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学刊》‖ 景德祥丨兰克与利奥之争：如何书写历史？

引  言

1824年，时任德国奥德河畔法兰克福中学历史与古典语言教师的利奥波德·兰克（Leopold Ranke）出版了生平第一本著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35》（第一册）及其附本《近代史家批判》，并因此于次年出任柏林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开始了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史学人生。在史学史研究中，兰克的第一本书及附本被赋予划时代意义，研究者认为它们一出版便得到了德国史学界的普遍认可与追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兰克的第一本书及附本虽有学术价值，但并没有在当时普鲁士及德意志史学界引发热烈而积极的反响，兰克进入德意志大学史学界主要得益于普鲁士文化部高官的赏识。就兰克著作在当时普鲁士史学界的反响而言，史学史研究者忽视了1828年海因里希·利奥（Heinrich Leo）通过书评对兰克著作所作出的激烈批判，以及兰克与利奥之间的史学争论。关于这场争论，德国学术界在20世纪有过一些研究，如恩斯特·西蒙（Ernst Simon）在1928年的博士论文《兰克与黑格尔》、库特·茂茨（Kurt Mautz）在1953年发表的论文《利奥与兰克》以及克里斯多弗·冯·马尔昌（Christoph von Maltzahn）在利奥传记《海因里希·利奥（1799—1878）：在浪漫保守主义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学术人生》中都进行了详略不一的论述。美国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G. G. Iggers）在《德国的历史观》一书中也对此作过简要的介绍，国内学术界一般都是通过这本书了解到这一争论的。2019年吕和应等作出了最新的相关研究，不过该研究主要涉及兰克对利奥书评的回复，没有参考利奥的书评及其对兰克回复的再回复。笔者经过多年搜寻，觅得这两份原始文献，现试以利奥的书评、兰克的回复以及利奥的再回复为核心，结合其他方面的史料，对兰克与利奥于1828年上半年展开的学术争论作较为全面的介绍与分析，以供学界参考。为充分展示利奥与兰克争议的经过与具体内容（当然限于篇幅，不能涉及争论的所有细节），让读者对争论的核心文献与观点有较为全面而连贯的了解，笔者选择不在叙述争议的过程中进行过多的即兴评论，而是在最后的总结中对争论作出整体的评论与思考。   

《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 1494-1535年》（第一册），1824年版

利奥的书评

为了论证这一判断，利奥首先对该书叙述的“外部特征”作出评论。利奥认为，兰克忘记了对读者应有的尊重，以至“他给了他们一本书，看上去像一封写信人不愿意花功夫誊写一遍或哪怕再阅读一遍的书信。由于疏忽，语言在每一行都受到了最惨烈的虐待”。他指出兰克第一本书中存在的一系列语言文字问题，句子表达琐碎随意，“例如，第40页上有以下一句话：‘而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离开了他的女人、他的王储及唯一的儿子、王国，他来了，不是为了伤害任何人，而是为了拿下那不勒斯。’”有的句子突兀可笑，如第122页，“他突然倒下，并在几分钟之内从健康到死亡”。有的地方漏掉了文字，如第64页，兰克写道：“费德里哥也来了——又一次，发现国王在新城堡旁的一个橄榄下……”利奥在“橄榄”后面的括弧里讽刺道，“在德语里人们这样称呼橄榄树的果子”。有的是对意大利语单词的翻译与解释错误，如第110页，兰克将意大利语单词frate（僧侣）译为“兄弟”，而“兄弟”在意大利语里应该是fratello。利奥也对兰克关于意大利语单词stato（家庭的朋友）的理解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语言方面的问题还不是利奥批评的重点，更让利奥反感的是兰克的历史书写（Darstellung）。Darstellung一般可以译为“叙述”“表述”，不过从利奥批评的内容来看，Darstellung在这里实际上指的是历史的“书写”，而且重点不在书写的形式，而在书写的内容，在于书写什么。利奥举出了《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35》（第一册）第48页关于西班牙建国的第一段，认为这是历史书写的反面教材，是“历史书写不应该有的样子的范本”。这段叙述是兰克与利奥之争的一个重点，双方在后面的交锋中还要涉及，所以有必要在此作出复述。兰克在此写道：“那时人们听说与谈论的先是西班牙，由两个不统一的、软弱的王国统治，即卡斯蒂利亚（Castilien）与阿拉贡（Aragon），近来是一个统一强大的帝国。关于卡斯蒂利亚，阿龙索·德·帕棱齐亚（Alonso de Palenzia）的手稿记载道，海因里希·冯·特拉斯塔马尔（Heinrich von Trastamar）确立了一项法律：没有法国国王的同意，任何英国人不能前往卡斯蒂利亚，而任何卡斯蒂利亚人都不能去英国。而这些软弱的国王遵守着这一屈辱的条约，约翰一世在战场上信任法国人超过信任卡斯蒂利亚人；约翰二世似乎对其宠臣阿尔瓦尔·德·鲁纳（Alvar de Luna）着迷；葡萄牙人，帕切科与吉隆（Pacheco und Giron）推翻了阿尔瓦拉（Alvara），控制了海因里希四世。海因里希，虽然是一位猎手以及温泉和葡萄酒的厌恶者，因为早年的放纵丧失了高贵的阳刚之气与生殖能力，他刚背离他们，不是为了自由，而是转向了另一个宠臣，因此他们愤怒了，全部贵族都愤怒地说：‘约安娜（Joana），你的女儿，是私生子。’他们用他的兄弟替代了他，但他的兄弟死了，他的姐妹伊莎贝拉（Isabella），她不愿意称女王，人们承诺让她继位，她就满足了。”

