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学刊》‖ 张志杰丨譬之饮食：味喻中的唐宋笔记观念演变

感官经验的象喻表达是中国文艺的一大特性，历代不乏关于耳目鼻舌与声色臭味的形而上的论述。口舌咀嚼“味”与体认“道”的深层结合，尤其使味觉认知形成了丰富的话语和系统的理论。在笔记一体中，虽然也有一些“贵耳”“贵目”之论，“譬之饮食”的书写显然也要更丰富，笔记作者与评论者对于笔记体制属性及其审美特质的诠释，往往以味觉的象喻表达呈现出来。笔记的味喻写作和批评，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与温庭筠《干𦠆子》具有范式意义。到宋代，如“侯鲭”“肯綮”“鸡跖”“鸡肋”“粱稷”等一系列象喻出现，以味譬喻成为士人表达其笔记观念的一种有意味的方式。学界目前还少有对于笔记味喻及其意义的研究，实际上，唐宋笔记的味喻写作和批评中典型地呈现着士人对于笔记体式的认知，折射出笔记在唐宋时代的变革转型。

从“鸮鳖”到“菹醢”：

晚唐异味的渐变中笔记定位的调整

笔记一体中以味譬喻的写作和批评，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具有开创意义。《酉阳杂俎序》云：

段成式以味取譬，既以“杂俎”名书，序言又以大羹、折俎、醯醢及炙鸮羞鳖论经史子书与小说笔记的体制，在古人笔记中别开新面。大羹为不调和盐菜的肉汁，折俎为折节置于砧板的牲体，醯为醋，醢为肉酱。大羹、折俎、醯醢用于祭祀和宴飨，并且大羹不和五味，牺牲须纯色不杂，是儒家礼乐文化中所谓味之正者，将儒家君子潜心钻仰的经、史典籍与大羹、折俎相对应，可谓正合其宜。醯醢用于和羹等，虽然只作为调味之用，也是正味之属。在段成式看来，成一家之言的诸子也是羽翼经史之作，小说则不与焉。段成式在大羹、折俎、醯醢的经史子书之外，以“炙鸮羞鳖”比喻“志怪小说之书”，则是将小说笔记放在子、史之外相对独立的位置了。

段成式的味喻议论有其明确渊源，明人李云鹄即已论及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李氏《酉阳杂俎序》中说：“台中炙鸮羞鳖，岂独少卿染俎一指自有真味？柳子厚云：‘太羹玄酒，体节之荐，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冰草、饧梨、橘柚，苦咸酸辛，析吻裂鼻，缩舌涩齿。然后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独文异乎？’”在通常看来，对“奇味”的崇尚并不符合儒家“正味”“至味”的理念，韩愈所撰《毛颖传》因而遭到“贪常嗜琐者”的讥诮，柳宗元也因此特别强调滋味与文艺的多样化来为韩愈辩护。段成式援引经典的以味譬喻的议论，也是为其“固役而不耻”从事于小说笔记的写作进行辩护。当然《酉阳杂俎序》的味喻方式甚至措辞虽取资于《毛颖传后题》，但二者之间也颇有差异。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作品体制，作为“百科全书型小说”的《酉阳杂俎》与作为“假传滥觞”的《毛颖传》本来性质迥异，另一方面，主要还是思想观念差异使然。段成式所论“及怪及戏，无侵于儒”与柳宗元“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侵”与“弃”的不同措辞即已表明了二者不同的立场。柳宗元的议论立足于儒家经典的内部，所谓“六艺之奇味”，是将俳谐视为六艺本来包括的属性，也即“奇味”是六艺正味中自有的一部分，因而称《毛颖传》的写作只是韩愈游焉息焉的以文滑稽的偶尔表现。段成式的奇味论，则是从小说立场出发考虑儒家传统的，因此用“无侵”之辞；而讲到从事于小说笔记写作“固役而不耻”，则比之“炙鸮羞鳖”的异馔奇味。由此来看北宋李淑《邯郸书目》所谓“《诗》《书》，味之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故名曰《杂俎》”的这一解释，显然并不符合段成式本意。段氏“杂俎”之谓，并不涵盖经、史、子书的“大羹”“折俎”“醯醢”，只是就“鸮鳖”而言。“杂俎”也与“酉阳”用意一致，取其“有异乎世俗”的一面，也即前人所论其书“幽经秘录”“奥编隐帙”之类“无所不有，无所不异”的一面。段成式以味取譬的这一议论，在与经史子书的对照中，重新诠释小说笔记的体制属性及其审美意义，对后来笔记产生深刻的范式影响。

