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学刊》‖ 左东岭丨京师文会：明初文学场域的生成与诗文观念的交融

明初文坛的主导思想从主体层面是以朝廷官员尤其是翰林院官员为基本依托，从观念层面是由应用文体之尚用、尚实、尚简及诗歌创作之鸣盛所构成。但此种主导倾向仅为明初文坛的一个侧面，同时还存在着另一个文人私人写作的领域，具有抒写个体性情与文人相互交际的功能，此一侧面则是由重视诗人才情、强调愉悦自我与崇尚诗歌审美内涵所构成。此一侧面不仅存在于山林隐逸之士的庞大文人群体中，也存在于被朝廷以各种理由征召的官员群体中，甚至翰林官员的思想观念也并未被朝廷主导观念完全占据，在公文纂述与私人写作的不同领域，他们依然葆有个体的思维空间，包括向往归隐的愿望、个体人际的友情、朝政之余的休闲以及个体复杂情感的抒发，等等。此种主导观念与个体思想的交错与叠加，是洪武初年率先进入新朝官场的那批文人的共同倾向，其契机则集中于明初征召文人参与撰修史书、纂集礼乐书及其他大型文化工程的开展，这使他们有了共处同一场域的机遇，有了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自然也就具备了开拓眼界、相互补缺的有利条件。洪武初年在南京天界寺所进行的撰修《元史》与《大明集礼》的两项重要活动，可以作为典型的个案予以集中剖析。

洪武初期史局、礼局的设置

明初文人的第一次京城聚会是《元史》的撰修。洪武二年（1369）二月，朱元璋诏修《元史》，令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袆为总裁。宋濂在《进元史表》中对参与《元史》编撰的人员有具体罗列：

至洪武三年（1370）二月，“诏续修《元史》。时儒士欧阳佑等采摭故元元统以后事实还朝。仍命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袆为总裁。儒士赵壎、朱右、贝琼、朱世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殷弼、俞寅十四人同纂修。”关于《元史》撰修的目的、特点及得失优劣，目前学界已有不少成果。其中有两点与本文所论有关：一是在体例上取消了论赞部分，二是作者皆为“遗逸之士”。就表层看理由是“欲求议论之公”，其实背后原因颇为复杂。因为这些参与修史者来自不同地域，对待元朝的态度自然也不一致。其中有一点至关紧要，即他们皆为隐逸之士，其诗文观念代表着山林文学，如今却要进入朝廷接受台阁官员的指导，站在新朝的立场去撰写元朝的历史，则台阁与山林之间能否有效合作便成为首要的问题。这些参与修史者虽说是经由朝中大臣推荐并得到朱元璋的批准，但大都由吴越文人群体所构成，并与宋、王两位总裁有各种关系。据考证，目前能够确考籍贯的26人中，浙东9人（胡翰、陶凯、陈基、张文海、王廉、傅恕、朱右、朱世濂、张孟兼），平江11人（宋禧、徐尊生、傅著、谢徽、高启、贝琼、王彝、张宣、张简、杜寅、殷弼），安徽3人（汪克宽、赵汸、李汶），江西2人（赵壎、曾鲁）。宋濂、王袆为黄溍、柳贯之得意门生，在元末已颇有文名，浙东文人多与之关系密切，故多人跻身史局自然不出意外。平江文人当时被称为浙西之士，其中王袆曾客居吴中，“平生交友，留吴中居多”。尤其是其同门学友陈基，长期定居平江，频繁参与玉山草堂等文人雅集，与吴中文人具有密切关系，这无疑会大大拉近他们与宋、王二人的关系。或许这也是陈基何以会被特意拉入史局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安徽与江右的入局文人，除均为当时著名经学、史学及诗文名家之外，亦早有与宋、王二人交往频繁者。比如安徽休宁经学家赵汸，元末曾长期隐居著述，本不欲出仕为官。他曾具体记录了自己被征召的过程：   

操琬（1315—？），字公炎，鄱阳乐平人，元明之际以博学称。他是宋濂修《元史》前极力推荐的一位儒士，后因病辞归。宋濂有送行诗赞曰：“余时奉诏来，君亦至钟阜。一见双眼明，不翅蒙发蔀。大启金匮藏，一一共评剖。发凡及幽微，胜辨白与黝。奈何君有疾，客邪干气母。”最后不得不依依惜别：“平生湖海情，临歧忍分手！”赵汸的该篇序文也是为操琬送行而作，其本人也与宋濂、王袆有多年的交情，故而感叹“所幸者平生故人重得一见于契阔之余”。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次入局修史乃是东南各地隐逸文人的一次长时间聚会。除了完成官差之外，更有了相互交流情感、切磋文艺的充裕时间。   

