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学刊》‖ 别君华 郑作彧丨超机器城市：智慧城市传播的新唯物主义分析

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城市传播领域最深刻的变化便是智能手机、二维码、智慧大屏、具身机器人等智能机器陆续嵌入传播秩序。与此同时，在城市数字化改革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开始作为优化城市治理方案的政策被提出。从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到我国雄安新区的数字孪生城市、杭州城市大脑计划，都旨在依托新一代智能基础设施，实现城市要素智能化，从而完成城市的智慧化升级。然而，面对城市传播中智能机器的强势加入以及一个可称之为“智慧城市传播”的新领域兴起，城市传播研究尚未形成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研究框架。   

城市传播由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研究与传播学交叉构成。作为站在十字路口的研究领域，城市传播研究一般将其理论源头追溯至20世纪初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领导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记者出身的帕克关注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媒介如何为移民潮下漂泊的城市移民融入社区建立共同的纽带，这段研究历史对大众媒介的特别关注为日后城市传播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后，城市传播充分吸收伯明翰学派以及更广泛的文化批判、文艺研究的理论成果，将文本、表征、空间、权力、消费、实践等转化为城市传播的关键概念。城市传播与文化研究的合流推动了城市传播的日常生活实践转向。因此，城市传播在上述来源的基础上虽然普遍关注城市在传播中的信息流动、城市中人们的社会互动和城市中人们的意义共享，即“城市中人们通过象征性的、技术的和物质的方式与他人和他们所处的城市环境产生联系的方式”，但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城市传播概念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城市传播研究者可以接受各种学术传统和概念框架”。

由此，本文将首先回到前智能机器时代的城市传播传统中，总结既有研究的不同传统，在与当前智慧城市传播境况的对比中，挑明理论发展应当解决的关键问题。其次，分析近年来相关研究就此问题在哪些方面作出了推进，在哪些方面还存在不足，并以此为基础引入能够充分回应智慧城市传播发展关键问题的分析工具——新唯物主义。这一工作有助于推进城市传播研究，使之符合当前现状，从而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当下智慧城市传播的内在逻辑。最后，从经验层面对我国智慧城市传播典型案例展开分析，在阐明新唯物主义理论现实解释力的同时，进一步总结传播与城市的关系。本文将指出，在智慧城市传播情境中，城市治理智慧化的物质—话语实践（material-discursive practices）使智能机器在城市传播中获得了特定的能动性。与此同时，人也在与智能机器纠缠互构的内在作用（intra-action）下实现了人机融合。由此，人与智能机器的互动关系成为城市传播的新面向。在人机互动中，智慧城市展演为生成的城市，形成一台“超机器”（hypermachine），而这台超机器也将带来前所未见的风险。

城市传播研究的

两种传统及其共同缺失

以不同媒介发展时期城市传播的研究关切为线索，可以将城市传播研究划分为两种传统：传统媒体时期的“城市再现论”与新媒体时期的“城市表征论”。在前一个传统下，媒介再现的是一个实体的城市；而后一个传统下媒介所表征的则是一个建构的城市。这两种城市观折射的既是不同媒介历史时期主导性城市传播观下的城市认识论，又隐含着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之上的城市传播传统对媒介及人与媒介关系的理解。

（一）再现论下实体的城市

若将芝加哥学派都市社会学的城市报刊研究视作城市传播研究的开端，那么大众媒介在那个时代所扮演的首先是对城市进行社会整合的“工具”角色。帕克提出，在美国，每一个移民社区都有自己的报纸，即使他们在本国时并没有。通常情况下，移民的聚居地不过是一个被移植于此的村庄。可见，最初的城市传播研究主要致力于以媒介为工具解决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构建社区共同体以缓解流动人口的“失序”，维持城市秩序稳定。

在此前提下，城市与传播的关系围绕媒介对于城市生活的再现展开。这种再现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对城市文本的复制、解读，调整自身的传播策略，增进人对城市事件的认知，以及提升人对城市形象的感知度。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照片、广播、都市报、地方新闻、民生节目制造了再现的城市，使社会个体增进了对国家和地方政策、城市重要公共事件和社会生活的了解。此外，传播对城市的再现还集中体现在城市庆典活动中。正如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指出的，大都市太大了，无法使重要的庆典时刻聚集在街道上的人群产生直接的整体感，如果不通过听收音机或者参考报纸，没人能详细地看到或者知道城市里发生了什么。这一点，在格莱迪斯·朗格（Gladys Lang）与库尔特·朗格（Kurt Lang）夫妇的《芝加哥的麦克阿瑟日》研究中亦有体现。他们指出，电视会通过一定的媒介框架传递城市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并缔造某种媒介仪式。媒介事件一方面增进了人们对城市重要时刻的了解，另一方面媒介缔造的公共庆典活动也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公共生活参与度，起到了增强城市凝聚力的作用。   

