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学刊》‖ 周远斌丨《离骚》作者辨——兼《离骚》题名、主旨索解

文摘 2024-06-04 06:46 江苏

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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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离骚》是一篇降帝神、巫扮而祀的祭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关于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的记述与《离骚》雕虫篆刻的祭歌文本不符。《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关于屈原作《离骚》的语句，有后人窜入之痕迹。司马迁关于屈原作《离骚》的三处著录均不可信，东汉在此基础上的著录亦皆不可信。《离骚》《淮南子》间有内在的渊源关系，诸多雷同句表现出的前者从后者断句取词的迹象表明，《离骚》缘《淮南子》而作。能缘《淮南子》作《离骚》者，唯有刘安，这与荀悦《汉纪·孝武皇帝纪》和高诱《淮南子序》的记载一致。刘安因谋反被诛后，其《离骚》等在汉武帝眼中成了“邪说”的载体。刘向为塑造节士形象，将《离骚》置于屈原名下，并伪造、篡改《屈原贾生列传》等。“离骚”即“骚离”，《说文解字》“骚，摩马”，“离”情状尾词，无实义，“骚离”指骚动不宁之状。《离骚》，刘安受诏而作，但“不可与庄语”，只能以楚辞中突出的言说方式巫语“曼衍”之，以祭歌的“无端崖之辞”反映了“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

KEYWORD

《离骚》作者刘安骚离

作者

AUTHOR

周远斌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离骚》作者上的分歧，最早出现在汉代，司马迁《史记》、王逸《楚辞章句》等著录屈原作《离骚》，荀悦《汉纪·孝武皇帝纪》、高诱《淮南子序》著录刘安作《离骚》。刘勰清楚这一分歧，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似乎肯定了屈原作《离骚》，但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却又说，“淮南崇朝而赋《骚》”。显然，刘勰对《离骚》的作者问题，并没有予以澄清，而是保留了这一分歧。在古代，《离骚》作者上的两说，并没有引起谁是谁否的争议。在20世纪初，廖季平《楚辞新解》一书认为屈原并不存在，《离骚》作者上的刘安说随之引起学界的关注。1935年许笃仁在《楚辞说疑》一文中力主《离骚》为刘安作，在其影响下，何天行、卫聚贤也以专著、论文力证刘安说。朱东润1951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离骚底作者》(3月31日)一文，也认为刘安作《离骚》。刘安说因廖季平引起关注后，郭沫若、闻一多、汤炳正等一批学者相继作文反驳。百年间的论争，谁也没有说服谁，最后不了了之。其实，考辨《史记》等著录的可信与否以及《离骚》缘《淮南子》而作等问题，“作者谁属”不难厘清。

一

郭沫若等反驳刘安说、支持屈原说的根据，主要是流传下来的汉代文献资料，两汉关于屈原说的文献资料，西汉司马迁的三处著录是基础，而其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下称《屈传》）的著录最为关键。我们先考察《屈传》的著录能不能作为屈原说的证据。

《屈传》记述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中有“忧愁幽思”语句，但不是咏写“愁思”之作。解读《离骚》文本，“惟庚寅吾以降”句中的“降”字非常关键。王逸《楚辞章句》《六臣注文选》、朱熹《楚辞集注》等古今注本一致，解曰“下母体而生”或降生。路百占《〈离骚〉“惟庚寅吾以降”中的“降”字别解》一文，并不认同学界的这一共识，他分析，先秦文献中写契、汤等出生用“降”字，是“上帝的旨意，下降自天，当人间帝王”，“臣子们因生用降是很少见的，屈原富有文学修养，必不僭分，使用‘降’字来说明他的‘降生’”，“这里的‘降’字，是‘黜’意，《左传·昭公六年》‘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废降当同意，这是楚弃疾的誓言，《离骚》中的降和此降字当相同，这是楚史中一个铁证”。路先生认为不应把“降”字理解成降生，这非常有见地，但另解作“黜”就欠当了，“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两句无被贬黜流放之意。先秦文献中确实没有用“降”字写出生的用例，《诗经·商颂·长发》“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之“降”，虽然有译作“降生”的，但实指汤在天神安排下来到世间，与《天问》“帝降夷翼，革孽夏民”之“降”同义。

《楚辞》中的“降”字一般指神降，《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九歌·云中君》“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天问》“帝乃降观，下逢伊挚”、《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等句无不用“降”的这一义项。按《楚辞》用“降”字的惯例，“惟庚寅吾以降”句所言的也是神降。

《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所祭的是夫妻神，分别从对方角度展开：

君（按：湘夫人）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湘君》）

帝子（按：湘君）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湘夫人》）

可以看出，两首祭歌均在第一句主角出场后，第二句或下文就发生了称谓转换，使用了第一人称。这一称谓转换，与巫觋扮演祭祀者之角色有关。《离骚》在称谓转换上最为典型：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帝在第一句出现后，《离骚》的第二句、第四句、第五句等转换为朕、吾、余第一人称。古今学界一直把帝、朕看作是两个“人”，但参照《湘君》《湘夫人》中的称谓转换，就会明白帝、朕是同一“人”。“朕”字上承第一句“帝”，下启第四句“吾”、第五句“余”，如果第二句直接用“吾”，不但突兀，而且与帝、皇考之高贵不匹配。明白了帝、朕、吾为同一“人”，那么，“惟庚寅吾以降”所降的是帝神无疑。

