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学刊》‖ 王向民王钰鹏丨政治教育与政治知识生产：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另一起源——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中心

文摘 2024-05-22 11:11 江苏

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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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中西遭遇之后，中国政治学的组织建构有政治学院与政治学系两条路径，其中根据地依托旨在教育训练干部的政治学校，通过教学与训练，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转化为中国革命的政治知识。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例，其教员结构、讲义教材构成的政治知识生产，以及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知识党员化与党员知识化”的知识传播，为探寻中国政治学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线索。考虑到1949年前后政权变更背后的现代中国政治知识的延续性，抗日军政大学以政治教育为形式的知识生产与组织建制，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另一起源。

关键词

KEYWORD

中国政治学政治学史政治教育政治学院抗日军政大学/抗大

作者

AUTHOR

王向民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钰鹏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

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为历史研究对象，“学科史”有两种理解方式。第一，从结果性逻辑看，政治学是现代国家在知识领域的分工结果，因此，越晚近的知识建制与知识生产形态越具有典型性，这是一种由现代性带来的专业化与狭窄化并存的状态；第二，从适当性逻辑看，现代政治学是伴随着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而来的知识解释现象，其知识建制与知识生产形态伴随并受制于具体的国家发展进程，与其说有一种固定的“学科”形态，毋宁说“学科”时刻处于建构过程之中而无最终的定型。

作为欧美政治学史的后来者，中国政治学的学科理解受制于上述两种范畴。20世纪80年代重新在大学院系中恢复政治学系科设置，意味着我们开始接受由欧美塑造、以大学院系为载体、以专业化发表为形式的学科理解，但却忽略了对西方学术界因过度追求专业化导致学科窄化与影响日衰的反思。进而，以专业化学术发表为学科表征的理解，难以解释晚清尤其是根据地建立、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转型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迁与知识延续，尤其忽视了干部训练与政治学院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与教育史中的核心角色，以及干部政治教育昭示的中国政治学的独特存在形态。

本文试图回到历史，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理解为伴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而来的政治知识解释，从政治知识的组织建制与内容生产两个维度讨论其生成过程。假如说，政治学有古今之别的两种存在形态，伴随中国近代大学体制而形成的政治学系是一种学科形态，那么，干部训练、政治教育与政治学院就是中国政治学的另一起源。政治学院与政治教育的学科形态更贴合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实践，它以干部训练为人事中心、以政治教育为知识职责、以政治学院为组织建制。这一学科形态几乎贯穿了从晚清到根据地、解放区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历程。故而，它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另一重要的起源与发展。

专业院系与政治学院：

中国政治学建制起源的两条路径

中国近代政治学科史与政治史并不完全同步。晚清朝廷的教育改造侧重于模仿欧洲政治学院的官僚训练与人事再造；留学欧美的现代知识分子先于南京国民政府确立了大学独立的以专业院系为载体的学科形态；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同时继承了上述两种传统。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解放区时期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则坚持并完善了以干部训练、政治教育与政治学院为特征的现代中国政治知识解释形态。“专业院系”和“政治学院”两种学科史形态及其背后的政治史变迁，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它们各自在中国政治学史中的角色与地位。

（一）中国政治学现代起源的政治缘由

作为实践性社会科学，政治学与现代国家建构相辅相成，国家转型需要政治知识的接引，政治知识的组织建制与内容结构亦受到国家转型政治史的制约。在职业分工尚不明晰的前现代，主导政治知识生产与政治进程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批人。因此，如何使传统权势人物接受新知识、如何训练出掌握新知识的精英群体便是国家转型与知识接引的核心环节。换言之，如何培养出执政或革命所需要的政治精英是政治知识最重要的国家建设任务。

晚清以降，作为朝廷改革与权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陆续出现了旨在传授现代政治知识进而培养政治精英的政治学院。例如，梁启超主持下的湖南时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仕学院。民国肇造，北洋政府“城头变幻大王旗”，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归国后挟政治权力裂隙而求大学独立，将改革晚清朝廷与训练朝廷官僚的政治学院更张为“专业院系”的美国式学术组织建制。然而，即便独守象牙塔，民国政治学家仍心系家国，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他们高举民治与集权的旗帜，用民治概念勾连中西政治和思想，以集权作为国家统一性缺失后的政治发展路径，并以此弥合学术与政治间的裂痕，这构成了民国政治学的实践传统。