在传统媒介时期，传播对城市的再现建立在一个人本主义的城市实体观之上。媒介执行的是再现城市的工具作用，一方面促进城市信息的流转，另一方面促进人的群聚。因此，再现论下的城市传播主要关注人以及人与人的互动。

（二）表征论下建构的城市

城市表征论传统兴起于传统媒体时代以城市宣传片为代表的城市品牌传播活动，后续在新媒体尤其是短视频兴起后的网红城市形象传播中逐渐得到夯实，并确立为一种主流研究传统。如果说再现论隐含着通过文字、声音、图像呈现的一个实体的城市，那么表征论则认为城市是媒介符号建构的后果。在文化研究传统中，霍尔（Stuart Hall）首先提出了表征的概念，尽管英文词都使用representation，但在中文语境下表征与再现属于不同的方法论，其视域也有很大区别。霍尔认为表征具体包含两方面意义：“第一层意义表征某物即描绘与摹状它，通过描绘而想起它……第二层意义是表征还意味着象征。”循此逻辑，表征城市意味着在文本、符号的表征作用下，城市原本的样态不仅得以呈现，并且还能建构为符合传播者意图的城市意象。政策、资本、文化与城市表征密切关联。不仅如此，这种自上而下的城市表征方针通常与自下而上的媒介实践相互作用，共同建构着城市形态。近年来，城市表征论研究的重要一支“网红城市传播”便伴随短视频在城市影像传播中的异军突起而展开。在互联网流量红利的驱动下，一批城市借助短视频平台，从较为抽象的城市文化特征中提取出具象化的符号元素，凝练为“网红城市标签”。这些影像符号标签进而成为用户城市想象与情感表达的载体，用户会主动将自身对城市的理解融入符号意义的再生产中，从而建构成媒介化的“网红城市”。用户的影像生产传播实践与平台资本营利策略、地方政府城市形象宣传目标相结合，共同建构了属于平台时代的城市媒介化现实。

（三）共同的缺失

城市再现论和城市表征论两种传统虽然所处的媒介历史分期不同，在城市传播目标上亦有区分，但是它们对媒介的定位如出一辙。虽然表征论部分地肯定了媒介建构城市的能动作用，但此处的能动性是作为社会互动的结果出现的，媒介自身仍然是中性的传播工具。这两大城市传播理论取向都忽视了媒介的能动性，并且将人与媒介视作二分的、彼此脱离开来的主体与客体，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的城市传播观忽略了两者必然处于关系网络中，也因此缺乏对其关系性的把握。正是以上两点使城市传播研究始终围绕着“人”展开，悬置了媒介的能动作用，构成了“只有人”的研究传统。

媒介与人本就处于关系性之中。不仅媒介因此关系性而具备能动性，并且媒介又因其能动性能够对人产生构成能力。近年来这一点在越来越多的文献中都已开始被注意到并系统性地提出。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观念中，这种互构性关系凝结为感知层面上“媒介对人的延伸”，在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技术哲学观念中二者关系则被提升至“代具决定了人的特征并构成人类进化的现实”的高度，近年来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将其引申为“媒介即存有”。此视角下的人和媒介始终处于关系之中，离开了彼此，双方均无法生成自身。在人与媒介的关系性之中，媒介不再单单是传播学经典线性传播模式中毫无能动性的“渠道”或“管子”，而具有了建构人感知、存在之主体性的能动性。因此才有了学者黄旦引用许慎《说文解字》中“媒即谋也，谋和二者姓也”，提出“故凡是媒介，必是从关系着眼，否则就是技术或物件”的说法。