明初文人的另一次京城聚会是略晚于修史的纂辑礼乐书。洪武二年（1369）八月，朱元璋下诏令儒臣修撰礼乐书：“时上以国家创业之初，礼制未备，敕中书省，令天下郡县举素志高洁、博通古今、练达时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送至京师。参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其年过五十未及四十，非深知经术者勿遣。于是儒士徐一夔、梁寅、刘于、周子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至京。时曾鲁以《元史》方成，共奏留之，因命与诸儒同纂修。”但这仅为各地所推举的征召文人名单，有学者综合清人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朱彝尊《曝书亭集》、《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等相关文献考证，先后入局修礼乐书者多达21人，除上列10人外，其余分别为：刘永之、刘俨、陈世昌、杨维桢、张翼（翨）、刘恒、唐肃、林弼、陈谟、徐尊生等。根据宋濂《故泰和州学正刘府君墓志铭》所述内容，可以证明刘于虽被召修礼书，但因病退出而未能参与，其他20人均先后进入礼局参与此事。此外，该文还说明明初的修礼乐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先后由陶安、李善长、宋濂、傅瓛等人领衔编纂，并引《春明梦余录》所载分类负责官员姓名：“洪武中，命儒臣陶安定郊社群祀礼，詹同定四庙袷祀礼，李善长定官民丧礼，朱升定祭祀斋戒礼，崔亮定五祀礼，刘基定百官朝觐礼，魏观定祭祀礼，陶凯定军礼。”由此可知明初礼乐制度的建设的确为众多文人所共同完成。有学者据此将参与修礼者分为三类人选：一是负责官员，包括李善长、傅瓛、宋濂、詹同、陶安、刘基、魏观、崔亮、牛谅、陶凯、朱升、乐韶凤、李原名等人。二是主要编撰者，有徐一夔、梁寅、刘于、周子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曾鲁、宋讷十一人。三是同为诏修《大明集礼》时被征入京的儒士，但可能出于种种原因并未执事至修书完成，有刘永之、鲁渊、刘俨、钱宰、张翼、杨维桢。此处的分类原则颇有道理，但疏漏亦复不少。前人已指出刘于因病辞职而并未参与修礼且证据确凿，不当再列入主要编撰者之内。此外，在第三类中漏掉陈世昌、刘恒、唐肃、林弼、陈谟、徐尊生诸人，亦属较大失误。研究明初修礼的学者大都将眼光集中于《明实录》关于洪武二年朝廷所征召的人选，而忽视了这些人仅为修礼参与者的补充人选，并不包括此前已进入朝廷的相关人员。唐肃有一首诗，题目是“丁未（至正二十七年）九月二十有二日，肃始生之辰。时寓南京，会饮林公庆孟善所在。会者陈世昌彦博、徐一夔大章、张翨翔南、牛谅士良，后至者朱升允升。相与联句，得三十韵”，可知当时此五人已在南京，后来又均参与礼书修撰，他们自然不用朝廷再次征召。就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参与撰修礼乐书的人员大致应在30人以上，且入局人选、撰修过程较之史局更为复杂。如果从朝廷官员之外参与撰修礼乐书者的身份看，与《元史》撰修成员有一点完全一致，即大都为元明之际的隐逸之士。但也有两点明显的相异之处：一是从地域分布看几乎没有吴中文士，其具体情况如下。浙东10人：徐一夔（四明）、鲁渊（淳安）、刘俨（钱塘）、钱宰（会稽）、董彝（乐清）、张翼（秀水）、杨维桢（诸暨）、陈世昌（钱塘）、唐肃（会稽）、徐尊生（淳安）；江西7人：梁寅（新喻）、周子谅（庐陵）、胡行简（新喻）、刘宗弼（赣县)、曾鲁（新淦）、刘永之（临江）、陈谟（泰和）；河南1人：宋讷（滑县）；福建1人：林弼（龙溪）。刘恒无考。由此可知，洪武初礼乐书之编撰者基本由浙东与江西文人构成。二是尽管修礼乐者多为隐逸之士，但并非像史局文人那样皆为两朝不仕者，而是多人曾经出仕元朝且官阶不低。如杨维桢，“泰定四年进士，初署天台尹，改钱清盐场司令，转建德总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学提举。”胡行简，“至正二年进士，授国子助教，历翰林修撰，除江南道御史，迁江西廉访司经历。遭世乱，乞归，以经学教授乡里。”鲁渊，“至正辛卯进士，江南儒学提举。”刘宗弼，“元进士，明初与修礼乐书。”钱宰，“元进士，明初以明经征修礼乐书。”此种情况乃是由撰修礼乐书的性质所决定，如果缺乏经学修养与行政阅历，则难以有效参与制礼作乐的制度建设，而对多倾心于诗文书画的吴中文士来说显然非其所长。   

洪武初还有一些大型著作的编纂，诸如《大明日历》《大明律》《洪武正韵》等，亦均曾有总裁与撰写班子，但都赶不上《元史》撰修与《大明集礼》的编纂更具典型性。这是因为它们具备了如下特征。首先是这两个撰写班子集中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文人群体，它包括危素、宋濂等新老两朝的台阁文人，杨维桢、胡行简等元朝遗老文人及高启、徐一夔等明初隐逸文人，并且其所从事的是最能代表当时文化重点工程的经史编纂，凝聚了全国大多文人的关注目光。甚至元明两朝的其他任何时期，都难以再有如此大规模的山林与台阁文士之间的交流互动。尽管在元末也曾有过玉山草堂山林与台阁文人共处一堂的诗酒雅集，但无论其规模与深度均难以与此时相比。其次是史局与礼局所处场所均在南京之天界寺，是一个有别于朝廷行政部门的相对开放的自由空间。高启《寓天界寺》曰：“雨过帝城头，香凝佛界幽。果园春乳雀，花殿午鸣鸠。万履随钟集，千灯入镜流。禅居容旅迹，不觉久淹留。”可知此处既环境优美、幽静宜人，又屋宇众多、空间广阔。一句“万履随钟集，千灯入镜流”，描绘出当时天界寺修史纂礼的盛况。金檀注高启《寓天界寺雨中登西阁》诗，引《江宁府志》曰：“天界寺，在聚宝门外，善世桥南，旧在城中大市桥北；元名龙翔集庆寺，学士虞集有记。明初，改天界寺。洪武戊辰（按：二十一年）寺灾，徙建今所。”天界寺在元代本是元文宗未登基前在金陵的潜邸，至顺元年（1330）将其改为大龙翔集庆禅寺，明洪武元年（1368）改名为天界寺。元代台阁文人虞集曾对其建筑规模及格局有过具体描述。其三是待诏修史、撰礼书的文人之间在这里有了充分的交流空间与机遇，他们不仅有同乡同局之间的相互情感慰藉，“喜得故人同待诏，拟沽春酒醉京华”，而且史局与礼局之间亦可相互走动拜访，叙旧交新，联络情感。像礼局中的杨维桢与史局中的贝琼、张宣、张简、陈基等，在吴中时均有密切交往，贝琼还是铁雅门人，他们之间自然互有来往。另外，史局中的高启与礼局中的唐肃、牛谅等人，均系北郭文人群体中的诗友，如今近在咫尺，岂无来往？梁寅《赠徐大章序》曰：“余备员礼局，而大章撰诰文，同居官寺者半岁。或谈辨于蚤莫，或赏咏乎风月。”可知他们在礼局内的亲密状况。高启有《送舒征士考礼毕归四明》诗，尽管如今已难以得知此位舒征士之具体情形，但可证他与高启既非同乡亦非同局，但却照样可以写诗送行，情感依依。高启另有《同傅著、谢徽夜过句容寻袁丞不值宿圆明十八院》诗，可知他们不仅可以在史局内来往，还可以结伴出游访友，夜宿不归。尤其是吴中与浙东文人之间，更是有了频繁的交往与深度的交流，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比如高启与王袆二人，今存有高启《闻王翰林使蕃》《题王翰林所藏画》《送王孝廉至京省其父待制后归金华》等诗作，其《雨夜偶读王待制诗》曰：“客窗疏竹雨凄凄，把卷灯前读旧题。此日殷勤如会面，不知君在夜郎西！”王袆则为高启的《缶鸣集》写了长篇序文，可见二人俨然已成为惺惺相惜的至友。其四是史局与礼局亦官亦私的机构属性，保持了文人相对独立的个性与思想。作为被朝廷征召的待诏文士，他们的主要任务自然是要完成各自的职责，修史撰礼必须遵守朝廷的规定与编纂的体例，不能带有个人的爱好与私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其他方面也须屈从于总裁的意志与改变自我的看法。在公务的余暇，他们依然有私人的交往与个体的情趣，在私人写作空间依然可以表达自我的情思与意趣。徐一夔本来是宋濂与王袆重点推荐与邀请的续修《元史》的重要人选，但他最终并未满足二人的要求，只是参与了礼乐书的编纂。因为他对《元史》的撰修具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向王袆详细陈述：“而仆自知，颇识元朝制度，文为务从简便，且闻史事尤甚疏略，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省置时政科，以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此种不设日历与起居注的制度，已经很难保证《元史》撰修的质量。“今夫顺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其事未必核也，其言未必训也，其首尾未必贯穿也。”“而欲不材且病如仆者承乏于后，诚恐不能化腐朽为神奇，以副执事之意”。后世学者对《元史》之撰修质量多有非议，并寻找各种原因，其实徐一夔当时便已察觉到其根本的问题在于元代朝廷在历史文献保存上具有制度性的致命缺陷，所以坚决不肯参与此事，对此他既无惧于朝廷的压力，也未迁就宋、王二人的情感。后来在修礼的过程中，宋濂与贝琼也曾发生过公开的争议，宋濂还为此遭受了贬谪。由上述四个方面看，尽管洪武初期史局与礼局的设置乃是朝廷精心组织的重要文史机构，但客观上却形成了一个有利于文人群体进行情感思想交流的文学场域。在天界寺此一场域中，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个性及不同观念的文人无论在人际关系还是观念认知层面，都得以全面交流与深度了解，从而为山林与台阁在新朝的融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京师文会的人际交往与情感交流