议会共和制失败之后，国共两党竞相仿效以党建国的苏俄模式。为保证党义能够得以贯彻，政党必须培养大批既信奉党的政治理念，又具备一定政治行动能力的骨干分子，干部训练学校就此应运而生。这些学校重视政治教育，政党借助政治课程与政治教育实现对干部的训练与培养，而政治知识也由此得以生产和传播。中共在根据地主持创建的一大批干部训练学校受到苏联的极大影响，将苏联传统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教育，并于延安整风时期逐渐定型，奠定了新中国国民政治教育的底色，而政治学校最终也演化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党校、行政学院等纯粹干部训练性质的政治学院。

（二）作为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政治教育

在政治学知识结构中，政治教育议题通常与政治社会化联系在一起，指通过政治学习或政治环境而使客体逐步由“自然人”转向“政治人”的过程，即使得自然人掌握政治观念与政治知识，并成为某种政治观念与知识的实践者与行动者。政治教育或政治社会化的行动机制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的强制性灌输，而是强调通过对证据判断的有效训练，使客体皈依于某种既定的政治知识或政治观念。故而，官僚训练与干部训练就是通过专门的教育体制与教育形式，将既定的政治知识传递给官僚与干部，使之自觉接受并践行相应的政治观念。

之所以需要政治知识的训练，是因为不同个体对知识的认知方式和认知程度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知识世界，并对客观世界产生不同的看法。而共同体需要一种共识性或整体性的观念与知识，并且要求社会个体做出相应的社会与政治行动。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个体形成对客观世界的一致性观念，使受众接受政治教育主体关于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摆脱主体间性所带来的认知差异，由此形成所谓的“文化的黏性”。因此，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对行动主体的知识世界进行改造。

与专业院系下“个体独立写作与发表”意义上所理解的政治学史相比，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由于其共同体指向性以及强烈的实践诉求，形成了清晰而明确的知识社会学偏好。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知识具有整体性、统一性甚至笼统性，是共同体的“通识教育”，其社会政治功能远甚于专业研究者的学术性知识生产。因此，政治教育及其政治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不同于大学院系中专业研究者的细节性知识生产与传播，它们反映的是两种政治知识论证（政治学）形态。近代以来，《联邦党人文集》等著述仍然是解读美国政治的“宪法性”文本之一。因此，开掘政治教育及其背后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是政治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共产党政治教育中的干部培养

现代汉语中的“干部”一词译自日语，在使用时则受到苏联和日本的影响。1909年晚清政府曾创办广西干部学堂，这所学校按照学生的成绩优劣来决定是否在政府中留用。可见，相较于传统的“官僚”一词，此时的“干部”表述已经得到普遍认同。随着传统王朝的崩溃，现代汉语也随之“选择”了一套新语汇，“干部”一词几乎完全替代“官僚”成为政治精英的代名词。

“干部训练”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语境中一直扮演着特殊角色，是政治教育的重点。中共二大报告中就使用了“干部”概念，要求“各地方由执行委员会每月召集各干部会议一次”。1935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红军学校毕业典礼上提出“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于1937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引述并赞同斯大林的这一论断，这意味着中共对干部训练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

在中共的政治教育体系中，“干部”这一概念具有多重性。首先，执教者大多是干部。政治教育既是中共干部的必修课，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其次，“干部”指代接受政治教育的在职干部群体。这一群体虽然已经具备干部身份，但由于自身政治素养不足或面临新的政治时局，需要补充和更新政治知识。最后，“干部”指未来将会具备干部身份的群体，“预备干部”则指政治教育将逐步培养其为干部。干部训练与政治教育是中共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的实践机制，透过观察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一方面可以窥知政治知识的构成与变迁，勾勒出政治知识生产的大致轨迹，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政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组织过程与建制形式。

除了近代以来国家建设中政治权力中轴再造对政治精英的渴求之外，中共对干部训练的重视与其政党特性紧密相连。作为先锋式政党，中共将“干部”视为党员中的先进分子，党员不但是党内活动的中坚力量，也是政党意志的坚定执行者。因此，中共对党员的政治素养有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党内精英要想更好地承担起干部职责，也必须通过不断地接受政治教育，丰富自身政治知识的储备，将政治知识的理解内化为实践行动的指南，继而与政党意志达成契合。由此，政治教育的功能也就得到了实现，个体观念与政党意志融为一体。

知识生产的组织建制的学科理解维度不但决定着学科的边界范围，还代表着对学科的不同理解。干部训练学校作为中共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致力于在培养干部的同时授之以相应的政治知识，所接续的正是晚清以来的政治学院传统。在根据地时期的干部训练学校中，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下文简称抗日军政大学或抗大）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最具影响力的干部训练学校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至苏维埃时期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表着苏联传统在地化后的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与组织形式。本文将抗日军政大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呈现其政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过程，建构政治教育在中国政治学史上的分析性涵义，进而展现其在中国政治学史上的现代起源意义。

