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学刊》‖ 吴海瑾丨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表达：共同富裕导向的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发展战略是国家宏观战略思路的空间表达和落实，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发展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不仅体现每一个阶段社会实践的现实状况，也体现每一个阶段的国家战略方向。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发展格局的演变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空间具象，是理解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基于区域发展的既有研究成果，进一步从历史维度阐释区域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联系，从空间维度解析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和动力机制，旨在明确新发展阶段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任务，探讨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路径，以期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区域发展主要从空间维度探讨生产力布局和现代化发展问题，与中国式现代化存在内生联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均衡发展、共享发展、共同富裕是其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从空间布局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调发展、整体发展，改写了现代化的空间分配结构，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和公平性，实现了对区域两极分化发展的超越、对以物质主义为核心的“单向度”现代化的超越，形成了更具优势的区域动态均衡发展新道路，以中国智慧拓展了世界现代化体系。

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因。我国地域广阔、地理状况复杂、民族众多、人口规模巨大，资源环境的地域差异非常明显，客观上决定了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长期存在。中国式现代化遇到的大多数问题都源于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战略从源头统筹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各区域之间协同发展实现对区域两极分化发展的超越。

二是区域发展从空间维度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和国家宏观战略思路。不论是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从观念形态转化为实践形态，还是国家宏观战略思路转化为实施建设方略，都需要在空间上进行布局和落实，需要立足系统观和全局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调发展、整体发展，从区域空间规划出发，兼顾空间的均衡性和全面性，确定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重点地带、优先顺序和不同政策内容以及路线图，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布局和区域发展格局。   

三是通过实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统筹优化生产力布局实现全域现代化。作为国家宏观战略思路的空间表达和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尤其是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都是充分考量我国不同空间尺度、区域类型、功能定位等因素，通过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形成差别化的区域政策，有效解决地方的实际问题，统筹处理好城市和农村、东部与西部、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生态脆弱性地区与主体功能区等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促进区域间合理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从而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全域现代化。

四是在探索更具优势的动态均衡区域发展新道路实践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和公平性。区域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均衡与非均衡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顺应各区域由于时序先后、速度快慢、禀赋差异而形成差异化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家整体战略目标和各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实际，以是否有利于破解生产力布局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之间的矛盾为标准，探索区域均衡—非均衡—均衡的动态发展新道路，先后实施了以效率优先为指向的“两个大局”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四个板块”比较优势的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彰显相对公平的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了从“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向“发展中相对平衡”的转化，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共同富裕。这既摒弃了顺其自然的极化发展，也不是平均发展、同构发展，而是充分挖掘地方优势和保持地区特色，实现整体协调发展，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集聚是区域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唯有一定规模发展要素和经济活动的高效集聚才能产生增长效益。均衡与协调是区域发展追求的目标。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基于自然选择和市场机制作用的非均衡集聚是常态，制度引导的相对均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历史维度看，我国区域发展在探索更具优势的区域动态均衡发展新道路上呈现从非均衡集聚趋向协调性集聚的演变趋势。

