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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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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运河所经过的地区，由于地理水文情势不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极不相同。江北和山东运河与农业生产的冲突比较剧烈，而江南运河则多有利农惠民之举。运河作为南北物质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人工媒介，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北方的水车、水碓、水磨、水硙等重要水利工具和技术；同时江南因地制宜地创造了碶、砩等设施，发明并建造了泾函（经函）、笕和归水澳等水立交工程，使江南由资源性丰水变成了与工程性丰水并立的地区。江南运河在多方面体现了人力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展示了江南文化的人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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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两江总督沈葆桢指出运河与民生用水、农业灌溉有极大的冲突：“议者谓运河贯通南北，漕艘藉资转达，兼以保卫民田，意谓运道存则水利亦存，运道废则水利亦废。臣以为舍运道而言水利易，兼运道而筹水利难。民田于运道势不两立。兼旬不雨，民欲启涵洞以溉田，官必闭涵洞以养船。迨运河水溢，官又开闸坝以保堤，堤下民田立成巨浸，农事益不可问。”学者潘镛认为，由于古代社会生产水平的局限和生产诸关系的影响，运河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有极大局限性。明清时代，每当洪水暴发时，封建统治者开放归海坝来维持运河的通航，民间田庐房舍俱遭淹没。遇大旱年，河床干涸，影响灌溉、通航，连牲畜饮水都成问题。 诚然，就运河绝大部分河段与农业灌溉的关系而言，大运河中江北段的淮扬运河、中运河以及鲁运河等，沈葆桢、潘镛的论述是非常正确的，而江南运河与农业灌溉的关系则相对比较正面，航运与灌溉两者多能同时得以兼顾。由于水源充分，地势低平，运河在江南地区供水极为便捷，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是发挥多重功能的水利设施，对农业生产有着莫大的助益。《清史稿》对江南运河作过非常正确的总结：“至江漕、浙漕，号称易治。……京口以南，运河惟〔丹〕徒、〔丹〕阳、阳〔湖〕、武〔进〕等邑时劳疏浚，无锡而下，直抵苏州，与嘉、杭之运河，固皆清流顺轨，不烦人力。”这是清代在苏北、山东、河北等地损失无算国帑和民命所得出的认知。汉唐时期在关中、河南、河东运河和西北河道上使用的农业技术和工具，唐以后普遍传入江南地区，在运河等河道上使用，并大量用于农田灌溉。另外，由于江南各地地理、地势不同，山岭石壑相对较多，各地发展出了极具特色的水利技术，因地制宜创造了便捷的水利工程。水车、水碓、水磨和水硙皆为汉代关中、河南等地的民用设施，被大量安装在运渠河道中。由于运道贯通南北，这些北方的器物被引进到了江南地区。史载水车为东汉马钧发明。“〔马钧〕居京都，城内有地，可为园，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焉，其巧百倍于常。”《后汉书》则载，张让做翻车“渴乌”，用于洛阳道路洒水，“以省百姓洒道之费”。这些以水力驱动的工具，节约了大量人力。唐代官府有成熟的水车样式，并为民间造用。大和二年（828），“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 浙江地区的水车，“置流水中，轮随水转，周轮置大竹管经水中，则管皆满，及转而上，管中水乃下倾。用以代桔槔，制皆机巧”。![]()