“干部决定一切”：

抗日军政大学的创建与旨趣

随着晚清朝廷的崩溃，“干部”取代“官僚”成为政治精英，晚清政治学堂的官僚政治训练也逐渐让位于现代政治学院的干部训练。以干部训练为宗旨的苏联传统经过苏区根据地的探索，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逐渐形成成熟的教育组织建制与知识生产机制。抗日军政大学正是在此背景下得以创建。

（一）抗日军政大学前史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开始在整个苏维埃范围内推行共产主义教育。为了贯彻这一教育方针，1931年数所红军随营学校被整合组建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此校名来自1926年更名后的黄埔军校，毛泽东希望该校能够成为比肩黄埔军校的“红埔”。1932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秉持军事与政治并重的原则，这是该时期最重要的军政干部训练学校。

就课程设置而言，红军学校的政治教育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灌输，而是具有针对性的干部训练计划的部署与落实。这一过程不仅意味着提升干部学员对中共的忠诚度，还须从知识层面论证中共政策方针，使其具备践行中共政治理念的知识技能。对一般学员而言，政治教育课程占到课程总体的四成，而在着重培养政治干部的政治连中，政治教育课程的比例达到六成。这些课程通过阐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述党在不同历史进程中政治举措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强化干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截至1933年秋，红军学校共招收六期学员，累计培养一万余名红军战士。同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学校高级班和上级班改编为红军大学，培养更高级别的军政干部。以红军学校为代表的干部训练学校不断向前线输送军政干部，这为中央苏区屡屡突破国民党的围剿提供了军事人才支持。但必须坦言，无论是这一时期的红军学校还是红军大学，其政治教育的理论成果都较为有限，尚未能将成功经验转化为确定性的知识体系。

长征期间红军大学经历了多次改编，1936年1月又更名为西北红军学校。学校遵照瓦窑堡“八一宣言”指示精神，在招生布告中说明凡坚决投身抗日的爱国志士，都可成为学校中的一员，这为后来抗大广纳国统区师生铺平道路。频繁的建制更迭与纷乱的战争环境，使得这一阶段红军学校的政治教育趋于停滞，随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日趋稳固，党内重提干部教育问题，红军学校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二）抗日军政大学的创办及演变

抗大的创办与中共对时局的认知和把握直接相关。1936年5月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强调要“办一所红军大学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5月14至15日，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的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保质保量地将优秀干部选送至抗日红军大学培养训练。彼时国共双方仍处于交战状态，革命形势不容乐观。但即便如此，中共仍坚持将干部培养放在首位，甚至不惜从前线调回部分将领并对其开展训练。

1936年6月1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正式开学。同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193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大学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战期间，抗大享誉中外，引来无数追随者，还专门接待过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访问。为了推广抗大的成功教育经验，吸纳更多有识之士加入队伍，中共决心推广抗大模式。1938年起，抗大陆续从总校调配出一部分教员和学生组建抗大分校。虽然这些学校在教育目标和培养形式上有差异，但基本沿袭了抗大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和理念。抗日军政大学政治教育模式中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经验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政治课程设置尤其是干部训练体制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三）抗日军政大学的政治教育制度沿革及其分期

在抗大最初的规划中，校长统筹大政方针，教育长主抓具体教务，教育委员会作为学校发展规划的顾问机构负责提供意见。但这一设计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并未得到坚持。事实上，真正对学校创设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自第二期起就兼任学校教育委员会主席，不但筹划了学校的早期蓝图，还对学校的教育理念、方针，乃至部分教员的选择作了设想。校长林彪在主持学校初期工作时的很多动议也是毛泽东授意的结果。

1937年3月，学校成立政治部、校务部、训练部，政治部主管学校政治工作，校务部负责学校的行政事务，而具体的教育工作则由训练部进行统筹。训练部下辖军事教育科和政治教育科，分别管理学校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的相关事宜。第三期开始在训练部中开设油印科，专门负责制作和整理学校的讲义教材，此时学校有关政治教育的建制安排已经趋于成熟。尽管受战争和学员成分变化影响，学校之后的组织架构多有调整，但基础架构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鉴于学校不同时期学员成分特征较为明显，而与之相对应的政治教育内容也会得到调整。按照学员成分可以将抗大的历史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间段。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处在战争状态，学校课程安排常被打乱，经常会发生前一期学员尚未毕业，后一期学员已然入学的现象，因此阶段划分主要以学校序列为准。第一阶段从1936年6月至1937年7月（第一期和第二期），此时学员基本由红军指战员构成，林彪、莫文骅、罗瑞卿等人既是学校领导又是学员；第二阶段从1937年8月到1940年3月（第三期至第五期），这一阶段学校涌入大量来自国统区的知识青年；第三阶段从1940年4月到1945年9月（第六期至第八期），以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和普通战士为主。