就智慧城市传播现实而言，自智能机器开始向城市领域全面渗透以来，城市传播中的媒介已经不全然是工具性的了。不论是手机还是城市大脑，智能机器均显示出“改造”市民和城市的强大能动性。智能机器的能动性建立在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大语言模型生成的机器智能基础上，通过对人类数据的计算、学习以及充分的人机交互，从而在人机关系中提升自身的感知力、认知力、行动力乃至创造力。正是在以上人机深度融合的关系性模式下，其能动性才远远超出了传统媒介或一般新媒介。面对智能机器能动性的提升，美国传播学者冈克尔（David J.Gunkel）宣称，传播学研究必须重新调整基础理论框架，以强调并回应21世纪智能机器参与到传播之中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进入智慧城市传播阶段后，学界对智慧城市的形象传播、数字时代城市品牌传播的主体等问题的讨论层出不穷，虽然上述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研究路径总体上延续了再现论和表征论传统。对“能动性”和“关系性”的遮蔽使建立在上述传统上的城市传播研究无力直击智能机器和智慧城市传播变革的核心，将能动之物排斥于城市传播之外，从而无法以“物”为中心揭示智能手机、智慧大屏、具身机器人等智能机器嵌入城市传播可能引发的后果。为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就必须引入一种能够凸显智能机器能动性和人机关系性的理论路径。对此，聚焦物人纠缠互构的新唯物主义通过消解人类中心主义，解蔽了“物”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动能。将新唯物主义引入智慧城市传播研究或许能够敞开过去被两种传统所遮蔽的可能性，在“不只有人”（more than human）的意义上开启智能阶段城市传播更具潜能的研究，打开智慧城市传播更为丰富立体的面向。

新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石

为应对城市传播研究传统面临的挑战，近年来该领域兴起了一股物质转向。这一以“物”为中心的研究取向检视了既有城市传播研究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结束了仅以“人”为起点而将媒介边缘化的研究历史。章戈浩和张磊开拓性地将物质性研究引入国内传播学界，并在中国语境下对媒介物质性范畴作出界定。然而由于物质性源流过于丰富，此研究对物质性理论不同范畴的划分还较为初步，未能展现具有清晰脉络的物质性研究全景，因此这一工作仍有可开拓的空间。戴宇辰将物质性引入城市研究，借助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原则，构建了一项“社会—物质实践”的物质性路径。这一研究夯实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城市研究领域的理论价值。随后，胡翼青和张婧妍正式将物质性视角纳入城市传播，通过聚焦媒介物“汇聚”作用下城市作为容器媒介的属性，提出“作为媒介的城市”。这些研究首次在城市传播领域明确提出了物质性研究的可能。   

上述前沿研究虽弥补了此前城市传播传统对媒介能动性关注度不足的缺失，将物质性作为一种新视角引入城市传播，但依然存在以下问题：（1）理论来源上由于未加批判地停留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因此也继承了拉图尔的理论缺陷，即未能交代物的能动性从何而来的关键缺失。（2）过度强调物不可化约为人类意图的固有特征，在物和人的关系性上阐释不足。即便有研究引入社会建构的互动路径，将互动性作为物质性研究进路的重要观念，也只是把“互动”作为“结果”，而忽视了物质性理论中本就蕴含的“物—人”关系这一重要“前提”。因此，上述新进展虽然在媒介具有能动性这一点上有所推进，但在智能机器如何具有能动性和关系性这两点上，依然缺乏阐释力，无法彻底解决前文所述的共同缺失。

正是在这两个关键节点上，本文的立场与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或neomaterialism）的核心假设具有了内在相通性。新唯物主义之“新”至少有三层含义：（1）兴起时间之新：这个理论思潮是在1990—2000年兴起的以物为主题并对物存在展开反思的研究。新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而是一个标签，挂在这个标签下的理论类型相当多样，并且它们常常最初是在彼此互不了解、互不关联的情况下独自发展的。新唯物主义到2010年后才逐渐成为重要的跨学科范式。（2）核心假设之新：新唯物主义的根本任务在于阐明“物的能动性”，其核心假设即物质是“活的”“活泼的”“充满活力的”“动态的”“能动的”，这已经成为它们事实上的座右铭。它们之所以会被称为新唯物主义，是为了区别于传统唯物主义（如古代原子论）、现代唯物主义（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新唯物主义构建了一种以“一元但层递繁生的本体论”（monolithic but multiply tiered ontology）为特质的新理论模型。（3）物质转向的新阶段：如果说拉图尔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完成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清算，并遗留了物如何具有能动性的根本缺憾，那么新唯物主义则在拉图尔的基础上推进了大规模的物质转向，将物质性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对拉图尔开拓的物界研究作出了重要推进。   

这一推进首先表现为阐释了物如何具有能动性。对此，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领衔的后人类主义和美国哲学家本妮特（Jane Bennett）所代表的生机唯物论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布拉伊多蒂从女性主义出发，试图拆解当时主流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将性别解放设置在语言结构中的限制。她重返身体，思考如何在身体的物质性层面发展出一条新的女性主义批判进路。在这样的进路下，她致力于通过“理解我们的束缚而实现解放”。如何拆解束缚？她将所有的物（包括身体，男性的身体和女性的身体、人的身体和机器的身体）都视作无差别的富有强度的力，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融合，以此颠覆身体差异造成的权力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拉伊多蒂认为，后人类的主体从来不是一个“我”，而是一个“我们”，以组合的形式出现。然而，正如她所指出的那样，趋同并不意味着扁平化。我们都是不同的，但我们都在一起。

