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学刊》‖ 邴正 范云昊丨世界视野中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研究与评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历百年奋斗探索出来的成功道路，是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功道路，是一条不断将国外现代化成功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功道路，同时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开辟了紧密结合本国国情、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现现代化的成功道路。认真研究和总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经验、模式，是摆在当代中外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现代化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是总结西方发达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的经验和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走上民族独立的道路，为实现自身经济快速发展，许多国家选择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出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也出现了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的拉美现象，同时期还形成了现代都市社会和部落社会严重冲突的非洲现象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界诞生了后发展理论，系统地批判了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传统现代化理论，提出后发国家不能简单模仿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必须依据本国特点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同样，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同样的选择，逐渐形成基本共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这个问题领域，不仅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特色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多西方学者也同样重视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研究。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评论和认识，对我们深入研究、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有着重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理论

与中国社会变革特殊性

马克思恩格斯是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大量使用“现代”一词。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称为“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生产关系”。他们所说的“现代”，不仅仅是一个与“过去”相比的时间概念，而且是指和传统农业社会相比较的现代工业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提出并阐述了机器大工业理论。他认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他充分肯定机器大工业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作用，“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马克思恩格斯也是全球化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们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概念，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预见性地指出世界性市场即全球化市场及世界性文化交流即全球化文化交流时代的来临。他们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也高度重视对中国发展形态的研究。他们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思想出发，评价了中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命运与发展趋势。一百多年前，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沙皇俄国趁火打劫，割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引发了中国人民对外反抗列强侵略、对内反对腐败清政府的英勇斗争。马克思曾谴责鸦片战争体现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掠夺本质，对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并运用他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把中国人民反抗外部侵略和内部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与激发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相联系。

马克思认为，伴随世界市场的形成，鸦片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太平天国运动，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打破“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的传统农业文明历史过程的必然表现。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提到，“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10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他进一步指出，西方列强通过资本主义扩张，必然打破传统农业文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把东方传统农业文明拖入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西方列强伴随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东方传统农业文明的同时，也必然引发资本主义危机，激发欧洲革命。马克思指出，“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恩格斯对此也做出与马克思相同的判断。他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提出：“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马克思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时，强调了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普遍性，也十分重视在这一进程中不同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那么这一做法“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认为，东方国家因其农村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存在不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他说：“在俄国，由于各种独特情况的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他对此的结论是：“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世界历史的演变，把现代化看成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推动人类历史从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到世界历史，也就是全球化的新的历史阶段。古老的中国必然被纳入这一进程而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发展阶段。世界改变中国，中国也必然改变世界。由于所处环境不同，社会结构不同，历史文化条件不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可以选择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独特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社会变革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创新，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启示。

韦伯理性主义的文化差异论

对于近现代西方学术界来说，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性长期披着神秘的面纱，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兴趣与关注。韦伯、魏特夫、沃勒斯坦、马丁·阿尔布劳、马丁·雅克等人都围绕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性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韦伯提出了理性主义的文化差异论。作为西方现代化理论创始人之一，韦伯尝试解读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性。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中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

韦伯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入手展开分析。他考察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生活、精神文化诸方面的结构特征，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政治上“大一统的中央国家”加强了君主的绝对权威，遏制了行会、诸侯、城市的自治性；二是经济上缺乏统一性的货币政策，“权力的垄断则会窒息了行政运作、财务管理与经济政策的理性化”；三是非形式理性的法律，司法行政类似于伊斯兰教的“卡迪审判”，也即晋国大夫叔向所谓“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左传·昭公六年》）；四是社会上以宗族为核心的祖先崇拜强化了社会传统主义，将政治与经济组织的形式都框限于关系伦理之中；五是精神上强调“克己复礼”，接受并理解礼的规则，实行实用的理性主义，恪守适应现实世界的秩序，而不是像新教那样以理性手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去支配外部世界。   

韦伯认为，上述精神上的差异便是导致资本主义迟迟没有在中国大规模出现的原因。他认为：“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他认为，英美模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成功的根源，并不是起源于对财富的贪欲。“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他的结论是：“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