从制度变迁角度来说，学校第一阶段的制度安排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调；第二阶段随着学员的构成发生巨大变化，学校从制度层面作了相应调整；第三阶段由于处在不稳定的战争状态，军事化色彩较为浓厚，教育活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使得学校在该阶段的政治教育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调适性知识生产：

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员与知识

政治学具有相应的外部表征，如教员、课程和讲义教材。抗日军政大学也不例外。而且，从其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来看，抗日军政大学的知识内容、讲义教材呈现出了从外部化、中国传统到本土化的融合过程，最终形成了中国革命与实践的政治知识。

（一）政治教员及其变迁

抗大政治教员有专职和兼职之别，但不包括曾在抗大发表过演讲的政治人物。之所以要加以区分，是因为名人演讲在抗大政治教育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甚至被列入日常的课程安排。中共领导干部、到访延安的党外人士和国际友人都曾在学校作演讲，除毛泽东以外，其他人的演讲频率一般都不高。此外，由于抗大前期教员匮乏，学校只得要求凡具备授课能力的教育长、政治部主任等都需要承担授课任务，故而这些人也可以被归入政治教员行列。

以抗大五周年总校所表彰过的在职干部和离校干部为基础，结合抗大亲历者自传、回忆录中记录的教员信息，并增添早期授课的中共领导人，形成了100人的教员名单。根据身份和知识背景，这些教员分为三类：第一，中共领导人和党内专门从事政治理论工作或具备一定理论素养的人，如毛泽东、张闻天、吴亮平等；第二，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投奔延安并被安排在抗大任教的知识学人，这些人不但具备政治教员的能力，思想倾向也与中共较为一致，如何干之、艾思奇、徐懋庸等；第三，中共自主培养的教员，他们既有党内的普通干部，也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这类教员在抗大接受政治教育后留校任教，后来成为抗大教员群体的主力，如周抗、何方、李志民等。

抗大第一期开办前期只有3名专职教员。为扩大教员队伍，抗大开办军事政治教员训练班，从优秀学员中选拔并专门训练。同时，学校还设立了教育干事一职，辅助政治和军事教员的日常工作，许多教育干事最终也变为教员。第四期时教职员已达到1386人，其中学校本身选拔培养的知识青年干部有902人，占65%。此外，国统区奔赴而来的知识学人陆续进入抗大后不久，就逐步接管政治教育课程并开展讲授工作。

抗大政治教员的流动情况，大致可以总结出三个趋势。第一，中共自主培养的干部在政治教员群体中占绝对地位，奔赴延安的知识学人或知识青年，也大多在进校后不久成为中共的一份子或自觉接受领导，这就保证了中共能够牢牢把握抗大政治教育的方向；第二，知识学人群体大部分参与的是学校第二阶段（第三至五期）的政治教育，抗大离开延安后大部分知识学人被安排留守延安，因此第二阶段的政治教育基本由知识学人主导；第三，学校自主培养的教员人数从第二阶段开始迅速上升，进入第三阶段后基本包揽了全部政治教育工作，从时间上推测，此类教员在校学习期间主要接受知识学人的教育。

（二）知识内容的构成及其流变

抗大的不同时期，知识结构并不一致，梳理不同知识背景的政治教员变迁，可以展现抗大政治教育知识内容的流变。由于抗大早期的政治教育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因此政治教员自身的知识储备及其对政治课程的理解，基本构成了这一时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此后，由中国革命实践生发的政治知识开始形成系统性的知识体系。总体而言，抗大政治教育的知识内容主要来自以下三类，即留学海外尤其是苏联和日本的知识背景、中国本土或国统区的知识背景以及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知识总结。

以是否在一定时期接受过高等教育作为衡量标准，在上文教员名单中，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政治教员有29人，几乎占到总人数的三成。其中苏联留学经历17人次，欧洲留学经历5人次，日本留学经历14人次。具有留学背景的抗大教员最初大多数是在苏联和日本求学，这一发现符合学术史史实。由于日本与中国在地缘和文化上的纠葛，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学生留学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而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陆续在境内创办干部训练学校并训练中国革命干部人才。抗大第一期政治教员中除毛泽东和杨兰史以外，其他政治教员全部都曾在苏联干部训练学校接受过政治教育。

