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学刊》2024年第4期
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开放观：
方向抉择、重大使命与历史超越
任 平世界视野中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研究与评析
邴 正 范云昊摘 要：
考察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世界视野，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对于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问题颇有助益。从马克思、韦伯、魏特夫、沃勒斯坦、马丁·阿尔布劳到马丁·雅克，分别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角度，论证了现代化、全球化的普遍性进程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之间的复杂关系。马克思预示了现代化、全球化必然推动中国社会发生现代化的变革及其特殊性；韦伯凸显了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与文化精神的差异；魏特夫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消极性解读中国；马丁·阿尔布劳强调中国给全球化带来了自身独特的影响；沃勒斯坦从后发展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文化悖论；而马丁·雅克则从中国文明的超民族国家特点论证了中国崛起。这些思想家的观念中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即主张在接受现代化、全球化的普遍性的同时，必须从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出发，探索适合自己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社会结构具有超大型、多民族、非均衡发展和多元复合性文化等独特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要选择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
邴正，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范云昊，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翻译变异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曹顺庆 刘诗诗摘 要：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不仅需要“走出去”传播得广，更需要“走进去”传播得深。然而学术界尚未重视“翻译变异”在“走出去”传播得广、“走进去”传播得深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变异学理论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和文明互鉴的交流。文化的固有差异与文明的异质性决定了翻译过程中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翻译变异就没有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学经典的形成。通过对“龙”这一中国符号的英译变异现象、《赵氏孤儿》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变异过程、《红楼梦》与《西游记》在异域语境中的多元变异，以及中国古典诗歌如何在英美意象派诗歌中变异，实现“文学他国化”等实例的考察，可以证实民族文学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翻译的忠实度并非衡量其成效的唯一标尺，尊重文明异质性产生的变异反而能有效地拓展其国际传播的覆盖范围与影响力和传播深度。中华文化基因中的变异智慧，恰恰可以在翻译变异中得以释放，助力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的丰富与创新。
作者简介：
曹顺庆，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刘诗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
无注哲学的被迫登场
崔 平摘 要：
在哲学研究中存在两种态度，即保守地以哲学史为依归和浪漫地拒绝哲学史而崇信独立创新，有无引注是二者区别的直接形式。虽然它们都能找到为自己辩护的哲学认识经验，但真理却隐藏在丛杂的经验背后而把它们修正为某种特殊条件限制下的相对真理，否定二者存在权利的当然性和它们之间互相殊死对立的态度。在以问题为切入口而为简单空洞的创新意向补足问答逻辑的筹划之后，哲学史与哲学创新之间的关系不再抽象地单纯聚焦于作为认识结果的历史的和可能的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深入到一切知识都必然具有的特定认识过程之中。具体说就是，如果哲学史与问答逻辑相容，那么就说明问题的解决处于哲学史的某种包围之中，“接着说”是其必然为学形态；如果不相容，那么就说明问题的解决过程只能对哲学史封闭，“对着说”便是其自然为学形态。问答逻辑对哲学史的封闭表现为内容封闭、方法封闭和逻辑封闭。因此，做引注哲学还是无注哲学，不是可以主观选择的，而是一个为具体认识任务所蕴含的问答逻辑以及哲学的历史发展面貌所注定的命运。
作者简介：
崔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理论范式
——走向“21世纪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苏培君摘 要：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方位，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走向中国”向“中国走向世界”时代坐标转换的必然要求，也是新的历史时期站在“作者中心地位”用中国话语、中国精神重新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对于它的构建来说，其首要环节即是从宏观层面树立起构建的理论目标，明确其理论范式，以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成为可能。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视界、21世纪高新技术发展与当代全球新变局的哲学之思、中国传统哲学致思的基本向度与未来走向等三个维度出发，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式，会发现只有以“21世纪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哲学视域，才能通向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由之路，创造出一种符合时代语境、中国语境乃至世界语境的新的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简介：