沿着布拉伊多蒂开辟的道路，本妮特发展出的“物活力论”也深具影响力。本妮特的物质性思想类似中国的“万物有灵论”，它更强调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活力。本妮特声称，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都是活的。这种活力不是被一个终极目的所限制的，也不是通过几个简单而永恒的（康德式的）类别来把握和管理的。当本妮特将“活力”赋予万事万物，就清除了横亘在人和非人之间的障碍，并且连同设置这一障碍的人本主义哲学根基也一并拆解了。

上述两支理论主轴均是在德勒兹内生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德勒兹（Gilles Deleuze）发展出了一种将力放置在最高地位的生成论观点。力意指从未固定、没有方向、永恒的流变运动。力是万事万物得以呈现的根本原因，就连看似最本质、最僵固的物质也仅是一种力（暂时）展现出来的形象。物质性是某种永远多于纯然的物质：一种过剩、力量、生命、关系或一种促使物质变得积极、自我创造、生产与无法预测的特性。世间事物皆是力，因此，在力的不断流动中身体或生命也总是可以有各种变化、有各种与世界中的一切相融合的可能性。这种不断处于变化、变形、融合过程的情境，德勒兹称之为“生成”（becoming）。此外，德勒兹将“关系”也提到了重要位置。他认为力并不能够独自存在，力只存在于关系之中。德勒兹将关系定位于身体之间。在动物研究中，关系就体现为人和动物的身体生成（如卡夫卡《变形记》人如何生成动物），在物研究中，关系发展为人和物之间的结合。诚然，以上路径给我们带来了重要启发，但是对于力是什么，力的性质是否为同质的，物的力如何与人的力结合在一起等问题，这一理论轴线却语焉不详。   

而“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的代表学者博拉德（Karen Barad）借助量子物理学提供了较为扎实的基础。能动实在论往往被视作聚集在新唯物主义标签下诸多理论来源中最具有建设性的一支。博拉德的量子物理学学科背景为夯实“物的能动性”提供了重要基础。博拉德通过引入“双缝实验”展示的光的波粒二象性，为其论点提供了一个特别令人信服的基础。在这里，博拉德提出了一个比生机唯物论和后人类主义更加清晰的命题：物的能动性并非来自神秘模糊的“力”，而是通过人类的物质—话语实践（material-discursive practices）才得以发挥出来的，正是在人的具体观念下，物才得以“成物”（mattering）。物不是本身就是物，而是通过物质—话语实践而成物。这里博拉德将物与人纠缠的不可分割性凸显出来，后来有学者亦接续能动实在论的说法认为，新唯物主义的一个压倒一切的特征在于他们坚持描述活生生的成物过程，并指出在成物的过程中人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物不是与人类主体分离开来的僵死的东西。   

如果说物质—话语实践将能动性拓展至“物”，那么“内在作用”（intra-action）则回过头来赋予人以生成性。在能动实在论的框架中，不论人还是物都不仅仅是名词，它们因为“内在作用”而具备了动词的品质。博拉德的“内在作用”概念为社会学建立起了一套研究物人之间如何辩证地相互构成的理论。物—人纠缠互构的动态过程将现实世界呈现为物与各种发散力量相互交织混融的状态，而不是由等级分明、结构清晰的个体力量构成的复合体。因此，能动实在论所持有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在“成物”的过程中，物不但获得了自身的实在性，人也因此获得了自身的特殊性。

总体上，新唯物主义在物的“能动性”从何而来的关键点上突破了过往研究在物质转向方面停滞在拉图尔并沿袭了其理论缺陷的局限性，尤其是博拉德的“内在作用”概念更是有说服力地解决了物—人的互构关系问题。而这样的理论进展，也让智慧城市传播研究在面对人与智能机器融合的关系性存在时不再束手无策。

人机互构与超机器：

智慧城市传播的城市生成

以新唯物主义为研究进路，我们一方面可以看见过去城市传播研究中不可见但其实一直存在着的物，如包括河流、湖泊、树木在内的自然物，房屋、桥梁、道路、雕塑之类的人造物；另一方面，也可以注意到城市新嵌入之物，包括传感器、智能摄像头、智慧大屏、地理信息系统、城市大脑等智能媒介，或是算法、云、神经网络等技术媒介，以及机器自然语音、生物信息等符号媒介。但并非上述所有的物都是智慧城市传播新唯物主义分析的对象。要将新唯物主义引入智慧城市传播，必须先限定智慧城市传播研究对象物的范围。遵循城市传播研究传统，智慧城市传播依然以媒介为研究对象，只不过需要将这一范围缩小至作为物的媒介。那么这一问题就转换为：智慧城市中哪些媒介是物的范畴？划定作为物的媒介后，才能够展开智慧城市传播的新唯物主义分析。   