除了来自苏联政治教育的经验传统之外，发源于中国本土的政治知识内容同样在抗大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部分政治知识分为两种，其一是国统区大学的知识传统，其二是中共长期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国统区的知识传统基本源自高等院校，其中在本土接受过一般教育的教员有36人，略高于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教员人数。具有国统区教育经历的教员此前大多学习法学、经济学、新闻学等学科。由此可见，此时抗大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事实上，这种学科边界的模糊不但是学科初期的常态，亦符合政治学与宏观政治实践匹配的需要。转型国家政治知识具有跨学科或去学科特征，并着眼于政治整体而不是细分领域或专业化发表。

革命实践经验的传授主要通过中共主持或参与创办的干部训练学校及类似教育机构来完成。在教员名单中有51位教员具有国内干部训练学校的经历，超过总政治教员名单人数的一半；具有黄埔军校经历7人次，苏区时期干部训练学校经历19人次，而在抗大或延安时期从其他中共干部训练学校毕业后任职抗大的教员有28人次，这些教员大部分毕业于抗大。从时间顺序来看，具有黄埔军校和红军学校经历的教员大多在学校第一和第二阶段入学和任职，抗大自主培养的教员大多是在第三阶段承担教学任务。

此外，还有7位教员虽然并未在干部训练学校中接受过政治教育，却依旧凭借其较高的政治素养担任抗大教员之职，这些教员对政治知识的熟练掌握源自中共长期以来对党内政治教育的强调。中共建党初期就创办过许多政治刊物用以宣传党的主张，推进党内干部的政治教育。这种非正规的政治教育形式，承担起了特殊情境下干部培养的重任，而此类教员所讲授的课程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中共长期革命实践的知识结晶。

根据此前政治教员人员变迁规律的总结，结合以上政治教员学术背景和知识构成的介绍，可以发现抗大政治教育的知识内容在学校的三个阶段所发生的变化。第一阶段的政治教员大部分有留苏背景，政治教育的知识内容基本源自苏联模式的马列主义知识；进入第二阶段后开始融入本土知识，其中既有中共革命的实践知识和总结自实践的理论知识，也有知识学人带来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知识结构颇为丰富；到第三阶段，随着政治教育大都由抗大培养的教员承担，课程内容也就转变为汇集前两种知识传统，自主生产出政治知识。政治教员比例及其知识背景的变化，象征着政治教育中知识内容的本土化转向。当学校自主培养的教员最终取代党内高层和知识学人后，基本标志着学校知识内容更新换代的正式完成。

（三）作为知识表达的讲义教材

讲义教材是政治教育内容的文字化表达，更是政治知识生产的重要过程。讲义教材的多寡以及质量，是衡量学校正常教学与研究水平的主要指标。抗大早期的讲义教材中并没有太多正规书籍，主要采用红军大学时期中央苏区编纂的一些讲义，有时直接将党内领导人的讲话或缴获的文件资料作为教材使用。

为了寻找合适的教材，毛泽东曾于一个月之内两次致信刘鼎，要求其为抗大购买相关书籍。图书的流通问题直到政局平稳后才得到缓解，而抗大和边区掌握俄语的教员也陆续着手对马列书籍进行翻译。更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的敦促和鼓励下，抗大教员开始将其授课经验整理成书，使得这一问题最终得以解决。作为政治教育理念的知识载体，抗大的讲义教材实际上也是教员知识结构的具象表达，讲义教材的主题、内容以及类型能够从多个维度反映出抗大政治教育中知识生产的具体状况。

抗大的讲义教材主要由四种形式组成。其一是政治教员在抗大任教期间写成的著作，如张闻天主导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吴黎平、杨松合著的《社会科学概论》，艾思奇、吴黎平合著的《唯物史观》；其二是从外部渠道引入的马列原著，这类书籍一般会分发给政治教员供其授课时参考，其余则会进入学校图书馆备学生借阅，包括《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其三是领导人在抗大或其他公开场合的重要讲话文稿，如《矛盾论》《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等；其四是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对于干部教育所指定的书籍和报刊，诸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解放日报》等。