在利奥看来，这段叙述简直不忍卒读：“还有比这更含糊不清的吗？兰克要给我们讲西班牙的建国过程，而他在给我们讲的是一堆奇闻趣事（Curiositäten），如一份旧手稿里的一条古老的法律、宠臣与葡萄牙人、打猎的爱好与对温泉浴及饮酒的厌恶。”利奥质问：“难道他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共同体、一个政权，如卡斯蒂利亚（这样的政权），不知道公共生活包括哪些内容？如果要谈及一个王国的建立，需要讲到什么？难道兰克先生认为，对统治者的个人情况作一个干巴巴的罗列就够了吗？加上一些没有关联的资料就算是有思想了吗？”另外，“作者还缺少对被书写对象更让人理解的选择，缺少仔细的研究与判断。在这里我们看到最不重要的状态与事件得到了完整的书写，而最大的且最重要的状态与事件经常完全没有被涉及”。利奥举例说：“他轻率地掠过了那个勇敢的英雄克里斯多弗·科龙（Christoph Colon），他应该至少从远处表现出，他有能力判断这样一位英雄，但他宁愿讲述海草与竖起的十字架、第一只夜莺以及胆怯而善良的人们。——科龙的精神要比世界上所有夜莺与所有胆怯而善良的人们都有价值。”    

鉴于在利奥看来无处不在的缺陷，他觉得兰克在前言中所表达的人生感叹十分可笑，他嘲讽地写道（见写在括弧中的评论）：“人努力了，人争取了，最后什么也没有实现（波利比乌斯也没有实现吗？或者凯撒？或者马基雅维里？或者，以我们时代最为奇怪的历史书写者为例，拿破仑？试图实现的是一堆零碎的资料吗？——或者是对历史鲜活的思想上的理解，而没有人能够否认上述男人们都做到的？）。”“希望没有人着急！（这一对读者的敦促倒是必要的）”“重要的事情一直是，我所说的，如雅各比所说，人类，它是如何的，可解释或不可解释：个人的生活（我们要认识的是精神，而不是一个人在一生中擤了多少次鼻涕）、种族、民族，有时上帝之手保护着他们（是说，上帝之手只是有时保护着他们）。”

兰克曾表示自己秉持着一个特殊的历史概念，追求的是“没有任何修饰的赤裸裸的真实（die nackte Wahrheit）”，“具体的仔细的研究，其余都交给上帝处理”。但在利奥看来，即便是“具体的仔细的研究”，兰克也没有做好，也“交给上帝处理”了。利奥举例，兰克在其第一本书第152页写道，米兰公爵罗多维科·莫罗（Lodovico Moro）曾在米兰家族中挑选了几个男子，给他们每人一笔财产，并把政府交给了他们。兰克依据的是齐普里欧（Cprio）的米兰史，但利奥在其中并没有找到关于莫罗给每个人一笔财产的信息。在列举兰克的多个翻译与引用谬误之后，利奥着重指出兰克在第149页关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在瑞士战败后的情景叙述存在问题。兰克在那里写道：“马克西米利安的希望终结了：把自己锁在林道（Lindau）的庄园里，让诸侯们在门口等候，但不久就振作起来。晚上，他让人把大门打开，在公共场合用餐，他从一个窗户瞭望星星，说起它们的本质。”兰克使用的资料是维利巴尔德·皮尔克海默（Willibald Pirkheimer）的回忆录《瑞士战争》，但利奥在兰克标明的出处并没有找到他所叙述的信息。因此，利奥认为，“说马克西米利安的希望终结了，诸侯们在门口等候，都是作者的添油加醋（poetische Zustze）”。另外，兰克在其著作第144页关于施瓦德罗赫（Schwaderloch）的瑞士战争写道：“先是布克哈特·冯·兰德尔（Burkhard von Randel）阵亡了，沃尔夫·冯·福斯滕贝格（Wolf von Fürstenberg）被打跑了，雇佣兵丢下了两种物件，枪支与赃物，逃往城市的吊桥、湖里的船只。”兰克标注此处也是以皮尔克海默著作为依据，但利奥在那本书引用的页面上没有找到兰克叙述的内容。在列举了兰克著作众多的错误之后，利奥在书评上半部分的最后一段感叹并质问道：“为什么还要举例呢？读者打开书，几乎在每一页上都可以找到一个扭曲的、无内容的或者随意使用的引语。这就叫赤裸裸的真实吗？这就叫对细节的仔细研究吗？”    