苏培君，苏州大学哲学系讲师。
“同情”的利他主义解释辩护
姚新中 张 燕摘 要：
同情的利己主义解释的支持者认为，我们在面对他人的痛苦时被同情心唤起了自身的负面情绪，同情激发的助人行为是为了减少负面情绪的利己行为。同情的利他主义解释也预设同情会带来某种负面情绪的事实，但认为同情即使伴随痛苦仍可以产生利他动机。休谟的“同情—怜悯模型”区分了狭隘同情和广泛同情，并且认为广泛同情产生了包含关切他人的怜悯情感；巴特森的“移情—利他假说”则区分了自我利他行为和纯利他行为，并且认为后者对应一种以他人为主导的移情关切。休谟的道德哲学阐明了同情的利他性的产生机制，而巴特森用心理实验的方式为休谟的哲学观点提供了实证辩护。
作者简介：
姚新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燕（通讯作者），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亲亲仁民爱物”的儒家文明图式
——以《孟子·尽心上·亲仁爱章》为中心
杨海文摘 要：
《孟子·尽心上·亲仁爱章》原创性建构了“亲亲、仁民、爱物”的儒家文明图式，并被孟学史守正性重构。从原创性建构看，亲亲是血缘伦理之基，仁民是王道政治之本，爱物是自然生态之根；爱物、仁民、亲亲是由外而内的充实，亲亲、仁民、爱物是由内而外的推扩，充实、推扩均是仁的呈现与敞开。从守正性重构看，基于亲亲与兼爱的对决，此章盖为墨氏而发；基于仁民与爱物的对比，仁民易而爱物难；基于亲亲、仁民、爱物的对举，先后之序、实华之分彰明较著，呵护自然、万物一体呼之欲出。孟学史的守正性重构丰富并深化了孟子原创性建构的儒家文明图式，守正性重构最能夯实并彰显原创性建构的历史演进及其时代价值。借助命题逻辑与谓词逻辑的分析，可以深入说明这一儒家文明图式。
作者简介：
杨海文，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
从建构正义到自然正义：
老子的致治之道
朱 承摘 要：
“正义”可以从“恰当的”社会秩序角度予以理解。老子批判了建构性的社会正义观念，对世俗建构的正义原则及其缘由充满忧患意识。老子看到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和矛盾，认为人们在追求化多样性为一致性、化自然为人为的过程中，使得社会秩序从和谐陷入混乱。老子思想中体现了以自然正义替代建构正义的主张，他呼吁统治者尊重民众自发创造的生活秩序，相信民众的自化、自正，倡导在非建构的自然协调下实现“至治之极”。老子提出，只有统治者不干涉民众的自发生活秩序，以无为、不争、知足的态度治世，顺应非主观意志的自然协调来实现社会和谐，才能实现“由乱达治”。老子思想中所展现的自然正义观未能正视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价值，对建构型正义的秩序优化意义有所忽视，但从规约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一观念依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作者简介：
朱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
明代《家礼》学的三种形态
及其发展演变
江鎏渤摘 要：
明代《家礼》学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呈现为官学化、注疏化、仪节化等三种形态。明初，官方定义《家礼》为国家认同构建之要籍，曹端、宋濂等明初学者主要关注《家礼》的推广与传播，在理论上并无亮点。王源、汤铎、冯善等人则通过重新梳理《家礼》学注疏的知识谱系，扭转了明前期《家礼》学在理论资源上的匮乏状态。丘濬《家礼仪节》开启了《家礼》研究的新方向，成为明代中后期流传最广的《家礼》文本，是明清礼学体系建设的重要资源。
作者简介：
江鎏渤，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以未来产业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邱 斌 吴可心摘 要：
未来产业由于尚未确立明晰的产业形态、产业边界和发展模式从而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是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新的产业体系和抢占新的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关键。作为重大前沿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的产物，未来产业在不同空间范围内的布局情况直接关系到新质生产力的要素质量提升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要以未来产业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应当通过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强化创新主导地位和贯彻因地制宜发展思路等，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融合发展。
作者简介：
邱斌，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可心，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生命周期演化与政策体系构建
谢 芬 杜坤伦摘 要：
未来产业是满足未来人类美好生活需要并占据产业发展制高点，从而被前瞻性地谋划和布局的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其具有未来导向性、创新驱动性和孵化培育长期性等特征。从产业发展生命周期的视角来看，未来产业将在技术赋能、利润税收激励、产业延链强圈和优胜劣汰竞争四大机制作用下，经历从孵化孕育期向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演化。对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国未来产业在外部环境、政策适应性和链条衔接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需要着力提升政策系统与产业孵化培育系统的适应性和匹配度。因此，我国要从科技创新、人才保障、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和产业监管等方面系统构建政策体系，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作者简介：
