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学刊》‖ 黄少安丨理性认识中国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

近年来，中国人口总量和结构都在发生一些重要变化。例如，人口总量从2022年开始出现负增长，较上一年度减少85万人，2023年总人口数比上年进一步减少208万人，是否会由此形成加速减少趋势还有待观察；从21世纪10年代中期开始，老龄人口比例明显提高。其实，中国人口政策已经适时做了一些调整，社会各界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展开了热烈讨论，但是，各方观点并不一致，某些观点甚至可能存在误判、产生误导。为此，亟待理性分析中国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及其主要的经济社会效应。

发展中国家人口总量增长规律

和中国人口总量增长轨迹

（一）发展中国家人口总量增长规律

任何一个国家，相对于其资源总量而言，都有一个理论上的人口最优规模和极限规模。规律性变化是：（1）在最优规模达到之前，在一定限度内，个体增加生育的边际收益都大于边际成本，对于国家整体而言，也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可谓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一致，属于帕累托改进。（2）当达到最优规模以后，在一定限度内，个体多生孩子的私人总收益还是递增的，私人边际收益也还大于其边际成本，但是从国家整体而言，总成本和社会负担递增，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出现冲突，如果没有政府干预或干预力度不够，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并且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会从高到低递减，但是人口总量还会增加。（3）当达到极限规模时，个体生育孩子的私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生育或多生育孩子的内生动力消减，不仅人口自然增长率会进一步递减甚至负增长，而且人口总量也可能递减。如果有政策的干预，上述进程会有所变化，极限规模可能不出现或晚出现，但是趋势不会改变。

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但是总量增长率的总体趋势是递减的（不等于人口总量同时递减）。随着人类医疗技术的进步和一些国际援助措施的实施，人类应对各种疾病的能力大幅度增强，只要有生育欲望就会有人口的高增长，即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也基本上摆脱了15世纪以前的慢增长状态。假如没有战乱，发展中国家的生育意愿明显强于发达国家，因此，人口增长更快。首先，从经济意义的内生因素来看，越穷的国家（地区或家庭）往往越偏好多生孩子。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养老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家庭更倾向于通过多生孩子为未来养老提供保障，相当于建立了私人化的养老保险机制；另一方面，越穷的国家（地区或家庭），多生养孩子的私人总成本和单个孩子生养的私人成本都比较低，增加生养孩子的私人边际成本递减，而私人总收益会递增，而且多养孩子能够分散风险，大量成本是外部化的，从而陷入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冲突的困境之中。其次，从生理学意义来看，只要营养水平达到某个阈值，发展中国家人口比较低的营养水平反而有利于其形成比发达国家人口更强的生殖能力。因而，发展中国家开启发展进程以后，其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在初始阶段一般都会很快，但是，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人口总量增长速度总体上会递减，越接近现代化完成阶段就越接近老龄化阶段或低生育率阶段。最后，从地理学意义来看，地球上的人口增长还有一个规律性现象，即热带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寒带地区，而贫穷国家多数处在赤道附近的热带地区。热带地区一年四季气候炎热温暖，而且不需要耕作就能从自然界直接获得基本食物，因此，生育孩子的基本成本很低，加上热带地区人口性成熟早，提高了繁衍速度。同时，因为人口繁衍快、数量大，热带地区一般难以进入现代化进程并实现现代化，这些地区人口增长的极限可能就是自然资源的约束。而寒带地区养育孩子的基本生活资料成本要高得多，加上性成熟晚，所以生育率比较低，当然也很少因为人口太多而贫穷。此外，人们都知道战乱会影响人口增长，主要包括直接战死、因为战争导致食物和医疗资源短缺而增加死亡人数以及因为食物和医药短缺导致出生率下降和婴儿死亡率提高。一个国家一旦战乱停止，开启发展进程，人口就会迅速恢复性增长，尽管人口总量会长期保持高位增长，但是增长率的总体趋势也是递减的。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总人口增长率会呈现递减趋势？只要现代化进程正常推进，就必然会出现如下经济社会现象：第一，虽然居民收入差距会有所扩大，但是每个阶层居民的绝对收入都会快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也会快速增加；第二，政府财力状况和居民福利诉求都会促使包括养老体系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而且保障水平会逐步提高；第三，中等收入群体逐步形成且规模逐步扩大。因此，假定既没有生育管制，也没有生育刺激政策，居民家庭生育偏好将会结构性递减从而总体递减。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除了收入水平“中等”这一基本特征外，还有统计对比意义上的价值观稳定、努力向上、对自己和子女的要求高、重视教育、消费能力强、家庭生育和消费等决策行为比较理性等特征。中等收入群体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有相对好的社会保障，生育子女的私人成本比较高，从而由重视孩子数量转向注重提高孩子的质量，于是他们作为社会主体阶层的生育偏好会内生地递减，这一群体的行为对社会总的生育偏好递减的影响权重是最大的。少数超高收入群体的生育偏好是不受生育孩子的私人成本和社会保障体系约束的，他们会积极生育，但毕竟只是极少数群体，而且生育欲望和能力不是无限的。只有低收入群体仍然遵循原来的规律，相对而言有比较高的生育积极性，不过他们也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降低生育偏好。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增长率符合发展中国家人口变化规律