韦伯分析比较了东方与西方的社会结构差异，他把精神文化的差异看成是东方即中国未能与西方同步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因。他认为，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实质，其基本特征是用科学技术指导生产过程，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高效率地创造更多的增值机会。这种文化精神体现在人格中，便是一种新教徒式的“天职观”，即“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显然，韦伯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析存在一定缺陷，如对货币政策和古代法律的了解并不准确；他所强调的精神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并已引起学界的争议，但他试图寻找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的特殊性，并分析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对学术界特别是对西方学术界，的确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

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提出了治水社会的理论。他认为，整个古代世界可划分为治水社会和非治水社会两种类型。东方的中国、埃及、印度属于治水社会，西方的西欧、北美和东亚的日本属于非治水社会，东西方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   

魏特夫的治水社会理论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密切相关。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古代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发展模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的三个特征。一是个体对公社的依附性：“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实体的纯粹自然形成的组成部分。”二是土地的非私有制：“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三是产品的自给自足性：即“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当然，马克思也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具有封闭性、停滞性，导致东方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生发展动力，需要外力介入才能引发真正的革命。

魏特夫歪曲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认为马克思的表述“漠视亚细亚社会特有的‘停滞’性质”。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夸大了东方社会的专制性、封闭性和停滞性，体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他认为，东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等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密不可分。大规模的政府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导致了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权。“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是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

在批判魏特夫的错误观点的同时，我们也应重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对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的启示。正如我国学者涂成林所说，“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以土地公有、国家主导、自给自足等特色而存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在催生和保持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超稳定结构’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当前在我国行之有效的国家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完全区别于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与历史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有何内在联系？显然，必须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与总结”。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文化创造悖论

美国后发展理论著名代表人物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论。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是在以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形成的，由中心、边缘、半边缘三个部分组成。中心国家因其技术和资金优势，可以控制支配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一方面受中心国家控制支配，另一方面因其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的一定优势，也可以控制支配一些边缘国家。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存在着压迫、剥削和不平等，始终充满着利益冲突和斗争。

由此，沃勒斯坦提出了“连续历史体系模式”。受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人类文化历史一直朝多样性方向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出现，使原来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明”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伴随资本主义在世界扩张，借助资本主义工业依托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文明”。广大边缘国家学习、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自觉不自觉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从而陷入一种“民族文化创造悖论”：“一方面，民族国家利用它的力量来创造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也一直在创造文化的统一性。”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教条，就是普遍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这两者共生共存，前者从文化的角度将西方的现代性原理和现代化过程当做普遍适用的模式在全球范围推广，后者以典型的排他主义将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从文化上加以合理化和合法化。”沃勒斯坦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提出西方文化实际上就是普遍文化。只要亚洲或非洲“西方化了”，它们就“现代化”了。因为不同版本的人类学理论都得出相同的结论，西方进入了现代化，而其他地区没有，所以要成为“现代的”，就必须在文化上变成“西方的”。如果不接受西方宗教，那就必须采用西方语言；如果不接受西方语言，那么至少要接受西方的科技。因为这一点是建立在科学的普遍原则之上的，对西方化的拒绝，就是为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提供使自己合法化的证明。这些意识形态教条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相结合，带来的就是全球文化的单一化，或者说是西方化。

马丁·阿尔布劳的

全球化理论与中国特色发展

1996年，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在《全球化时代：超越现代性的国家和社会》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全球化理论。2016年8月13日，在吉林大学举办的“全球化：社会变迁与文化建构”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编辑部邀请了阿尔布劳、金成国、邴正、边燕杰等四位中外学者，举行了“全球化与中国贡献”圆桌对话会。阿尔布劳在题为《实用普遍主义与全球时代的变迁》的发言和同名文章中讲述了“全球化”概念提出的过程。“1990年，世界社会学大会在马德里召开，我们决定做一本会议专辑，收录刊物出版4年来发表的精彩文章，并且发给每位与会学者，这个专辑的题目最后定为《全球化、知识与社会》，这也成了第一本书名中有‘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的书。”

