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芽税暴动中，1300名士兵驻扎在格拉斯哥的街道上 @Creative Commons
1603年3月24日，开启了大英海洋帝国时代的伊丽莎白一世龙驭上宾，都铎王朝面临绝嗣，遂由女王的表侄孙詹姆斯六世继位，苏英两国自此进入了表面联合的时代。
显而易见，这种基于共主得来的统一相当之脆弱，并且由于斯图亚特们的天主教信仰，以及詹姆斯鼓吹「君权神授」等复古思想，其与英格兰的新教及议会势力之抵牾实在难以弥合。也造成了后续百年间的苏爱英内战、创立共和国、克伦威尔独裁、光荣革命等波澜，整个不列颠岛动荡不已。
1688，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签订《权利宣言》成为英国国王，1827，James Northcote，oil on canvas，Parliamentary Art Collection
久乱思治，英国人折腾许久终于捧出了安妮女王——一个其甫一登基即向议会发表演说「我知道，我自己的感情完全是英格兰人的感情，我可以很诚恳地向你们保证，谋求英格兰的幸福和繁荣必然是我唯一的任务」，一个完全信仰新教的斯图亚特。
英国是舒服了，可苏格兰就难受上了——臣等本欲死战，陛下何故先降？
虽说王室靠不住，但基于长久以来的文化区隔，再加上威廉·华莱士的抗争，苏格兰本还有可能避免步威尔士后尘，与英格兰继续貌合神离地过下去。但无奈，钱袋子撑不住了。由于1690年代末本土的七灾年（Seven Ill Years），以及之后在加勒比举全国之力博一把的达连计划（Darien Scheme）受挫于西班牙帝国军，整个苏格兰低地进入实质破产状态。
1698年，为了拯救本土的经济危机，1200名殖民者从爱丁堡旁的利斯码头启航前往达连（今巴拿马），却在疾病与西班牙人的夹击下折戟沉沙，赌国运失败 @Wikipeidia
故而有影响力的政治精英转而谋求彻底并入英国，希望如此一来，便可消弭以东印度公司为首的商业集团的阻击，撤销《外国人法》的出口管制，分享大英海外殖民地的利益，给南方带来繁荣。于是在1707年5月1日，国会通过了《联合法案（Act of Union）》，苏英正式合并为大不列颠王国。
正所谓「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对于酿酒从业者来说，上层的风云动荡同样忠实地反映在英国17世纪百年间的酒税变更上。
因为由头都是同一场战争，所以英格兰、威尔士的酒税几乎与苏格兰同时起步。在三国战争结束后，打着资助军事开支并偿还英格兰内战留下的应计债务的旗号，议会宣布征收酒税。而一旦政府发现了这种利润丰厚的摇钱树，便再也离不开它了。
第一次英国内战期间的埃奇希尔战役 @Britannica
首先是交易税，最初的征收标准是每卖出一加仑生命之水，则要向政府纳税8便士；等到了克伦威尔时期，这一税目降低至2便士；1660年，在查理二世复辟后再度调整为1便士。然而不是不薅，时候未到，转过年英国又开始收取麦芽税，即，所有用麦芽酿造的酒，内销每桶（约1加仑）需缴纳2梅克税金，若是出口则高达2盎司黄金。
这还没完，自1663年12月起，威斯敏斯特向「淡酒精饮品和高度烈酒」开征第一笔直接税；1664年1月，对英式淡酒精饮品课以每加仑4英镑的关税；而从1688年开始，又增加酿酒厂许可证的使用费。
自此，提高消费税和关税税率成了英王手头屡试屡爽的富国良方。
可怜的嗜酒成性的苏格兰人便是在如此情况下投入了大不列颠的怀抱。而正如尼尔·奥利弗所言，「（苏格兰上层）想象的是某种联邦，两个独立国家联合起来分享共同的收成。但安妮只想吞下整个苏格兰。用时髦术语来说叫作“合并联盟”，在这样的联姻里，苏格兰妻子必须完全服从英格兰丈夫」——抄底破产公司的人从来都不是为了做慈善。
安妮女王一生有两大功绩，合并苏格兰、打赢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5，迈克尔·达尔绘，布面油画，伦敦国家肖像画廊藏
