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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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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精神，是为了构建和合天下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世界。在精神世界的形成中，博学是精神意识、精神世界的开启，审问是其开拓，慎思是其反思，明辨是其觉解，笃行是其实践。实践使学、问、思、辨的精神意识、精神世界不致成为空虚的概念和理论。中国精神世界体现为自强不息精神、厚德载物精神、集体民主精神、忧国忧民精神和抗暴御侮精神。中华民族五大精神，历经历史长河的滋养，以深沉坚定的精神自觉和理论自信，贯通古今中外，妙凝哲学精华，激活中华文明的本与体、根与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融合强大的精神力量。比较中西精神世界的异同，中国精神世界既具有纵向超越，又具有横向超越的品格。西方精神认为，人的精神是有破缺的、不完美的，必须在精神之外追寻一个对象或原型来拯救精神的破缺。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把逻各斯与秘索思二分，即把理性思维与诗性思维加以区分。因此，西方哲学理论思维具有单一性、一元性。而中国精神则不同，中国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仁、艺相互贯通，其理论思维具有多样性、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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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还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精神强，国家兴；精神健，民族旺。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就会走向式微，一个没有精神的国家，就会走向衰亡。精神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符号，是一个民族伟大的标志。中国精神具有极高明的哲学理论思维、尽精微的实践经验，因为中国精神世界是在五千年历史实在中创造的诸形相和无形相逻辑地联通、凝聚而成的和合体。认识到中国精神世界和合体，既具有中国特殊性的意味，亦具有共性的意义，如此才能把握中国精神世界的真谛。精神听起来很神秘，实则非也。精神是从哪里来的？西方一般认为是上帝给的，因为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中国古代有人认为是天老爷给的，因为天是人的“曾祖父”。精神究竟是谁给的，抑或如何产生的，总是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精神究竟是谁给的？精神是实践给的，实践出精神。人作为万物之灵，有思想、有精神、有理想，这是人与禽兽之所以区别的根本所在。精神的产生、形成是人特有的实践活动。实践是维持人的生命活动存有的方式，是人的精神形成的特殊形式。实践是人自觉地、自为地改造世界，同时也改造自己的活动，从而内化、升华，即内超越为人所特有的精神，如哲学精神、艺术精神、伦理精神，它是把握世界所创造的具有意义的世界，是具有普遍性、倾向性意义的精神世界。这种普遍性、倾向性亦是自我精神的升华。实践是精神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是说，精神通过实践构成了自己，构成了认知，概念思维的矛盾运动推动了精神的发展。实践与认知处在一种不离不杂的状态中，认知不离实践，离了实践，认知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践又要通过精神的矛盾运动表现出来，即实践→认知→精神。实践是认知的基础，由认知的思维活动，升华为精神形式。精神世界之所以形成，是由于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是实践存在物。人正是通过实践使自己成为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并成为具有精神性、主体性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包括物质实践活动（劳动、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精神实践活动（哲学的、艺术的、智能的、学术的，等等）。精神性实践体现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也是精神世界的形成。 博学的实践是精神意识、主体精神世界的开启。“‘学’字，是兼所学之事与为学之功言，包括原尽，彻乎‘时习’而皆以云‘学’。”可见学包括向书本的、经验的、感觉的、实践的学习。“以察物言之，庶物之理，非学不知，非博不辨”，闻见广而知日新，审察事物，把握事物的本质、道理，不学不知，不广博不能分辨、明白。必须以眼、耳、鼻、舌、身去感觉、感受客体世界的已有、未有的各种知识。对经典文本探赜索隐，体贴理解，分析前人的各种诠释，体认文本背后的精髓世界，形成自己的新见解。审问的实践是精神意识、精神世界的开拓。要对任何知识、理论的前提追问为什么。惟有经过为什么的审问和批判性的怀疑，才能对经典文本及作者的本意有进一步的理解。怀疑是对现存的价值观念、理论思维的一种否定，否定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积极的方法，它既是为了追求更深层的内涵和不能怀疑的前提，也为新的理论思维开拓新方法、新路径。