关于洪武初期的此次文人聚会效果，今日已很难予以全面评价，但从下述二例，犹可见其一斑。王彝曾有《聚英图序》一文，作于洪武三年七月，是其在被朝廷恩准辞归嘉定后所作。其所序《聚英图》的作者系嘉定同乡周孟容，他除了为王彝画了肖像外，并“图当世知名之士”，除文中所重点评介之三人外，“其他公卿大夫又若干人，孟容又皆随其人之崇卑显晦进退出处而图之”，“于是盛世知名之士班班焉有可考者”，故而王彝便将此图册命名为“聚英图”。周孟容仅知其为嘉定人，其他生平则不可考，图册中究竟汇集了哪些文人的画像亦不得而知。王彝的序文选出三人予以评论：

由文中所序可知，周孟容画像所选对象为当时之“公卿大夫”，杨维桢在明初已非官员身份，之所以被列入，可能既因其文名之大，亦因其为所征召修礼乐书之身份。史局与礼局中那些为朝廷所征召的隐逸之士虽非正式官员，但已服务于新朝，亦庶几可称士大夫矣。换言之，正是有了朝廷修撰《元史》、礼乐书而聚英于天界寺之举措在前，方会有周孟容之绘写《聚英图》于后。从王彝所选的三人中，亦可见出此种效果。杨维桢乃元末文坛领袖，长期活动于杭州、平江、松江、嘉定一带，王彝对其自然相当熟悉并持否定态度，曾撰《文妖》痛斥之。但此刻的评语则较为含蓄，仅言其“狡狯变化”“混迹斯世”“为文场滑稽之雄”。尽管他忽视了杨维桢心系台阁的儒者入世追求一面，但“与时低昂”的概括依然相当准确。至于王袆与张孟兼此两位浙东文人，王彝在元末或许有所耳闻，但倘若没有入史局的切身经历，他断然无法对二人的性情、人品及文风做出如此准确的把握。与其说周孟容为“善知翰林者”，倒不如换成其本人更为恰切。尤其是张孟兼“最与之相知”的原因，恐怕就只能是共同供职于史局一种解释了。文中当然也提到了宋濂，周孟容只是由于没来得及亲自见到宋濂真容，才未能为其作画，王彝也只能寄希望于将来了。至于选出以上三人的原因：“盖铁崖吾为之论定于其既往，孟兼吾为之期望于将来，而于翰林特云然者，使人知文章名家自有所在也。”亦即鉴往期来而树文章标准之意。从周孟容《聚英图》及王彝的序文的来源看，也不妨将洪武初年史局与礼局的征召隐逸之士称之为聚英会——一次文坛英才的相聚之会。如果说《聚英图序》展示的是面，宋禧《寄宋景濂先生三十韵》便是聚焦修史聚会的一个点：

宋禧（1312—？），“初名玄禧，字无逸，余姚人，学于杨维桢。洪武初征修《元史》，再与桂彦良被征，主考福建”。全诗可分为三层意思：其一是对于参与修史时情况的回忆。宋禧负责《元史》“外国传”中《高丽传》以后的部分，但他显然对此并不熟悉，故而写起来相当吃力，所谓“强述外夷传，荒疏仅成篇”即指此。好在他得到了总裁官的帮助：“赖有班马手，笔削成巨编。”他自然从心中感谢宋、王二人的援手，算是对朝廷有了交待。同时他回忆起自己修史过程中“衰疾频缠绵”“旅邸命如线”的痛苦经历，以及“仁人俱见怜”之被同事同情与照顾，“同姓尤惓惓”之句则突出了宋濂在其中的悉心照料与深切同情。“早晚辱安慰，残喘聊自延”，是对此种关怀的总结性表述。二是写分别情景与别后牵挂。他们之间的友情并没有随着史局解散与宋禧归隐而结束，“后夜复叙别，惨戚灯影前”是写其依依惜别的分手之情，“缥帙已拜惠”“往还情为传”是写其别后获得赠书及尺牍往还的彼此牵挂。三是对于自我隐逸情志的表达。朝廷命其前往遥远的“南闽”主持“考艺”，但自己此刻已年迈力衰，疾病缠身，难以胜任此项差遣。他渴望去过一种“策杖山野间”的平静生活，犹能发挥“击壤或歌咏”的黼黻朝廷作用。这才是本诗所要表现的主旨，因为他与宋濂之间有共同修史的经历与长期存在的友情，故而才发出“缅怀青云彦，文会滥随肩”的深情回忆与真切感叹，那么这位身居要位的“玉堂仙”可否再次援之以手呢？史料没有留下宋濂的回应与宋禧的人生结局，但诗作本身的价值已得以凸显，修史乃是这些文人的重要经历，从中不仅实现了立言以不朽的人生理想，更收获了深厚的友情与切磋文艺的经验。宋禧在诗中特意用“文会”来概括此次修史经历，可谓简洁而精确。元末在东南一带亦曾有诸多文会，但没有任何一次能够与明初此次天界寺中史局与礼局的文会相比。在数月时间内，数十位身份、地位、籍贯及性情均不相同的文人，尤其是原本地位悬殊的山林文人与台阁文人，聚集于天界寺内，研讨文史，雅集赋诗，相互交流，切磋技艺，共同建构起明初的文坛繁盛景况。