利奥书评的下半部分发表在《耶拿图书汇报》1828年第18期。在这一部分，利奥批评的重点不再是兰克著作中具体的史实与引用错误，而是他的思维判断能力与史学思想方面的弱点。利奥认为，如果兰克能够在著作中作出有学养的判断、有思想的评论，那么那些被指出的缺点或许不会那么显眼。“但是，作者的判断，如一个有文化的女性的判断，没有显现出任何哲学的学养，从根本上来说没有真正的科学。例如，第139页上说，‘在决定性的时刻，发生了我们所说的偶然或者命运的事情，与所谓上帝之手’，是什么意思？一个决定性时刻，是在于其间发生着决定性事件，因此命运与决定性时刻以及上帝之手是同一物；一个人是否称之为上帝之手或命运或决定性时刻，仅仅取决于，此人在多大程度上倾向于迷信；因为一个理性的人不会在偶然中看到上帝，而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总是偶然的，尽管该决定本身可能是必然的。那个多愁善感的迷信者会说是上帝之手，而那个理性者则会说是决定性时刻——而兰克先生则是孩子般的迷信……”    

在他认为已经实足批判了兰克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35》（第一册）之后，利奥又针对其附本《近代史家批判》中关于追求历史真实的要求，发表了评论。利奥虽然不认同兰克关于马基雅维里的观点，但认为该书中的文章是兰克研究工作中“最好的部分”，“因为它们至少展示了多个不同摘引的比较，尽管没有人能够在读后对各部著作的特点有个足够的印象”。但兰克衡量这些著作的标准，“仅仅是它们所包含的他所认为的赤裸裸的真实的程度”。利奥以一幅风景画的真实性为例，对兰克的“赤裸裸的真实”理念进行批判，认为这种理念是不可能实现的：“一张图画的赤裸裸的真实，大概是中国人画图时通过数一条鱼的鳞片与一只鸟的羽毛所寻找的赤裸裸的真实。一个风景画家大概要关注草地上的青草的每一个叶面，去数数树上的叶子，仔细关注田野里的石头——但这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抓住所有局部中的共同时刻。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会今天画其背景（Hintergrund）而明天画其近景（Vordergrund），并且因为到明天，背景里又有某个部分发生了变化，某些颜色变了，某块石头被挪动了，一颗树倒掉了，他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在其间前沿部分又需要另一种赤裸裸的真实。而每个小时都有不同的光线，每个季节、每种天气都有不同的色调，在这种对赤裸裸的真实的寻找中，我们最后会上演阿喀琉斯与蜗牛的赛跑。”

利奥认为，与有的不大注重细节的风景画反而能够再现真实风景相同，历史书写的真实只在于所发生的事件中展示生活与精神的过程。“一幅风景画可以画得那么仔细，里面出现的所有物体可以那么逼真（treue Copien），但整体上却给人一个与对对象的观察本身完全不同的印象；而另一幅画则完全没有在细节上一丝不苟，却能给看画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而于历史恰恰如此。历史的真实是生活的、精神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所发生的事件中得到展示，唯独这是历史书写的真实。这种展示不必露出哲学家的食指——尽管真正的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在每一步都相遇。拉斐尔没有研究过形而上学，以完成他神圣的画作，但他知道在生活与自己有关的方向，在其精神的运动中捕捉到它；而历史学家也应该知道做到这点，这是对他的要求，是他必须努力实现的。”因此，利奥不赞成兰克对圭恰尔迪尼（P. Guicciardini）著作的批判，认为其做到了这点，尽管不完全真实，但会长存不朽，而兰克的著作则会被人遗忘。“这个使得圭恰尔迪尼不那么完全真实的历史保留在人们鲜活的记忆中，而那些思想性匮乏的，也就是不真实的（尽管在细节上很认真）的历史故事（Geschichten），他大概这里或那里作为砖窑需要，他在那里烧制其砖头，被遗忘了。圭恰尔迪尼的著作仍会长久地激起人们的兴趣，而兰克先生的书活该被遗忘，至于兰克先生自己，当他以后不带偏见地再次看自己的书的时候，也希望如此。”    