以主题为标准，这些讲义教材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围绕国家尤其是政党政治理论展开，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与共产主义政党的政治主张；第二类是广义上的社会科学论著，在阶级分析方法下，对特定的政治观展开论述；第三类主要涉及党的建设议题，从党员个人修养作风，到具体工作的开展，再到党的运行制度规范等，阐释了中共的党建思想。上述主题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知识结构，即以马列原典为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将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融会贯通到中国革命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之中（后来结晶化为毛泽东思想），最后回归到政治实践——指导中国共产党及党员的具体政治实践，形成理论闭环。

从实践与理论二分的知识来源角度而言，又可以将讲义教材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实践知识，即中共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这类知识一般相对琐碎，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方法论集合。第二类是理论知识，包括译介而来的外国经典理论专著和教员自主创作的理论书籍。其中马列主义的经典文本是政治教育知识体系中的核心知识，教员的理论著作大多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创作而成，属于核心知识的再生产环节，也是中国革命经验与马列主义相结合的过程。这类书目的创作，标志着中共逐渐具备自主知识生产的能力，马列主义的诠释权也开始发生转移。

从多角度梳理讲义教材，可以大致勾勒出抗大政治教育知识内容及其结构的变化轨迹。学校初期的教员有着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这不可避免地使政治教育带有浓厚的苏联色彩。随着大量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学人加入尤其是中共对中国革命实践与政治教育的理解日益深入，这一状况开始发生改变，中共开始尝试将马列主义思想进行本土化转换。当自主知识生产的能力臻于成熟时，原有的政治教育核心知识悄然发生替换。自主培养的政治教员及其理论知识著作，取代了留苏归来的党内理论家和马列经典著作，本土化的政治知识开始成为这一知识世界的核心，并最终成为根据地政治教育的知识传统。

辩证性的知识传播：

抗日军政大学的课程与授课

政治教育强调政治知识的传播过程，而传播在政治学院中以课程与授课为主，故而课程结构与授课方式成为政治教育的研究重点。尽管处于动荡时局尤其是严酷的军事战争之际，抗日军政大学仍然建构了较为完善的课程结构，并实行了政治性与实践性并举的授课方式，实现了党员的知识化和知识的党员化，完成了实践性知识所要求的掌握主体。

（一）政治课程的设置和嬗变动因

政治课程结构代表着中共对政治教育的理解，是其政治理念在干部训练层面的具体展现。根据实际效用的差异，可以将抗大政治教育课程分为三种类型，即中共政治主张、广义社会科学和现实政治分析。其中中共政治主张课程自然是让学生学习和掌握中共的政治理念，主要包括思想层面的政治观念和政策层面的大政方针；广义社会科学课程则是负责传授具有一定政治倾向的常识知识，诸如政治、历史、经济和哲学；现实政治分析课程主要教导学生尝试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虽然抗大政治课程的结构框架非常稳定，但随着外部政局和中共对时局判断的变化，学校课程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可以发现：抗大第一阶段的中共政治主张类课程，有《党的建设》《党的方针政策》等；广义社会科学类课程有《政治经济学》《政治常识》等；现实政治分析类课程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如前文所述，这一时期抗大政治教员大多具有苏俄知识背景和留学经历，客观师资条件的限制使得学校三类政治课程内容基本是对苏联经验传统的沿袭。

以美国军官卡尔逊珍藏的抗大四期三个大队的课程表为基础，结合其他历史文献，发现抗大进入第二阶段后课程结构发生了部分变化，主要表现在：中共政治主张类课程增添了《政治工作》《民众运动》；广义社会科学类课程增加了《中国革命史》《社会科学概论》《三民主义概论》；现实政治分析类课程基本没有变化。相比于前一阶段，由于国共两党已携手抗日，再加上大量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学人加入政治教员队伍，使得广义社会科学课程中统战色彩颇为浓厚。彼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已取得合法性地位，中共逐步展开对基层民众的组织动员，这使得中共政治主张课程变得更加贴近现实政治。

抗大第三阶段颇为特殊，前期一直处在敌后作战状态，无法维持稳定的教学工作。因此，该阶段的政治课程参考价值相对有限。仅从教学计划来看，第三阶段抗大政治课程与现实政治联系得更为紧密。1941年的皖南事变标志着国共蜜月期的结束，诸如三民主义学说等逐渐淡出学校课程，取而代之的则是对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等文件的学习，学习政治文件成为这一阶段抗大政治教育课程的主要形式。