这就需要回到新唯物主义中的“物”。新唯物主义的“物”是由具体材料构成的客观存在之物，这一限定为接下来区分哪些媒介是物找到了依据。毕竟，从经验出发，我们习惯于将媒介等同于媒体，似乎总是存在一个实体的物，由此也就将媒介等同于物了。但实际上，媒介所包含的范围相比媒体这一指向传播机构的词的所指要广泛得多。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就采用了“泛媒介论”，认为一切能够延伸人的都属于媒介，口语词、数字、印刷术、道路和服装都是媒介的一员。持“媒介存有论”的彼得斯更是将云、海洋、天空都归入媒介之列。如此，媒介并不等同于物，媒介所涵盖的范围有时候比物所涵盖的范围要广得多。在界定媒介何时等同于物这一问题上，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的观点具有参考价值。他认为，机器是技术物，也是技术存在者（technical being）、技术存在模式。因此，机器是作为物的媒介。循此路径，能够在智慧城市传播范围内进行物质性分析的智能媒介则可界定为智能机器。

由此，智慧城市传播的新唯物主义分析主要聚焦以下研究议题：（1）智能机器的能动性是如何实现的，这需要以特定的智能机器为对象探讨使其“成物”的物质—话语实践，还原智能机器嵌入城市的社会情境与具体过程；（2）智能机器如何在内在作用下型构城市中的人，人如何在与智能机器的互构中生成新的主体；（3）人机互动如何改变了智慧城市传播，生成智慧城市的新样态，智慧城市因此具有了怎样的新特质。

接下来，本文将以嵌入智慧城市传播的典型智能机器——杭州城市大脑为例，对以上三个议题展开经验分析。

1.城市治理智慧化物质—话语实践下城市大脑的能动性

随着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的兴起，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好的智能化技术促进城市治理智慧化，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面指导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第一份系统性文件。随后，全国各省市纷纷响应并出台智慧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在这样的背景下，杭州市依托本地互联网领军企业阿里巴巴和众多中小型创新企业，从2016年起以“智慧治堵”为切口，在萧山区开启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智慧化的探索。   

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多元主体在城市大脑开发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及灵活的动态合作关系：（1）2016—2018年，初创期。2016年4月，在杭州市政府的主导下，11个政府部门联合阿里云等13家企业，在云栖小镇开启了城市大脑的研发。10月，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在云栖大会上发布城市大脑1.0，至2018年底，城市大脑已经迭代至3.0，治理场景从交通拓展到旅游、就医、出行、警务、停车五大领域。2018年4月，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共同发布《杭州市城市数据大脑规划》，提出到2022年杭州要基本完成城市数据大脑在各行各业的系统建设和运行，唤醒更多“沉睡”的数据，让数据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基本完成杭州城市数据大脑主要场景建设，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2）2019—2020年，成熟期。2019年由国有企业控股、社会企业和科研团队参股的“杭州城市大脑有限公司”成立，负责城市大脑的市场化运营推广，实现城市治理向数字经济的转化。这一时期，城市大脑这一智能机器的基本架构成熟，由“中枢系统+部门（区、县（市））平台+数字驾驶舱+应用场景”四部分构成。（3）2020年至今，升级期。2020年初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需求推动城市大脑迅速升级。3月2日，“亲清在线”政商关系数字平台上线，打通了企业、政府与城市大脑中枢系统，以数据协同实现在线互动、政策服务与决策支持，提高数据流动能力。通过城市大脑赋能，政府直接与80万家企业联系，直接服务于15.7万家企业以及65.4万人次员工，集聚了超过2000万日活流量，为促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至此，城市大脑成为国家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示范案例和标杆。

通过历程梳理和情境还原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在城市治理智慧化的物质—话语实践下，城市大脑这一巨型智能机器从无到有，从1.0到3.0迭代升级。国家、地方政府、互联网企业、科研机构、市场主体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城市大脑的生产、研发和市场运营，从而保证了城市大脑这一巨型智能机器嵌入城市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并持续健康运转，为杭州提供常态化的治理能力。如果离开了人的治理需求，城市大脑不可能被人生产出来；而离开了多元主体的灵活合作，城市大脑则不可能在运行中自主进化。可以说，只有在城市治理智慧化的物质—话语实践下，智能机器才得以成物，这正是博拉德的能动实在论所提示我们的。   