马丁·阿尔布劳认为，全球化是“所有世界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单一社会、全球社会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全球化不会产生一个单一的社会，而是产生了丰富的多样性。在这个全球化中，市场、规则、民族主义、宗教都可以全球化，全球化没有特定的方向。我们真正所拥有的是一个全球时代，在这个时代，全球社会、全球文化、全球社会结构不断发展，这个全球社会不同于民族社会，且超越民族社会。”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的变化，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利用技术的潜力，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全世界能够进行互动与交流，世界因之发生现实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交通旅游手段的变化、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范围内生产和消费的融合、全球金融体系的建立、全球治理的发展、人类对环境粮食能源等问题的认同、社区的重构等诸多方面。   

马丁·阿尔布劳同样认为，中国给全球化带来自身独特的影响，“中国是全球化世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中国可以用自身独特的历史经验对全球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中国几千年前的辉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力，超过了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的影响力”。“中国对世界以及全球社会学可以作出独特贡献，因为中国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是新的、不一样的，而且自成体系。自18世纪以来，世界还不曾再次感受中国文化的强大力量。”

马丁·雅克的中国文明“伪装”国家论

英国历史学家马丁·雅克在2009年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他认为西方国家的缺点在于，习惯于用西方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取得进步的程度，西方国家一直自认为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努力使“最西方的”形容显得名副其实，而其他国家进步与否，进步多大，就看它的西化程度如何。他认为，从历史和现代的角度分析，东亚不可能遵从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将保持自己的特色来发展，中国则是东亚最重要的国家。他考察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不同之处，指出如果有人认为，中国在未来有可能像西方，那么就错了，它们的根是不同的。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种文明的特征从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亦可显现出来。

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中国发展的连续性在于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是一个文明，即超国家的存在。他在《了解中国的崛起》的讲演中表示：“为什么西方帝国总是在昙花一现之后就灰飞烟灭了，而中国能得以永远传承？中国其实是一个文明，但是他却‘伪装’成了一个国家的存在。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方帝国衰败后就再无崛起的可能，而中国总是能不断的复兴，这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文明！文明没有出现断层，国家兴衰只不过是一个摔倒再站起来的动作而已。”

如何评价西方学者对

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阐释

从马克思、韦伯、魏特夫、沃勒斯坦、马丁·阿尔布劳到马丁·雅克，他们分别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角度，论证了现代化、全球化的普遍性进程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之间的复杂关系。马克思预示了现代化、全球化必然推动中国社会发生现代化的变革及其特殊性；韦伯凸显了中国与西方在社会结构与文化精神上的差异；魏特夫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消极性解读中国；沃勒斯坦从后发展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在内的后发展国家的文化悖论；马丁·阿尔布劳强调中国给全球化带来了自身独特的影响；而马丁·雅克则从中国文明的超民族国家特点论证了中国崛起的必然性。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个普遍的倾向，即在接受现代化、全球化的普遍性的同时，必须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出发，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人类社会发展是否存在普遍的共同性，这是纠缠东西方学者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在西方，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就把追求普遍性作为他的目标。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认为《圣经》就是人类的普遍真理，基督教的宗教行为就是人类的普世法则。在东方，汉代把春秋时期的孔子学说奉为圭臬，孔子所揭示的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伦理规则也被作为区别华夏夷狄的基本文明准则。从上述角度来说，东西方皆有各自的社会普遍性认同原则。近代以来，西方率先实现工业革命，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广大后发国家学习、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道路，再次引发关于发展道路的一元论与多元论的热议。

虽然哲学家们一直在追求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真理，对有无普遍真理以及哪一种主张代表或接近普遍真理长期存在争议。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证明，全球化、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这是全球各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全球化发展的普遍趋势。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体现了一些现代化的普遍趋势，但不意味着它是唯一选择。各民族国家在学习发达国家现代化成功经验的同时，必须妥善处理现代化发展中普遍性和特殊性、一元性和多样性、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复杂矛盾，防止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破解沃勒斯坦所说的民族文化创造悖论，在结合本国特点的过程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结构本身存在超大型、多民族、非均衡发展和多元复合性文化等独特性，这都意味着中国需要选择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   

在全球化时代，在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的进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认真研究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关注中国社会发展自身特点，不仅能够解决好自身发展问题，而且能够探索出既符合本国实际，又能够丰富人类社会发展方式的多样性选择，这也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发展模式探索的理论贡献和实际贡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文化发展理念的哲学创新”（项目号：18JJD720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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