宋濂在其《味梅斋稿序》中，对此有集中的回忆与深刻的感受：“洪武初，余奉诏总裁《元史》，于时执笔者凡数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与之周旋会聚，间一休沐，辄相过饮酒为欢。酒阑气盛，抚掌大噱，论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弗止，信一时之乐哉！然当是时，诸君者皆强壮无恙，余虽稍长，亦未耄老，方以为此乐可以常有，未知其为乐也。及后，未数年，人事稍有乖殊，或得州县官散之南北，或以老癃疾疢引归田里，或抵法遇患转徙远方。求如旧时之欢须臾而不得，然后知此乐之难遇。每一思此，不知俯首怆心，而继之以叹息也。又况余年愈耄，触事愈多，而英才凋谢愈尽，虽欲不思，何可得哉！”《味梅斋稿》是傅著的诗文集，傅著乃史局成员之一，史成后归为常熟教谕，官终潞州知府。正因修史时与宋濂有密切交往，方有缘向宋濂请序。宋濂则通过序文，回忆了当初与四方豪俊周旋会聚的快乐往事，其中令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修史之余的“相过饮酒为欢”，其内容则为“酒阑气盛，抚掌大噱，论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弗止”。可惜好景不长，乐事难再。史局结束后诸人风流云散，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思念与深长的慨叹！此次京师文会遂成为明代文学史上无可复制的文坛盛事。

洪武初山林与台阁诗文观念的互动与交融

山林文人在进入史局与礼局之后，既是一种全新的人生体验，也是与台阁文人交往的开始，同时也在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诗文观念。就实际情况看，被朝廷征召的隐逸文人从心态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像杨维桢、胡行简、赵汸、贝琼等年长体衰、仕途多舛者，他们尽管对新朝重建礼乐制度、撰修前朝国史抱着支持态度，但大都对走出山林较为消极，并时刻打算重归隐逸。贝琼在赴召时表示：“用世非拙迂，白首在山林。诗书况久辍，礼乐非所任。王事忽相縻，遂令违我心。”“愁来一回首，涕下徒沾襟。终当返田里，灌园希汉阴”。隐居田园才是其最终向往的归宿。另一类是像高启、谢徽、张简、杜寅等意气风发、隐以待时的青年才俊，他们尽管也眷恋故乡亲人、耽于诗画之乐，并在元末养成一种闲散安逸的性情，但又始终高视自我、渴望用世，因而对朝廷征召抱持积极乐观的态度。高启有诗曰：“宴安圣所戒，胡为守蓬茨。我志愿裨国，有遂幸在斯。”他甚至有一种急不可待的跃跃欲试感觉：“捧檄敢期囊颖出，着鞭肯向驿程先。东华叨列仙班入，五色云中觐九天。”其实，此刻无论是徘徊不前的犹豫还是兴高采烈的激动，都不过是对于自我前程的推测与想象，是身处人生转折之际的一种主观感觉而已。一旦进入史局或礼局，他们才真正感受到生活节奏的巨大差异，尤其是写作的心境与状态的迥然不同。山林隐逸的写作乃是私人化的行为，具有随心所欲的自我表达自由，而无论是修史还是撰礼均为公文的写作，必须依照皇上的旨意与总裁的义例予以撰作。最先意识到此一点变化的是赵汸，他曾深有感触地对操琬说：

据宋濂《元史目录后记》载，《元史》的修撰时间为“明年（洪武二年）春二月丙寅开局，至秋八月癸酉书成。”而宋濂为操琬所作送行诗结尾曰：“须记送君时，四月日丁丑。”从二月丙寅（十日）至四月丁丑（十四日），这两个月是操琬与赵汸的入局时间，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领会《元史》的修撰原则与总裁的各种安排，因而赵汸对操琬所发的议论实为有得之言。在此他详细对比了作为山林文人的私人创作与作为修史之士的奉命之作，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山林文人无论进行“纂释群经，折衷百氏”的学术探讨，还是“陶冶性情，吟咏风月”的诗歌创作，均可以穷源溯流，自由抒写，令读者“目动神耸”“为人所称”，作者亦可由此获得“皆足以名世”的不朽效果。朝廷的公文撰作则不然，作者不仅要承担重要的经国济世的责任，还要蒙受诸多舆论的压力。当自己“挟其山林之学，以登于朝廷之上”，自然产生了“茫然自失”的畏惧感。由此其创作心态无疑是拘谨保守的。该段文字的最后几句令人玩味，作者认为《元史》“即旧志为书，凡笔削悉取睿断”的撰作宗旨，令自己避免了因议论不当而获罪，乃是天子所赐恩德。但此仅为字面意思，其中意味颇为复杂。按《元史》凡例的说法：“历代史书，纪、志、表、传，各有论赞之辞。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事意。”《元史》“不作论赞”的体例招致了后世的大量批评，认为这是严重违背了《史记》以来的史学传统。至于何以会取消“论赞”，多数学者的看法是朱元璋剥夺了修史者的褒贬议论权力，是专制意识的集中展现。但也有学者提出过不同看法，尽管该学者也提出“‘准《春秋》’是饰词，‘钦奉圣旨事意’才是真谛”。但同时又说：“当时修史诸臣，深恐评论陟黜不当或冒犯忌讳，惹恼了朱元璋，会招来重谴，为了省事避祸，才提出‘不作论赞’，作为‘准《春秋》’的冠冕之词。”此处其实存在一个“不作论赞”到底是朱元璋之“圣意”还是修史诸臣因恐惧“招来重谴”所提建议的讨论。按照赵汸的说法，乃是“笔削悉取睿断”，即一切均听凭皇上的裁决。但皇上不可能亲自参与修史，那就只能规定总体原则，其中便包括“不作论赞”的决定。之所以不许撰作者予以论赞，除了裁断权的归属之外，修史目的亦为重要原因之一，朱元璋之诏修《元史》，看重的是“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他要用修史的方式以证明元代之衰亡与明朝之建立，以迅速奠定新朝的合法地位。至于前朝之是非得失、人物之褒贬臧否，仓促间也就没必要去予以深究了。但自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修史目的后，便成为后人修史的楷模与传统，也只有在论赞中才会显示作者的史识、见解与文笔，故而萧统《文选序》说：“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史书仅“记事”“系年”还无法体现作者的文思与才气，只有具备了“文华”与“沉思”才算是真正的文章，才能有进入“文选”的资格。赵汸虽以治《春秋》称，但亦颇留心于现实。且不说他曾从学于倡导明经致用的黄溍，对虞集等台阁重臣亦多有仰慕，称赞其“每涉笔论思，不忘规切，承顾问及古今政治得失，必委曲尽言，冀有所裨益”。无论是从意存鉴戒的总结历史经验角度，还是事出沉思的文章立言角度，像赵汸这类元明之际的文人都不会仅满足于属词比事的史料排比，而对于表现自我思想才华的论赞有意回避。无论是作为总裁的宋濂、王袆，还是参与修史的操琬、赵汸，当他们面对皇上既定的“不作论赞”事实时，所能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为“钦奉圣旨事意”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准《春秋》”经学解释，二是调整自我心态以顺应既成撰写体例，自觉地迅速从自由轻松写作状态转换到谨遵圣谕的遵命撰作模式。此种转换虽难说是所有修史者的人生状态，但无疑代表了他们多数人从隐逸到奉诏的心态变化。