《离骚》是降帝神、巫扮而祀的祭歌，《离骚》文中出现的灵均、灵修、灵氛等巫之角色及“巫咸将夕降兮……九疑缤其并迎。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等内容，可以佐证。“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句改变不了《九歌·少司命》祭祀少司命之神的文体特点，“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句也改变不了《离骚》祭歌的文本特点。日本学者藤野岩友认为《离骚》是“来源于对神的祝辞”的“祝辞系文学”，是非常有见地的。

如按“帝子（湘君）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湘夫人》）的祭祀叙述逻辑，《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来吾道夫先路”开端的这一段，可简写为“帝庚寅兮以降，恐年岁之不吾与，来吾道夫先路”，但《离骚》却不厌其烦地铺排语句。既然是祭帝神，祭者自然明了帝神是高阳的后裔、其皇考是伯庸，也明了降神时间，故不需要一一言之，但《离骚》却一一道明，而且有意突出了“三寅”这一降神日，接着又据“三寅”给扮祭的巫安排了字和名。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批评楚辞：“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其实，《离骚》开端的这几句也有诡谲之嫌。刘安悼屈原之作《九叹》中的“兆出名曰正则兮，卦发字曰灵均”，把“正则”“灵均”来处写得更加诡怪。

接下来是对巫觋的装扮和年岁不吾与之慌恐的铺排叙写，对后者的铺叙尤其啰唆。这种不厌其烦的铺叙及不时杂以诡谲语句是《离骚》文本的突出特点。扬雄以雕虫篆刻批评汉大赋，可谓一语中的，说出了汉大赋文字游戏的文本特点。《离骚》是典型的雕虫篆刻之文，文繁意少，“忧愁幽思”、心死欲投河的屈原，会啰哩啰唆地写这样的一篇文字游戏的冗长祭帝文么？显然是不会的。按屈原狷介的个性，《九歌·国殇》式的短篇及悲壮才合乎其心死欲投河前的心境。《离骚》是祭歌，而且是汉大赋式雕虫篆刻的祭歌，《屈传》却说《离骚》是屈原“忧愁幽思而作”，这显然与文本实际不符，故不可信。

胡适《读〈楚辞〉》一文指出，“《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何天行考证指出，《屈传》有五可疑之处。当代学者汪春泓《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一文论道：“《屈原列传》所叙述的楚亡前夕，却并不能对证于《战国策》。甚至也不合于《史记·楚世家》，这说明，《屈原列传》并非信史，梁玉绳《史记志疑》等都指出其间人物凌乱、时间颠倒，颇有杜撰的成分”；“汤炳正先生《屈原研究中的疑难问题的解决》一文，也看到司马迁与屈原爱国精神存在不一致的地方，然而，仅承认传中引刘安《离骚传》的那两大段评价是后人窜入，尚未意识到，此传除‘太史公曰’之外，其主体部分，均非司马迁的作品”。汪先生文中还指出，为了使杜撰的《屈传》可信，有人也篡改了《楚世家》及《太史公自序》。

汪春泓先生认为《屈传》“太史公曰”是司马迁所作，其实不然。《离骚·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比较后就会得出结论，“太史公曰”也是后人窜入或被窜改了。《离骚·乱曰》中说得非常明确，因国人“莫我知”，“我”将离故都，去彭咸处，隐居避世，未曾言投江，而《屈传》中的读《离骚》“悲其志”、观“自沉渊”“想见其为人”、惋惜其没有“游诸侯”以及批评其“自令若是”，显然与《离骚·乱曰》中的“我”不符，司马迁不会出现这一认知上的错乱，只能是后人不顾“实际”的窜入或窜改所致。

鉴于以上诸多疑点，《屈传》关于屈原作《离骚》的著录是不可信的。《太史公自序》也言及屈原作《离骚》：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乍一看，“屈原放逐，著《离骚》”与前后语句相合，但细究起来，就会发现其与语境的牴牾。对历史上“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的事例，司马迁用对举法按年代先后举述，“西伯拘羑里”与“孔子厄陈、蔡”相对，“左丘失明”与“孙子膑脚”相对，“不韦迁蜀”与“韩非囚秦”相对，而“屈原放逐”独立于对举之外，亦没有按年代设置句序，这显然不合乎司马迁此段的行文笔法。

“西伯拘羑里……思来者”这一段话也出现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段虽然字句上有几处变化（“西伯”改作“文王”等），但明显是照搬来的，很难做到天衣无缝，细读就会发现凿枘不合。“盖文王拘”段本是对“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太史公自序》）者的举述，与“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句没有相承关系，尤其是“《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句与“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句可以说毫无关系。按“乃如”两字的用例，“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段，应是上承观点的举例论证，但“乃如”段却重复了“盖文王拘”段中的内容，二者间不存在上承观点而举例论证之关系。“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段应在“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句后，二者间恰恰是相承举例关系。把“盖文王拘”这一段搬到私信中铺排，与《报任安书》浑然一体的行文不合，实为赘语，这明显是后人窜入的。