温庭筠《干𦠆子》的味喻命名及其序言的味喻议论即本于《酉阳杂俎》。温庭筠的自序，仅于宋人目录书中保留了部分内容。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

确如胡应麟所论：“庭筠著《甘𦠆子》，序谓语怪悦宾，犹甘𦠆悦口，与《杂俎》义正同，然前人无此说也，非庭筠自序，至今不知何谓。”依其序言，干𦠆即是干肉，所谓“不爵不觥，非炰非炙”即区别于太羹玄酒、折俎之属。从《周礼》注文“作醢及臡者，必先膊干其肉，乃后莝之，杂以粱曲及盐，渍以美酒，涂置瓶中，百日则成”来看的话，所谓“干𦠆”，与“醯醢”在莝碎、渍以盐酒之前的形态大约类似。温庭筠取此名其笔记，大体对应段成式“子为醯醢”之喻。显然，温庭筠笔记的味喻虽本于段成式，也有其转变。段成式《酉阳杂俎序》以“子为醯醢”，仍属正味之列，小说则是“炙鸮羞鳖”的奇味；在温庭筠这里，“干𦠆”只是与太羹玄酒、折俎之类相区别，所谓“𦠆味之适口”，更加注重适口与悦心，並不强调奇味与否。事实上，温庭筠序中虽有“语怪”之说，不过从《太平广记》《绀珠集》《类说》等所收录的《干𦠆子》内容看，过半非志怪异闻，则其所谓“𦠆味之适口”者，并不局限于怪怪奇奇之类，不专以奇为尚。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温庭筠之后，高彦休《阙史》也继承段成式以味譬喻，而又有显著调整。相对于段成式、温庭筠，高彦休虽也志怪述异，补史之阙则成为其写作的主导观念，其以“阙史”命名即与“杂俎”或“干𦠆”很不同，清人周中孚甚至以“志怪之书之近正者”评价《阙史》。高氏在序中自陈编次闻见以续前贤之书，而后论曰：

这里“至味之有菹醢”当然不是以“菹醢”为至味，“至味”乃就经、史而言，指太羹、折俎之类，“菹醢”则是序言前文所谓“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纪”之属。菹为酢菜，即以醯（酢）腌渍的菜，供祭祀、宴飨调味之用，《周礼》等经典中对此多有记述。“菹醢”与《酉阳杂俎序》所论“醯醢”相似，而相较于段成式，高彦休则明确地将小说笔记比作“菹醢”了。高彦休笔记的写作有其自觉的意识，序中论曰：“自武德、贞观而后，吮笔为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纪者多矣。贞元、大历已前捃拾无遗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为夸尚者、资谈笑者、垂训诫者，惜乎不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高氏的写作原则是“雅登于太史氏者，不复载录”，编集时还特别将“近屏帏者、涉疑诞者，又删去之”，虽然实际上《阙史》中近屏帏、涉疑诞者几乎过半，就其补史的明确意识和写作原则讲，相对正史之“至味”，以作为配料的“菹醢”譬喻可谓切当。