宋代江南地区，水车被大量用于河道注水和农田灌溉，从而成为保障交通和抗旱的重要工具。北宋苏南段运河经常性地靠水车注水。淳熙九年（1182），常州知府章冲奏望亭之堰闸之利：“每岁冬春之交，重纲及使命往来，多苦浅涸；今启闭以时，足通舟楫，后免车亩灌注之劳。”说明运河不时依靠“车亩灌注”。嘉泰元年（1201），李珏上奏，论析望亭至吕城段180余里运河的形势，探究沿运地区旱灾的原因：“每遇水涩，纲运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坝车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扰；岂特溉田缺事而已。”这个奏折清楚地说明冬天水浅时，运河通行要役使百姓作坝车水。苏州人范仲淹曾作《水车赋》，称“如岁大旱，汝为霖雨”；“假一毂汲引之利，为万顷生成之惠”。苏轼《无锡道中赋水车》则描写常州无锡地区“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江浙间人目水车为龙骨车）。分畴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润州知州张耒《旱谣》：“七月不雨井泉浑……田中水车声相闻。”他还有一首《早稻》：“晚稻不及秀，日炙根土烈。踏车激湖水，车众湖欲竭。”王十朋诗：“铃斋夜闻水车声，遥想田间老农苦。”“蜕骨木龙忧不雨，更唤两牛眠下土（农家以架车者为眠牛）。水从地底飞上田，不减在天行雨苦。”这些诗词可证，水车在宋代江南已非常普及。朱熹论述水车对浙地的重要性：“又有边临大港，并有积水陂塘，可以车戽接救田段，皆是人户自入夏一干之后。合家老幼举债，辛勤用工车水，救得其禾稻十中只有三五分熟者，即行比仿自熟之田，究见其数，斟量轻重，别作一等优恤。兼有无水车戽，全然旱死田段。”元至元七年（1270），元世祖颁“农桑之制”十四条，其中专门规定水车的制造和使用：“农桑之术，以备旱暵为先。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 明正统元年（1436），廷臣上言，自新港至奔牛段运河150里，宋元时有水车卷江潮灌注，通舟溉田。请支官钱再置水车，水车得以恢复。关于水碓，西汉末年，桓谭称：“宓牺之制杵臼……杵舂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说明至少西汉时已开始利用水碓。东汉时期，水碓在北方已非常普遍。永建四年（129），尚书仆射虞诩上疏：“〔雍州〕因渠以溉，水舂河漕。”李贤等认为，“水舂，即水碓也”。东汉末，曹操徙百姓充实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扰扰不安，既假三郡人为将吏者休课，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在这些地区，水碓与屋宅具有同等重要性。西晋时，水碓是贵族的重要家产，富豪石崇被诛后，“有司簿阅崇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余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刘颂转任河内太守时，“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转为浸害。颂表罢之，百姓获其便利”。晋惠帝太安二年（303），“王师攻方垒，不利。方决千金堨，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禀”。千金堨是洛阳重要运渠千金渠之首，主要功能是堰谷水而成运道。说明西晋时，洛阳运渠上水碓较多，为运渠上常见景物。南朝时，江南有使用水碓记载。宋祖冲之于建康（南京）乐游苑造水碓磨，宋世祖亲临省视。其后，由于江南河岸相对牢固，河流冲击力较强，水碓的使用非常普遍。史载：“自临安西市五里至青溪渡，溪多马卵石，一路多水碓，泉流甚壮。”