司马迁关于屈原作《离骚》的三处著录均不可信，东汉在此基础上的著录也自然不可信。汪春泓《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一文认为，《屈传》的主要篡改者是刘向。笔者亦认为，窜改《屈传》实属刘向所为，刘向是《楚辞》的编纂者，把《离骚》安排在屈原名下的也是刘向，这将在第三部分具体论说。为了使屈原作《离骚》更为可信，刘向也篡改了《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经精心篡改后，到扬雄、班固这里，屈原作《离骚》已成为“信史”。不但扬雄、班固没有怀疑，汉代以降，至有清一朝，置疑者亦罕见。

二

朱熹《楚辞辩证》有云:“大抵古今说《天问》者，皆本此二书（按：《山海经》《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本皆缘解此《问》而作，而此《问》之言，特战国俚俗间相传之语。”在解决《离骚》作者的问题上，朱熹的话语不无启发意义。如果从文本的角度考察，确定《离骚》缘《淮南子》而作，再据荀悦、高诱记载等，就可以断言《离骚》为刘安所作。

在内容上，《离骚》《淮南子》有非同寻常的关系。陈广忠《论〈楚辞〉、刘安与〈淮南子〉》一文，对《楚辞》《淮南子》在神仙思想、神话传说、天文星位、时令历法、方言词语、历史人物、花草树木、政治思想等方面的一致性作了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转述。文章最后总结说：“除此之外，在音乐、神、怪、习俗、动物、韵律等方面尚有一定的关系。《淮南子》对先秦《楚辞》的继承是多方面的，二书具有特殊的渊源关系和内在联系。”陈先生在文中突出了《离骚》等楚辞与《淮南子》的“特殊的渊源关系和传统的内在联系”，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整理和论述，但在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上，还有待深入的考辨，我们能从《离骚》《淮南子》词句的关系上找到答案。

何天行曾就《离骚》《淮南子》的词句做过一些比较，例举《离骚》《淮南子》间的“雷同”句十余处，以作为刘安作《离骚》的证据之一。但这遭到了学界的反驳，姚汉荣、姚益心《评〈楚辞新考〉》一文评价曰：

何先生的“《离骚》作于淮南王刘安”说的另一条证据是《离骚》中有些词句与《淮南子》“雷同”。何先生还专门将“雷同”处列了一张表，共有十四条之多。但在仔细查核何先生所列的那张附表以后，人们就可以立即发现，何先生所说的“雷同”词句，实际上是毫不搭界的。

何天行所举述“雷同”句不够典型的有十二例，这十二例对举语句间关系不明显，两位作者以“毫不搭界”评价也不为过。但何天行所举例中也有两例典型的“雷同”句，两位作者没有提及，我们这里予以分析。

先看第一例：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离骚》）

轮转而无穷，象日月之运行，若春秋有代谢，若日月有昼夜，终而复始，明而复晦，莫能得其纪。（《淮南子·兵略训》）

何天行的“雷同”句比对所强调的并不是语句间一字不差，而是想说明《离骚》与《淮南子》在语句上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单就“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句与“日月之运行，若春秋有代谢”句比较，并不能确定二者间有什么关系，但再据《淮南子》的下面三段话来看，就不难发现：

《修务》者，所以为人之于道未淹，味论未深……（《要略》）

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缪称训》）

《泰族》者，横八极……序四时，正流方，绥之斯宁，推之斯行，乃以陶冶万物，游化群生。（《要略》）

看过后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三段话中的词语“未淹”“忽乎”“序”，与“日月之运行，若春秋有代谢”句结合变化，就会有“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句。那么，《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句究竟是从《淮南子》语句变化而来，还是“雷同”纯属语言使用上的巧合呢，这里暂不下结论，看过下面的相类语句后再作判断。

再看第二例：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离骚》）

日月不并出，狐不二雄，神龙不匹，猛兽不群，鸷鸟不双。（《淮南子·说林训》）

“鸷鸟之不群”句亦有从“猛兽不群，鸷鸟不双”句变化而来的特点。《离骚》《淮南子》间有如上述关系的语句非常多，下面再举些例子。

第三例：

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离骚》）

其视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魉不知所往。……后奔蛇，浮游消摇，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灵门，宓穆休于太祖之下。（《览冥训》）

第四例：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离骚》）

夫百里奚之饭牛，伊尹之负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氾论训》）

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观之，则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转鬻，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修务训》）

第五例：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离骚》）

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百姓不亲，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辨，长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垦草，粪土种谷，令百姓家给人足。故三后之后，无不王者，有阴德也。（《人间训》）

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纯粹而不糅，处玄冥而不暗，休于天钧而不，孟门、终隆之山不能禁，唯体道能不败。（《俶真训》）