作为翰林学士与浙东文人双重身份的代表，宋濂的人生态度与诗文观念无疑是朝廷主导思想的体现，并在修史、撰礼过程中对局中参与人员造成明显的影响。此种影响既来自朝廷制度性的规约，也源于其个人人格魅力与诗文名声的潜移默化渗透。这些影响除了表现在《元史》编撰的宗旨、凡例外，更体现在个人间的诗作倡和及序文题跋撰写中。仅以序文为例，宋濂先后撰写了《丹崖集序》（唐肃）、《白云稿序》（朱右）、《送徐大年还淳安序》（徐尊生）、《徐教授文集序》（徐一夔）、《胡仲子文集序》（胡翰）等。这些序文大都是在表达宋濂的明道致用诗文观念与纠正文坛“不良”风气，从而对局中文人施加影响。这在宋濂与徐一夔的序文写作及书信来往中具有集中的展示。宋濂的《徐教授文集序》是其著名的文论名篇，它全面展现了宋濂的文论观念。第一层先谈文章之“本”：“文者，道之所寓也。”“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凡存心养性之理，穷神知化之方，天人应感之机，治忽存亡之候，莫不毕书之。皇极赖之以建，彝伦赖之以叙，人心赖之以正。”然后以此为标准，他例举了九种“非文”的类型以驳之：“扬砂走石，飘忽奔放”“牛鬼蛇神，佹诞不经”“桑间濮上，危弦促管”“情缘愤怒，辞专讥讪”“纵横捭阖，饰非助邪”“枯瘠苦涩，棘喉滞吻”“廋辞隐语，杂以诙谐”“事类失伦，序列弗谨”“朽腐塌茸，厌厌不振”等，均被其清除出文之行列。“大之用天下国家，小而为天下国家用”者方可谓之“文”。第二层论述如何能够写出好的文章：“文之至者，文外无道，道外无文。灿然载于道德仁义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见诸礼乐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积于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并由此衡量了自孟子至朱子的文道合一之统绪。最后才论及徐一夔之文，所谓“自少学文，即期以载道，非六经所存，不复轻置念虑于其间，含积既久，灿然以文名江南。”序文并没有具体阐述其文章之体貌与评价其文章之优劣，反倒进一步追述曰：“当修《日历》时，予适为之总裁，每与大章论文，窃叹今之作者，何其与古异也？大章深以予之言为然。”突出的乃是他对徐一夔的教诲与影响，故而结尾曰：“世有豪杰之士，知文与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说为不谬。”宋濂该序的撰作目的显然并非重在评价徐一夔诗文，而是借此传达自我文论观念，故而徐一夔读后颇感诧异，“初意不过欲得阁下一二百字，冠诸杂稿之端，以假重尔。讵意过蒙不鄙，贶以舂容大篇，极论文与道所系之重，且备斥世俗之文之畔于道者为非，如以一夔为知言而与之言者”，颇有一点受宠若惊的意外之喜。于是便又回忆道：“向在史局，承裁画于下执事，间尝质以鄙见，阁下不以为谬，且见谓为是，心常服之。”可知他们当时的确是常对为文之道切磋讨论，徐一夔并深受教益。最后，徐一夔更深切感知了宋濂此文的用意：“虽然，阁下此文，匡世之文也，特因不才而发之耳。此文之行，天下学者殆将靡然一趋于正，不至蹈前弊而自畔于道矣。”徐一夔的说法颇有道理，尽管该文乃为其文集作序，其目的则绝非仅为其一人而发，影响自然也不限于其一人。宋濂称唐肃之文“沉涵于经为之本源”，朱右之文“一以经为本”，均是借序文宣扬其重经明道、文以致用的文论主张。徐一夔不仅对宋濂观点深表认同，还以此衡量友人之诗文，其《贝助教文集序》论贝琼诗文，对元末所作虽赞其“擅名于一时”，亦仅许之以“才之赡而气之雄”而已。评其入明后之作则曰：“会国家方育材兴治，第所居官以训迪为职业，而长篇短章亦不过应四方知己之请，而所以敷张神藻，润饰鸿业，以鸣国家太平之盛者，则亦未见其有数数然者焉。”说贝琼诗文创作未能达到“鸣国家太平之盛”的高昂宏大格调自然是实情，但对其重经明道之宗旨未置一词则显然是持保留态度。连后来的四库馆臣亦称“其诗温厚之中自然高秀”“其文亦冲融和雅，有一唱三叹之音”。可知徐一夔拿宋濂论文标准去裁量当时文坛作家，持论未免过高。其实，他虽然对宋濂文论赞誉有加，但其自身创作难以对此理论加以实践，故而四库馆臣亦仅称“其文皆谨严有法度，无元季冗沓之习”而已。由上可知，在修史撰礼的过程中，通过实际交往与诗文交流，宋濂的文论主张的确影响了一批被征召的隐逸文人，使之具有了浙东文人与朝廷主流相近的诗文观念，并在评诗论文中发挥了一定的导向作用，但对于实际创作则影响有限，未能有效支撑起明初文坛整体创作水准。

