:“郎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 对此,李鸿章不以为意,觉得“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只要能打仗,小节问题不必计较。 黄海海战来临前,李鸿章急电丁汝昌,命“各舰留火,士兵们夜晚住船,不得上岸。”说明他早知北洋水师官兵上岸居住,只是睁一眼闭一眼而已。 最后发展到利用军舰行船之便,为一些商人进行货物运输,赚取额外银两。 丁汝昌寓所外庭园,位于刘公岛偏西部,一处宁静所在。 平心而论,此乃时代、人性使然。大清时代,这种以权敛财、淫赌成风,发生在北洋海军身上,不足为怪。“物先腐而后虫生。”体制腐烂、根子腐烂,谁能指望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吗?这个病没法治。北洋水师的官兵,仅是忠君报国的封建型军事人员,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政治思想素质并不高。军官进入海军,则进入官场,仅有那点职业热情和进取精神,很快便消磨殆尽,也就随波逐流了。士兵进入海军,俸禄比绿营高,没有人约束和管理,便开始追逐私利、贪图安逸、腐败之风,肆意蔓延。 在整个舰队军纪和管理上,丁汝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况且,有资料表明,他在刘公岛建“铺”,即盖房子,出租给舰队军官,当起了房东。 这一幕景象,像海底暗流,正悄悄冲击着大清舰队的安危。 那青石砌就的墙壁,似在诉说着往昔故事;廊柱与檐边呈现西洋风格,勾勒出岁月的独特韵味。小园花草,虽经风雨,却摇曳生姿,似在追忆繁华。 他以总教习、副提督之尊,恪尽职守,严守《北洋水师章程》,大部分时光都在舰上度过,这里只是度假休闲之用。 然而,他的离去,却如同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泛起层层涟漪,给北洋水师的命运带来了无尽变数。 琅威理的离去,至少给大清带来了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1890年11月4日,英国政府拒绝李鸿章另聘英国人担任海军顾问的请求,并撤回部分在华雇员,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 我心中盘桓着疑惑,久久不散:假如琅威理不走,北洋水师的军纪与战力会废弛吗?四年后的甲午海战,大清舰队还会全军覆没吗? 这样的假设,不是把整个国家命运维系在一人身上,而是面对现实—— 假如琅威理不走,那军纪必定如钢铁长城般坚固,士兵们斗志也将如熊熊烈火般燃烧。训练场上,口号声震天动地,舰艇在大海中破浪前行,威风凛凛。 那汹涌波涛之上,北洋战舰如钢铁巨龙,奋勇向前,炮火轰鸣,震撼天地。大清旗帜在风中飘扬,彰显着不屈国威。 或许,就不会有那全军覆没的悲壮,历史的车轮也将驶向不同方向。 我站在海岸上,朝着大海深处深深地长叹一声:琅副将啊…… 【1】夏冬波《丁汝昌鲜为人知的故事》《江淮文史》2005年第5期 【2】王勇则《 “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北洋水师洋教头琅威理》《军事人物》2006年第3期 【3】唐博《琅威理:龙旗舰队的洋“提督”》《基础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中国近现代史》2010年第6期 【4】《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5】戚其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6年 【6】戚其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9页 【7】卢毓英等著、孙建军整理校注《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第94页 【8】卢毓英等著、孙建军整理校注《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第90页 【9】马骏杰《档案里的中国海军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第84页 【10】阎京生《战争史研究》(1)吉林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2页 【11】顾廷龙《李鸿章全集》信函4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41页 【12】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386页 【13】张侠《清末海军史料》海军出版社1982年第553页 【14】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2册中华书局1998年总第12711页 【15】马幼垣《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中华书局2013 年第55—59页;陈悦《中日甲午黄海大决战》台海出版社2018年第368 页 【16】戴旭《甲午前夜的中日“海战”:炫“富”赛军备》《中国经营报》2014年10月10日 【17】《丁汝昌年谱》(1894年9月12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丁汝昌在烟台致信周郁山观察) 【18】网文《北洋水师鼎盛时期1888年能否荡平日本?》 【19】张俊《北洋水师出访与日本海军崛起》《当代海军》2005年第12期 【20】新浪读书《甲午前夜的中日“海战”:北洋水师曾是一流舰队》2017年8月16日 【21】(日)半藤一利『日本海军の兴亡』(PHP研究所PHP文库1999年1月) 【22】罗尔纲《晚清兵志》第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23】陈霞飞《中国海关密档》(第3册)第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24】【25】【26】【27】唐博《琅威理:龙旗舰队的洋“提督”》《基础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中国近现代史》2010年第6期 【28】萨苏《血火考场——甲午原来如此》东方出版社2014年9月页面限制五万字,超出部分只能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