第六例：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

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泰族训》）

智者离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人间训》）

第七例：

何桀纣之猖披兮，夫惟捷径以窘步。（《离骚》）

接径历远，直道夷险。（《本经训》）（高诱注“接，捷也。”）

因其饥渴冻暍，劳倦怠乱，恐惧窘步，乘之以选卒，击之以宵夜，此善因时应变者也。（《兵略训》）

第八例：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离骚》）

《修务》者，所以为人之于道未淹，味论未深，见其文辞，反之以清静为常，恬淡为本，则懈堕分学，纵欲适情，欲以偷自佚，而塞于大道也。（《要略》）

圣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虽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途，将欲以直大道，成大功。（《泰族训》）

险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齐劳佚也；军食孰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饥渴也；合战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兵略训》）

以上是《离骚》《淮南子》部分文字中所出现的“雷同”，整篇《离骚》与《淮南子》在内容上的“雷同”处甚多，这里囿于篇幅，不一一胪列。这显然不是两位姚先生所说的因“语言文字是全社会共同使用的工具”而出现的巧合，一两处甚至数处“雷同”是巧合，整篇为数甚多的“雷同”那就不是巧合了，只能是两者间“特殊的渊源关系”所致了。

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上，《离骚》《淮南子》间确有渊源关系，那么，谁借鉴了谁呢？细加比较，其实不难发现端倪。从对举的“雷同”句看，《淮南子》的语句是自然天成，没有化用《离骚》语句的迹象，而《离骚》却有明显的化用《淮南子》语句的特点。化用多断句取词，有的表意不够明朗，但结合《淮南子》来看，就清晰多了。在第一例“雷同”句中，《淮南子》以“忽乎”作状语，形容“日滔滔以自新”，《离骚》取“忽”字，加“其”字，与“不淹”组句，显然“忽其”“不淹”不搭配，因“忽其”后少了谓语动词“自新”，补上“自新”两个字，完整的句子是“日月忽其自新而不淹”，显然这样容易让人读懂，“不淹”作补语。

在第五例“雷同”句中，《离骚》取《淮南子》中的“三后”“纯粹”两词。“三后”，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解为禹、汤、文王，朱熹《楚辞辩证》解曰“三皇或少昊、颛顼、高辛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楚辞余论》解释与三家异，认为“‘三后’见《吕刑》，皆尧舜之臣”。《尚书·吕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植嘉谷。”蒋骥按《吕刑》所认为的“三后”是伯夷﹑禹﹑后稷。诸家在“三后”的解释上存在分歧，但看过《淮南子·人间训》中与之相应的这一段话后，就很清楚“三后”所指了，即禹、契、后稷。而且，“三后之后，无不王者，有阴德也”三句，有助于理解“三后之纯粹”乃“众芳之所在”之原因。王逸《楚辞章句》解“纯粹”曰：“至美曰纯，齐同曰粹。”《淮南子·俶真训》中的“夫秉皓白而不黑”这一段话，可以深化对“纯粹”一词的理解，“体道者能不败”，禹、契、后稷体道而行，故能“纯粹而不糅”。

在第六例“雷同”句中，取词化用的现象非常突出。《离骚》“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句不难理解，王逸注曰：“耿，光也；介，大也。尧舜所以能有光大圣明之称者，以循用天地之道，举贤任能，使得万事之正也。”但当结合《淮南子》中的“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泰族训》）、“智者离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人间训》）这两段话来看的时候，会发现王逸对“耿介”一词并没有解释透彻，其中还包括对尧舜的圣明之性之养之智的赞美。何天行论曰：“如从传说中屈原的背景去读《离骚》，便愈读愈昧；若以淮南王的背景去看，便觉语语洞澈，如见肺腑了。”以上例析，笔者也有洞见肺腑的感觉，希望有一斑窥全豹之用，其他的不再一一分析。

断句取词的分析会招致武断之批驳，如果仅仅就一两处例句勉强发挥，自然有武断之嫌，但当这样的例句较为普遍，而且取词特点鲜明时，那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了。因为《离骚》是断句取词之化用，所以有的用词不如《淮南子》精当。如“代谢”较“代序”确切，尤其是在“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的语境中，“代谢”更适合，但作者舍此取彼，想必不是为了追求用字上的不当，而应是为了避开字句上明显的因袭。在第二例“雷同”句中，如果脱离开语境，单就“鸷鸟之不群”句来看，也有化用上的“不当”。《国语·周语》有言：“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兽三为群”，这是“群”字的本义，虽然鸟也可以“群”指，但“猛兽不群，鸷鸟不双”句显然较“鸷鸟之不群”句用字精当，“不双”更能突出鸷鸟的凶猛。

从以上分析看，《离骚》缘《淮南子》而作，是毋庸置疑的。王利器《文心雕龙校正》注《神思》“淮南崇朝而赋《骚》”句认为刘勰“两歧其说”：“盖此事自来两传，故彦和兼用之也。”其实，在刘勰这里不是简单的“兼用”“两传”，刘勰对每一文体穷源溯流，应是看到了《离骚》与《淮南子》文本上的联系。