归根结底，抗大是中共领导的干部训练学校，其政治课程的创设和调整都是中共根据具体政治情境做出的主动调适。政治课程的嬗变轨迹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本土化趋势，而且扩充了大量有关现实政治的方针政策，这反映出中共逐渐从军事、政治成熟走向理论成熟。广义社会科学课程中马列主义色彩逐渐淡化，相关课程也逐渐被本土社会科学所取代。政治课程开始讲授更加丰富的常识性知识，而现实政治分析课程也能更加广泛地运用中共政治实践的经验成果，来处理和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这些变化也标志着中共对于政治课程以及政治教育的认识臻于成熟，逐步超越苏俄模式，尝试开拓中国化的政治教育模式。

（二）政治性与实践性并举的课程讲授

教学方式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着政治理念能否得到有效传递。作为战争年代训练军政干部的学校，抗大的课程讲授与其他常规高等院校存在较大差别。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常规高等教育的教学评判标准，而要根据革命形势下的学校教育方针，结合教学实践加以判断。抗大的政治课程在传播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呈现出以政治性为纲、实践性为要的特质，即课程讲授过程本身具有明确的实践导向，在知识传播过程中侧重知识改造现实社会的功效以及学生实际运用知识的能力，而不是拘泥于书本或讲义，更不是为了发表或提升专业化能力。

抗大的教育方针随时势而调整。1938年抗大的教育方针定为：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上的进攻战法和精神上的革命传统。彼时尚处在国共携手抗日阶段，全国抗战热情高涨，这一教育方针正是呼应全民族抗战的诉求，统一战线、进攻战法和革命传统贯穿学校各种科目，一切教学内容都围绕这三个基本内容展开。1939年毛泽东将“精神上的革命传统”变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一调整不但是对革命传统的进一步阐释，也是对未来时局的一种勉励。

为了应对战争和时代情境的转移，抗大的教学方法和授课方式一直较为灵活。在教学方法上，主要采取少而精、理论与实际联系等方法。所谓“少而精”主要是在教材选择和教育内容方面，考虑到学制和学员接受能力有限，认为学员只要掌握重点内容即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方面，强调学员在教学过程中对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而非机械背诵讲义内容。抗大主要采取启发和讨论的教学方式，鼓励学员运用理论知识解释社会现象，并在讨论中激发学员的自主性。启发与讨论的教学方式不但可以检验学员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还能锻炼其公开演讲的能力，为日后政治动员打下基础。

（三）“知识党员化”与“党员知识化”

如果说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学校的实际需要直接影响着政治教育的具体形式和内容，那么学生在接受政治教育后的政治倾向及其最终去向，就是评估政治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抗大的政治教育，旨在将青年学生塑造成党员干部，并对八路军干部进行重新训练。抗大政治教育的效果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即1940年“抗大给党中央的工作报告”，学生入校前后政治身份的转变，以及最终转化成军政干部的数量等。

虽然青年学生入校前的阶级成分各异，但是大多受过初中和高中教育。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下，其身份背景与知识水平恰好符合中共重点吸纳对象的特质。青年学生从抗大第二期开始陆续入学。随着抗大影响力的提升，抗大前五期总校和分校共吸引近一万名青年学生加入中共阵营，各期青年学生的党员比例都超过半数。大量青年学生的涌入为中共供给了新鲜血液，实现了青年知识群体的党员化。

八路军干部大多出身工农阶级，参加革命时间较长、革命忠诚度较高，但受限于知识文化水平，其对中共政治理念的理解和认识略有不足。对八路军干部的重新训练，不但要强化思想意识，坚定党的领导，还要提升其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以满足新的斗争需要。截至第六期开办时，抗大共训练八路军和新四军老干部7905人，受训学员上至军级干部，下到基层指战员。据前方军队领导的反馈，过去较为落后的干部在抗大学成归来后思想意识显著进步，可见其在校受训期间政治能力和知识素养皆得到了锻炼。

抗战期间八路军队伍不断壮大，急速扩军直接导致军政干部供不应求，为缓解困境，中共只能一面鼓励吸纳“新知识分子”加入，一面加快对工农干部的培养。经过抗大政治教育洗礼后的知识青年和八路军干部，被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抗战前线，有力支持了中共领导下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抗大创办八期历时九年有余，为中国革命培养出十万多名军政干部，被称为“红色摇篮”。