最后，利奥对兰克的著作作出彻底否定的“宣判”。“让我们把所有关于这部著作要说的话，总结在一个判断里：这个判断是这样的。兰克先生使用的原始资料，他读得勤奋但不准确——他的政治评论没有一处建立在预先的、国家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上；没有一个地方他能够把政治上重要的与不重要的区分开来。——他的判断是一个没有形成明确认识的感觉的表达——其总的学术特征不是一个认真的研究者，而是一个外行，他的书对每个在里面寻找兰克先生对1494—1535年的历史主观上感兴趣的东西以外内容的人，都没有用处。——这种将其主观性混入其中的行为达到了如此程度，他有时明确（如在第310页），有时没有说明，给他的读者叙述的只是其想象，而不是历史。如果有谁的学问产生了一个类似的转向，他可以在此书中找到乐趣。因此书评人预言，兰克先生会在文化女性那里得到许多赞赏——没有人能从中得到裨益，因为对于寻找细致的历史与政治教益的学识较少者来说，这本书太肤浅了，并且含混不清的语言太难懂；对于真正的学者，没有一行字能节省他查阅历史资料的精力，因为该书中没有一处能够获得他的信任。”可以说，利奥对兰克著作的攻击是毁灭性的。

▲兰克通信全集第一册（新版）

兰克的回复

利奥的书评发表时，兰克并不在柏林。如前所述，自1827年9月起，兰克就在普鲁士政府的资助下，前往维也纳搜集档案资料。但他经常与柏林的朋友，如哲学副教授海因里希·里特（Heinrich Ritter）、文化名人范哈根夫妇（Rahel und 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保持通信联系，能够比较及时地得知柏林与普鲁士的各种新闻。由于当时交通运输技术的落后，柏林的书信到达维也纳估计需要1—2个月。利奥的书评发表后，里特与范哈根夫妇都于1828年4月写信告知兰克。从他们的信中，兰克得知，除了利奥的学术攻击外，柏林还流传着关于他接受了奥地利政府的一个职位，并且背离新教皈依天主教的谣言。兰克在回信中都向他们作出了解释与澄清，4月30日给好友里特的回信最能表达兰克此时的心情，谈到利奥及其书评对他的冲击时写道：“我不怀疑，我的宿敌的书评也促进了这一可笑的谣言的快速传播。因这个书评在我研究的最要害之处击中了我，在我的住房的中心攻击了（我），我的名声是我唯一的财产。我不想让我合理获得的私有财产受到侵犯，所以我回应了它。上周六我收到那个书评。你的来信，因你先是在怀疑（谁是）作者，范哈根的来信说，在书评中我的研究受到了很严重的攻击，几乎让我感到紧张了，就像一个人看到一个不确定的祸害正朝着自己走来那样。但当我看到这篇书评并读到关键的地方时，我不禁放声大笑（laut auflachen）。都是些鸡毛蒜皮（Armseligkeit）！重要的是：那些都是错误的。”兰克在信中也谈到一位历史学家出版的新书，他对此书并不十分认可，但认为作者已经尽力了，随之话头又转到利奥身上：“但他是与这位卑鄙的废话连篇的利奥（dieser verruchte Schwtzer Leo）完全不一样的人。你看了他的犹太史了吗？他在书中将这个民族的一神教、等级制度与经商才能归根于一个原则，即这个民族抽象的、简直是吞噬性的理解力。如果他没完没了地惹我，我会好好收拾他，杀一儆百。”可见，利奥的攻击对兰克的学术声誉造成了巨大损害，让他非常紧张。他当时还正在向普鲁士政府申请赴意大利搜集资料的资助，为维护自己在政府与学术界的声誉，他必须作出反击。在给里特的信中，他表现出予以有力回击的信心，也流露了难以遏制的恼怒。不过出于谨慎的考虑，兰克没有选择在利奥发表书评的《耶拿图书汇报》副刊上，而是在《哈勒图书报》上发表对利奥书评的回复。   