历史上能缘《淮南子》作《离骚》者，唯有刘安，这与荀悦、高诱的记载一致。何天行评价荀、高的记载曰：“据这两项记载可知，《离骚》的作者明明是淮南王刘安！但历来都将这一项史实抹煞，而且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位作者的。荀悦是汉献帝时人，献帝因班固的《汉书》太繁，命荀悦仿《左传》纪年体，举要撮总，成为《汉纪》三十卷。荀悦的本意不仅为节略《汉书》便于阅读，而且对于《汉书》也有些补充，精审处其价值远在《汉书》之上。刘知几《史通》评价《汉纪》曰：‘历代宝之，有逾本传。’荀悦《汉纪》中既明说《离骚赋》的作者是淮南王刘安，高诱亦明说刘安是《离骚赋》的作者，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高诱《淮南叙目》志载，较《汉书》此节为可信，且高诱所注各书都很精审，高诱所说当是事实。”笔者关于《离骚》缘《淮南子》而作的文本分析印证了荀悦、高诱的记载，也印证了何天行的分析，《离骚》为刘安所作是不容否定的事实。相较之下，荀悦、高诱记载刘安作《离骚》，无论是在史料价值上，还是在良史精神上，均是难能可贵的。

陈广忠《论〈楚辞〉、刘安与〈淮南子〉》一文突出了《离骚》与《淮南子》的“特殊的渊源关系和传统的内在联系”，正是刘安等缘《淮南子》作《离骚》等，决定了《离骚》等楚辞与《淮南子》的内在关系，而并非陈先生一文所认为的是《淮南子》继承《楚辞》所致。

三

刘安作《离骚》，史料有明确的记载，文本也有突出的渊源表征，但著作权仍然被剥夺了，这不能不令人震惊。震惊之余，我们有必要澄清剥夺之真相，以便于把著作权还给刘安。

班固言武帝让刘安作《离骚传》（《汉书·淮南王安传》），而不是《离骚》，这虽然与史实不符，但班固不是毫无根据地杜撰，当时不但有刘安作《离骚传》的说法，班固还看到了署名刘安的这篇《离骚传》（班固对该传有评语）。那么，是谁剥夺了刘安的著作权、并散布了刘安作《离骚传》的假消息和伪造了这篇《离骚传》呢？

汉武帝对刘安别有感情，《汉书·淮南王传》载：“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在如此的敬重欣赏之下，刘安竟还欲作乱篡位，这对汉武帝有很大的触动，悲叹之余，更多的是反省。元狩元年（前122）四月，汉武帝向天下诏告了自己的反省自责：

朕闻咎繇对禹曰：在知人，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盖君者心也，民犹支体，支体伤则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已赦天下，涤除与之更始。（《汉书·武帝纪·遣谒者巡行天下诏》）

刘安事件，“党与死者数万人”（《汉书·武帝纪》），这让汉武帝“心憯怛”不已。事后，汉武帝再读《尚书·皋陶谟》的这几句话，那真是“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汉武帝认为“怵于邪说”（怵，与訹通，《说文》“訹，诱也”）是淮南、衡山有“篡弑”之心的原因，诏令中在“怵于邪说”前还提到“修文学”，显然武帝把刘安所献的《内篇》和受诏而作的《离骚》看作是“邪说”的载体，而对于这样的载体自己却曾“爱而秘之”，悔恨自责之情无以复加，此情通过“此朕之不德”一语和所引诗句“念国之为虐”表露无遗。心之“憯怛”更加坚定了武帝尊儒术、黜百家的思想管控策略。征和二年（前91），戾太子兵败，燕王刘旦上书，求武帝立己为太子。“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史记·三王世家》）从汉武帝愤怒中所说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于用儒家一统天下思想的深刻认识和决心。在这样的情绪和思想状态下，《离骚》等楚辞作品自然就被冷落了。元狩六年（前117），武帝训诫封在吴越之地的刘胥说，“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要注意提防。在提防吴越楚的心态下，武帝等自然不会去杜撰刘安作《离骚传》了。

此后提到《离骚》的是刘向。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刘向奉诏领校五经秘书，整理古今典籍。刘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及采记传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新序·节士·屈原》言屈原作《离骚》：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

刘向是把《新序》当作谏书而编撰的。清人谭献《复堂日记》卷六：“《新序》以著述当谏书，皆与封事相发，董生所谓陈古以刺今。”为了讽谏，汉儒解经有“强扭”的特点，刘向在《新序》等著述中也有“强扭”的特点，其“强扭”主要表现为材料上的整合。邢培顺《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材料来源及加工取舍方式探索》一文论曰：“刘向采用别人的材料，极少原样搬入，而往往要做一些删节、缀合、润色和生发的工作，使之适合表达思想的需要。”刘向《说苑·立节》卷首曰：“夫士之所耻者，天下举忠而士不与焉，举信而士不与焉，举廉而士不与焉；三者在乎身，名传于后世，与日月并而不息，虽无道之世不能污焉。”屈原是集忠、信、廉于一身的节士，刘向为塑造这一典型的节士形象，把《离骚》等放到屈原名下，这简直是天衣无缝的安排，两者不但可以相得益彰，而且也解构了刘安“修文学”而“怵于邪说”这一令帝王心痛的历史事实，楚辞也从此不再令帝王们提防，因而可以流行天下。