谢芬，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金融财贸研究所副研究员。
杜坤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金融财贸研究所研究员。
数字化转型何以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来自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刘利平 李佳辉摘 要：
数字经济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管理、创新和协同能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所有制性质、要素密集度等企业微观特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区域经济差异等外部环境因素，对数字化转型之于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有差异性影响。因此，应以顶层设计、企业变革、人才培育为抓手，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作者简介：
刘利平，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佳辉，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命题
的出场逻辑与实践路径
陈传善 周毅之摘 要：
“因地制宜”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法论指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命题的出场遵循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从理论上看，这一命题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因地制宜”理念的具体体现；从历史进程看，这一命题是生产力发展不同阶段“因地制宜”规则的当代呈现；从现实问题看，这一命题是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状态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因此，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方法论权威，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全局，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
陈传善，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特约研究员。
周毅之，《群众》杂志社原总编辑、教授、博士生导师。
数智时代新质生产力的
变革及新型生产关系构建
熊 亮摘 要：
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改变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态，迫切需要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数智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加速了劳动形态的变革，短期性、灵活性以及人机协同的新型数字化劳动关系正在逐渐构建，因而引致资本和智能产业之间时空关系的重组和优化布局。同时，随着大语言模型、情感计算以及人机交互等新兴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崛起，新质生产力使人的精神生产关系呈现涌现式互动聚集的特征。因此，合和、义利、包容、开放，既是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理念，也是高质量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精神内核。
作者简介：
熊亮，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制度空间与运作要素：民国时期
大学教师破格聘任的特点及启示
王处辉 高天宇摘 要：
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破格聘任制度是指对未达到任职大学教师所需的文凭门槛，但有足够任职能力者如何得到聘任的制度安排。破格聘任对象主要包括大学以下学历者、游学未获学历者、科举秀才者三类。这个时期中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大学所颁布的教师资格法规及其对教师聘任权的规定，均为文凭不足者被破格聘任为大学教师留有适量制度空间。在运作层面，新式人才匮乏是破格聘任制度的外在人才市场环境要素，施聘者公心选才与受聘者的学术能力是破格聘任制度良性运作的内在要素，社会关系资本是破格聘任制度运作过程中的中介要素，大学拥有的学术权力及与其适配的行政权力是破格聘任得以实现的制度要素。破格聘任制度为特殊人才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渠道，避免了选聘制度刚性化可能会将一些特殊人才排斥在外的弊端。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破格聘任的制度与实践对当今中国高等院校选拔及破格聘任特殊人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王处辉，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天宇，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社会生产体制变迁视角下的
新职业群体：职业特征、
形成原因与现实困境
张海东 杨城晨摘 要：
以信息化、数字化和平台化为特征的新经济业态、新产业模式，催生出形式多样的新就业形态，吸纳了众多就业人口，并塑造了新职业群体特别是青年群体的职业特征。具体而言，青年群体在行业选择上呈现出“去工厂化”、在身份建构上表现为多重职业和身份、在职业倾向上更青睐知识创意类工作等典型特征。从社会生产体制变迁的视角来看，青年群体上述职业特征的形成源于生产资料使用方式的变化、职业结构的变动以及生产要素的变革。对于由此所导致的青年群体职业脆弱性问题也应从新型生产关系出发予以破解，在推动各项改革深化的同时加强对新职业群体的政策支持。
作者简介：
张海东，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杨城晨，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跨越卡夫丁峡谷”争论与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王 阳摘 要：