在洪武初年的朝廷“文会”中，由于宋濂、王袆诸人的总裁地位及文坛名声，台阁文学的主张对于山林隐逸之士的影响无疑占有主导性的一面。但窥诸当时实际，台阁与山林之间的交流又绝非单方面的。他们之间既存有差异，又交融互补，从而丰富了当时文学思想的内涵。此种情形最集中体现在对高启诗歌创作的评论中。高启是吴中文人中诗名最大的作家，在进入史局之后，其诗歌创作便引起台阁与山林文人的共同瞩目，先后有谢徽、王彝、胡翰、王袆等人为其作序，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眼光与立场。其中最早为其诗集作序者是胡翰，其《缶鸣集序》曰：

之所以全文引述该序文，是因为其中包含了极为重要的诸种信息。由序中所言可知，高启早在入京之前，诗名已流传至浙东为胡翰所知，而且他此次入局修史是带着自己的诗集进京的，显示了他对自我诗歌创作的自信与重视。序文本身内涵亦颇为丰富，由此可以看到胡翰与高启诗学思想的差异与诗歌情趣的趋同。第一层论说言、文、诗之关系，是浙东文人的共同观点，所谓言之精者为文，而文之精者为诗，宋濂、王袆皆有此种见解。作者由此引入全文，是为以下褒扬高启诗歌价值所作的铺垫。然后是谈论诗歌之功能，即能够有效承载“与凡古今政治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载者”，并获致“不费辞说而极乎形容之妙，比兴之微”的“风雅之遗意”。第二层交代作者与高启之关系。既欣赏其诗作于未识之前，又有幸同在史局而获读其《缶鸣集》于后。第三层是对高启诗作特点与价值的概括“合古今体数百首，其事虽微，可以考得失，备史氏之所惩劝”。显然，这是合乎前边所言“风雅之遗意”的。序文至此，都是意在突出高启与浙东诗学观念相同的一面。然而，更令胡翰钦佩的是高启诗作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其辞则余之所欲摹拟而莫之工者，铿铿振发而曲折窅如。”他承认，在诗歌创作水准上，他无法企及高启的艺术高度。他重点探讨的是，高启何以能够获取如此的诗歌创作成就。他认为，这是因为高启尽管在元末处于张士诚所占据的吴中，却能够不慕富贵而自甘贫贱，“乃率其俦类，倡和乎山之厓水之澨，取世俗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牍，鸣声咿咿。及其得意，又自以为天下之乐举不足以易其乐焉”。正是对诗歌艺术的痴迷与兴趣，使之获得了他人享受不到的审美快乐，也是他取得诗歌创作巨大成就的真实原因所在。胡翰这些看法无疑是合乎高启诗学倾向的，而且其所用话语即来自高启的《缶鸣集序》，所谓“举世之可乐者不足以易之”，“含毫伸牍，吟声咿咿不绝于口吻”，“日与幽人逸士唱和于山巅水涯以遂其所好”，均被胡翰或直接或改造运用于自己的序文之中。序文最后是对于高启诗歌的定位与评价，它究竟是何音？虽则作者未敢定于一点，但更倾向于“正始”之音。所谓正始之音亦即纯正之音，而纯正之音乃是“得乎天者不求知于人”的自然之音。对于高启的此种诗学倾向，胡翰是深表认同的，“季迪之乐亦余乐也”,“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孰能为余发其吟风弄月之趣乎”，均显示其羡艳之意。而且他还认为，如此之乐之趣，“其于道也几几矣”。评价不可谓不高。胡翰的序文为以后高启诗歌的评价定下基本的导向，所谓“则天下将治，正始之音将作，而此其兆乎”，便是赵翼称赞高启诗作为明诗“首开大雅”的先导。当然，高启与胡翰诗学思想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胡翰认为高诗对“古今政治民俗之不同”的“比兴之微”有“风雅之遗意”，而高启则说：“藏之巾笥，时出而自读之；凡岁月之更迁，山川之历涉，亲友睽合之期，时事故变之迹，十载之间，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他坚持了自适自乐的一贯立场，只关心对于自我“可喜可悲”之事，不像胡翰，在自乐的同时，始终难以忘怀政治上的“得失”与“劝惩”。王袆所序的《缶鸣集》，已经收入高启诗作937首，显然是洪武三年重编后的诗集，自然包含其入明甚至入局之后的作品，但王袆仅用“隽逸而清新”加以概括，他将唐代的陆龟蒙、宋代的范成大以及元代的陈植等吴中著名诗人与高启相比，认为高启“才之过人”，“世必有因其诗而知其才者”。王袆只字不提教化劝惩之类的儒家诗学话题，目光盯着的乃是否“可传”。或许后人觉得王袆对高启诗作的评价不高，但其实考虑到《缶鸣集》主要收的是元末作品，则以隽逸清新评之实在精炼而准确，说明王袆像高启一样，是一位真正懂得诗歌艺术的作家，而不仅仅是朝廷任命的《元史》总裁。他对高启诗风的赞誉，说明浙东文人对于吴中诗学思想的认可。当然，王袆也充满期待地说：“季迪年方壮，志气伟然，其所自见，殆不止于诗。”渴望他在新朝能够大展身手，写出鸣国家之盛的宏大篇章。