因此，张载说“学则须疑”，陆九渊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孔门如子贡即无所疑，所以不至于道”。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因为疑是一种觉解、觉悟的开拓。李贽这样说：“学人不疑，是谓大病。唯其疑而屡破，故破疑即是悟。”疑是一种“精神接生术”。审问的批判性怀疑促进了新的理论思维前提的产生、新的逻辑体系的形成孕育。虽然批判性的审问为“精神接生术”，但新的理论思维前提和新的逻辑体系仍需经过谨慎的反思。因为理论思维前提具有隐匿性，要揭示其根据和原则，为构建新的精神世界奠定基础。慎思的实践是精神意识、精神世界的反思。反思是人在自然、社会、人生实践中获得的一种自反性的思维活动能力，反思的思想是反过来以精神意识、精神世界为思的对象，进而探索其奥秘。孟子说“思则得之”，其所谓思，非指胡思乱想，而是对利害价值的评价和对是非的判断。王夫之认为思的特征是“不睹不闻中只有理，原无事也。无事而理固可思，此乃心官独致之功。今人但不能于形而上用思，所以不知思之本位，而必假乎耳目以成思，则愚先言尽天下人不识得心，亦尽天下人不会得思也”。作为理性思维的思，可以超越可见可闻的“形而下”事物现象层面，而对不可见闻的形而上的理进行反思，并不假借耳目以成思。然而中国哲学的所谓慎思，实是一种忧思，即对人类生活世界、精神世界的忧患的反思。这种忧思是对于这两个世界的一种把握方式。笛卡尔从“普遍怀疑论”提出反思思维。怀疑实际上是在寻找更深层的内涵和一个不怀疑的前提。理论思维通过“普遍怀疑”慎思自身，化解一切理论思维的误读、误解、偏见、囿见和思想观念的我执、他执。慎思自身的反思，是因为人类生活世界、精神世界自身存在冲突和危机，理论思维自身运动也存在逻辑与非逻辑的矛盾。忧思的反思，当其审问批判，否定原有思维架构、定势和精神的形成时，便追寻着更新、更高层的理论思维的架构、定势和精神世界的创造。理论思维的发展和精神世界的深入，使理论思维和精神世界自觉其为理论思维和精神世界。 明辨的实践是精神意识、精神世界的觉解，是人类对精神、精神世界的自觉的觉悟和各种弊端的化解。针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复杂的冲突与危机，为人类反思的思想、理论敞开自我反思的空间，推动人类思维理论的变革，在开放包容中化解冲突和危机，以及明辨人类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善恶、是非、美丑、真假、对错的各种关系，以及理论思维和精神世界的各种“蔽”，并在解蔽中使理论思维和精神世界达至纵向超越和横向度越，其明辨之光钩深致远地普照过去、现在和未来，使一切隐匿的、潜在的都明亮起来，以达“止于至善”，并指导着笃行的方向。笃行的实践是精神意识、精神世界的实践。苏格拉底曾说：“只要一息尚存，我永不停止哲学的实践。”实践是人维持自己生命活动的形式，是人之所以存在的方式。人在实践中既创造对象世界，也改造本身精神世界。实践包括事功性和非事功性的活动。朱熹说：“行之笃，则凡所学、问、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践其实而不为空言矣。”学、问、思、辨认知活动所获的知识，惟有通过认真忠实的实践，才能使所学到的知识不致成为空虚的理论。“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学、问、思、辨的目的在于践履，即实践，如果光学、问、思、辨而不笃行实践，等于不知。所以王夫之提倡知行相资。他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实践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顺，故乐莫大焉。”知得彻底真实，而由于实践，通过实践而顺当，这是最大的快乐。“盖云知行者，致知、力行之谓也……繇行而行则知之，亦可云并进而有功”。知与行，就是致知与力行，由行的实践，践履而知，亦可以说是知行，致知与实践并进而有功效，两者不离不二。它使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流凝聚成实践精神而形成世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潮流，使理论思维世界和精神世界喷发出新生面、新思维、新逻辑、新境界。![]()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五千年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乘着强劲的风势冲开汹涌的波涛，锐意进取，以济沧海的坚定意志，实现伟大的理想，其精神体现为自强不息精神、厚德载物精神、忧国忧民精神、集体民主精神、抗暴御侮精神。《周易·乾卦·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朱熹注：“天行，则见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复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刚，则自强而不息矣。”人是天地的精英，应“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始终以奋斗拼搏的精神，体现天地的本质品格，永不停止。古代中国“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都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干宝认为，古代圣贤无论在位或不在位，都能刚健有为，“故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尧舜日理万机，文王治国理政顾不上吃饭，孔子终夜不睡追求学术，颜渊尽管生活环境恶劣，但不倦追求道，而不改其乐，这都是一种刚健不息的精神，就在于其有崇高而远大的志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种价值理想人格，犹如泰山不可移。