兰克的回复分三部分。首先，反驳利奥对其研究方面的指责。利奥在书评中认为，兰克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35》（第一册）中关于1499年瑞士战争战败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绝望的叙述是主观的添油加醋，因为他在兰克所标出的皮尔克海默著作《瑞士战争》的相关页面上没有找到其内容。在回复中，兰克一方面不理解利奥为什么不同意自己对马克西米利安处境的解读：“什么？马克西米利安的希望终结了，是添油加醋？他还能希望什么呢？他的战役输掉了，他的计划失败了，他看到自己被迫考虑和平。另外，我杜撰了，诸侯们在门口等待着？”另一方面，兰克承认在他所标出的资料页面没有相关内容，“但如果这个指责我轻率的人向后看一看，那么他会找到这些句子……”针对利奥对其关于施瓦德罗赫瑞士战争的叙述与所引用的皮尔克海默著作出处不一的指责，兰克辩称自己的相关叙述属实，但没有说其源自皮著，相反他在附本《近代史家批判》里指出皮著的相关叙述是错误的。他自己之所以还那么写，是因为这些信息得到了更为了解情况的瑞士编年史学者的证实。他依然列上了皮著的那个出处，是因为他不想隐瞒自己还是引用了皮著的一些信息。在此句的注释中，兰克作出说明，其著作里的引语可以说是“互助的”。为了不让引语更为膨胀，而让人们以为他要以此炫耀，他没有在每一个句子里重复那些几乎没有提及的或者预先提及那些即将提及的引语。这就是说，没有重复前面可能提及的以及后面即将提及的引语。“但我做到了，每一个引语都放在了最应放的句子那里；当然每次都保留，没有排除周围的引语用于同一得出的证明。”兰克还讽刺利奥居心不良，暗示他不够认真：“我是为那些想找到这些引语的人，而不是为了那些为找不到而寻找的人引用的。在喝一杯咖啡的时候，手里拿着多个被引用的作者中唯一一个著作，这样来审查这本书可不行。”在正文中兰克继续反问道：“如果一个人默默地偏离了他以明确的理由否定掉的说法而因此被指责，这合理吗？这是阴险、诽谤还是真正的恶意呢或这是什么？”    

其次，在反驳利奥关于凯撒·波吉亚（Cesar Borgia）的叙述之后，兰克表示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无辜，他对科学有着太多的敬畏，以致不愿意在公开的场合就利奥认为的他著作中的许多细节错误，包括关于马基雅维里的论述进行辩论，“现在我只想重复，我没有在任何地方有意识地离开过，也不想在任何时候偏离我‘对具体问题进行仔细的研究’的原则，哪怕一根头发丝那么宽的距离。但请不要把‘赤裸裸的真实’等同于一个无聊的解剖学的标本制作与复制概念，对此概念我的对手长年累月地在空气里进行攻击。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在对历史学家的批判中，我只是研究了，独创性、自己的观点、生活的丰富性在哪里，并不愿意被欺骗。这就是一切”。

在回复的第二部分，兰克为自己著作的书写作了辩护。他首先说明，人们不要期待他会在整体上为自己的书进行辩护，因为他也一直认为自己的书写有缺陷，他也不会对利奥“小匠人气的与恶意的咬文嚼字”作一一回复，但他决定对利奥认为是历史书写反面教材的关于西班牙建国的论述进行解释与辩护。在摘录了自己那一段关于西班牙建国的叙述以及利奥的攻击之后，兰克写道：“人们要给我公正，请再阅读一遍这段文字。”他认为，自己的叙述不是对不重要的细节的罗列，而是以深刻的理论思考为基础，并且解释他赋予每一句话的理论角色与功能：“我在第一句话里阐述了两个软弱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之后，必须首先展示其软弱的状态，而我的边注‘混乱中的卡斯蒂利亚’显示，这应该首先从卡斯蒂利亚开始。在第二句话里，我试图阐述，这个国家因海因里希·冯·特拉斯塔马尔而完全依赖于法国。就此，我不能找出比一项法律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了，该法律在我看来，就是按照法国国王的意志对英国开放与关闭。在第三句话里，我试图表达，极低的对外地位是长期存在的，然后，再加上在一个宠臣专权的拙劣的内部管理。最终，其他宠臣的阴谋与造反动摇了海因里希四世的王位。我的第四句话旨在间接地指出海因里希四世统治下形势的不幸发展，尽管表面上强大，但内在软弱与斗志虚弱导致他不能阻止这种发展势态：宠臣们制服了全部贵族，以至国王对他们的初次怠慢引发全国的反对。那么，在国王的女儿被宣布是私生女之后，其兄弟被利用来反对他，但在国家无望的混乱中，作为唯一的希望，妹妹伊莎贝拉（此后她主导建立了西班牙）的道德与独立发出光彩，这些我试图用最后几行字进行叙述。确实，或许我的表述太短了，但如果我的对手质问：还能比这更混乱吗？那我得问，混乱在哪里？是在我的叙述中还是在他的理解中？”    

兰克进一步指出自己的书写方法与哲学的历史书写的区别：“此处属于那些我所作的试图通过特殊性直接地、不经过冗长的弯路来表达普遍性的尝试。这里我没有追求接近约翰内斯·米勒（J.Müller）与老米勒，而是寻求接近表面上显示为特殊，而内在——我如此理解莱布尼茨——作为普遍、意义、精神出现的现象本身。在这样的努力中怎能发生许多评论？在这一事件中，并以此事件为例，我试图表述同一事物的过程与精神，并努力获得其突出的特点。因为我深信，这是文学与艺术表达中的关键，我认为有理由在史学中也做这样的尝试。当然，我做得还很不完美；但如果某人只能沿着某一学派的普遍公式的方向思考，那他不应该指责我，我也不指责他。我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兰克这里的“某人只能沿着某一学派的普遍公式的方向思考”，显然是指利奥追随的是黑格尔学派的公式化思维。兰克坚持通过特殊性，即具体的历史细节，而不是通过公式般的陈述来表达普遍性、意义与精神，并认为这是与黑格尔学派完全不同的书写历史的路径，利奥无权指责。这是兰克回复中最有力量的部分。