为高启《缶鸣集》作序的同局吴中文人有王彝与谢徽。王彝的序文主要强调“节情”的观念，认为高启之所以能够与汉、魏、晋、唐等优秀诗人并列，关键便是其“独以情而为诗”，而他所言之情便是“节情”：“人之有喜怒爱恶哀惧之发者，情也。言而成章，以宣其喜怒爱恶哀惧之情者，诗也。故情与诗一也。何也？情者，诗之欲言而未言；而诗者，能言之情也。然皆必有其节。盖喜而无节则淫，怒而无节则懥，哀而无节则伤，惧而无节则沮，爱而无节则溺，恶而无节则乱。古之圣贤君子知之，其于喜怒爱恶哀惧之节，所以求之其本初者至矣。”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本是《诗大序》以来儒家诗学的基本原则，王彝对此并无新的发明，需要关注的是他作为吴中诗人的代表，居然以理学家的标准赞赏高启的诗作，既不合乎高启诗作的实际也与其他吴中文人的看法差距明显。细考其中原因，大致有两种因素。一是其家学传统的影响。史书载其履历曰：“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父某教授昆山，彝遂留居于昆。又徙嘉定。少贫，读书天台山中，师事孟长文。长文为金履祥弟子，故彝之学远有端委。为文精严缜密，明畅英发，不为谀词以逐时好。时杨维桢以文章雄视东南，一时多尚之，彝独目为文妖，作文诋之。”既然王彝有理学的背景，则论诗强调节情，撰《文妖》以诋毁杨维桢，也就成为合理之举。只是他的此种理学思想色彩在元末时表现并不突出，比如其作于元末的《衍师文稿序》，仅述及道衍“聚首啜茗，坐树下哦诗论文以为乐”。其《中秋玩月诗序》亦曰：“古之人得玩为喜，不得玩为恨，方今枹鼓天下，莫之或宁，而吾数人乃能以良辰无事，逍遥于斯楼，讵不大幸矣！”与当时其他北郭诗友的作序方式及思想倾向并无明显差异。二是易代之后进入史局的影响。王彝的理学思想特征在元末吴中并不占文坛主流，虽则北郭文人群体松散而有包容性，但重视自我性情与耽于享乐乃是共同倾向，王彝对此也并无明显的排斥言论。进入史局之后，有了朝廷主导观念的支撑，尤其是与理学背景浓厚的浙东文人多有交流，则无疑更加强化了其理学的意识，从而表现出其节情的看法也就毫不奇怪，此犹如其撰写赞颂魏观“以鸣国家之盛”的《蒲山牧唱序》一样，均系接触台阁文人后的真实感受。只不过他以倡导性情之正的“节情”观以夸赞高启诗作，却显得过于牵强而不合实际，甚至较之胡翰、王袆等浙东文人的认知都更为隔膜。

在高启诗集的所有序文中，谢徽的观点显得格外富于张力。“谢徽，字元懿，长洲人。至正中以《诗经》中浙省乡试。洪武初应召修《元史》，史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兼教功臣弟子，擢吏部郎中，辞归。洪武六年再起为国子助教，卒。徽博学工文词，与高启齐名。所著有《兰庭集》。”谢徽与高启在史局同僚中关系应最为亲密，这有高启的诗作为证，所谓“丹诏偶见征，云萝歘同起。谒帝入九关，咫尺瞻天颜。从此谬通籍，接武诸公间”。“上国多故人，情亲似君寡”。他们既是长洲同乡，又一起被征同入史馆，然后又一起官拜翰林，最终又一起辞官归隐。自然有更多的接触来往，相处日久情感也更深厚。因此，谢徽对高启的诗学观念与诗歌体貌是有深切体会的。他在《缶鸣集序》中，首先紧扣高启对于诗歌“嗜”与“乐”的核心要素，认为高启之所以能够“精”于诗，“亦性焉而嗜之之笃，殆与人之耽悦世好者同一肆志留情，而其乐盖未能以此而易彼也”。随后，便是对高启诗歌创作情状与体貌的精彩描绘：

在此，写高启“神与趣融，景与心会”之诗歌构思神态，“花间月下，引觞独酌”之挥毫书写情状，“缘情随事，因物赋形”之挥洒自如笔法，“纵横百出，开合变化”之多种多样体貌，均栩栩如生，如立纸上。最为传神的是对高启诗歌不同格调的描绘，既有“体制雅醇”“思致清远”“文采缛丽”“才气俊逸”之凝练概括，又有“佩玉而长裾”“轻云霁月之连娟”“春花翘英，蜀锦新濯”“泰华秋隼之孤骞，昆仑八骏追风蹑电而驰”之形象描绘。如此评述高启诗歌，才真正抓住其“淫”于诗的艺术家气质与变化百端的多样化体貌。假如缺乏对高启人格性情的烂熟于心与高超的诗歌艺术鉴赏水准，很难有如此准确的把握与描绘。后来对高启诗歌均有深入体验与高度评价的赵翼与汪端，无论从认识深度还是语言表述上，均未能超越谢徽。当然，谢徽的评价也并非毫无纰漏，因为他对高启诗作的上述感受，依然是对其元末创作情状的体味与诗作体貌的描绘，并没有将高启入局之后的京城诗作情形拈出加以评点。高启编于元末的《缶鸣集》共收诗732首，而洪武三年所编的《缶鸣集》则已收诗937首，多出的200余首虽然未必全是入局后所作，但以现存高启洪武二年至三年所写作品数量看，所收入明之后诗作当非少数。所幸的是，谢徽为后人留下了专门评论高启京中所写诗作的《凤台集序》。该文所属时间为“洪武三年八月既望”，正是高、谢二人辞官归隐之际。此时高启专门将在金陵所写作品编为《凤台集》，所谓“渤海高君季迪，示余以京师所为诗曰《凤台集》者”。于是，谢徽便有机会对其作出专门评价：