何天行论曰：“刘向《新序》中关于屈原的记载，是东汉时屈原传说的一种重要材料。我们如欲推求屈原产生的起原，亦可从这里面得到线索。《新序》中的关于屈原的传说，大都与《史记·屈传》的传说相符；便是文字全同的句子，也有三四十处之多；《史记·屈原列传》既不是太史公的作品，必是杂引《战国策》和《新序》等的产物无疑。”那么，是谁大量引用《战国策》《新序》中的语句而伪造了《屈传》呢？显然只有刘向。刘向不但对《战国策》《新序》最熟，而且他有强烈的伪造动机。余嘉锡先生曾这样评价刘向：“夫一书有一书之宗旨，向固儒者，其书亦儒家者流，但求其合乎儒术无悖于义理足矣，至于其中事迹皆采自古书，苟可以发明其意，虽有违失，固所不废。”在“苟可以发明其意，虽有违失，固所不废”的动机下，刘向为了使屈原节士形象以及屈原作《离骚》成为不容置疑的史实，只有篡改《史记》《报任安书》，伪造《屈传》。刘向《九叹》中有不少关于屈原传说的事迹，这些事迹也多同于《新序》，这也说明，有关屈原的传说与刘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刘向“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九叹·忧苦》）诗句道出了自己的良苦用心：以《离骚》“扬意”（塑造节士形象），以《九章》强化、丰富之，又以《九叹》尽《九章》之“未殚”。

为了圆刘安“旦受诏，食时毕”（荀悦《汉纪·孝武皇帝纪》）这一历史事实，刘向把刘安奉命作《离骚赋》改成了奉命作《离骚传》，并伪造了《离骚传》。《屈传》引了《离骚传》中的“《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爵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一段话，其所描述的正是刘向所欲塑造节士的理想人格。理想的节士人格与现实是有距离的，班固注意到了这一距离，故以“斯论似过其真”评价之。班固还评价说：“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未得其正也。”（四库本作“五子用失家巷”）注之所以会“未得其正”，应是刘向据《淮南子·泰族训》中的“吴王夫差破齐艾陵，胜晋黄池，非不捷也，而子胥忧之，见其必禽于越也”这一段话“强扭”作的注，朱熹注“五子”曰“五子为太康昆弟五人”（《楚辞集注》）。《离骚传》化用《淮南子·缪称训》“善生乎君子，诱然与日月争光”句，以及用《淮南子·泰族训》中的语段牵强作注等，均是为了让人们相信《离骚传》是刘安作的。至此已明了，剥夺刘安著作权、散布刘安作《离骚传》的假消息并伪造《离骚传》的是刘向。

汉成帝河平三年，刘歆亦受诏，与其父一起领校图书。刘向死后，刘歆继续，哀帝时负责总校群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云：“‘夏康娱以自纵，……留有虞之二姚。’……但恐歆校诗赋并《离骚》，亦歆所窜入；不然，何此一事叙至十二句邪？”虽然康有为的怀疑不一定属实，但在屈原作《离骚》、刘安作《离骚传》之安排上，刘歆顺承父志，应做了进一步的圆谎工作，以至于后来者班固、贾逵也深信不疑。王逸《离骚经后叙》云：“孝章即位，深弘道义，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从班固、贾逵的“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可以看出，刘向父子有关《离骚》的操作已经以假乱真了。东汉以降的古代学界，基本上认定了屈原作《离骚》。如刘勰知“淮南崇朝而赋《骚》”，但仍坚定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显然坚持屈原作《离骚》。但也不排除，刘勰也可能意识到了，刘安的《离骚》被安排在屈原名下，才得以重见天日。何天行分析历史原因说：“史实既被掩埋了，传说自然便容易得人的信任，何况这以儒家思想为骨干的传说，在专制政治的环境下，又分外投合一般人的口味呢！”

反驳刘安作《离骚》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安的生活、思想和《离骚》是完全不相符的”。这是机械的传记批评对《离骚》的误读。汉儒解《诗经》，有强扭的特点；当代对《离骚》的解读，因历史语境的陌生，也难免有强扭之嫌。刘安作《离骚》，有抒情言志的成分，但因特殊的写作环境，刘安不可能像后来的诗人那样直抒胸臆。庄子“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刘安亦“不可与庄语”，而以楚辞中突出的言说方式——巫语（即第一部分言的祭歌文本）“曼衍”之。对这一写作特点，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黄崇浩《巫风对〈离骚〉构思之影响》一文认为，“影响《离骚》结构形成的客观因素，主要的还是巫风——巫事活动形式”。林祥征《说“灵均”》一文也认为：“《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书的方式。”过常宝在专著《楚辞与原始宗教》中论述得更详细：《离骚》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结构，而这一结构与巫祭的仪式相平行；《离骚》有明显的三个阶段，第一段主祭祝融，第二段主祭舜，第三段索祭众神；“每一段都包括这么一个抒情过程：征引三代成败之例，陈述现实的不合，表白自己的情志”，与之相对应的是每一段一般都具有问卜、迎神、祷祝三个程序。这里略举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其他的不再赘述。虽然相关的研究难免有盲人摸象式的局限，但《离骚》文本上的巫语言说之特点是显明的，而且通过赋体的铺排把这一言说形式发挥到了极致，《离骚》的内容与刘安的某些不相符也就可以理解了。