杭州於潜县有人作《水碓吟》，详细描述水碓的机能和作用。淳安孟士模诗：“村村水碓随流转”；杭州释大善诗：“坐听水碓余千响”；计楠描写建德县：“牛掣水碓遍山隰”；临海侯嘉翻诗：“水碓流声村犬吠，隔垣万个封幽篁。” 绍兴诸暨、嵊县百姓大量设立水碓，“藉水之力以舂”，且有三种式样，以应用于不同的河道中，“平流则以轮鼓水而转，峻流则以水注轮而转；又有木杓碓，碓干之末刳为杓，以注水，水满则倾而碓舂之”。乾隆帝《行春桥乘舟归苏州行宫即景杂咏八首》描写苏州地区诗：“水碓溪桥皆入画，男耕女织总堪题。”江阴蔡澍诗：“桔槔孰悯三农苦，淙淙水碓快机心。”吴康侯《天泉山记》：“昔人遗垣、断灶、水碓故址犹存焉。”安吉县南乡“有水碓，止以舂谷”。“水碓舂者米最白，谓之水碓米。”孝丰市场上也有质量较高的水碓米。水碓依靠运渠，也被用于造纸手工业。富阳江以南山区产方高纸，又名粗高纸、元书纸、白纸，居民“舂以水碓，业是者曰槽户”。萧山南乡所产竹纸、草纸二种，“竹纸制法，夏初取新竹削之，皮曰青皮，肉曰白胚。煮烂漂净，以人力或水碓捣之，撩以至细之帘，而纸乃成”。建德县志教育、慈善项下有许多田地带有“水碓”之名，可资为证。详见下表：碾硙原出于北方。 传说“鲁班作硙”。至少在晋代，江南地区已大量使用水硙。吴郡钱塘人褚陶曾作《水硙赋》。隋唐时，运渠河道中设有大量的碾硙。杨素“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唐代工部设水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津济、船舻、渠梁、堤堰、沟洫、渔捕、运漕、碾硙之事”。开元初，京城“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渠立硙”。唐大历十三年（778），京兆尹黎干治理运道，“泾水拥隔，请开郑、白支渠，复秦、汉故道以溉民田，废碾硙八十余所”。《宋史》中有多处关于诸帝“观水硙”“幸水硙”的记载。宋代奉化安岩寺僧无尽（俗姓汪氏）自创舂硙，“机轮激水，为无穷之利”。杭州西湖，“舂硙之所凡三百余区”。嘉靖二年（1523）旱，宜兴一带“运河绝流，西溪见底，有碓硙之类”。湖州天目巡检宋宪的《曾坝说》写到：“苕、霅二溪入于太湖，故坝之设也，利莫大焉。既无桔槔之劳，或兼得舂硙之利。鸿霖作而不患其盈，河流枯而不虞其竭。”说明在湖州地区筑坝时，人们会考虑设置水硙的附加效益。明代王樵描写镇江茅山地区，“山下富人引水作碓磨，又因以溉田。予与仲淳入孔氏别业，观水磨甚巨，挽非数人之力不能动”。同样，绍兴诸暨、嵊县的水磨“以水转轮，以轮转磨”。由于水碓、水磨比较普遍，并用于经营活动，明代不少地区对此加以征税。杭州富阳县水磨等课钞18锭780文；余杭县、於潜县碓磨油榨分别课钞14锭2贯600文和17锭4贯260文；永乐十年（1412），昌化县水碓课钞91贯200文，水磨课钞21贯120文；绍兴新昌油榨钞1.1214两，系以水碓磨抵办。严州寿昌、建德、桐庐、遂安、分水、淳安碓磨油榨分别课钞815锭1贯186文、54锭1贯710文、296锭448文、19锭1贯200文、64锭600文、198锭600文。湖州武康县钱家边旧设黄纸水碓，因碍水道，不利于民田灌漑。雍正七年（1729），知县李征熊将84两4钱的水碓税银归入地丁均摊，“田地山荡科纳，通详禁止，水碓遂废”。这些史实说明江南水碓、水磨的繁多与在民生用途方面的广泛。![]()
宋代，为了解决镇江地区运河的水位落差，造闸建澳，以保持较高的水位，称为“积水澳”。航道缺水时，开放澳水灌闸，提高水位。高水位闸室泄出的水流进入低水位澳中储存，是为“归水澳”，可使贮水循环使用。发运使曾孝蕴制订了三日一启闸的规章。但运河过于繁忙，有时来不及归水、贮水。“比年行直达之法，走茶盐之利，且应奉权幸，朝夕经由，或启或闭，不暇归水。”这种情况下，还得使用水车车水。宣和五年（1123）诏：吕城至镇江运河浅涩狭隘，“两浙专委王复……同发运使吕淙措置车水，通济舟运”。崇宁（1102—1106）初，政府置提举官一名，专管闸务与归水澳。乾道（1165—1173）后，闸与归水澳均败废，镇江知府蔡洸曾进行修复，但未能完成。嘉定（1208—1224）中，当时的镇江知府史弥坚在丹徒安港导流，西南注入经修复的归水澳，以济漕渠，于港口置上下两闸，又于上闸的西部原有的陂泽故址开浚秋月潭。