在谢徽的眼中，高启的诗作可分为山林与台阁两个阶段与两种类型。“缶鸣”乃高启自谦之辞，意为粗鄙之音，但也准确表达了其山林隐逸之诗的属性。“凤台”本指华美之楼台，高启以此作为诗集名称显然是指朝廷清要之地，具体讲也就是史局与翰林院，在这些地方所作诗歌即称为《凤台集》，故而由诗集名称便可分出山林与台阁之不同。就论述方式而言，谢徽显然受到宋濂《汪右丞洋诗集序》的影响，宋濂认为台阁之文所以具备“气丽以雄”的体貌，取决于作者“览乎城观宫阙之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厉其志气者，无不厚也，无不硕也”。谢徽也认为高启入朝之后：“观于宫殿朝廷之大，宫室人物之盛，有以壮其心目；观于诸侯玉帛之会，四夷琛贡之集，有以广其识量。”当然，他又加上了江山之助一项：“登石城而望长江，江左之烟云，淮南之草木，皆足以资啸咏而适观览。”谢徽认为，身处朝廷的“扩其见闻”与“金陵之形胜”，理应提升高启诗歌的创作水准并改变其诗作体貌，从而写出“声气之和平”“以鸣国家之盛治”的诗篇。联系到汪广洋诗集的名称为《凤池吟稿》，而宋濂的序文作于洪武三年四月，因而谢徽是完全有可能看到并受其影响的。然而奇怪的是，谢徽并没有像《缶鸣集序》那样，去具体概括与描绘《凤台集》中高启诗作的内涵、体制与格调，而仅仅是对高启诗歌创作业绩进一步提升的鼓励与期待。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也没有像宋濂那样，将台阁之诗与山林之诗对立起来，甚至贬山林而誉台阁。他论高启入京前诗作，用了“天资警敏，识见超朗”“气颖秀出已如此”予以褒奖，所谓“已如此”，是与其《缶鸣集序》中对高启诗作的高度评价互文的。因而从总体倾向看，谢徽对高启入明之前的诗作更为偏爱也评价更高，而对其《凤台集》的看法则偏向于理想的期待，其写法犹如刘基的《苏平仲文集序》、王彝的《蒲山牧唱序》、钱宰的《长啸轩记》那样，在遗憾创作上未能达到盛大高昂体貌的同时，又在理想中期待诗文走向雅正盛大的高峰。

京师文会的文学思想史价值与意义

由上所述，洪武初年的修史与撰礼除了朝廷的官方需求外，同时也是一次盛大的文人聚会与思想交融，尤其是浙东、吴中与江右文坛的充分交流，构成了明初文学思想的主要格局与特征。从诗学思想的角度，通过文人间的交流互补，形成了追求全备的观念。高启的《独庵集序》可以较为充分地体现此一倾向。在诗学构成要素上，他要求“格”“意”“趣”之全，所谓“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耶。体不辨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意乖；情不达则堕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此种求全意识应该是元末北郭文人在诗歌倡和中所形成的群体意识，高启在此将其集中表述出来。在诗歌体貌构成要素上，他讲究“典雅、冲淡、豪俊、秾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意而赋”。这也是元末吴中文人所持有的看法，因为“如万物之生，洪纤各具乎天；四序之行，荣惨各适其职”。倘若违背自然性情，便难以合乎天道人情。但坚持体貌各异又不是无条件的：“又能声不违节，言必止义，如是而诗之道备矣。”不违背音律的节奏与合乎内容的雅正，这些应该是在入明之后所受到的影响。在诗歌题材构成要素上，要台阁与山林兼备，因为“渊明之善旷而不可以颂朝廷之光，长吉之工奇不足以咏丘园之致”，“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最终成为像杜甫那样能够众体兼备的大家。如果说“善旷”是元末吴中文人的群体特征的话，那么“颂朝廷之光”的倾向便只能产生于明初进入史局之后。他之所以欣赏道衍的诗作，原因亦为：“其词或闳放驰骋以发其才，或优柔曲折以泄其志，险易并陈，浓淡迭显，盖能兼采众家，不事拘狭，观其意，亦将期于自成而为一大方者也。”高启的此种概括与评价是否符合道衍的诗作暂不讨论，但他显然是借题发挥，以序道衍诗集的名义全面阐述了自己对于诗歌的见解。这种见解的开放性、丰富性与包容性，显然是在文会中经由充分思想交流后的产物。

从文章观的角度，则是山林文人对于台阁主流观念的了解与认可。贝琼《潜溪先生宋公文集序》可谓典型案例。作者通过梳理中国古代文章源流，认为理想的文章应该道明而文博，然后评宋濂曰：

贝琼对宋濂学术文章的评价从语言层面看似有浮泛夸张之弊，实则体现了他对台阁之文的真实认知。宋濂文章观之核心在于学、文、用的三位一体，学则通经致用，文则兼宗子史，并辅之以制度日用之学，也就是贝琼所说的“其造理也精，其考事也博”。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宋濂在明初文化重建中所承担的制礼作乐之责任，所谓“凡大制作、大号令，修饰润色，莫不曲尽其体”。前人研究古代文学，历来不把此类公文制作列入研究范围，其实这些才是台阁文人最为重要的写作内容，也是诸多文人进入朝廷的理想所在。尤其是他对比了宋濂与虞集、黄溍文章作用的不同，认为虞、黄二人之文无非“黼黻一代之盛”，亦即颂美朝廷、点缀升平之意；而宋濂文章的作用则在于“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观听”，亦即制礼作乐，重建周汉文化传统。此种“制作”之功无论是难度还是重要性自然均较之虞、黄更甚。“正声劲气充塞宇宙”指的是儒家之道得以在朝廷天下推广施行，则文章之用方得以尽情显现，所谓“星辰河汉，山川草木，风雨雷电，鬼神变化，龙跳虎跃”的“瑰诡奇绝之观”，无非是对宋濂文章所起作用的夸张描绘而已。把握贝琼的此一论文思路至关紧要，因为明初被朝廷征召的隐逸之士，大都是抱着参与朝廷礼乐重建的“大著作”而出的，他们自身的优势便是写诗撰文，最高的人生理想便是推行儒家仁义之道。然而，能够获得此种机遇的文人却寥寥无几，更多人被朝廷安置于各个政府衙门或州县僚佐，去从事他们并不擅长的案牍管理。如此则非但无法实现个人理想，甚至时常为之获罪遭遣。贝琼自身的遭遇正是如此，故而徐一夔才会对此感叹说：“所以敷张神藻，润饰鸿业，以鸣国家太平之盛者，则亦未见其有数数然者焉。”贝琼之所以对宋濂文章有如此的认识与评价，自然与其史局的经历密切相关：“昔公之总修《元史》也，予获预编纂之列，熟其议论，观其仪矩，非一日矣，故知公为深，而望公为重。辄为之说如此，尚俟知言于后，而非谀其所好云。”倘若没有参与撰修《元史》的经历，他不可能对于宋濂有如此深入的了解，不可能对朝廷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有如此深切的认知，因而也就不可能对于台阁文章拥有如此准确的评价。但他似乎感觉到自身已难于像宋濂这样拥有执掌大著作、大号令的机会，所以才会“望公为重”，将希望寄托在此位大文章家身上。然而，遗憾的是，文人们无论是求全备的高远诗学理想还是推行明道致用的文章观念，均无法在新朝中得以真正实现。然而对于文学思想史研究却意义巨大，因为它见证了洪武初年那一历史阶段的典型诗文观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项目号：14ZDB07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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