（一）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演变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区域发展思路完全从属于工业立国的国家战略，区域空间格局深受工业布局的影响，形成了被动式东西部、南北方集聚发展态势。这一时期以行政力量主导的集聚不是全要素的集聚，在达成阶段性目标之后很快就出现低效的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很大进展，具有很明显的从梯度非均衡集聚转向板块集聚的特征：一方面，各地区、各板块充分发挥地区性比较优势，经济活动主要向板块内中心城市和次区域中心城市集聚，探索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本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模式和发展路径，集聚的红利持续性使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另一方面，开始从非均衡的梯度集聚转向更加公平的协调性集聚，逐步形成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差异化高效发展格局。但是这一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底层逻辑依然是基于大板块的梯度差异和比较优势实施传统的空间治理模式，强调对大区域进行宏观大尺度的战略指导，导致区域政策精准度不足。同时，这一时期的统筹发展战略重心在于通过连点（经济中心）成片（经济中心所在经济区域和板块）实现几大板块之间差距的缩减，没有触及板块之间的互利互助和利益平衡机制，原有的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梯度差距依然存在。由于经济活动主要向板块内中心区域和中心城市集聚，区域（板块）内部也逐步分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东部地区逐渐显现出南北地区差距。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更加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着力点转向形成沿海、沿江、沿线区域协同联动的经济轴带。在完善党的十七大以来形成的以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为主体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大局，依据各区域的比较优势进行统筹布局，先后制定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突破原有的经济板块边界的限制，链接四大板块和更多次区域地区，在继续深入推进西部持续增长、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快速崛起和东部高质量发展反哺落后区域的基础上，强调形成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优势互补、一体联动的区域发展格局，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我国区域发展逐步呈现一体联动的协调性集聚态势。

（二）中国式现代化在空间维度上的逻辑生成

正是围绕如何促进高效协调性集聚这条主线，我国区域发展以地缘性资源、技术、人口等的空间非均衡分布状态为起点，以推进生产力发展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中心，在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双向互动融合作用下，破解不同时期阻碍高效集聚的各类难题，不断寻求效率和公平的辩证统一，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1.逻辑起点：尊重自然条件与地缘因素的差异性

资源环境的地域差异客观上决定了我国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逐步过渡的经济梯度，自然条件与地缘因素构成了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逻辑起点。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看，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变迁都是在尊重不同区域自然条件与地缘因素差异性的前提下，进行本地优势最大化的政策干预和安排，从而形成相应的发展路径。“一线两侧”“沿海与内地”“东中西三大梯度”“四大板块”“三大支撑带”以及包括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多极点”区域发展格局，均离不开这个逻辑起点。

2.根本动因：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

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确定发展战略和中心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纵观我国区域发展和空间治理的历程，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不断调整发展战略是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形成的根本动因。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百业待兴到改革开放之初的“落后状态”，再到新时期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变迁过程，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区域发展战略回应和解决着生产力结构性问题和社会主要矛盾，推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从效率优先（东部先发展）的非均衡增长逐步趋向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均衡发展，在高效集聚中趋向动态均衡。   

3.动力机制：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双向互动、良性互补

市场机制以差异和分化为起点驱动资源要素及经济活动的流动和集聚，在集聚的过程中不同规模的经济载体不断实现边际收益递增，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发展要素和经济活动的集聚会带来地区不均衡发展，市场机制不可能自动收敛非均衡性与区域差距分化。回溯中国区域发展的演进轨迹，在不断寻求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二力”平衡中，努力使市场效率与政府政策引导保持良性互补状态；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通过相应的政府补偿机制和政策引导，有效破解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生产力水平下阻碍要素集聚与流动的因素，在相对公平的维度上进行疏导，以冲抵不均衡性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并达至相对均衡状态。

4.外部影响：国际局势和对外关系的变化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变化也深刻影响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和格局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形势复杂，国家总体战略方向是加强国防战备和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客观上拓展了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空间、缩小了“一线两侧”东西部的差距。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在区域发展战略上强调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世界面临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在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也开始改变世界经济格局。进入新时代，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带动能力在减弱，而中国经济对国际社会的影响逐渐加强，对外经济关系从依赖变为主动融入。2020年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需求逐渐减弱，国家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强调高质量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体系，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对外交流和融入全球经济循环体系的能力。   

5.价值目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多重目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最终目标。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发展方向就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着力解决生产力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区域发展的核心任务就是解决生产力空间布局不均衡的问题，各个历史时期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也围绕这一核心任务进行动态调整。从改革开放之初的集中力量、提高效率发展社会生产力到新时代的调整结构、均衡发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其基本宗旨都是通过促进生产力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从历史经验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直是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抓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担负着促进高质量发展、构建共同富裕空间格局的时代使命，要通过构建更加公平的生产力空间格局、平衡地区发展能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高质量发展、丰富区域共享内涵。