“跨越卡夫丁峡谷”是讨论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经典议题，但过高的理论期待造成了问题意识的放大以及对“跨越”主体和“跨越”条件的混淆。在回归俄国农村公社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事实后，马克思的超前设想为我们探索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提供了可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展现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我国的农民集体具备了在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下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经济基础、制度优势和社会基础。基于这些现实条件，我国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创造性发展出以新时代农民集体为媒介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验证和丰富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现实可行性，也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作者简介：
王阳，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网络空间的青年亚文化及其治理
孙伟平 伏志强摘 要：
网络空间的青年亚文化是青年群体以网络媒介为载体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新兴文化形态，具有小众性和多样性、边缘性和颠覆性、消费性和娱乐性等特征。网络空间的青年亚文化是当代科技发展与社会转型、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迁等因素的综合反映，也是当代青年主体意识觉醒、利益诉求多元化、越来越敢于自我肯定和自我表达的必然后果。但网络空间的青年亚文化具有鲜明的“后现代”色彩，大多属于碎片化、即时性的消费性文化，原创性的文化生产、文化精品的比例比较小；青年亚文化良莠不齐，不良亚文化的负面作用明显。我们必须立足社会的信息化、智能化发展，采用更加宽容的差异化对策分类治理青年亚文化，特别是建立不拘一格、广纳英才的人才体制，将蕴藏在青年群体中的亚文化创造力转化为主流文化的建设性力量。
作者简介：
孙伟平，上海大学伟长学者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伏志强（通讯作者），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技术加速主义人工智能
伦理风险的类型学分析
林 曦摘 要：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体现了“技术加速主义”的逻辑，即强调技术不受任何制约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可能会带来“表征的不正义”“分配的不正义”“社会互动的不正义”等伦理风险，即在符号与象征层、社会资源分配层、社会成员互动层，通过人工智能模型的输入和输出区分社会成员、人工智能及其算法模型做决策、以人工智能为载体开展社会互动等机制，形成身份、情感、物质层面的不正义结果的风险。因此，大加速时代，须重新审视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制定人工智能相应的技术伦理标准与治理框架，以期对人工智能所可能产生的伦理风险和问题做出政策层面上的有效应对，从而强化人工智能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赋能效应，规避可能的伦理风险，使之与人类社会价值充分“对齐”。
作者简介：
林曦，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法治化的
理论拓补与制度调适
张婉苏摘 要：
地方政府债务是地方各级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财政”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产物。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法治化需要制度支撑和保障，央地关系“上下”多层次的政治结构，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法治逻辑和实践维度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一方面，需要地方政府运用合理的治理手段和规制工具从债务的整体性和特殊性角度选择实践路径，另一方面，需要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强化法治的制度基础，在央地法治协调的层面回应地方政府债务法治化治理的现实，从而充分有效发挥政府债务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对政府债务负担进行合理管控和有效化解，以避免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的发生。
作者简介：
张婉苏，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史比较方法对国际法治的贡献
——以梅因的《国际法》为中心
洪家宸摘 要：
近年来，国际法治遭遇挑战，亟待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发展。为此，历史比较方法在国际法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有必要从国际法史的角度考察这一方法如何贡献国际法治。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是历史比较法学先驱。19世纪末，世界秩序处在变革前夜，梅因运用特色的历史比较方法研究国际法，试图维护和推动国际法治。他的著作《国际法：休厄尔演讲》贯彻国际社会视野和宏观历史考察，指出国际法治是人类文明积淀的成就，应尊重和顺应国际法发展的自主性和规律性。同时，梅因立足自身的法律发展理论，注重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实际作用的“活法”，强调国际社会基础变化对国际法治的指引，并将维护法治、寻求共识视为比较方法的目标。梅因的国际法研究建立在国际法治的既有成果之上，也为日后国际法“英国学派”的成长奠定了基础。在国际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复兴的今天，回顾梅因的研究，探索国际法的法律性与政治性、普遍性与差异性、自主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关系，对发展国际法理论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简介：