在下闸的东部浚修北固浦。经过这次维修，“故闸虽日启，渠不告亏失”。史弥坚还在转般仓后创开护仓壕河，东北与甘露港相接，在港口建造石闸、木闸2所，以便运输。归水澳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载：“昔之为渠谋者，虑斗门之开，而水走下也。则为积水归水之澳以辅乎。渠积水，在东归水，在北皆有闸焉。渠满则闭，耗则启，以有余补不足。是故渠常通流，而无浅淤之患。”砩是专门用于灌溉的设施，大多使用石砌，比一般土筑堤堰更精致、更便捷，既可通水为渠，又可蓄水为库。富阳县善政里有湖山砩，宽2里，溉田2000余亩，“有灌溉之利，无疏凿之劳，水利之最渥者也”。万历年间，湖山砩的下坝被水冲坏，县令喻效龙督令受益田主按田亩出资捐助，下面用石砌筑，“遂免旱涝之患”。砩在绍兴最为常见，多设官员专门负责。史载：“会稽亦有砩，而嵊、新昌在万山中尤多用。砩渠引水，旧置一长，领之水利，官亲董其事。”新昌县南有孝行砩，为宋代知县林安宅所开，自虎队岭导流入东洞门，绕南门向西，由大砩桥抵达三溪。砩长10余里，灌田13000余亩。明正德、嘉靖中，水决虎队岭，砩渠或淤或坏，知县涂相等人进行维修。万历三年（1575）大旱，知县田管令百姓协力修浚，并均分水利。五年（1577），采木石筑长𨃅，堰溪水入砩。“又延砩加上坚筑，甃以石板。于大佛桥泄水之处设巨闸，建窦瓴，立流水闸，以时旱潦均灌溉，由是水利溥矣。”宁海地区，“山确海堧，易为旱涝，其间为砩、为塘、为井，乡城不一，均所以时蓄泄而济熯润也”。宁海连理乡有黄坛砩等13砩；朱开乡有钟家砩等5砩；永康乡有上白溪砩等11砩；仙岩乡有外洋岭砩等9砩；新宁乡有仓头砩等4砩；宁和乡有圣前塘坑砩等9砩。嵊县浩江大砩长达500丈，龙西砩、沿岩砩各长300丈。石鼓砩、源通砩、黄家塘砩各长200来丈。上渠砩、下渠砩各长150余丈。棠溪砩、湖北新砩、益通砩各长100来丈，分别灌田千余亩。深林砩长150丈，湖塍砩长130丈。黄泽砩长80丈，灌田1500亩。下通赖石砩，灌田3000亩。山前坂砩、双岩砩各灌田2000余亩。守山砩、临安砩、纵枝砩、俞家砩、杨广砩、白肚砩、横溪砩各长100来丈。前花砩、六都桃花砩、潭遏砩各长70丈。黄济渠砩、陈大砩各长50来丈。戚家砩长40丈。三都桃花砩、任泉砩、杨古砩、秋头砩、黄城砩、王金砩、新石砩、通渠砩、胡家砩、菖蒲砩、西湖古砩各长30来丈。千浦砩、澄塘砩、相家砩、洪婆桥砩、油草砩、大岩砩、样头砩、秋禄砩、苦竹大砩、铛黄砩、皁角砩、陈邨砩各长20来丈。下黄坂砩长18丈，水入高桥口，上灌富顺田，下流灌范邨等庄田。城后砩、许宅砩、下齐砩、曹娥砩各长10余丈。另有长度不等的砩几十个，如陈塘砩、吴家砩等。较大的砩，地方官设有砩长加以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嵊县和新昌交界五都村的湖塍新砩。嵊县民众在此筑砩灌田。嘉庆十七年（1812），洪水冲淤，准备另开新砩，被新昌百姓控告。嘉庆二十年（1815），嵊县县令请求明州知府赵秉初亲自勘察，并与新昌县令协商，于旧砩以北开新砩，接引溪水。新砩由新昌、嵊县百姓共用。新昌人灌1日，嵊人灌5日。新昌人灌田300亩，嵊人灌田1600余亩。这一水利纠纷得以和平解决，充分体现了官民智慧，最终获得双赢。 “碶”的含义，据曾巩解释，“鄞人累石陻水，阙其间而局以木，视水之小大而闭纵之，谓之碶”。也可以说，碶是闸堰的升级版。
据载，东晋元嘉（424—453）中，谢灵运之子谢凤任鄞县令，“乃于县东二里造方胜碶以蓄水，岁溉田五千余亩。碶北阻大溪，复架石为梁，民不病涉”。唐宋时期宁波最重要的碶是府城南门一带的乌金、积渎、行春三碶。大和七年（833），王元暐修建它山堰后，为排泄暴流遂造三碶，“涝则决暴流以注江，旱则取淡潮以入河”。它山堰口东15里为乌金碶，又东3里为积渎碶，再向东27里为行春碶。当地人全祖望记载了上述三碶的作用。望春白鹤诸山下，“其初有广德湖以蓄水，既废，遂合两道之水直抵望京门，入月湖与它山之水会。它山之水盛，则城外有行春、乌金、积渎三碶以泄之江；大雷之水盛，则城外有保丰碶以泄之江”。宋代是鄞县修碶的高峰期。王安石在《鄞县经游记》中记叙：庆历七年，“余自县出，属民使浚渠川……升鸡山观碶工凿石”。