（一）以尊重差异为导向推进区域差别化高效率增长

区域发展战略旨在实现一种相对的均衡和公平，并不是也不可能要求各区域在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上保持一样的增长速度和水平。因此，要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和挖掘地区性资源优势，补齐公共服务不均衡的短板，通过实施差别化的更加有效的区域政策，提高政策精准性，充分解决地方的实际问题，从而保障各个区域在各自资源条件范围内最大程度地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并在结果上确保区域差距保持在适度范围内。具体来说，体现在三个尊重上：一是尊重区域之间存在的固有差异，以要素禀赋为切入点形成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匹配不同发展模式。二是尊重市场机制下的发展差别原则。不同区域参与国内国际循环的基础能力以及综合竞争力存在差异，经过市场机制权衡取舍与优化匹配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更适合本区域的发展实际，因而也将更可持续、更高效。三是尊重区域发展的非同步性。区域协调发展旨在通过非同步增长模式，实现发展要素和发展成果在区域间差异收敛和不断趋同。   

（二）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导向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新技术革命催生经济形态的变革与发展动能的升级，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融合度在各个领域引起深刻变化，以创新为底层逻辑的区域发展新版图正在构建。在新一轮的区域均衡、区际关系重塑过程中，正在形成涉及领域广、科技含量高、交叉属性强、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质生产力，这将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之源。以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导向的创新发展是实现区域更高质量、更为安全发展的理念基础，应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充分挖掘区域发展新空间，形成各具特色的创新和价值链体系，激发区域发展潜能与活力。

（三）以畅通“双循环”为导向构建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从发展规律来讲，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内在的市场一体化属性，推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就要更加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现实要求上看，市场分割导致的要素自由流动不畅、资源在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的结构性失衡是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成因。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实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社会资源的融通与共享，这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因而，通过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产业要素、人力资源以及创新要素在空间上的自由有序流动、高效集聚并实现优化配置，助力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是当前实现持续性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   

（四）以推进全局性系统化发展为导向培育多元空间主体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区域发展更强调全局性、整体性以及战略结构体系的多元化，需要统筹板块之间、南北之间、重点发展极之间、城乡之间以及陆海等不同维度的关系。因此，应通过实施层次清晰、功能精准的区域性发展战略，逐步打破行政区划分割壁垒，从而形成差异化、梯次化、渐进式的区域战略布局和多中心、多极化、点线面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的空间主体相互支撑、优势互补的格局。

（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促进区域之间多维度利益适度均衡分布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应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落脚点，着力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实现区域公平。特别是着眼于促进公平导向下人的全面发展能力的提升，通过政府力量调节因市场机制的逐利性导致的区域之间公共服务缺失、社会基础设施薄弱、环境资源恶化等不均衡性问题，有效缓解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在社会文化领域、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落差,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交通基础设施通达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地区差距缩小以及贫困问题彻底解决。

共同富裕强调全民共享发展成果，而非简单地在结果端平均分配，它以共建共享为原则，前提是共建和贡献。区域发展的新形势要求缩小各地区间的发展差距，通过主体性的能力提升实现最大多数人的社会效用最大化和参与共建富裕的机会均等，确保公平参与和受益，从实现结果的相对均衡转变为实现参与机会和权利的相对均衡。尽管我国在区域协调发展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出现了以多领域、多样化能力分化为重要特征的新的非均衡趋势，这些分化可能阻碍经济潜力的挖掘。   

（一）支撑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产生分化

我国区域之间呈现基于财富分配和经济实力差距的支撑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不断分化的趋势，区域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已经传导至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具体体现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居民生活保障水平等方面。支撑人的全面发展能力的分化集中体现在人口流动和分布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人口一直呈现向东部、南部区域流动的趋势。近年来，随着国家人口政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更快地往中心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以及东部、南部地区汇聚。由于人口集聚水平下降，加上年轻人和科技人才流失，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口质量也出现同步下降的趋势。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支撑，内生动力不足，地区崛起和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内外循环耦合协调度产生分化