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在不得志的情境下，大丈夫独行其正道，富贵不能淫荡其心灵，贫贱不能变易其气节，威武不能挫折其志气。孔孟这种追求正道、追求真理、追求正义的伟大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基本基因，成为人们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屈原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心所追求的真善美，虽九死亦不后悔。虽然道路遥远而修长，吾将自强不息地求索。五千年来，自强不息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命脉，是激励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建功立业、勇敢坚毅、正气尚节、勤劳俭朴、礼仪文明、自信自立、奋发图强的原动力，是开拓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制度、宗教、实践创新的推进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命力。 以宏大醇厚的德性精神，包容天下万物，和合生养万物，承载太空事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万物与我并生一体。故朱熹说：“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天地万物、鸟蛇禽兽、草木虫鱼与人类一体，周武王在征讨商纣王时宣布其罪说：“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尚书·武成》）纣王无道，任意糟蹋、灭绝万物，害虐百姓。中国古人已体会到“暴殄天物”就是毁灭自然资源，就是毁灭人类自己之所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孔子强调“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钓鱼不用绳网，不射杀栖宿在巢中的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剖腹取胎，竭泽而渔，覆巢毁卵，灭绝生物，就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为人类带来祥瑞好运的麒麟不来了，能兴风致雨、阴阳调和的蛟龙就不会给人类带来风调雨顺了。古人已自觉体认到破坏、毁灭自然生态，其结果危害人类自己。孟子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古代曾规定网眼在四寸（犹今之二寸七分六厘）以下的渔网不能在湖泊内捕鱼。季秋时“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礼记·月令》），禁止在春夏时入山伐木，因为那样会破坏树木的生长。《荀子·王制》载：“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草木开花结果的时候，不准砍伐，伤害夭折，断绝其生长。大鳖、鳄鱼、泥鳅、鳝鱼产卵的时候，禁止捕捞，不夭折、断绝其生长。《吕氏春秋》《淮南鸿烈》都有相同的记载。古人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已很自觉，中华民族不忘初心，赓续传统，坚定保护自然生态。 海纳宽阔的胸怀，有容并兼的气魄，强调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及各宗教间和谐、和睦、和合。《尚书·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周易·乾卦·彖传》曰：“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道变化，万国各得其所，万国间太和而安宁，天地万物保持最大的和合。追求天下和平，没有杀人的动乱和战争。《周易·咸卦·彖传》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天地阴阳交感、感应化生万物，圣人与人的心灵互相感应、感通天下和平。天地阴阳，圣人人心在感应、感通中消除了一切障碍、干扰，以及误解、偏执，而互相交流、流通，在交通中化生万物，并迎来和平的世界。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智能创造，以智慧的厚德载物之光照亮世界。一个民族的振兴，要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也要有坚强的精神力量。深厚的忧国忧民精神是爱国爱民的重要表现形式。《周易·系辞下传》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虞翻曰：“谓忧患百姓，未知兴利远害，不行礼义，茹毛饮血，衣食不足。”说的是为饱经困苦患难的百姓，不知兴利与不行礼义，生活艰难而忧愁。为爱国而胸怀天下，为爱民而鞠躬尽瘁。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天下人忧患之前就思虑而担忧，在天下人安乐之后才心安而安乐，表现了一种忧国忧民的高尚情志。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亦有兴亡之责，感时思报国，会当报国耻。谭嗣同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爱国爱民临危从容不屈，体现了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为国捐躯赴战场，丹心可并日争光。”