那么，城市大脑的能动性具体指什么？这需要结合其具体结构和作用展开分析。数据感知和传输力、数据计算力、智能行动力构成城市大脑这一智能机器能动性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数据收集传输层，城市大脑能够对物联网感知数据、政府数据以及全网公开数据，进行全量、全网、全时、全域的汇聚与传输。城市大脑的底层数据收集能力与结构完善的知识图谱，将集资源管理、协同传感、数据预处理、数据分析以及应用于一体。在此基础上，5G、光纤、卫星等通讯网、物联网、城市互联网组合而成的基础神经网络负责让数据流通起来，汇聚到城市大脑数据计算中枢。第二层是数据中枢系统，发挥智能计算与决策力。城市大脑的能动性关键突破在于依托阿里云ET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了城市大脑中枢系统，采用“飞天”这一能将遍布全球的百万级服务器连接成一台超级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天鹰人机交互平台、天机大数据预测分析平台以及天擎实时海量视频平台相继上线，提升了城市治理的数据密度和微粒管理水平。第三层是驾驶舱配置层，实现智能行动力。目前杭州市城市大脑3.0接入了155个数字驾驶舱和48个具体应用场景。数字化场景应用中的驾驶舱，与真实的汽车驾驶舱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是可视化、整体统一的且具备灵活性、配置性，能够满足业务运行展示、辅助决策、预测预警等功能，且能够根据用户自身灵活需求进行组合配置，让用户体会到“全局一屏掌控”“指令一键智达”等效果。总之，驾驶舱是通过智能决策为人的行为提供依据，人做出决策后通过驾驶舱下达指令，最后由驾驶舱传达到各功能模块且反馈结果给人，由此形成驾驶舱和人交互的闭环。   

可见，城市大脑这一智能机器并不仅仅是一个数据集合，它在具体的治理场景下能够展演为不同形态，获得能动性。可以说，独立于城市治理需求的城市大脑是不存在的；并且，它始终在具体治理情境的需求变化下迭代进化。新唯物主义的能动实在论拒绝任何可能的终极或不变的总体，“本体论的不确定性”在这一解释中占主导地位，以至于随着每一次新的情境变化，物质可以做什么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都被“重新配置”。

2．人机互构的人机融合实体

不仅智能机器因为人的特定物质—话语实践而生成为特定的实体，具有特定的结构和功能，而且人也因为智能机器的能动性而生成为特定的存在。如果说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主义认为所有的物都能够在力的作用下彼此融合，生成新形式的人类—非人类机构，那么博拉德则更进一步提出人与物不仅可以相互结合，并且是相互构成的。对于人和智能机器而言，物—人内在作用下的互构关系就可以描述为人机互构，智能机器由于人的特定观念才获得了自身特定的能动性，这一特定的能动性又作用于人，使人生成为一个充满动能且持续流变的人机融合实体。正是这种紧密的关系，使今天的智慧城市传播在讨论人和人的互动之外，还必须考虑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人与智能机器的互动并非发生在两个稳定的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两者在关系性中激发出对方的能动性，使其“成物”以及“成人”。

在今天的智慧城市传播境况下，一方面，人的身体接入越来越多的可穿戴设备、传感器、二维码，人与机器的距离从“外在”转变为“内嵌”，智能机器作为人身体的“义肢”或“代具”，越来越紧密地与肉身合为一体。另一方面，人的身体以“数字元件”的形式接入智慧城市传播网络，获取智慧城市服务的“通行证”。例如，打开数字政府APP，用户从公共页面进入个人数据页面时，需要用到的不仅仅是传统的数字字符串密码，还包括“人脸识别”“虹膜识别”“指纹识别”这样的身体数字元件，那么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智能机器系统的一个零部件。此外，还有一种较为隐蔽的情况。像城市大脑这样的巨型智能机器，虽然借助传感器、智能摄像头等嵌入、散布于城市空间，并没有直接与人的身体相结合，但却依然能够收集个人和群体的生物信息数据、通讯数据、医疗健康数据、金融数据、房产数据、交通数据等，这是第三种类型的人机融合。   

接下来我们以智慧城市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二维码为例进行补充分析。二维码这一智能机器提供了人的技术化生存与城市生活技术化的转换界面。城市数据系统依赖支付码、出行码、医保码等二维码的能动性进行转译，不同系统二维码的交织基本涵盖了城市数据的基础轮廓。并且，二维码系统是实时动态的，能够根据环境信息、身体信息的变化不断自我更新。因此，二维码系统也成为城市动态自我更新的转换器。正如孙玮提出的，扫码使人接入多重代码软件系统，由此成为生成城市、驱动城市运作的动力和机制，人也在媒介实践中持续地自我更新。