图1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变化

由图1可知：（1）1949年新中国成立，本土战争状态基本结束，总体而言，国内趋于安定，出生率提高、死亡率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进入高速增长状态。（2）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上长期处于高增长状态，但是，1963年达到最高峰以后也大致呈下降趋势，直到2022年，自然增长率和总人口都出现了负增长。不过，由于人口总量基数巨大，尽管后来增长率总体递减，但是人口总量仍快速增加。（3）两个特殊时期中国人口增长率反常：一是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出生率明显下降甚至出现两年负增长，而死亡率反常地高增长，导致极短时间内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负增长，这是重大异常变量冲击导致的，不影响人口增长的总体趋势；二是2016年正式放开二孩政策，但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生育率大幅度反弹，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是在很短暂的时间内略有反弹，在2018年迅速回归递减趋势，而且到2022年出现了负增长。可见，中国人口增长率是符合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变化规律的。   

但是，从2018年开始，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导致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而且到2022年出现拐点，变成负增长，可能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出现这种陡然变化，因为这短短几年中国不可能变成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水平也不可能发生大幅度的档次性提升。那么，如何解释21世纪10年代后期中国人口增长率的陡然下降和转向？以下几个因素必须予以重视：第一，2008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以来，中国虽然依靠实体经济部门加大投资，加上居民高储蓄支撑了消费需求，保持了良好增长态势，但是从2015年开始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第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对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短期冲击；第三，新冠疫情和西方国家的遏制两大外部冲击。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而且反弹难度加大，加上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低迷，直接导致居民就业难、收入增加难、既有储蓄消耗大、资产价值缩水幅度大，尤其是广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和资产损失相对更大。这些因素明显影响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和对未来的预期，因此，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结婚、生育的意愿和行为，从而对人口增长率总体递减趋势起到一种突然加速的作用，使得人口超低增长和负增长阶段提前出现了。而且，中国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国情，就是人口总量基数巨大，曾长期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既出于理性，也出于本能，当人口多到一定程度，生存竞争的压力自然会更明显、更快地降低生育意愿、收敛生育行为。今后经济明显好转后，或许会有一定的反弹，但是改变不了总体趋势。