爱国爱民献出生命而奔赴战场，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可与日月争辉。如汉武帝时卜式忧国忧民，以自家财产资助军费和贫民。南宋陆游爱国爱民，临终时赋《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些都体现了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伟大精神。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自古以来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之上，人民具备令人印象深刻的舍生取义精神。在西方，个人利益受到更多的捍卫，说明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存在冲突。集体的集字，最早见于甲骨、金文。《说文》曰：“集，群鸟在木上也。从佳，从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曰：“独鸟曰止，众鸟曰集。”《诗经·周南·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集就是众鸟聚集一起，现代引申为集体。为集体利益的集体主义就是一种大公无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出发的思维，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思想。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孕育了集体主义的精神，集体主义是中华优秀文化的根基。古时生产力低下，人的能力有限，为了生存，必须群策群力，从而有集体主义思维的突破。荀子在探赜群体思维时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人的本能的能力和体力不如牛马，如果要谋得人的生命、生活的继续，必须聚合集体的力量。怎么能集合集体力量？就是要把人按一定的分工关系组织起来。分工何以可能？通过礼义的分工，使众人之间的关系得到和谐，和谐而达到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力量就强大，力量强大就能胜物，就能获得人们生活的物质资料。因此荀子讲：“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人唯有依靠集体才能生活下去，集体若无礼义的分别，人都为个人利益而纷争，就会打破秩序、规则而混乱，乱就会离散，离散就会由强变弱，力量衰弱就不胜物。荀子认为，唯有群，即集体，才能“裁万物，兼利天下”（《荀子·王制》）。制裁、控制“物”，而有利天下人民。集体主义之本在得众，能群之体在民心，能聚民心在和合。 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具有重民、尊民、贵民、敬民、以民为主的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蕴着民本的思想。张君劢说：“孟子民贵君轻之义，谓为世界民主论之先驱也。”民主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它是中华文明之所以纳百川而致广大的原动力，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人民的实践活动，是一切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源头活水，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所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百姓的欲望就是天的欲望，天顺从民，听于民，于是天的视听依据民的视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孔安国传：“天因民以视听，民之所恶者，天诛之。”民所看到、听到的政论、言论、意见，是天作出判断的依据。在这里民的意志具有支配性、主动性，而天具有被支配性、被动性。“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孔颖达疏：“皇天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此经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聪明谓闻见也，天之所闻见，用民之所闻见也……明威是天降之祸，知民聪明是天降之福。”天根据民的见闻和聪明，而作出善恶的判断和是否降祸福的决定，这是因为天无心，以百姓的心为心，体现一种以民为主思想，所以“天惟时求民主”。孔颖达疏：“夏桀残虐于民，乃惟成汤能用汝众方之贤人，大代夏桀作天下民主。”寻找为民作主者，天顺从民选择其民主。此“民主”意蕴民的自我作主，民以成汤能代表民意，天顺从民意而选择成汤代替夏桀。 天顺从民意的“以民为主”的民主思想，引申为民为“神之主”。鲁桓公六年（前706年），楚武王准备攻伐随国，随侯祭祀求取胜，季梁劝说：“夫民，神之主也”，“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泛主”。杜预注：“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民众和谐神降福，事业成功。若民众各有自己的利益而不和谐，神就失去了主人，意蕴以民为神主的思想。由和合、和谐而有民主、神主，便逻辑地推出政治上、言论上的自由民主。《左传》记载子产不毁乡校：“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国人在乡校议论、批评执政的善与不善、好与不好。