最后，兰克回复了利奥认为他缺乏哲学的学养与思想的指责：“现在我再回复，我的对手如此恶意地指责我哲学的学养与思想的匮乏。我只说，我认为他没有对我进行评价的能力，我希望首先被（正确）理解，然后再被判决。我从未说过，一个有时伸出其护卫之手的上帝，而是说，我只是有时会写到他的指引，因为我只是有时能看清楚他的指引。”兰克写道，他之所以写下“在决定性的时刻都会发生，或称之为偶然或者命运的事物与所谓上帝之手”这句话，不是因为他迷信，而是因为他在古老神话与悲剧中的事实论、思想家与智者的上帝介入论、唯物主义的偶然论中选择了一个中间立场，并偏重人为论的解释原则。兰克还表示，他能理解利奥关于“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之所以是决定性的，是因为在其间发生着决定性的事件”的解释，但不认同利奥“因此命运与决定性时刻与上帝之手是同一物”的观点，因为“在发生事件的时刻，在概念上有别于在其间发生的事件”，而且不能理解利奥为何把天意（Vorsehung）与命运（Schicksal）看成同义概念。兰克的上述申辩显示出缜密的思辨能力，是其回复中又一得分之处。兰克还认为，利奥指责他有错误的宗教观点乃至异端邪说，是无理的，自己没有必要回答他的质疑以及随之散布的谎言，但必须说不能把图书报刊当作判决法庭来使用。最后兰克写道，他本还可以再谈许多针对利奥和学术报刊的自我辩护，但他不想多说。如果他反驳利奥的诬陷（Calumnien）对于德意志学术有意义，也就罢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希望另一个人说话，让肇事者获得其应有的（谴责）。

利奥的再回复

兰克的自我辩护引发了利奥更为激烈的反击。在利奥看来，兰克的回复没有把他对《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35》（第一册）的批评“作为指教的源泉以及对他及时作出的迷途知返的警告，而是把它当作污蔑来对待了”，兰克的“反批评比被我指责的著作更是充满了自以为是以及奇怪的主观前提（Beginnen）”，因此他不得不再作回复。鉴于兰克绕过《耶拿图书汇报》而在《哈勒图书报》发表回复，为了让该报的读者也能读到自己的再回复，利奥先在那里登了一个预告，然后在1828年《耶拿图书汇报》第39号的知识版上发表了对兰克回复的再回复。   

利奥没有按照兰克回复的顺序来回答其中的要点，而是直接回答其第二点。在第二点里，兰克表示他不会在整体上为自己的书写辩护，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的书写是有缺陷的。利奥就此写道：“这一承认给兰克先生带来荣誉，它确实是反批评中唯一可以带着一些赞同的态度被引用的地方。”但利奥认为，兰克对自己历史书写的缺陷没有深刻的认识，而他就其西班牙建国历史叙述的辩护则更暴露了此段叙事的“可笑之处”。为了论证自己的判断，利奥转载了兰克在回复中的对该段叙述四句话的理论功能的解释，并附上这四句话的原文，供读者比较。利奥认为，兰克的理论解释就好比一个用三条线画出一栋房子、一个卫士与一条狗的儿童技巧，只有凭借很勉强的解释才能使观察者看出画中的房子、狗与卫士。兰克的理论解释与原文的关系就好比对画的解释与画本身的关系。而兰克的理论解释让利奥知道，前者不是因为笨拙才画出了这些“线条”，而是因为他把它们视为真正的历史学。这使他更加确认，兰克似乎仍然不知道，公共生活领域都包括哪些内容，谈及一个国家的建立时，作者必须知道与叙述什么。

兰克在回复中对利奥的间接攻击，也使后者十分恼怒。兰克曾批评“某人只能沿着某一学派的普遍公式的方向思考”，利奥进行了反驳（却又似乎恰恰证实了兰克的指责）：这一指责“如果是针对我的，那么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谎言，因为我除了在涉及严格——学术的内容以外没有在任何地方带出学派的公式”。兰克暗批利奥边轻松地喝着咖啡边拿着被引用书籍中的唯一一本来评审他的著作。利奥认为这种指责近乎人身攻击，是不可取的：“凡是认识我和了解我对于学术评论的做法的人，完全不会以为，我会在写书评时拿着一杯咖啡，没有特别的努力，轻松惬意。以这种方式，通过模糊而不准确的图像来攻击某人，我觉得这很不合适。”利奥反唇相讥：“我难道说过，像《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这样的书，只会是一个经常一蹦一跳，带着想入非非的表情，边走边学着莺叫，在柏林动物苑散步的人写的？”    