中国最优人口规模

与人口总量变化轨迹

（一）是否存在最优人口规模

中国的土地到底能够承载多少人口？就像整个地球能够承载多少人口一样，是一个很难给出具有说服力答案的问题。其中的原因包括：不同人群对自身生活是否舒适幸福的感知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地球不同板块的土地供养人口的潜力不同；地球的气候条件以及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潜力都会不断变化；人类的技术进步也会不断改变生活资料的生产能力。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测算“供参考”的人口规模，包括最优规模、极限规模等。假定一个国家总体上是安定的，没有大的内外战争和其他形式的动乱，同时假定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没有重大战略失误，就可以用底线思维方法对人口规模进行估算。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是食物，而食物的基础性资源约束是耕地和淡水，也就是说，决定人口规模的基本因素是耕地和淡水。按照2021年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中国耕地总面积约为19.18亿亩，虽然仍高于国家规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但仅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6%—7%，人均耕地面积约为1.4亩，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4.4亩左右）的三分之一。中国淡水资源总量也没有一个绝对准确的数据，普遍认为大体上在2.7—2.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也在6%左右，人均淡水资源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不仅总量不够，而且分布严重不均衡。我们假定现在世界人均耕地和人均淡水资源是一个人类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或最优状态（虽然这个假定不具有很强的合理性），以耕地计算，中国最优的人口规模应该是现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即4.8亿左右。如果按照资源的短板原理（最少的资源量决定食物来源量），依据淡水资源量计算，那么中国最优的人口规模应是3.6亿左右，大致相当于现在美国的总人口。美国与中国国土总面积差不多，耕地面积大于中国，也就是中国人口总量如果与现在的美国相当或者略大于美国，中国的人口与资源的相对状态也将与美国相差不大。假如3.6亿总人口作为中国的最优人口规模，将呈现诸多优越性，至少耕地可以大规模休耕，更多土地可以天然生长植被，农产品质量可以更高。这虽然只是一种最简单的计算和类比，但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可耕土地与人口规模之间高度相关。笔者测算了可耕土地与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详见图2。从世界各国人口规模与可耕土地面积之间关系来看，国家之间的可耕土地面积差异可以解释国家之间人口差异的59.27%，说明土地资源限制是国家之间人口规模差异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从图2来看，中国距离拟合线最远，属于人多地少最为明显的国家之一；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有着世界第二的耕地面积和相对较少的人口。位于拟合线之上的国家主要有中国和印度等人口大国，位于拟合线之下的国家则包括美国、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等。直观来看，相对于位于拟合线之上的国家而言，位于拟合线以下的国家人均发展水平更高（图2中圆圈大小表示人均GDP水平，圆圈越大表示人均GDP越高）。根据世界平均水平，我国适宜的人口规模是6.03亿。假如6亿左右是中国耕地资源约束下的最优人口规模，那么，14亿左右的实际人口规模已远远超过平均的耕地承载能力。   

图2  人口规模与可耕土地面积之间关系

当然，一个国家的最优人口规模其实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不仅要考虑资源承载能力，还要考虑大国还是小国、国家发展战略是内敛型还是扩张型、符合技术伦理的技术进步、就业压力、社会保障、国土安全、综合国力等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对于不同国家最优人口规模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以国土安全这一因素为例，美国东西海岸没有邻国，分别濒临大西洋和太平洋，南北邻国长期对美国不构成竞争压力和安全压力，因此，在国土安全系数很高的条件下，美国的最优人口规模和极限人口规模基本取决于资源承载能力的约束；而中国则不同，由此决定了最优人口规模需要更大一些。综合考虑以上几个因素，中国最优人口规模可以大于6亿，但是超过的幅度估计在1亿左右，7亿左右可能是最优规模。由于人类的技术是不断进步的，而技术进步会提高食物生产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因而在只考虑人口增加对基本食物的需求的情况下（不考虑就业压力等），最优人口规模会随着技术进步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但是，从人的舒适生活角度考虑，最优人口规模的提升幅度有限，因为除了基本食物，人们的生活需要还有很多方面，一旦超过最优规模，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就会凸显，而且超出越多，矛盾越尖锐，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就越大。当然，并不是说人口总量超出最优规模，人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只是生存和发展的竞争加剧、压力加大、难度加大，人均收入和幸福指数难以提高，总体发展速度和水平难以对冲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且，这种在最优人口规模基准上的数量增加是有极限的。极限在哪？笔者猜测：在最优规模基准上翻一番即增长100%可能就是极限。到了极限之后有两种可能：一是人们理性地自我约束生育，达到生育孩子的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私人边际收益的均衡点，自此开始人口总量和自然增长率都出现负增长；二是对外扩张，转移国内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本质上就是单方面强制实行人口、资源的跨国配置，最后往往付出极大代价而不能达到目的。

（二）中国人口政策和人口总量增长轨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2018年前后，虽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总体趋势是递减的，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加上长期处于高位的自然增长率，人口总量快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底中国人口已经达到5.4亿左右，从5.4亿到6亿级用了5年（1954年），从6亿级到7亿级用了10年（1964年），从7亿级到8亿级用了5年（1969年），从8亿级到9亿级也只用了5年（1974），从9亿级到10亿级用了7年（1981年），从10亿级到11亿级也用了约7年（1988年），从11亿级到12亿级用了约7年（1995年），从12亿级到13亿级用了约10年（2005年），从13亿级到14亿级用了约12年（2017年）。可见，新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呈现倒U型轨迹。20世纪50年代，虽然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由于当时基数比后期小，总人口约10年增长1亿，60年代初有两年人口负增长，对冲了后面的超高速增长，所以从6亿到7亿也用了约10年。但是，从1964年的7亿到1995年的12亿，都是5—7年增加1亿。从1971年到1980年，在初步实施生育管制政策的情况下，人口总量还增加了1.35亿。由此也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从1980年开始实施比较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