然明主张要毁掉乡校，取消人民对执政的批评。子产认为不能毁掉，应该给人民一个自由批评执政的场所，善的意见就照着实行，不好的就照着改正，这是我的导师，为什么要毁掉呢？譬如川流，只能疏通，不能堵塞。若堵塞，一旦防堵的堤坝崩溃，伤人便多，损失很严重。这段话表达了言论自由、政治民主的观点，即民众在政治上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也说明国人与执政者之间、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这都体现了民主精神。晚清政府极端腐败昏庸，西方列强为获取政治、经济利益，不断侵略中国，并以毒害人身心的毒品鸦片，倾销中国，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屈辱蒙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华民族有识之士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要求社会变革，救亡图存。近代早期改革派何启、胡礼垣在《新政真诠·劝学篇书后》中说：“天下之权，惟民是主。”又说，“一乡之内，人人有自主之权，则其俗清”，“一国之内，人人有自主之权，则其国富。寰宇宙之内，人人有自主之权，则天下和平”。人人有自主的权利，意蕴普遍的民主精神。因此，他们认为人人有民主权利国家就兴盛：“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此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古今不易，遐迩无殊。”国家兴与废，取决于人民是否有自主的权利。这个道理如日月江河之在天地运行，古今远近都是不变易的。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更强烈地激发中国人民的激情，更坚定了有识之士变法图强，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决心和信心，开启了戊戌变法运动。作为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呼唤建立一个“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亲爱”的世界。变法运动的激进派谭嗣同认为孟子“畅宣民主之理”，“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孟子宣扬民主的道理，在张君劢之先，并倡导平等。梁启超在《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中说，“民主国者，其主权在民”，并认为民主为公，君主为私，国的强弱在于是否民主，民主是革除积弊、挽救危局的良好方法。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认为民主是由时势与竞争而产生。严复认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吾又乌得而靳之！”人民的自由权利，是天赋予的；民主的权力，亦是天给予的。孙中山融通中西古今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其民族主义以自由为价值目标，民权主义以平等为价值目标，民生主义以博爱为价值目标，“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并为实现其价值目标鞠躬尽瘁。 中华民族集体民主精神源远流长。虽经千难万劫，中华民族仁人志士仍不断追求之。集体民主滋润着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照亮中华民族前进的大道，迈向和平、发展、合作的天下目标。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劫难重重，灾祸频仍，外患不断。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甘受侮，奋起反抗，前仆后继，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的精神，构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内容。南宋初，金兵经常南下侵扰，所到之处，奸淫掳掠。岳飞见高宗赵构，论说恢复中原的谋略。他屡破金兵进攻，进军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自燕以南，金人号令不行……”金兵元帅乌珠（兀术、完颜宗弼）对卖国贼秦桧曰：“汝朝夕以和请，而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高宗一日以十二金字牌，召回岳飞。岳飞愤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抗金形势大好，中原恢复在即，却被卖国贼秦桧的“莫须有”罪名所破坏，令人切齿。 中国人民为保家卫国，抗击强暴的精神永继不断。明嘉靖年间，日本倭寇侵我沿海各郡。“盖自倭夷肆乱，海宇沸腾。偕我季父，倡议聚兵。乡族保庇，绩用有成。迨季父被害，寇势纵横。焚掠四境，攻围郡城。”这是王叔果给其弟的函。王叔果的舅父为明嘉靖朝内阁首辅张璁，季父为王沛。明代前期温州永嘉场（现为龙湾区）是一个军事单位，为宁村所，由汤和建立。嘉靖三十七年（1558）五月，倭寇80余艘船只，4000余人在永嘉县乌牛和乐清县东南馆头登陆，四散剽掠，被戚继光击退，救出被掳男丁妇女300余人。后倭寇劫掠瓯江南岸龙湾宁村所，集中40多艘战船，以为必得，戚继光身先士卒，斩首俘虏敌寇多人而获胜。戚继光抗倭英勇事迹一直被歌颂。然而，倭寇的抢掠造成“乡间民房烧毁十去九八，杀死男妇约有万余”。