少数盖尔人对此看得很清醒，「在苦苦坚持了400年之后，苏格兰终于还是葬送在某些人的贪念之下」——毕竟398085英镑的达连计划补偿金（the Price of Scotland）是政治精英们一次性瓜分的，后续的酒税则是老百姓们日复一日抠搜出来的，然而又当奈公何？1707年，爱丁堡解散了它的议会，转而得到了新的税务局。威斯敏斯特扒拉开苏格兰的钱袋子，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联合法案第7条规定道，「联合王国的所有地区，从联合之日起，对所有可征税的酒，永远承担同样的税收」，意味着交易税、关税、许可费等等名目苏格兰酿酒人都要走上一遭。不过在14条又制定了一个排除条款，「本次战争期间，在联合王国，现在称为苏格兰的那部分地区，其生产和消费的任何麦芽，不得被征收任何麦芽税」——个人理解，似乎是由于第14条将麦芽税排除于第7条之外，所以战后何时再征收麦芽税、征收多少，尚需要议会另行投票决定。
此处的战争，指的就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于是到了1713年快打完时，麦芽税被提上日程，期间苏格兰议员以解散议会相威胁，但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决议最终通过了，但由于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叛乱活动，其实并未在苏格兰正式征收。
而到了1725年，当英国结束了与法国短暂的杜默战争（Dummer's War）后，下议院又一次露出了獠牙：不仅重提麦芽税，还要将苏格兰的税率拉高至英国本土的2倍。
麦芽税暴动期间，总检察长罗伯特·邓达斯因印刷反对小册子，打破舆论封锁而遭到解雇，1737，杰里米亚·戴维森绘，伦敦国家肖像画廊藏
这一举措彻底点燃了苏格兰人对汉诺威王室的不满情绪，爱丁堡、斯特灵、埃尔金等地的酿酒商们纷纷举行罢工；6月23日，愤怒的格拉斯哥公民走上街头发生暴动（Malt Tax Riot），他们驱逐当地驻军，并摧毁了对麦芽税投以赞同票的丹尼尔·坎贝尔议员的官邸——值得一提的是，议员因此从政府获得了9000英镑的赔偿款，并拿来买下了艾雷和朱拉岛。而他的孙子丹尼尔，之后在岛上创立了波摩……
两周后，抗议活动最终遭到北部司令乔治·韦德的无情镇压，但英国政府亦不得不做出让步，首相罗伯特·沃波尔宣布将苏格兰税率调为与本土持平，不过税法终究是实施了。
而除了无心插柳的艾雷岛农场之外，麦芽税还以另一种方式直接地促进了苏威的发展。由于人们日常饮用的大麦啤酒——当时被作为水的安全替代品——同样要按每蒲式耳3便士交税，终端售价的上升使得啤酒销量锐减，空出来的市场反而被生命之水全吃下去了。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合法生产的威士忌产量就翻了一倍，达到了10万加仑。
啤酒街 @William Hogarth & Samuel Davenport
伦敦政府在税收上毫不手软，但于政治上却完全没有打理当地事务的自觉，故而开始任命当地人管理苏格兰——只要万事别影响咱家抽水就行。
1725年，第二代阿盖尔公爵约翰·坎贝尔率先受命，随后是其弟艾雷的阿奇博尔德·坎贝尔。阿盖尔公爵发家于光荣革命，属于妥妥的亲英派，是以其任间多往来英伦名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低地区从宗教到风俗日益南方化。
阿盖尔公爵二世，坎贝尔镇就始于其家族，1720s，威廉·艾克曼绘，布面油画，伦敦国家肖像画廊藏
波路姆的麦金托什便时常睹物兴悲——「从前，我去到朋友家里做客时，我们用双耳杯豪饮美味宜人的威士忌；而现在呢？他们居然问我喝过茶了没有！......淡色的啤酒、火炉上咕嘟作响的是茶壶、精致的银器和陶器中装着茶水和奶酪，真是不复当年啊！」