图3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总量及增长变化情况

（三）理性认识中国人口总量及其变化和计划生育政策

现在中国人口总量超过14亿，从2022年开始出现下降，刚好是在前文估算的最优规模（7亿左右）基础上增加到极限规模（14亿左右）时出现负增长，即便出台了准生二孩三孩的政策也没有扭转趋势。这些事实说明，中国人的理性和本能反应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规律基本一致。现在需要讨论几个基本问题：中国人口总量现在是多了还是少了？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该实施？未来中国人口总量如果递减会怎么样？

笔者认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超过了7亿，超过了最优规模，尽管“三年困难时期”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不是常态，但是已经敲响了警钟。这说明，中国一旦遇到大面积自然灾害，人的基本生存就会面临威胁，而且回旋余地很有限。也许当时中国决策者已有所反思，其实1962年中央就开始倡导计划生育，首先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地区实行，但是力度不大，而且“文革”开始后不再实行。由于20世纪50—60年代基本没有实行严格的生育管制，不仅人口的高生育率和高自然增长率没有得到遏制，而且造就了巨大的人口基数和所谓的50—60年代“婴儿潮”，对后来中国几十年的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除了“三年困难时期”的食物严重短缺外，更多与人口总量高度相关的事件应该被人们所认识和记忆：一是中国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是1968年开始的，持续到1978年。为什么大规模下乡？主要是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减速，城市没有办法容纳大规模的年轻人就业。大量年轻人聚集在城市却不能就业，必然会增加城市社会秩序稳定的压力，下放到农村相当于分散了城市就业压力，但是却增加了农村负担。二是中国粮食常态化短缺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因为曾经的“婴儿潮”此时进入食量高峰年龄段。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农民是在这个年代自发打破维持了20年左右的“人民公社体制”而实施“分田单干”，即官方确认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三是相对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从1980年开始实施。四是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的以整顿治安秩序为目标的“严打”。从1978年开始，不仅停止了“知青下乡”，而且原来下乡的知青开始快速大规模返回城市，再加上陆续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生，就业需求快速膨胀，而与此同时，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没有全面加速，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年轻人挤在城市又没有工作，违法犯罪率提高与此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这些事件大体在同时期发生，一些处置措施或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也难免产生一些弊端。这在根本上还是因为人口太多了。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就业困难问题，仅每年新增的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就超过1000万，还有那么多的大学以下学历的年轻人需要就业。因此，认为中国人口少了的判断难以成立。