我国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内外循环耦合协调度较高，东北和西部地区较低。一方面，东西部、南北方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不同，这也是当前多方面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和南方地区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而西部内陆地区由于地缘因素制约了市场化发展，北方地区则因强大的计划经济惯性导致市场化改革的内生动力不足，市场化水平低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部地区和北方地区快速融入国内大循环体系。另一方面，东西部和南北方在开放程度与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能力上存在很大差距。区域发展也是一个不断提升开放能力的过程，由于地理区位、国家政策倾斜以及市场资本逐利性等因素导致东部地区、南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开放程度和对外交流的硬件设施和能力水平上都存在较大差距。东南沿海地区开放较早，已经从“走出去”阶段发展至“引进来”阶段并正在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中西部地区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对外开放门户，距离主流国际贸易地区路途遥远，而且对外交流的基础设施不足，从而导致联通能力相对较弱，经济内生吸引力不足。虽然近几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向西陆路对外开放的门户已经打开，但是陆路联通的成本较大，相联的国际市场空间和能量也相对较小，建构完善的交通体系和市场体系还需要一定的过程。   

（三）区域发展动能转换与数字化能力产生分化

我国地域多样性特征明显，市场化改革和开放创新转型的过程不同步，导致了区域创新能力的差异性。一直以来，东部发达地区基于创新的内生力量比其他地区更强劲，过去20年，我国东、中、西部创新能力的差距几乎处于固化状态。2008年之后，南北方的区域创新能力也迅速产生分化，而长三角、珠三角等东南部沿海地区则加快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创新优势更加明显，使我国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凸显。

近年来，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区域发展格局，区域差距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数字化转型能力的差距。数字经济的高占比越来越将各区域按数字化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两类，一类是发达地区，包括东部、中部和少部分西部地区，另一类是欠发达地区，包括东北和大部分西部地区，这无疑将加大区域分化的复杂程度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难度。

（四）承载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水平拉开差距

一是东部地区、南部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城市群的国土开发强度较大，有效的土地供应量持续收紧，显示出超出生态承载能力的趋势；而中西部地区虽然国土空间相对富足，开发潜力大，但是土地利用效率低。二是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政府债务区域性风险突出，东西部、南北方地区的偿债来源可持续性和应对风险能力差异大，这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东部发达地区产业链较为完整，经济发展较为稳健，经济韧性较强，融资环境及政府债券对于社会投资的拉动效果较好，未来偿债来源是可持续的，偿债压力相对较小。而西部及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相对单一，财政收入过于依赖转移支付，偿债压力较大。三是城乡现代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出现分化。东南沿海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差异，导致了城乡现代化步伐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区域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任务。共同富裕导向的区域发展应以畅通“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指引，以实现高效率持续性增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的地区平衡为方向，以强化发展能力均衡化、激活内生发展动力为主要抓手，构建现代化区域发展体系。

（一）空间耦合：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的空间体系

共同富裕导向的区域协调发展要求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从“外主内次”的发展格局向“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更高水平发展格局转变。因此，应基于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性的底层逻辑，通过实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双循环前沿门户，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双循环廊道，“一带一路”倡议和西部大开发为双循环广阔腹地的空间耦合关系，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战略空间支撑。

一是推动东部沿海内外循环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率先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做出示范、取得突破，尤其是要充分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体制机制改革较早、开放程度较高、市场潜力较大的优势，不断拓展对外合作的新空间，成为国内国际良性循环相互促进的前沿门户枢纽。二是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两大战略，通过完善市场体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绿色发展，有效串联国内市场需求、畅通国内大循环，在东西双向通过链接京津冀、长三角与“一带一路”，带动东中西三大板块、发达区域和次发达区域联动发展，开辟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通道。三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构建更广泛的内外联通和陆海联通，串联沿线开放节点、回填西部对外开放洼地，实现国内外市场协调联动，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   