利奥还批评兰克没有回复他指出的确凿无疑的错误：“为什么兰克先生如此激烈地对他所谓受到诬陷的地方作出反应，而对被我批评的最重要的引语只字不提呢？为什么他不对其关于stato这个词梦幻般的解释进行丝毫的辩护，我能用文献证实这一词语直到13世纪的意义。罗多维科·莫罗的土地财产怎么样？为什么对6 lieues与6 Meilen的错误完全沉默？为什么敷衍我马基雅维里的问题下回再说？”

利奥坚持认为，他对兰克著作中的资料引用问题的批评是正确的。兰克书中把别处拿来的文字作为某本著作某页的内容，而在那本书所标出的页面上并没有相关内容，这是不合适的。自己并没有说，兰克著作中关于施瓦德罗赫战役的叙述是捏造的，只是指出，这些内容在兰克标出的皮尔克海默著作的页面上“连一个字节都没有”，而这一点，在兰克的回复之后，仍然是正确的。利奥进而认为，“把引语放在不该放的地方，就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不想说这个，因为这是更严重的，这是学术不端（eine literarische Unzogenheit）……”利奥并不认可兰克的辩解，“当兰克在其反批评的注释中说，他做到了，每个引语都放在了最应放的句子里，那么这是有悖事实的无耻的说法。如果他愿意让他的引语相互负责的话，那么以后应该在每一段叙述的开头与结尾引用对整段一般性使用的部分，而不是把引语的号码放在所引用的地方（而在那里是与所引完全不同的东西）”。

利奥仍然认为，兰克关于马克西米利安在1499年瑞士战争之后的叙述没有正确转述皮尔克海默著作的内容，马克西米利安让诸侯们等待的细节，不过是兰克的想象。而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是另一位历史学家，他的著作不是几乎全部由这些单个温馨的矫揉造作的情节构成的话，人们不会把此类想象拿出来说。对于兰克来说它们却是致命的，因为他著作的全部力量（Force）都是由这些可笑的操作构成的”。

最后利奥表示，兰克指责自己对他进行诬陷，这并不符合事实，自己心胸坦荡，没有恶意。自己的书评“为的是让他知道，在他写下个人的思想之前，要把思路梳理得更清楚些，同时警告读者不要因为该书的舒服的宗教的色彩而被迷惑”。但兰克的回复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是要砸他的饭碗（auf seinen bürgerlichen Ruin abgesehen），指责他是异端邪说，散布对他的诬陷与怀疑？我说的一切，只是针对他的书，所有的话我都有他书中的证据，我从来没有口头上诬陷过他，几乎没有说过一句指责的话，经常还针对更为严厉的评价扮演辩护人的角色。我可以保证，我一点也不知道，有哪些诬陷是产生于我的书评的”。利奥表示，尽管他发表的批评简洁明确而且证据确凿，但如果兰克愿意继续辩论（“发表宣言”），他愿意奉陪到底，并且他讽刺道：“如果这些宣言没有效果，并且在其中愿意作为英雄而牺牲，那么这就会为一部美丽的悲剧提供精彩的原始材料，其剧名是：英雄的鼓手或者勇敢与情感。”    

到此，兰克与利奥的学术争论完全有发展成为一场“血腥决斗”的潜能。但这场争论最终还是没有升级，而是以兰克的不再回应终止。或许因为兰克不够刚烈的性格，也可能是距离上的遥远与信息传达的延缓，矛盾没有再次急剧升级。利奥的攻击没有动摇普鲁士政府对兰克的信任，没有给兰克的事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在兰克1828年8月20日给海因里希·里特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利奥的再回复的反应以及他不再回应的部分原因。兰克告知里特，他已经收到普鲁士文化部官方以及文化部教育司司长康普茨（C.Kamptz）个人关于批准他去意大利查阅档案的经费申请的来信。康普茨也看到了利奥的再回复，建议兰克以冷静的方式给予回复。但兰克因身处维也纳，还没有读到利奥的再回复，颇费周转才能获得相关报纸。而利奥的再回复刚发表时，维也纳宫廷图书馆馆长科皮塔（B.Kopitar）也对兰克说，利奥的自我辩护就像一个完全被打败的人，没有什么值得回复。“所以我决定，就这样吧。因为我完全不后悔回复了他；起诉要求得到一个辩护，我想，对于每一个能看到的人，（我）已经做到了足够。像你们建议的，写几句回复的话，我也没有兴趣。我想知道，文化部，即舒尔策（K.H.Schulze）是怎么看的。我想以某种方式摆脱这一可恶的事情，但我不知道以何种方式（唯一的方式或许是，向利奥提出决斗邀请，因为他的争吵是针对个人并且有损名誉）。”但最终兰克没有向利奥提出决斗，两人的争论就此不了了之。