认为中国人口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力主奖励生育的人士，常常拿印度和日本一大一小两个邻国进行横向比较，从而说明中国人口密度不高。这可能源于这部分人的认知偏差。日本国土面积37万多平方公里，而且多山地，全国平均的人口密度约330人/平方公里，确实远高于中国（约140人/平方公里）。可是有如下几个基本事实必须予以正视：一是中国以“胡焕庸线”为界，以西以北的约五分之三的国土不适合人类大规模生存和发展，以东以南地区生存着中国95%左右的人口，东南沿海省份除了广西、辽宁和海南的人口密度在200—300人/平方公里之间以外，其他省份人口密度都在400人/平方公里以上，远超日本，甚至有8个省份人口密度超过500人/平方公里。中国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和关中平原是主要的人口密集区，平均人口密度普遍在500人/平方公里以上，高的地区超过1000人/平方公里。二是中国虽然陆地面积远远大于日本，可是可控可用的领海面积却小于日本。日本领海面积有447.94万平方公里，中国为396.23万平方公里，而且实际上中国还有相当大的比例不可控不可用。三是日本居民日常食物主要来自海洋，属于主要从“海里捞食”的海洋文明民族，而中国则属于主要从“土里刨食”的土地文明民族，因而，不能以中国的食物来源观去度量日本的食物资源状况，并且认定日本资源严重短缺。四是人口数量级不同。14亿与1.27亿相比较，对本国资源和全球资源的压力以及受制于世界的可能性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印度人口密度确实远高于中国，现在总人口已经超过中国。先对比中国与印度的耕地资源，中国120多万平方公里，而印度160万平方公里左右，比中国多20%左右，而且其耕地几乎全部在北纬35度以南地区，至少可以一年两熟，大部分可以一年三熟。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位于一年三熟制地区的耕地只占全国耕地总量的14.73%，位于一年两熟制地区的耕地占37.40%，位于一年一熟制地区的耕地占47.87%。也就是说，印度的大部分耕地1亩相当于中国2—3亩。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印两国人口总量差不多，中国是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最大进口国，而印度却是最大出口国之一。再看国土面积，印度陆地总面积298万平方公里，远不及中国，但是其领海面积有260多万平方公里。此外，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70年代以来趋于严格，而且也是有成效的，否则现在人口总量更大。可能因为制度、观念等的差异，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力度不如中国。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基数、自然增长率和总量增长速度来看，中国应该是最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马寅初先生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有现实和理论依据的，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得到国家政策层面的足够重视，否则可能不会产生50—60年代“婴儿潮”。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行以“晚、稀、少”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有点晚，但却成效明显，在较大程度上抑制了高出生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然而，由于基数已经很大，还是没能抑制住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因此，从1980年开始普遍实施相对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就很有必要了。到2016年开始陆续放开二孩三孩也是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做出的政策调整，是正确且必要的。中外批评或否定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客从所谓人权意义上展开的攻击，可以不予理睬；另一类是从经济学或社会学的学术和政策评估意义上的批评。从理论上说，中国即使不实行任何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会呈现长期递减趋势，人口会自动进入收敛状态，这在经济学逻辑上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时间和成本支付能力。我们不必采信一些专家或机构预测的如果中国一直不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到哪一年人口就会达到惊人的多少亿，是现在的多少倍，因为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很多，人们的生育行为会受到一些规律的制约；更加不必采信和评论一些人士提出的没有学理和经验事实支持的过于夸张的说法。但是，如果一直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有一种可能性很大：中国会提前（约20世纪80年代）达到和突破人口极限规模，使得国民经济面临人口危机，中国能否在那时承担起巨大的人口负担、能否实施改革开放、现代化道路怎么走以及现在的中国是什么状态，都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笔者认可：中国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延缓了人口极限规模的到来，对缓解中国的资源压力、顺利实施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有巨大贡献。

如何认识中国人口结构变化

（一）中国现阶段出现的是“老龄潮”不是“老龄化”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是指一种老龄人口比例持续性、规律性和趋势性增加的状态和过程，但是，它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会有完成的时候，就像工业化、城市化等一样。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发达国家的“发达病”之一。发达国家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前，也会经历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总量递增的过程，但是成为发达国家之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且保障水平提高，原来的功能性生育行为（养儿防老）会收敛，于是在一定时期内生育率下降、新生儿减少，从而老龄人口比例提高，可能出现总人口超低增长或负增长。但是，这一过程一般会持续20—30年，等一代老龄人口告别人世后，自然会出现恢复性增长。而且不同发达国家人口与资源的相对关系或人口密度不同，是否出现“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以及持续的时间，可能有差异。一些资源丰裕的大国即使出现“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也可能通过移民途径予以缓解。按道理中国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还不可能也没有“资格”患“老龄化”这种“发达病”，可是最近几年又确实出现老龄人口比例大幅度提高、养老压力陡增的状态，怎么解释？笔者认为，中国出现的不是人口“老龄化”而是人口“老龄潮”或“老龄人口潮”。20世纪50—60年代“婴儿潮”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自然形成食物消耗高潮、就业高潮和结婚高潮，与前面提到的几个几乎同时出现的困难叠加，形成一个“困难潮”。全面改革开放以后直到现在，“婴儿潮”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劳动力红利潮”，他们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相吻合，又吃苦耐劳，对中国能够发展到“中等发达阶段”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几年当年的“婴儿潮”陆续进入退休阶段，陡然成了“老龄潮”，而且，同样是这一批人严格执行了独生子女政策，他们的下一代也正好是近几年作为劳动人口进入社会，尽管总数不少，但是与其父辈相比，比例低了很多。这就是中国现在出现“老龄潮”的历史原因，不具有规律性和趋势性，只是中国几十年前“婴儿潮”必然的阶段性后果。今后一段时期（25年左右）中国将不得不为“老龄潮”承受养老压力巨大的代价。中国的“老龄潮”与一些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本质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措施来应对“老龄潮”。