（二）动能转换：推进以数字化转型为主线的区域创新发展

共同富裕导向的区域协调发展要求彻底改变创新的外部依赖性，打破对依靠对外创新要素交流合作提升创新能力的路径依赖，根据各个区域的实际情况分类施策，将数字化转型作为系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主线，推进新产业变革，加快发展动能的转换。

一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充分彰显科技创新优势，前瞻布局基础研究和科技前沿领域，加强原始创新，成为我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封锁的试验区；充分发挥产业创新发展的头部效应，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和未来产业集群，打造独立性与开放性相结合、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兼备的全球产业链体系；积极参与数字等未来产业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的制定，以增强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二是中部地区应深化科技与产业融合，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构建产学研合作体系，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进程。三是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多元化发展进程，推动数字技术的全方位渗透或融合，升级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重构产业链、技术链和创新链。四是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技术转移的政策体系，推进产业及科技创新梯度转移、扩散，引导创新链、产业链跨区域联动和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形成区域之间的协同创新格局。

（三）深化改革：建立权责更加清晰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在国家层面，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动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引导性作用相结合，建立权责更加清晰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发展要素在市场机制下更加有序自由流动。尤其是要加快推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在城乡之间建立完善的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并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重建土地要素供给机制。

在区域层面，推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等区域一体化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探索建立规划制度统一、发展模式共推、治理方式一致、要素市场完全竞争的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新机制，形成可供复制推广的经验，促进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中部地区要进一步优化市场经济体制，消除地方保护，促进要素自由流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助力国内外市场联动发展。东北地区要加快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升东北地区在国家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地位。西部及部分中部地区要建立持久广泛支持体系和精准扶持政策，完善区域协作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公共服务均衡发展，保障平等享有社会资源。   

（四）多尺度融合：打造四级联动的增长极框架体系

在国家层面推进四大板块跨区域、跨流域一体化联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要通过分类指导在区域层面因地制宜培育更多的较小空间尺度的增长极，促进大区域协同联动高质量发展与小空间因地制宜引领性增长有机结合，突破板块逻辑限制，建构“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沿海、沿江、沿线经济轴带”四级联动的增长极支撑体系。有效发挥多级中心城市在增长极体系中的“引擎”作用，推动都市圈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进程，建设“外需拉动”“内需牵引”相结合的城市群体系，增强经济轴带在跨区域、跨板块、贯通全国东西南北上的互联互通功能，提升各类增长极的相互关联功能，实施跨省区、跨板块耦合、协同治理，畅通省域、区域、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特别是要重视处于不同尺度的空间单元交界地带有效融入框架体系同步发展的问题，包括板块之间、城市群之间以及省际交界地区。不同行政区、经济区应按照互利互惠的原则联合制定适宜的发展规划，以共商共建的方式促进这类地区的有机融合发展，挖掘地区发展潜力。

（五）消除能力贫困：推进乡村振兴与防止规模性返贫

在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区域性整体脱贫的目标之后，不平衡不充分的区域性矛盾在农村地区更加突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面临乡村发展与返贫风险叠加的现实挑战。新发展阶段的区域协调发展应聚焦能力均衡，紧紧抓住防止区域性、规模性返贫和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这两个重要环节，依托产业优化调整，通过科学的发展规划、有效的财政工具和政策支持，以实现发展能力提升、参与共建共富的机会均等为根本目标，补齐技术、设施、教育等能力短板，持续激发后发地区的发展韧性和潜力。   

*本文系南京市社科基金“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重大项目“南京发挥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区作用推进更深层次改革开放的路径研究”（项目号：23ZD0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城市居住正义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项目号：18BZZ08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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