全祖望说：“吾乡水利，阻山控海……而其地势有崇庳，故必资碶闸之属以司启闭。”全祖望把碶闸视为鄞县精神的象征。他写道：“读丞相碑记，以为碶闸者，四明水利之命脉；而时其启闭者，四明碶闸之精神。美哉！言乎夫水利之命脉，即斯民之命脉，而碶闸之精神乃牧守所注之精神也。”除前述三碶外，宁波比较重要的碶还有鹊巢碶、风堋碶。鹊巢碶，又名开庆碶，在鄞县东10里。开庆元年（1259），由知府吴潜兴建，“河流不复渗漏，海潮不复入河，名曰开庆”。风堋碶，一名望碶，在鄞县西南30里光同乡。熙宁（1068—1077）中，县令虞大宁修建，“用却暴流，纳淡潮者”，溉田5500余顷。 全祖望记叙：“吾乡南道之水皆资它泉之启闭，而其启则以鄞江为壑。故沿途为堰、为碶，以待之鄞江之南流者。”桓溪前港之上游经唐君庙，由唐家堰入江。其下游会合后港之水，由乌金碶入江。所形成的荷花池、龙舌渚，“其水不与溪相通，然实即溪上之水，引入田中而放为浦者，岀东津桥，经鹊巢碶入蕙江，旱则亦能蓄江水以灌田”。宁波东钱湖地区还有四个重要的碶，即钱堰碶、梅湖碶、平水碶和高湫碶，“皆湖之所由以为盈涸者也”。宁波另有大石桥碶，淳祐二年（1242），郡守陈垲重开，内可泄水，外可捍潮。其他比较著名的碶有五乡东西碶、萧皋碶、贝则碶、云龙碶、欤碶、东周碶、古塘碶、樟木碶、栋木碶、茅针碶、史家碶、进阁碶、周大悲碶、竺迦碶、胡泊碶、桃源乌金碶、育王碶、余丰碶、保丰碶等。归水澳、砩、碶的创设，使江南地区由资源性丰水成为工程性丰水的地区，体现了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运河乃大致南北向河流，而沿运地区多西高东低，河身阻滞了河西一侧的排水，造成大量的水潦。经函（泾函）是水立交技术，从运河底下修建涵洞，排泄运堤拦阻的滞水。北宋单锷点破了经函（泾函）的机理：“盖古之所创泾函，在运河之下，用长梓木为之，中用铜轮刀，水冲之，则草可刈也。置在运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东西二函地名者此也。”正史载常州有“古泾函”，或在唐、五代时，就修造了这一惠民设施。宋神宗时，凌民瞻在江南疏浚运河，“隳败古泾函、石闸、石[XC03T2.TIF]，河流益阻”。熙宁二年三月甲申（1069年4月11日），“至是民瞻等贬降有差”。宋代常州城朝京门外有海子口，运河水涸时，有巨木横亘河底，当地人称为“海眼”。这里就是单锷所说的“东西二函”中的西函。治平（1064—1067）中，元积中开运河，还见到函管，只是被泥沙淤塞。常州城东丁堰清水潭为东函，宋代“乡人发之则水溢”。黄震写道：“元积中见经函（泾函）于运河底，是亦古人泄水一法。” 镇江城至丹阳中路的运河，多有经函（泾函）之设，由西向东从河底贯穿，经函高、宽各4尺，皆用巨石磨琢而成，缝隙缜密，以铁为窗棂。南唐林仁肇在运西地区有田数十顷，地势低于河底，“若不置经函泄水，即潴而为湖，不可为田”。由于经函（泾函）的作用，这些洼荡成为了“良田”。明代，运河底部建有大量的泄水洞。永乐九年（1411），官府一次修复长洲至嘉兴石土塘桥路70余里，泄水洞131处。陈懿典《嘉兴新筑运河石塘碑记》载，明末，吴国仕任嘉兴知府，在秀水县修运河泄水洞5座。乾隆三年（1738），苏州巡抚许容浚长桥河，疏浚泄水洞16处。笕也是小型水立交设施，比经函（泾函）简单，可过涧逾岭，隔空、隔河运水，在浙地使用最广。相传南朝梁代海宁人戚衮夫人从海宁经过，见运河南一带地势低洼，屡为水害，教以木板为筒，于运河之底把水排入下塘，“涝则泄，旱则闭，其名曰笕，大为民便。有司设笕户，常令按视修治”。海宁县一都有高家笕、尹家笕、王家笕；二都有戈家笕、向家笕、石家笕；三都有丁沈笕、周徐笕、蔡家笕、万沈笕、梁广笕、方姚笕、姚沈笕共13笕，袤延25里。长庆（821—824）初，白居易为杭州太守，“重修六井，甃函、笕以蓄泄湖，溉沿河之田”。白居易称：“钱唐湖……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这里使用的石函即是常州一带的经函（泾函），与笕共用。钱塘县临平镇西茅桥有河底石笕，“甃石于运河之下，以泄曹家渠之水，暗注下河，俗称河底河”。庆元元年（1195），杭州知府吴渊重修临平石笕。