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这就激起人民自发、自觉保家卫国的激情。嘉靖三十七年，倭寇从瑞安梅头登岸，四处劫掠，有广东按察司佥事致仕的王德，散官王沛自发组织义军千余人保卫家乡。王沛以73岁高龄，奋起抗倭，在追剿倭寇中，奋勇杀敌，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王德督集义兵往救，傍晚遇伏阵亡，殉难前带伤射杀数敌，时年仅42岁。为能有力抗倭，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王叔果、王叔杲兄弟自出资金，动员乡众建筑堡城，即“永昌堡”，至今仍存，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体现了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近代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侵略、掠夺和压迫，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抗暴御侮。清道光十八年（1838）鸿胪寺卿黄爵滋（1793—1853）请禁鸦片。林则徐（1785—1850）说：“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道光皇帝深受震动，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檄谕英国领事义律（1801—1875）查缴烟土，驱逐趸船，缴烟土二万余箱。林则徐令焚于海滨，人民拍手称快。英国便发动可耻的鸦片战争。腐败的清政府割让香港岛并赔款，丧权辱国。在抗击侵略的过程中，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1781—1841）坚守虎门炮台，与英军昼夜奋战，终因孤立无援，与400余名将士壮烈战死。1841年5月，英国官兵由三元里过牛栏冈抢劫，林福祥即带水勇应敌，而八十余乡人民亦执旗继至，转眼间聚众数万。刀斧犁锄，在手即成武器；儿童妇女，喊声助兵威。水勇乡民奋勇杀敌，英兵死200余人，水勇乡兵战死20余人。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人民和将士抗暴卫国的大无畏精神。中国共产党为救民于水火，北上抗日，跨雪山、过草地，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表现了全国人民抗暴御侮的钢铁意志。 天长地久无时尽，阳刚阴柔传精神。中华五大精神根脉，历经历史长河的滋养，以深沉坚定的精神自觉、理论自信，贯通古今中外，妙凝哲学精华，激活中华文明的本与体、根与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融汇强大的精神力量。![]()
文海可收天下水，大心可容天下物。中西精神世界既有其共性、相似性、互补性、互鉴性，也有其独特性、个性、相异性。既具有纵向超越，又具有横向超越的品格，这是中西精神的共性。但西方精神认为，人的精神是有破缺的、不完美的，必须在精神之外追寻一个对象或原型拯救精神的破缺。这个对象或“原型”，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实体，抑或是观念、理念等，如泰勒斯的“水”、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斯宾诺莎的“实体”、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绝对观念”，都犹如西方的上帝，是唯一最高、最圆满、最真的实体，说到底其实质都是上帝不同的变种或形式。其实这也是一种“我执”。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知识只应包含先天判断，这是它的源泉的特点所决定的”。事实上，形而上学知识不只包含先天判断，也包含后天判断、实践判断，乃至“虚拟”判断。尽管海德格尔摧毁了从柏拉图以来“遗忘的时代”的形而上学，但他并没有将形而上学本体论从哲学中永远驱逐出去，而是构建有根的形而上学以代替传统无根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如果说在海德格尔看来，柏拉图以来无根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是一种“偏执”，那么，海氏有根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未尝不是一种“我执”。无论“偏执”，或“我执”，都是一种“执”，有执就不能开放互鉴，包容并蓄，海纳百川。
中国精神并不追求一个唯一的“实体”“原型”，如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而是主张多元多样事物和合。“商契能和合五教”，韦昭注：“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是和合多元的伦理道德规范，是就社会伦理关系而言的。就天地万物从哪里来而言，并非由唯一的上帝创世，而是“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韦昭注：“阴阳和而万物生。”如何和而生物？“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韦昭注：“杂，合也。”不是单一、一元的“水”或“火”，而是五种多样事物杂合而成万物，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包容、多样互鉴的精神理论思维，而无西方精神思维的唯一性、对立性、排他性、非此即彼性，具有多元性、融合性、包容性、彼此相资性。所以《周易》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虞翻注：“天地交，万物通，故化醇。”