王克家《出土文献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可信性问题》一文据1977年从阜阳双古堆汉墓发现的两条《楚辞》残简“［唯庚］寅吾以降”（《离骚》）、“［船容与而］不进旖，奄回水［而凝滞］”（《涉江》），认为“阜阳汉简的时间不晚于文帝十五年，这些简文的发现证明了在西汉文帝时期，屈原作品《离骚》、《涉江》等已经流传于世，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观点。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屈原列传》关于屈原作《离骚》记载之可信”。王克家先生在出土文献的基础上运用二重证据法开展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探索，这里唯一的缺憾是阜阳汉简的时间没有澄清。许志刚《阜阳汉简〈诗经〉年代考辨》一文对阜阳汉墓墓主进行了缜密翔实的考证，确定墓主为第三代汝阴侯夏侯赐，夏侯赐于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去世，故阜阳汉简的时间不会晚于武帝元光三年。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刘安作《离骚》，距武帝元光三年有七年的时间，七年里《离骚》传播到作为楚地的阜阳并为夏侯赐所喜欢，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显然，阜阳残简不能证明刘安没有作《离骚》。

王克家先生一文还据北大汉简《反淫》中的名单“屈原、唐革（勒）、宋玉、景琐（差）之偷〈伦〉”认为，《屈原贾生列传》“所言‘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与北大汉简《反淫》篇中出现的”“基本一致”，“这是西汉文献中除《史记》以外第一次开具的楚辞作家名单，它有力地证明了《史记·屈原列传》记载诸《楚辞》作家的真实性”。这一判断的缺憾也是《反淫》成文的时间没有予以客观的判断。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一文，通过与不同时期的竹简体比较以及竹书内容的分析，推测这批竹简的抄写年代多数在汉武帝时期，下限亦应不晚于宣帝。因为竹简体的风格存在因袭及不确定因素等原因，所以确定《反淫》简年代应主要据其内容来分析。汉武帝即位以后，“淫侈之俗，日日以长”，至汉成帝奢淫已成一种病态。刘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汉书·楚元王传》）刘向将道德规范等融入史料、传说中，加工、缀合和润色，编撰《列女传》。同样地缀合、加工、润色，编撰《反淫》，“以戒天子”，显然找不出谁比刘向更适合了。虽然《反淫》有多半内容与《七发》不同，“难以视为缩写本”，但相较于《七发》，确实压缩了篇幅。与压缩篇幅不一致的是，《反淫》所列得道人物数量上不减反增，而且增加的是屈原、唐革（勒）、宋玉、景琐（差）四位关系特别的辞人，这不能不让人觉得蹊跷，刘向伪造《屈传》并编撰《反淫》，恰能解开这疑惑。刘向把《屈传》中的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也搬到《反淫》中，显然可以一举多得。

四

关于《离骚》题义，古今歧解甚多。周建忠先生1990年撰文《〈离骚〉题义解说类览及反思》，网罗搜集歧解达27种。1990年以来，新见仍屡出不断。古今观点可谓多矣，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周建忠先生在文中感慨说：“众多的学者以相当可观的篇幅去立新论、驳他说，但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常见的情况是：一种新解出现，数家文摘争相介绍，引出一篇或数篇商榷文章，最后便是沉默——此说可有可无。”《离骚》题义之所以会成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论题，其原因主要是“离骚”一词缺乏具体的使用语境。就“离骚”一词而言，在先秦汉代的文献资料中，仅作为《离骚》之题名出现过，其使用语境也仅限于此。在如何理解“离骚”之词义上，从作为《离骚》题名的这一语境中，可以找到多种可能性，“离骚”之义歧解堆叠，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国语·楚语》中有“骚离”一词，伍举谏楚灵王建章华台之失曰：“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之，数年乃成。愿得诸侯与始升焉，诸侯皆距无有至者。……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言：“倒言之则曰骚离，《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远者距违。’伍举亦楚人，则离骚、骚离皆楚之方言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言：“离骚即伍举所谓骚离，扬雄所谓牢愁，均即常语所谓牢骚耳。二字相接自成一词，无待分训也。”姜亮夫先生注意到了“离骚”与“骚离”的密切关系，但二者是什么关系，姜亮夫先生没有定论。范文澜先生较姜亮夫先生深究了一步，认为“离骚”即“骚离”，二字相接的顺序不同，但实为一词，“无待分训”。