（二）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对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红利的影响

人口结构及其变化有多个维度，本文重点关注年龄结构中的“老龄潮”对中国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红利的影响。“人口结构”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人口红利”则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虽然学界对“人口红利”的具体定义和表达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都是从人口年龄结构的经济效应维度去定义的，都强调或揭示劳动人口比例高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有“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之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明确把人口红利定义为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引发的经济增长潜力，主要是由于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导致的。该定义简洁明了，本文采用该定义。一般而言，只要劳动人口多于非劳动人口，就存在“人口红利”，比例越高“人口红利”越多。“劳动力红利”是一个标准的基于劳动力供求关系所定义的经济学概念，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劳动力供给在一定时期内常态化地明显大于劳动力需求，就有劳动力红利，生产部门就会有压低劳动者工资的空间，从而有生产成本低的优势，这在一定限度内有助于经济实现较低质量状态的高速增长。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前期，会有丰厚的劳动力红利。现在一些人士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刘易斯拐点”出现的论断，应该与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有关，但却是对刘易斯理论的错误理解。刘易斯于1954年在《无限劳动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二元经济结构”，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即维持生计的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即工业和城市部门；假定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过剩甚至一定时期内无限供给，边际生产率很低甚至为负数，那么，传统农业部门会在不影响传统农业总产出的前提下以很低的工资水平（维持生存的水平）向资本主义部门输送剩余劳动力；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规模扩大、速度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同时，劳动力再生产的速度和规模递减，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趋于消失，劳动力变得稀缺，劳动力供求关系趋于均衡，于是劳动者的工资接近均衡点水平。这个均衡点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可见，“刘易斯拐点”是与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劳动力红利相关的命题，与人口红利完全不是一回事，有无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没有直接关系。只要劳动人口比例大于非劳动人口比例就存在人口红利，然而，是否存在“劳动力红利”与有无人口红利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在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仍然可能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劳动力供给过剩。还有一个相关概念叫“人力资本红利”，指由于国民文化科学素养提高带来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和创新能力增强，引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和质量提升的潜力加大。

图4  1990—2021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由图4可知：1990年后，老年人口占比逐渐上升，到2017年前后才明显上升；儿童人口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在2010年前后趋于平稳；劳动力人口占比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2010年前后达到最高点75%左右，之后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下降的速度不快，从1990年到现在一直在66%以上，现在还有68%，劳动人口比例一直远远高于非劳动人口比例，劳动力红利一直大幅度存在，虽然随着“老龄潮”的出现总体上有递减趋势，但是递减的速度不算快。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到2020年，我国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也就是说，若按现在多数劳动者法定退休年龄60岁计算，我国劳动人口约9亿，若按实际劳动年龄平均到65岁计算，我国劳动人口将大大超过9亿。笔者曾经分别用直接预测法、产业结构升级模型法、经济总和与结构结合法三种方法进行测算，结果发现，2014—2035年我国劳动力供给大于实际需求的规模会稳定在2.3亿左右，2025年可能达到峰值2.5亿左右。可见，中国即使在“老龄潮”到来的时期，仍然存在大量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红利，真正短缺的是人力资本红利。

（三）理性认识和应对中国人口结构性变化

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到，虽然中国由于历史原因造就了巨大的新生人口基数，形成过人口红利高潮且持续较长时间，但是，通常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都会进入人口红利递减的通道，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当前中国人口红利下降属于正常现象。中国过去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也成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居民和国家财富快速积累的重要动因之一。有人口红利不利用是不理性的，而人口红利进入缩减通道之后，还要逆势再造人口红利则更不理性。当前，面对人口红利递减趋势，理性选择应该是尽快摆脱“人口红利依赖症”。在此过程中，不仅要权衡人口红利与人口负担，而且要权衡资源红利驱动型增长与人力资本红利驱动型增长的利弊。