智慧城市传播在经验层面已然发生了这种转变，人不再是人本主义宣称的独立的人。在与智能机器的内在作用下，人的身体数据和社会数据再也无法同智能机器以及整个城市传播系统相剥离。

3.生成的城市作为“超机器”的灾难面

以上转变使城市的定义亟待改写。在《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一书中，传播社会学者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就提出，城市不仅仅是一个人群聚集的物理场所，更是一个由各种社会力量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是社会关系的容器。信息技术的崛起促使城市形态、功能的变形，其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和全球化。今天，上述两个方面均已发生变化：其一，城市不仅囊括了人这一种主体，智慧城市传播开始跨越人类的边界，将智能机器纳入其中；其二，新技术不仅仅是促使社会变革的支配力量，智能机器的能动性显示出重塑城市社会关系的可能。智能机器就不仅仅是一样东西（a thing），而是一个独立于人类个体的能够在与人互动的过程中产生新的社会关系他者。   

智慧城市传播的新唯物主义进路，不仅凸显了城市智能机器的能动性，更是绽出了人与智能机器互构的人机关系。人与智能机器的这种关系性存在，使智慧城市传播不仅包括人与人的互动关系，并且人机关系正成为智慧城市传播新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城市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汇聚人群供人与人互动的场所，智慧城市具有了智能机器与人充分纠缠、互构的一面。人机关系这一新的城市传播面向最终体现在实践上，具体的传播实践使智慧城市具有了生成的特质。

生成的城市区别于传统城市传播再现的城市和表征的城市，与新唯物主义共享三个核心假设。其一，生成的城市反对二元论结构建立起的人类中心主义传统。新唯物主义各个理路均旨在动摇意义与物质、文化与自然、精神与身体这一系列固有的割裂，以人为中心，将物视作从属于人的二元对立之物的模式。其二，生成的城市充分肯定智能机器的能动性。虽然各新唯物主义理论在对人的地位、物的能动性来源及发挥方式以及物—人关系的具体理解方式上多有差异，但在看待物的立场上却是一致的，它们都强调物本身是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而非惰性的存在。其三，在前两点的基础上，人与智能机器构成一种互构、纠缠的关系模式。因此，生成的城市将智慧城市带离了再现的城市将城市视作实体、表征的城市强调城市被文本和话语建构所束缚，使城市具有了在人机互构的“力的关系”中生生不息、时时流变的特质。

生成的城市不断突破过去的种种界限，生机勃勃地扩张其自身。数字孪生城市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智能机器嵌入城市实体的入侵运动不能满足其扩张需求时，城市又通过数字孪生的方式制造了一个可视化的自我以实现新一轮扩张。而生成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并不能清晰地看见一个被称作“智慧城市”的城市具体形态。吊诡的是，界限的突破运动最终又在人和城市之间竖起巨大的界限。

这一悖论所凸显的重要议题是，智慧城市传播生成了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超机器”（hypermachine）的城市。新唯物主义中物导向本体论的代表学者之一莫顿（Timothy Morton）提出的“超物体”（hyperobjects）是新唯物主义中颇受欢迎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受莫顿生态哲学学术背景的影响，意指以极庞大的规模散布在时空之中的实在物，例如，飓风、紫外线、海啸、地震、核辐射、气候变暖甚至外太空的星系、黑洞等。由于散布范围过于庞大，超物体是不可掌握的。譬如，作为一个可掌握对象，全球变暖并不存在。超对象是非局部的，莫顿将这一非局部性比作《星球大战》中的原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仍然时时刻刻围绕着我们，渗透进我们的生活。莫顿认为，这种物由于极为庞大，因此一方面是黏着性的，能够将所有的物都包含其中，并彼此牵连；另一方面它的作用力又是处于物体之间的，我们只能从各个物体的关联中才能察觉到它。我们虽然无法知道全球变暖的整体，但全球变暖在阳光、太阳能电池板、屋顶和眼睛之间形成勾连。如果将这一概念从自然界迁移至人类社会，我们完全可以想见生成的城市本身就是一台把人包在其中、把人当作零件之一的“超机器”。   