“艮为男，兑为女，故男女构精。乾为精，损反成益，万物出震，故万物化生也。”朱熹注：“絪缊，交密之状。醇谓厚而凝也，言气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释损六三爻义。”天地阴阳之气互相交感，而万物联通。由于其频繁而密切地交感、交通，气化厚凝、妙凝为万物。艮为少男，兑为少女，结合为夫妇，生儿育女，推致便万物化生。由异性的而不是同性的多元事物交感构精而化生天地万物，且要经絪缊、化醇、构精、化生等逻辑序列，这既是经验的，又是超经验的，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中国精神思维不预先设定模型，而是处在唯变所适的流通中，因此与“实体说”“原型说”无缘。中国精神思维以“为道屡迁”“生生不息”为根基，所以具有精神价值形态。西方精神思维以“实体”“原型”为根基，所以具有实体价值形态。西方哲学中的水、火、气、原子等，即使是巴门尼德的“存在”，也是永恒的，不是生成的；是唯一的，不分的；是不动的，是被“强大的必然性四方八面包围着它，象锁链一般将它紧紧捆绑”，而具有不可入性、不可分解性、不可过渡性的实体。就算是柏拉图的“理念”，亦是一种实体价值形态。他将理念与可感事物比较，凸显了其实体价值。理念是单一的，自我完善的实体，可感事物是多样的、混杂的、相关的。理念具有同一的自我存在和不变性质，既不受其他事物影响，理念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亦不会转变为他者；理念是绝对的，美就是美，丑就是丑，善就是善，恶就是恶，而无其他成分及性质。可感事物总是相对相关、互渗互济的，美中有丑，善中有恶；理念具有永恒的、不动的、不生不灭、不盈不缺的本性和品格，可感事物处在不断变动状态之中，生灭不已。理念与事物之间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是因为理念是可感事物的形而上的根据。 中国精神理论思维与西方精神理论思维异趣，而具有多元、多样的精神价值形态。近现代以来，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国人往往照着西方精神的原理、原则、规定来讲中国精神，把中国精神的概念、范畴说成是实体概念，如道、太极、理、气、阴阳、心、性、命、仁、义等，是不可变动的、不互相联系的、不一以贯之的实体。事实上，中国的概念、范畴是中国精神思潮、哲学理论思维整体有机体中的一个纽结（如整体网络中的一个中介），这个纽结在整体网络中发挥其作用，体现其价值，构成一个时代的哲学精神思潮的逻辑结构，或哲学逻辑体系。以往，我们不仅将哲学概念、范畴看成实体，而且按西方精神思维方法把哲学整体有机体人为地加以割裂，而成宇宙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这几大块。这犹如庄子寓言所说：“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南北海之帝为报答中央浑沌的极好招待，商量使浑沌像人一样有视、听、饮食、呼吸的七窍，于是他们便一天凿一窍，七窍凿好了，浑沌却死了。这就是说浑沌是一个融合的有机整体，是有生命、有灵魂、有道德、能活动的和合体，南北海之帝将其割裂，凿成七窍，浑沌就死了。与此类似，中国哲学精神概念、范畴是紧密联通的精神价值形态的有机体、生命体，割裂其与整体有机体的联通，中国哲学原有的性质、精神、内涵、神韵、气质就没有了，其生命也就窒息了。 西方哲学过度关注无生意的理性，而不是无过无不及。譬如自古希腊时，人们就把逻各斯（logos）与秘索思（mythos）区分，即把理性思维与诗性思维加以区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便是这样做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我们又谈起了诗歌，我们当时的确很合理地把它搁在城外，鉴于它的本质如此；因为理性当时一直在驱使我们那么做。此刻，让我们进一步告诉它，以免它指控我们的行为带有某种生硬性和粗野性，从前哲学和诗歌之间发生过某种争论：如，那只‘冲着主人汪汪乱叫的家犬’、那只‘不断狂吠的东西’，或一个‘傻瓜们空谈中的伟人’，或那帮‘由吹毛求疵者凑成、不可一世的乱民’，或这些人‘进行着精密的思维’因为他们‘正饿得发慌’，以及其他上千种它俩旧时对抗时的用语。”诗人就像狂吠的家犬，诗歌是在无理性的癫狂状态下所作的，无法对理念作出模仿。崇尚理性、贬低意象，就成为西方哲学思维的主调。其典型形态如康德的生活和实践。康德尊崇理性思维，忽视情感想象，他本人终身未娶，过着像机械钟表一样刻板的世俗生活，以智慧力量克制激情和爱，以理性力量融解想象和诗意，其异化式的德性人格正是无诗情画意的形而上学理性的真实写照。中国自古的“礼乐文化”，秩序、礼仪、理性与声乐、诗歌、文艺是不分不离、相辅相成的。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道、德、仁、艺是一以贯之的。形而上者谓之道，道是理性，是追求真知的形而上智慧，德是道德、品行、节操、善教。《说文》：“德，升也。”桂馥义证：“古升、登、陟、得、德五字义皆同。”作为理性目标的道，根据德，依靠仁，游憩于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所以艺为才能、技艺。《礼记·学记》曰：“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甚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这说明游于艺的价值与意蕴。 中国精神思维没有出现理与象的生离死别式的二元分离运动，没有出现过像西方精神思维中理智对想象、理性对情感的拒斥现象，而是将理智与想象、理性与情感相融合，呈现理智中有想象、理性中有情感、情感中有理性、想象中有理智的互渗互合。这与中国精神以表意语言与象形文字为特殊的符号媒体有关，“象性”范畴、“实性”范畴、“虚性”范畴两两融合，构成言外有象，象外有意，意外有理的重重无尽的和合精神形态。