其次，必须承认，“刘易斯拐点”迟早会到来，劳动力红利也会出现递减趋势，即使劳动力总供给不减少，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也必然会提高，生产部门的工资成本会递增，从而达到均衡水平，这也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与人口红利的道理一样，有劳动力红利却不利用是非理性的，而试图逆势再造劳动力红利更不理性。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人口红利、劳动力红利或其他资源红利而成为发达国家。这些红利最多可以支撑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如果不努力摆脱资源依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源诅咒和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国过度鼓励生育或者完全放弃计划生育的政策真的效果明显，那么，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再造出一个“婴儿潮”，18年左右后又是一个新增劳动力高潮，几十年以后又是一个“老龄潮”，不仅会给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埋下隐患，而且会导致人口总量控制难题和人口结构不合理问题循环出现，还会加大“老龄潮”时期的“养小”负担从而提高社会总的抚养负担。因此，从个体到企业再到国家层面，都应该达成共识，不能留恋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红利，必须主动顺应两种红利递减趋势，走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红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尤其是企业要坚决摆脱对低工资成本的依赖，强化创新发展。

最后，必须理性认识生育政策变化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那种主张通过鼓励生育刺激消费从而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观点，实际上是反科学常识的。简单鼓励生育，会增加孕产妇和婴儿的消费，但是，如果家庭收入没有增加，这必然会减少家庭其他成员的消费，只是总消费能力在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配置发生变化而已，不会增加总消费。而且，简单鼓励生育，短期内会减少妇女的劳动参与，进而减少家庭收入，更难以增加家庭总消费。从长期来看，在中国劳动力供给仍然过剩的情况下，简单鼓励生育会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加剧劳动力过剩，从而影响长期增长。同样，那种主张通过鼓励生育刺激房地产业进而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观点，也是不现实的。只有居民收入大幅增长，才可能提高住房购买力。假如生育增加而家庭收入不大幅度增加，孕产妇和婴儿消费的大幅增加，只会缩减家庭其他方面的消费，很难在短期内增加住房购买力。此外，即使鼓励生育真的增加了消费、刺激了短期增长，但是，由于人口总量增加，长期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就难以稳步增长，进而会加大实现共同富裕的难度，因此，必须防止落入“为增长而增长”的思维陷阱。

结 语

一个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总量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都有其规律，而居民的生育行为及其变化也有其规律，而且居民生育决策与一国的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密切相关。一个国家进入“发展”进程以后，在开始阶段若无大的外生因素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总量增长率都会保持高速状态，但是，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会在总体上呈现递减趋势，而人口总量增长率却可能继续提高速度，滞后一段时期以后才会出现速度递减。当人口规模超过极限规模以后，由于生育意愿和行为收敛，在一段时期内会出现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结构变化，自然增长率和总量增长率会停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拐点。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总量增长轨迹都符合发展中国家人口总量变化规律。相对于其资源承载力而言，一国人口总量理论上存在最优规模和极限规模，主要受耕地和淡水资源约束，其他因素会有影响但是力度不大。本文测算的中国人口最优规模和极限规模虽然仍有待严格的实证分析，但是以一些重大事件和经验为依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国现阶段虽然出现了人口总量递减迹象以及人口红利、劳动力红利双减趋势，但是在相当长时期内，人口规模巨大、人与资源矛盾尖锐、就业压力大、生存发展压力大、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红利丰厚仍然是基本国情。因此，既要理性评估计划生育政策及其调整，又要理性认识中国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总体而言，现在开始的中国人口规模递减利大于弊，中国以老龄人口占比上升为标志的“老龄潮”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不能让有偏差的认识和论点影响民众的认知和有关决策。第二，从决策者到企业再到民众家庭，都要充分认识到摆脱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红利依赖，走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红利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的战略性意义。第三，必须充分认识到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劳动力供给过剩和就业压力问题比人口总量小幅度减少和“老龄潮”更严峻、更重要。第四，一方面，引导民众转变养儿防老的观念，明确“养儿不是为了养老，养老不必靠养儿”，即便养儿也要以质量替代数量；另一方面，在全面建立健全社会化、商业化养老机制的同时，不要急于大规模放弃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第五，针对“老龄潮”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经验，必须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政策措施。第六，谨慎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做好结构性选择，否则会严重影响年轻劳动者就业和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性，还会出现收入分配上的“干休倒挂”，即在岗工作者收入低于甚至远低于退休人员，这非常不利于年轻人成长和国家长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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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战炤磊

微信制作 | 静   姝

图文初审 | 丁惠平

审定签发 | 赵   涛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4年第3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欢迎转发与授权转载。如需转载请留言或联系025—85699971，联系人: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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