范文澜先生所言的“二字相接自成一词，无待分训”，甚有见地。在一动词或形容词后加“离”，形容某种情状，是楚语的习惯之一，如《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之“陆离”，《哀郢》“忠湛湛而愿进兮，妬被离而鄣之”之“被离”，宋玉《风赋》“至其将衰也，被丽披离”之“披离”等。有时为了语境的需要，可以将“离”与中心词的顺序颠倒，如《九辩》“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句，“披离”即用作“离披”。所以，如果语境需要，“骚离”之“离”也自然可以与“骚”前后颠倒。作为题目，在音调上“骚离”不如“离骚”显得平稳厚重，《离骚》用“离骚”而不用“骚离”作题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离骚”即“骚离”，两者一词，那么据“骚离”的使用语境，澄清该词之义就有了可能。

我们结合前面所引《国语·楚语》中的这一段话，来看“骚离”之义。韦昭注“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句曰：“骚，愁也；离，畔也。迩，境内；远，邻国也。”韦昭以“境内”“邻国”解“迩”“远”，是恰当的，可证于《论语·子路》“近者悦，远者来”句。伍举的“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焉……愿得诸侯与始升焉，诸侯皆距无有至者”这一段话，也是前者言境内，后者言邻国诸侯。但韦昭以“愁”“畔”解“骚”“离”，就不合乎语境了。伍举的“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这一段话所言的不是愁畔之事，而是楚灵王“德义不行”、举国不宁的状态。按《国语·楚语》中这一段话的语境，“骚离”即指不宁之状。扬雄《方言》曰：“吴楚偏蹇曰骚。”蹇义为跛，跛者行站时多动不宁。许慎《说文解字》解曰：“骚，扰也；一曰摩马。”段玉裁注：“人曰搔，马曰骚，其意一也。摩马，如今之人刷马，引伸之义为骚动。”无论是按方言还是按通用字，“骚”均有骚动不宁之义。“骚离”在具体语境中所用义项，与字书的解释一致。“离”作为词尾，按楚语习惯，形容某种情状，没有实义。

汉焦赣《焦氏易林·履之随》占辞中也有“骚离”一词：“三奸相扰，桀跖为友。上下骚离，隔绝天道。”在这里，“骚离”所用的也是不宁之义项。《焦氏易林·师之乾》占辞“一簧两舌，佞言谄语。三奸成虎，曾母投杼”，可以帮助理解“三奸相扰”。“三奸成虎，曾母投杼”，言的是孔门弟子曾参被谣言诬陷的事。一天曾参的母亲在织布时，一个邻居来说曾参杀人了，曾母听了没有理会（因为她知道儿子曾参的修养），但第二个第三个邻居又前后来说，曾母坐不住了，便扔下织布梭跑出去看究竟，最后发现是谣言。“三奸成虎，曾母投杼”是“一簧两舌，佞言谄语”之例证。《履之随》“三奸相扰”，即指“一簧两舌，佞言谄语”使人不宁。“桀跖为友”，与“三奸相扰”是并列比排关系，也指无德之人骚扰，使人不宁。所以，“上下骚离”即上下（或举国）动荡不宁，“骚离”这里亦指骚动不宁之状，焦赣用其本义。

不仅仅去先秦不远的汉代在使用“骚离”一词之本义，宋、明等朝也在使用。在汉代以降的古文献中，“骚离”一词的使用，除了受司马迁、班固、王逸等人关于“离骚”注解的影响，指骚怨骚愁外，其他用例皆指骚动不宁之状。因篇幅所限，不再举例。

《楚辞》每篇的题名不外乎四种情况，一是乐歌名，如《九歌》《九辩》《涉江》均用的是乐歌名；二是取首句前两字或三字为题名，《九章》中的《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均取首句发端字为题名；三是据内容而定题名，《哀郢》《怀沙》《橘颂》均据内容定题名；四是取经典语句中的词语而命名，《抽思》取《少歌》“与美人抽怨兮”句中的“抽怨”，把“怨”换作“思”而命名。《离骚》属于第四类，取伍举“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这一经典语句中的“骚离”，颠倒两字顺序后而命名。“离骚”“骚离”一词，指骚动不宁之状，《离骚》的内容与之相符，整篇以祭歌的“无端崖之辞”反映了“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的社会现实。刘安对武帝朝的不满和批评，《离骚》曲而能达，隐而能显。

唐刘知几批评刘向曰：“及自造《洪范》《五行》及《新序》《说苑》《列女》《神仙》诸传，而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非其识不周而才不足，盖以世人都可欺故也。呜呼！后生可畏，何代无人，而辄轻忽若斯者哉！夫传闻失真，书事失实，盖事有不获已，人所不能免也。至于故为异说，以惑后来，则过之尤甚者矣。”（《史通·杂说下》）在《离骚》的著作权归属上，刘向真堪谓“广陈虚事，多构伪辞”，以至于其异说之迷惑至今未除，这不能不令人唏嘘慨叹！愿以上刍荛之言能有破除迷惑之用，尽早把《离骚》的著作权还给刘安，从而使《离骚》文本的诠释得归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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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刘蔚

微信制作 | 静姝

图文初审 | 丁惠平

审定签发 | 赵涛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4年第2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欢迎转发与授权转载。如需转载请留言或联系025—85699971，联系人: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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