结论与余论：

中国政治学的双峰对峙与现代起源

政治学科或政治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形态，更有本质与形式的区分。本质指政治研究中的政治观念或“求真”，其性质取决于知识内容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匹配状况，而不是拿来主义的移植或概念旅行的借用；形式指研究路径的多样化，有形而上学的规范（意识形态的辩护或价值信仰的坚持）与经验主义的科学（事实立场、形式逻辑、学术概念）的差别。本质与形式的区分，类似于“思想与学术”，思想关涉的是本质，学术偏向形式，故而有思想敏锐而论证粗疏、学术精致而思想苍白之不同知识生产。政治学院与政治教育的“政治学史”虽然较政治学系在“学术化”“专业化”方面有所欠缺，但是，它与研究对象的实践属性匹配度却更高。

第一，尽管由于训练对象（干部抑或大众）的差异而有政治学院与政治学校两种不同政治教育场域的区别，但政治学院与政治学校均以实践性政治知识为中心，当是公允之论。政治训练的实践性目的决定了政治学院或政治学校中生产与传播的政治知识必然以实践效果而不是知识扩展为目标，然而，它并不缺乏相对明确的知识生产者、组织形态、生产过程以及发表载体与教学传播等外部表征。抗日军政大学作为政治学院属性的政治训练学校，正因为其有着相对固定的教员、课程、讲义教材与教学实践而成为政治学学科史的一部分。

第二，从研究对象与理论抽象层面来看，政治学院的知识生产与教学以谱系两端为旨要：首先是类似于通识教育的基础理论，包括国家理论、政府理论以及政党理论，或者说，它们只是涉及上述三种理论的基础或抽象层次，而不研究更为细节性或专业性领域；其次，作为职业培训机构，它也会训练一些适应其职业岗位需求的专业性技术知识，比如军事作战技术、基层党建技术，甚至是一些更为细化的妇女工作技术、组织动员技术等。显然，抗日军政大学的政治学史意义更多在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亦即抗日军政大学的知识生产以基础政治理论为核心，尤其以国家学说和政党学说为基础，联结二者的则是实践性的革命学说。尽管这些经验理论在当时多以本土政治语言表达为主，在专业性上尚不及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科学化术语的表达，但是，“政党—国家”“党建国家”“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内核俱在，并已充分理性化与理论化了，此即后来的“毛泽东思想”。这也是以政治教育与政治训练为重心的政治学院的核心政治知识。

第三，政治教育具有特定的场域性以及不同的政治知识传播方式。当下的政治社会化理论强调政治观念与政治知识训练的社会化途径或场域，这些场域主要分作两类：一是伴随一生的家庭、工作场所或者作为人生插曲的军营生活等，它强调个人独立面对社会场域的体验性的经验与教训；二是制度性的教育体制，包括国民义务教育体系及高等教育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前者是政治社会化研究的主要经验领域，而后者的政治学史视角更强调其知识生产者与专业发表者的政治学家身份，忽视了大学通识教育中的政治教育课程及其意识形态指向。公民教育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国家或政治起源与性质的国家理论、政府形式与本国政府结构、政党类型与本国政党行动、法律与政治，这些都是公民教育的核心主题（本质），只不过不同国家的教学方式与组织建制（形式）不同罢了。中国相较于欧美之不同，在于政治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具有独立的空间场域、组织建制与教学实践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传统，并在根据地尤其是抗日军政大学时期积累了大量经验。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知识的最大成就，它将中西遭遇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现代国家建设内含的传统与现代、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权力中轴再造（革命政党）三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主题系统而完善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中国现代转型的政治知识系统。这套政治知识解释，并未知识化于国统区大学体制下的政治学系，而是来自由革命党领袖发明、根据地干部训练学校教员诠释，并以政治教育为教学传播、教材讲义为载体的政治学校。这套政治知识虽然不同于学院派的国际社会科学概念，但是，它仍然准确而完整地解释了中国革命与中国转型的政治实践。

抗日军政大学作为中国革命时期的重要干部培训学校，其发展历程一方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知识上的本土化努力及其成就，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其对以干部教育为对象的政治教育体制组织建制形式的探索，促进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国统区大学体制学院派的中国政治知识解释与中国政治知识生产、传播的组织建制方式。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形成了两套关涉现代中国的政治知识建构与生产形式，并形成了国统区政治学系与根据地“政治学院”双峰对峙的两种政治学组织建制。进而言之，如果考虑到1949年前后政权变更的政治知识延续性，那么，抗日军政大学就成为中国政治学的另一起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项目号：19ZDA133）、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交叉融合项目“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项目号：2021JQRH01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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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初审 | 丁惠平

审定签发 | 赵涛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4年第2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欢迎转发与授权转载。如需转载请留言或联系025—85699971，联系人: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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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学刊》‖ 王向民 王钰鹏丨政治教育与政治知识生产：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另一起源——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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