洪家宸，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以现代主义文学的风格书写微观史？
——卡洛·金兹伯格的
“如实”历史叙事思考与实践
李 根摘 要：
卡洛·金兹伯格的微观史书写采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风格，其目的在于保证历史叙事的如实性。这缘于他在思考如何真实讲述小人物历史时，发现史料限制使书写难以如实，且这是实证主义历史书写的范式弊端。同时，他认为借鉴现代主义文学的自我剖白式书写可以保持历史叙事的如实。这种风格在金氏微观史的叙事中体现为三个特征，即弱化作者的叙事权威性，采用多视角的“复调”叙事结构，以及引导读者的自主思考。金兹伯格关于历史叙事如实性的探究，示范了一条克服后现代主义怀疑论的合理思路，揭示了“叙事史复兴”这一史学史概念中尚未被明确的内容。在信息多元化的趋势下，现代主义文学风格的历史叙事可能成为书写当代史的合理选择。
作者简介：
李根，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市民社会”史与
德国社会史研究的更新
——以于尔根·科卡为中心
尉佩云 李皓然摘 要：
“市民社会”在欧洲拥有悠久的历史，其既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与社会构想，也反映了18世纪以来欧洲的历史现实。于尔根·科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将市民社会引入社会史研究，对市民社会作了“理想类型”式的定义，同时又在市民社会的视角下重释从18世纪到20世纪末的德国近现代历史。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科卡引入市民社会延续了他此前的阶级史研究，而从联邦德国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争论来看，“市民社会”则是科卡对“日常生活史”等文化史派别挑战的回应。通过市民社会史研究，科卡既延续了批判社会史学派对结构与社会的重视，又将文化因素容纳进来，并且保持对历史认知的批判性。与此同时，作为批判社会史学派核心观点的“德意志独特道路论”，也通过引入市民社会史得到了修正。总之，在两德统一之际的德国国家认同受到挑战的背景之下，市民社会史成为批判社会史学派的史学研究再次获得现实相关性的工具。
作者简介：
尉佩云，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李皓然，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庠毕变”：
生员群体与清初基层行政
——以《康熙间婺源县士民具禀汇抄》为中心
刘道胜 张文斌摘 要：
明清鼎革，清廷通过整饬士习以规范晚明以来生员参与地方事务的作为。新发现的《康熙间婺源县士民具禀汇抄》文书，不著撰者，所载上起康熙十三年（1674）前后，下迄康熙四十六年（1707），共27份，著录了清初婺源政府与生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剔诀辨明这一珍贵的资料，可厘清因婺源县衙“擅刑生员”，从而引发联名控诉、联合罢考的生员群体性学变的历史缘由及其走向。事变呈现了清初地方生员赓续晚明生员成为群体性的社会力量参与地方事务的实态，从而说明因晚明江南士风而导致的官府与绅衿之间的张力在清初并未减退。随着清朝对地方学校以及生童管理的不断加强，有明以来的“士风”“士习”逐步得到扭转。从徽州区域看，清代中期以后，官府与地方生员之间关系颇相协调，地方生员往往更热衷在乡族利益中崭露头角。
作者简介：
刘道胜，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文斌，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
教育督导人员的生存状态
郝天豪摘 要：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选派教育督导人员进入沦陷区，积极推行反奴化教育，争夺沦陷区教育权。教育部规定了督导人员的编制、任用标准、履职手续等，形成较为完善的人员选派机制。督导人员的待遇由薪金、津贴、办公费、事业费及旅费等构成，并根据抗战时势进行调整。囿于日伪的金融管制政策，沦陷区通货膨胀和交通、汇兑不便等，督导人员所得薪公各费不敷使用，生活普遍艰困。沦陷区生存环境恶劣，督导人员身心俱疲，映照出抗战时期时局之艰危和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的乏力，但督导人员大体能够坚守信念，开展工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延续文化生命做出特殊的贡献，也反映出中国人民不畏不屈的抗战精神。
作者简介：
郝天豪，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
京师文会：明初文学场域的
生成与诗文观念的交融
左东岭摘 要：
明代洪武初年，朝廷为了修史制乐的需要，在南京天界寺设立了史局与礼局，聚集了主要来自浙东、吴中与江右的各地文人，其身份有新朝重臣、旧朝遗老与隐逸文人等不同群体。天界寺作为相对自由的临时机构，汇聚了当时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身份的众多文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场域。不同阶层的文人在此频繁交往与诗酒倡和，相互之间建立起各种密切的师友关系，并通过重要诗集的序文题写进行了充分的情感与思想交流。此一文会，初次集中展示了明初文坛山林与台阁之间文学思想的互动与交融，形成了当时的文学主潮倾向。
作者简介：
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吟咏情性”与清初性情诗学
的批评转向
朱志远摘 要：
性情是中国诗学的元理论概念，来源于汉儒《诗大序》“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诗教新阐说，以“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标准来规范王道熄灭时在下一级的个体诗学变风变雅之作。性情作为专指术语遂蕴含情与礼义的双重意蕴，主张“以性节情”，情志一体，由此秉具了超越“言志说”“缘情说”两大理论之上的诗之“道”内涵，此后影响着诗学展开上诸多枝杈概念的衍生，并于清初迎来批评的新转向，遂对唐宋诗之争、诗学正变观、“诗人之诗、学人之诗、才人之诗”的区分等批评史上重大纷争最终作出了理论总结与价值评断。在中国诗学批评史的阐释语境中审视中国诗学抒情传统，亦即性情理论的千年衍变、阐释史。
作者简介：
朱志远，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END -
微信制作 | 静 姝
图文初审 | 丁惠平
审定签发 | 赵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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