总 结

如何评价兰克与利奥之间的这场学术争论？首先，利奥虽然是一个动机不纯、吹毛求疵的挑事者，但他确实指出了兰克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35》（第一册）及附本《近代史家批判》中存在的许多谬误与弱点，从语言文字到外文翻译，再到资料的引用、书写的重点，不一而足。由此可以看到，兰克的第一本书及附本远非后来一些史学史学者所宣扬的那样完美无缺。不过，从兰克这两本书的写作与出版过程来看，这些错误的存在并不奇怪。兰克是在出版商极大的时间压力下完成这两本书的写作与出版的，在此过程中就已经出现许多相关征兆。例如，兰克本人一直为书写不好而头疼不已，当然他主要指语言表达，而不是利奥所指出的书写的重点问题。在出版过程中兰克的弟弟费迪南作为助手也发现并纠正了许多文字错误，但显然没有发现所有问题。

其次，就两人在这场争论中的表现而言，笔者认为，兰克还是不如利奥。作为攻方，利奥目光犀利、文笔辛辣、咄咄逼人，把兰克的著作说得千疮百孔、一无是处，很容易造成读者偏听偏信。兰克虽然在书信中也有激烈的情绪表达，但在整体上反应比较温和，在自我辩护时左支右绌、躲躲闪闪、越抹越黑。例如，他对自己著作中资料引用方面的错误的辩护就非常牵强，不是很令人信服。而书中关于西班牙建国过程叙述的四句话的理论功能的解释，反而证实了利奥对他缺少哲学思考的指责。读者确实觉得，叙述一个政权或国家的建立，不能局限于人事方面的趣闻轶事，而是要有不拘泥于史料的理论思考，思考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有哪些必要的组成部分需要叙述。这场争论的围观者，如普鲁士文化部高官、兰克的提携者康普茨实际上也认识到利奥的攻击对兰克的杀伤力，希望兰克能够冷静地作出回应，以免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而兰克对利奥的再回复没有作出回复，也给人利奥是这场争论的胜利者的印象。   

再次，利奥虽然在这场学术争论中占了上风，但这并不意味着兰克是完败者。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这场争论的重点不是兰克著作中的具体语言文字与资料    引用方面的错误，而是注重细节与史料的历史主义学派与注重整体与理论思考的黑格尔学派之间关于历史认识与书写的交锋。前面提到，兰克与利奥之争是黑格尔与兰克之争的前奏与预演。利奥在争论中对兰克注重无关紧要的历史细节，缺乏对整体的哲学思考的批判，与黑格尔同年冬季学期“世界历史哲学”课程导言中对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批判完全一致。黑格尔在那里写道：“他们到处搜集它们（兰克），这些丰富多彩的细节、细小的利益、士兵的行动、私人物件，它们对政治利益没有影响——不能认识整体、一个普遍的目的。”鉴于这场争论的知名度以及利奥与黑格尔的密切关系，可以推测，黑格尔应该是通过这场争论了解到兰克的著作及其特点。

以利奥为代表的黑格尔学派在这次争论中占据上风，原因在于兰克的处女作确实存在众多且严重的问题，也由于兰克的辩才远远不如利奥。但兰克所走的历史研究与书写之路，即通过特殊性来表现普遍性，而不是照搬某个学派的公式，并没有被利奥驳倒。兰克在辩论中处于劣势，但在此后近一个半世纪，兰克学派占据了德意志史学界的统治地位。一方面，历史主义学派强调德意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性，受到了国家权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兰克及其追随者逐步克服了该学派起步阶段的低级错误，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学术成就。而受黑格尔影响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同样存在着严重不足。兰克本人就轻而易举地将黑格尔进步主义的世界历史哲学批判得体无完肤。即便到了1900年前后，以理论为导向的历史研究仍然没有发展成熟，兰普雷希特（K.Lamprecht）使用所谓的“文化时代理论”书写的《德意志史》在历史主义学派的批判中遭到惨败。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理论为导向的社会史研究才在联邦德国史学界真正占据中心位置。实际上，即使到今天，史学界对史实与理论关系的问题，仍然存在许多模糊认识，史实派（或史料派）与理论派（或史观派）之间偏见重重。笔者认为，历史研究中理论的思考与运用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历史学家既不应该只注重历史特殊性而拒理论于千里之外，也不能将理论强加于历史事实。重要的是，在明确而开放地使用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的同时，必须让理论受到史实的严格检验，在史实与理论的持久对决中推进历史认识的进程。理论进入历史研究的过程应该是“宽进严出”，而不是相反。这或许是我们今天回顾近两百年前兰克与利奥之争时理应得出的最为重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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