当然，老先生难免有点不识时务了。今日看来，低地英化是为苏威发展铺了路的。
上期文章曾分析过威士忌之于苏格兰的必然性，然而苏格兰的土地只能供养出贝尔大麦，非唯天时，亦有人故。索尔顿的弗莱彻（Fletcher of Salton）曾于1698年讨论过北地农夫的悲惨境遇——由于采取了短视的政策，地主们除了提高地租再无任何推动生产效率的举措；没有一个租期可以超过五年；即使存在更科学地耕种方式，人们依然固守旧法。这导致18世纪初的苏格兰差不多是欧陆最落后的几个农牧业国之一。
1690年哈丁顿城外小块土地占有制（Runrig）耕作景象，可见合作程度不高
而从法案签订起，英格兰的先进技术开始被引进。一名当地贵族奥米斯顿的约翰·考克伯恩（John Cockburn of Ormiston），摒弃了落后的小块土地占有制，鼓励长租——我们可以看到一份1718年签订的长达38年的租约；从英国以及荷兰招徕农业专家指导租户；引入亚麻、马铃薯等新作物；并将土地集约起来，好使用上大型农业用具以提高生产效率。他也因此被后世尊称为苏格兰农业之父。
1726年，在约翰·考克伯恩的鼓励下，其租户亚历山大·怀特（Alexander Wight）在农庄里建立起啤酒厂和蒸馏厂（Glenkinchie前身），以消化自己土地上的大麦等谷物。而二产的红火又反过来促进该地的种植业，这种集约农庄 + 蒸馏厂的组合迅速被其他地主所效仿。其中有幸延续到今日的，有前文提及的丹尼尔·坎贝尔在艾雷岛上的波摩农庄，还有第三代菲尔德伯爵在基思岛的弥尔顿（Milton aka Milltown，即今日Strathisla的前身）……
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贝里克郡的詹姆士·斯默发明了可由两匹马拖动的新式犁，安德鲁·米可成功研制出机械打谷机，艾洛亚的矿主们开始用蒸汽机来开采地脉深处的煤炭，新工具的发明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60年代起，福斯湾和克莱德运河被成功开凿，运河、早期铁路与四通八达的公路将整个低地连接在一起，让农业革命的成果变成网络。结果是整个苏格兰的新式村庄达到了百座，已然遍布全国。
新农具的发明
富余的谷物、便捷的交通、就近的煤矿，以及增长的城市人口，威士忌的发展自然日新月异。
而在外部，威士忌的市场逐渐扩大到了英国。伦敦人喝的本来是啤酒和杜松子酒，然而啤酒受到麦芽税的影响，金酒就成为酒鬼的最爱：1727年，伦敦的杜松子酒消费量已达350万加仑；1735年，则上升到550万加仑，这是每个居民每周2品脱的消费量，更意味着一个数倍于苏格兰本土的巨大市场。低地威士忌作为金酒原料售卖到英格兰，自是大发利市。
内修工农业革命，降低生产成本，外拓新兴消费者群体，共同让苏格兰威士忌迎来了一波翻番的大增长。到了七八十年代，低地一口气涌现出两位数的酿酒世家，这里的威士忌生产也从酿酒农庄升级到了专业酒厂。其中就包括1773年詹姆士兴建的基尔巴吉酒厂，创立数年后其年产能就达到了3000吨（威士忌），就连酿酒所残留的糟粕都足以喂养起2000头猪和7000头牛。
如果说低地作为合并的急先锋享受到了经济红利，那么自然条件明显更差的高地，就即没从农业革命中得到什么好处，反而青天白日横飞来一大笔酒税。在他们眼里，联合更像是一场扭曲民意的阴谋、一次欲盖弥彰的卖国，苏格兰是「被一群无赖用来换取英国人金灿灿的黄金（罗伯特·彭斯）」。
毕竟，自1536年威尔士与英格兰统一以来，苏格兰一步步亲眼见证了威尔士主权和身份的丧失。所以盖尔人从詹姆斯六世起就开始担忧，担忧一个遥远的从不莅临爱丁堡的王、担忧威斯敏斯特对苏格兰政府的影响、担忧主权以及凯尔特传统的丧失，继而拒绝与南方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而现在，他们的担忧成真了。