景定三年（1262）、元至元三十年（1293）、大德元年（1297）俱经重修。 杭州余杭县东有乌龙笕，为钱镠所置。另有亭子笕、李坝笕和尹公笕。仁和县十五都至十七都有小林大闸，由于运河高田不能使用下塘河水，干旱时无法车灌，在此修建闸、笕，“隔塘白洋、石目二笕下流，其为下塘高田之利最溥”。仁和县官塘运河有隽堰西笕、李王塘笕、金家堰笕、白洋笕、石目铺笕、冯家笕。“以塘下高田旱无车灌，置此诸笕，由隔塘泄运河水溉之，而于笕下又各置检水闸，以节上流。”崇祯十四年（1641）大旱，杭州诸闸、笕俱因位置较高不能泄水。官员临时抽去运河底石泄水至下河，溉田数十顷。但泄水后无法恢复原状，石缝不能弥合。陶子昂献策，“截运河两边水戽干，以猪肝杂瓦灰捣烂合石缝，不半日而石底如故，至今犹坚固也”。经函（泾函）等水立交工程技术的修建和使用，极大地减少了运河带来的负面影响，维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条件。这与明清时为了保运，常年在江北地区造成数千乃至数万平方公里的滞洪区形成了鲜明对比。![]()
运河是中国古代不同地区物质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人工媒介，物质文化的交流造福于每个地区的民众。通过连接北方的关中、河南、河北、河东等地区，江南运河把北方普遍使用的水碓、水磨、碾硙、水车等设施引入到南方，利用南方河道水流更急、河岸更加牢固的特点，使其既成为农业工具，也用于手工业活动。宁波、绍兴地区因地制宜地利用多山的特点，在河道治理中大量修建砩、碶等设施。为了解决运河与其他自然河流相交，易在运河一侧（多为西侧）形成大片滞水区的难题，苏南地区发明了经函（泾函）、浙江发明了笕等水立交技术。宋代镇江地区创建的积水澳和归水澳，迄今仍为船只经过不同水位落差的河道所必用。这些设施使江南由资源性丰水，变成资源性丰水与工程性丰水并立的地区。这些设施的引进和改良，说明中国古代民众非常注重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制造和创造出更加适合区域特点的工具、工程和技术。 民生设施在江南地区的大量推广并使用，首先与江南地区的水文地貎密切相关。江南运河所经过的江、浙地区，海拔基本上在10米以下，给运河治理带来了莫大的便捷。江南运河水源丰沛，除把长江、松江、胥江、钱塘江、浦阳江、曹娥江、甬江连接起来，还把太湖、滆湖、鉴湖、西湖、练湖、湘湖等湖泊、塘泾串连起来，既成为运河的水柜，又能较好地发挥灌溉作用和行使其他惠民功能。其次是江南在唐中期以后，始终是大一统王朝的财赋重地，各代官员有着法定的使命和基本的理性来维护江南地区的农业丰稔和社会稳定。在大多数情况，做到了交通与农业兼顾，相得益彰。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江南士绅向来具有造福乡里、尽职社会的传统，特别是宋以后，大量士绅不惜尽己资以纾乡土之困，对水利事业多予研究关注，并积极加以维修整治。许多士绅在基层行使社会调解的职能，使得江南地区的水利冲突要远小于其他地区，地区性协作则司空见惯。*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运河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项目号：17ZDA184）的阶段性成果。说明：古代史籍中，浙西运河又称“江南运河”。本文的“江南运河”是指苏南、浙北地区的运河，包括浙东运河和浙西运河。
责任编辑 | 潘 清
微信制作 | 静 姝
图文初审 | 丁惠平
审定签发 | 赵 涛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4年第3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欢迎转发与授权转载。如需转载请留言或联系025—85699971，联系人: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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