《周易》的象、数、理、卦爻、阴阳变易模型以言志，抒发情和理。两汉哲学文化注重象数理，不废诗赋情感，如焦赣的《易林》和司马相如言情的汉赋。魏晋精神倚重义理，嗜好情感的表达，王弼的《周易注》和竹林七贤及陶潜的诗歌是其典范。孔颖达主编的《周易正义》，采王弼、韩康伯注，注重义理，亦不拒斥象数。然李鼎祚《周易集解》，主象数之学，总结汉易系统中的象数学派的诠释，以纠孔颖达《周易正义》之偏，但亦不排斥王弼玄学派的易学。孔、李两部易著对汉以来的义理与象数都加以总结和评论。同时唐代诗歌盛行，李白、杜甫名满天下，义理、情感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宋明理学时，易学空前繁荣，邵雍创图书学派，张载、程颐、朱熹等皆有创新。《程氏易传》《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穷理不废象，明象不弃理，融合象理，理性与诗情两两会通。无论是理体学派、心体学派、气体学派，抑或永嘉事功学派，二程、朱熹、陆九渊、张载、王廷相、王夫之、叶适、王十朋、张璁等，皆既是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又是诗人、文学家。形而上理性道体与文以载道的诗赋，兼蓄并包，一身几任。无论是先秦的《周易》作者，抑或后世的易学家，他们的精神思维，不是纯粹的绝对概念，而是百科全书式的现实在世生活的体验、生命的情感、知行的实践、心灵的感悟、生意的觉解。这就是中国精神之所以融合理性与情感为一的缘由所在。在当前信息智能的万有联通时代，中西精神思维虽各有个性、特色、内涵，各美其美，但美美与共，殊途同归，百虑一致，天地万物与吾一体。中西精神思维可互补互济，以构建新思维、新义理、新情感、新哲学、新体系，与时偕行、唯变所适，与新时代相感应。![]()
中西精神思维之所以有互补互济的可能，是由于西方哲学文化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对理性与诗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否定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理性与诗二分的观念。德国哲学家谢林（1775—1854）认为艺术创作是实在的东西与理想的东西的绝对统一，理智的哲学就像科学的童年时期，从诗中诞生，从诗中得到滋养，理性与情感就合二而一。然而在19世纪后期，人们既质疑西方传统思想和价值体系，又深刻反思西方精神赖以存在的理性主义信仰，20世纪上半叶非理性的战争摧毁了理性的大厦，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成为哲学与文学的共同主题，虽然各种艺术、文学流派异趣，但都以反理性为其旗帜。哲学的反思，促使哲学与诗相融合，柏格森（1859—1941）反理性主义绍承叔本华与尼采。尤其是尼采否定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以及一切相关的理想、道德和价值观念，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要求对从古到今受理性主义支配的历史和文化采取否定态度。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古希腊艺术之美，不是充满理性的日神精神，而是激情的非理性酒神精神，并将哲学归于对人的生命意义与生存状态的忧思。柏格森则认为理性思维只能化解实用层面的问题，艺术直觉则度越理性，融合万物。他将理性与艺术统摄为一，在192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西方哲学与诗经此洗礼，便可与中国哲学思维、诗的文学思维互补互济，创造更高更美的哲学与诗。“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吴均《与朱元思书》）凭借气势竞争上游，互相推举而至高远，争高比远，而成千百高峰。五千年文化精神沃土，滋养了巍巍中华文明，孕育了绵绵先圣先贤。先秦孔老墨，孟庄荀；汉唐董扬王，李杜韩；宋明周张程，朱陆王。九万里精神文明的时空，撰著了《周易》《诗经》《老子》《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吕氏春秋》《四书章句集注》《传习录》等世界名著，为世界政治、经济、哲学、文化作出巨大贡献。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民族无精神则衰弱。精神是民族生存的灵魂。中国精神世界，在五千年智能创造的历史激荡中，始终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借鉴、海纳各国各民族先进、优秀精神文化资源，有容乃大，为精神世界在实践、再实践中创新性发展，开启了美好的远景，并在“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中更好、更高、更美地提升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中华民族是善思的民族、智慧的民族。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如滔滔洪流，气势磅礴，奔腾向前，永不停息，谱写出千万朵光辉灿烂的鲜花。责任编辑 | 赵 涛
微信制作 | 静 姝
图文初审 | 丁惠平
审定签发 | 赵 涛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4年第1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欢迎转发与授权转载。如需转载请留言或联系025—85699971，联系人: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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