《最后的氏族》，18世纪中叶开始的高地清除运动彻底摧毁了盖尔人的氏族制度，15万人被迫背井离乡，1865，托马斯·费德绘，布面油画，伦敦弗莱明博物馆藏
在面临着失去语言、宗族消散、改变信仰、丧失土地与生活方式的大恐怖中，威士忌逐渐成为盖尔人坚守民族传统、抵御英国同化的一个象征。「对英王詹姆斯二世的拥护者来说，走私不仅仅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买卖，更像是一场与詹姆斯二世反对者，乃至远在伦敦的英格兰政府之间的抗争。无论是商人，还是土地贵族，所有人都毫不迟疑地投身于这场圣战」。既然低地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民族魂，那就由我们高地人来守护！
特别是1745年苏格兰詹姆斯二世党人反抗汉诺威王朝的起义活动失败后，英国政府下令「剃发易服、悉遵本朝（Dress Act、Heritable Jurisdiction Act、Act of Proscription）」，严禁穿着基尔特（Kilt）、格子呢，首犯将会被处以六个月监禁。此外还有禁止演奏风笛、使用盖尔语等一系列封杀民俗文化的措施，高地人赖以为生的Sma Stills（大概指的是small，meagre & artisanal？）蒸馏亦在此列，违者将遭受高额课税以示训诫。
于是，就像偷偷穿上格裙一样，酿酒开始演变成一种叛逆行为，被看作对英国佬的蔑视。威士忌，自此和苏格兰的民族意识以及对英国的反抗传统再也脱不开关系。
Tartan不仅仅是一种服饰，更代表着苏格兰人的氏族与传统。左，《勇敢传说》，右，西太后1993秋
而农业革命给低地带来的，当然也不只有好处。随着农场的商业化，土地租金上涨，许多佃户退出市场。全职农业工人取代了成千上万的兼职农业工人或转租者（cottars），集中生活在主农场或新建的村庄，小农场佃农及其生活方式就此消失。如果适应不了农业革命，唯一的出路，就是背井离乡。支付不起横跨大西洋费用的佃农，只好带着怨念，一路向北，去往高地讨生活。这样的群体，当然不会再给既得利益者一分一毫。
踏上征途的低地人，illustrated by James Faed
当一片土地的两边对统治者有截然不同的态度，统治者的做法是分而治之：一边遏制高地地区个人小作坊私酿，一边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一石二鸟的算盘打得很响。在他们眼中，虽说是税收歧视，但毕竟高地幅员广大、交通不便，长期以来征收困难，蚊子腿再小也胜于农夫天天和税务官躲猫猫，一分钱都收不到不是嘛。
于是，官方先是在1774年通过了威廉·皮特的酒汁法（William Pitt's Wash Act），规定产量小于400加仑的厂家禁止使用原酒蒸馏器（即low wine still），而产量小于100加仑的则不能使用酒精蒸馏器（即wash still），并禁止高地的产品向外销售。结合五年后的“禁止私酿厂出产烈酒”法令，上层的用意也昭然若揭，即打击取缔庞大的非法酿酒个体，鼓励规范的大型蒸馏厂，从而更好地征税。
随后在1784年正式订立了酒汁法（The Wash Act），明确规定了低地—高地线，一举将苏格兰全境根据税率划分为两个产区。高地线在1785年和1787年经历两次微调，现为西起克莱德湾（Clyde）、西至泰湾（Tay）。法案规定，在高地线以北征按蒸馏器的大小数量课税，以南则根据烈酒产量征收，每加仑新酒5便士。
不去弥合，反而分化，高地和低地的鸿沟，是被人为放大的。收不上税的地方，靠重拳出击和罚款就能杜绝吗？给老母鸡下蛋下指标，没钱补窟窿的时候，还不得下锅啊？
下一篇，我们就来看看高地人游击战、持久战的心得，和低地酒厂低眉顺眼的结局。
高地人畅饮生命之水，1754-1755，约翰·霍加斯绘，布面油画，伦敦约翰·索恩爵士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