智慧城市这一“超机器”并不是一个我们能够看见全貌的对象，人机生成使它无时不在又无处不在。我们只能通过手机、摄像头、数字驾驶舱、城市空间中的智慧大屏看到它的部分面貌。同时手机、摄像头、数字驾驶舱、智慧大屏乃至人自身，也都被包括进智慧城市之中。然而，不论是人还是智能机器，虽然在相互作用中构成了智慧城市，但人机之间，以及它们各自与智慧城市之间又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张力。人与智能机器虽然如此亲密地发生融合、互构，但我们从来不知道整体的城市智能机器系统是什么样子的。人机虽然能够在互构中生成智慧城市，但作为整体的智慧城市却像一个“幽灵”，并不被机器或人所“掌握”。譬如，即使生活在杭州，也没人知道“城市大脑”全貌是什么样，杭州新型智慧城市是种什么形态。更进一步，我们根本无法全部知晓智能机器和智慧城市是如何运作的，它们什么时候收集人的数据，什么样的数据被收集，这些数据被用在什么地方，数据在什么情况下被删除。当然，至于数据如何被运算也仍然处于黑箱之中。如果ChatGPT可以不受掌控地“胡言乱语”，智慧城市和智能机器怎么可能不失灵？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智能机器对立于人，智慧城市和人也构成了具有张力的对立关系，这样的对立甚至能够引发毁灭和灾难的后果。生成的城市并不总是正面的，生成的后果也并不总是乐观的。   

在这样一台“超机器”背后起作用的，是人类权力控制的意识形态。莫顿的“超物体”与芒福德的“巨机器”（megamachines）观念具有相通之处。芒福德称现代技术为“巨机器”，虽然和“超物体”不同，巨机器不必然是一个巨大的工具，但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基础以及秩序、控制、效率和权力的技术原型，代表了严密的组织和动员体系，成千上万的人在指令下听从统一讯号、执行标准动作，挖运河、修水渠、垒城堡、盖宫殿、修寺庙，宛如一台巨大的机器。巨机器又称“王者机器”，王者机器是庞大的国家组织体系，其配件既包括人体，也包括权力、政治、经济、官僚，它是后来发明一切机器的原型。王者机器以权力为目的，芒福德认为，现代的太空计划和古代埃及铸造金字塔都是王者机器的产物，古今王者机器共享相同的意识形态。

过往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是，物因为外在于人类主体，所以物与人是相互对立的。但是超物体和巨机器却显示出一件事：人类主体可以内在于物之中，但依然与物相对立。莫顿的“超物体”概念非常清晰地凸显出后人类主义和能动实在论这两支新唯物主义理论的科技乐观主义的缺失，也促使我们在欢迎生成的智慧城市之余，正视这一“超机器”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结 语

面对日益更新的智慧城市传播经验，本文在回过头重新思考城市传播研究传统与今天智慧城市传播现实之间的隔阂后，将新唯物主义纳入城市传播的视野，从而建立了一个智慧城市传播的物质性分析框架。   

首先，新唯物主义的引入弥补了城市传播研究再现论和表征论这两大传统共同的缺失，将被遮蔽的媒介能动性以及媒介与人的关系性带到城市传播的视野，使城市传播调整其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的理论框架，使之能够适应今天智慧城市的发展现实。其次，新唯物主义对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主要分析资源的城市研究或传播研究进行了有力的延伸，解决了此前拉图尔理论只关注物与人由对称性引发的能动性后果，而未能解决的物的能动性从何而来的问题，将城市传播的物质性研究带至理论最前沿。再次，通过“能动性”和“内在作用”这两大关键概念，不仅阐释了智能机器如何获得能动性的问题，也将研究的焦点带到了“从个人与人类主体转移到关系网络或有生命和无生命影响和受影响的组合”，在物—人互构的本体认识论上，对今天智慧城市传播领域的根本性变革作出有效回应。经过上述努力，城市传播从仅关注城市中人与人的互动关系，转向对人与物之间的内在作用的关注，由此智慧城市传播就成为一个包含人与人、人与物互动的传播网络。最后，经由多元主体的内在作用，智慧城市成为一个实时动态生成的城市。这一转变彻底突破了再现论和表征论下实体的城市和建构的城市。城市不再是实体的静态之物或等待表征的被支配之物，物—人互构带来了关于城市的新的面孔。

生成的城市虽然将媒介从被动的客体地位拉出，重构了物—人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后果总是积极的、具有解放性的。经过对杭州城市大脑的经验分析，本文提出了“智慧城市作为超机器”的概念，并指出生成的城市成为一台超机器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为智慧城市传播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物的必要性。总体上，新唯物主义虽然消除了主客二元论框架，对20世纪大多数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建构主义取向提出质疑，以提醒人文学科更密切地关注科学，但也存在过于乐观的问题。本文对这种乐观主义取向亦发出提醒，以鼓励人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更加辩证地对待物与人的关系。未尽之处，也为接下来的智慧城市传播研究指明了方向。毕竟，新唯物主义仅仅构成了智慧城市传播物—人关系研究的一个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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