与高彦休同时的陆希声在《北户录序》中也论曰：“近日著小说者多矣，大率皆鬼神变怪，荒唐诞妄之事。不然，则滑稽诙谐，以为笑乐之资。离此二者，或强言故事，则皆诋訾前贤，使悠悠者以为口实，此近世之通病也。”陆希声指责的，主要就是段成式所论“及怪及戏”，也即高彦休所论“为夸尚者、资谈笑者”的两个层面。这虽然是就近世而论，也几乎可视为对唐代笔记的总体概括。唐代笔记承六朝余绪，志怪述异、列仙搜神、宣验徵应、冥报定命等内容特盛，相较于故事旧制、朝野轶闻、地方风土与文艺学术等类，前者允为大宗，后者到晚唐才渐次增多。李肇《国史补》所论“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的立场，及其“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的原则，在晚唐以后逐渐变得普遍，征实传信、有裨世用的观念趋向一种共识。李剑国先生在仔细统计的基础上已很具体地指出，“杂史杂事类笔记自大和以后越来越多，大中以后愈发纷纷而出”，而中和以后，志怪书中掺和大量杂事琐谈也成为突出现象。以上所论，从段成式援引经典为小说异味申辩，到温庭筠不论异味而强调悦心适口，再到高彦休明确赋予其作为经史至味辅料的角色，其间味喻议论的差异，深刻折射出晚唐文人学者对于小说笔记体制的认知及其转变调整。

“侯鲭”与“稷粱”之间：

宋人笔记的价值校准与审美演变

晚唐笔记以味取譬的方式，在宋代几乎成为笔记写作与批评的一种范式。

段成式所论小说笔记之奇味，到宋代虽然仍不失其吸引力，不过已颇有差异。这一层面，从北宋赵令畤《侯鲭录》的例子典型可见。《侯鲭录》之名，“取王氏五侯鲭之义而名之”当不存在疑问。《太平广记·食类》有《五侯鲭》条，录《西京杂记》之文云：

娄护即楼护，《汉书》有传，称其“精辩，论议常依名节，听之者皆竦。与谷永俱为五侯上客，长安号曰‘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唇舌’”。传中不及合鲭之说。就《西京杂记》所谓“奇膳”“奇味”讲，赵令畤笔记的命意或与段成式相近。不过，《太平广记》在同题之下也录有另外两种记述，来自《语林》与《世说》：

二书所记与《西京杂记》颇有不同，也不以五侯鲭为“奇味”。而所谓“鲭”，不论“五侯所饷”者即为“鲭”，还是娄护以五侯所致之膳“合而为之”者才是“鲭”，如《北堂书钞》所解释的“鲭，杂肴”，“侯鲭”之“杂”是很明确的。因此，除了自矜味美，在杂取合成的意义上用此事典也是赵氏本意所在。与赵令畤交往密切的苏轼，论孔平仲集句诗所谓“今君坐致五侯鲭”即取此义。按《侯鲭录》内容，不乏杂事佚闻，更多则谈诗词文章，又有不少关于俗字古语、书画、饮食、器物等的议论。其评诗论文，多摘记时人佳句甚至详录全篇，而只以片言评之。据孔凡礼先生的考察，其书也往往直接迻录前人笔记之文，比例不小。明人顿锐对此论到，赵令畤“取诸儒先佳诗绪论逸事，与夫书传中及人所尝谈隐语奇字世共闻见而未知出处者，冥搜远证，著之为书，名曰《侯鲭录》，意亦以书之味比鲭也”，杂录各家著作中的佳言美事成书，与合五侯之鲭而食确实颇为切合。

相对于赵令畤“侯鲭”之喻，南宋初曾慥《类说序》的议论更明确。序云：

作为笔记杂著作品之总汇，《类说》录书二百六十余种，“上自紫盖黄垆，下及昆虫草木，无不包罗焉。内而修身养命，外而经国字甿，无不该遍焉。食息起居之节，怡情玩物之宜，无不冥搜而骈集”，可谓荟萃众有，曾慥以味譬喻，称山珍与海味毕陈其中，不是虚辞。不过曾慥所谓“异馔”之论，与晚唐如段成式对于“奇味”的申辩已很不同，展现出“资治体，助名教”与“供谈笑，广见闻”兼容的倾向。《类说》并不以志怪述异为主，所谓“异馔”，更多是就其书所囊括的杂传、地志、字书、法帖、谱录等类而言。

到宋代，晚唐异味已不再符合士人的价值理想与审美追求，儒学思想的复兴驱动着士人著作思想的转变及其对于笔记价值定位的进一步调整。宋代的儒学虽具有博综会通的属性，而更呈现突出的经世致用思想。对于曾慥“水陆具陈”的《类说》，如理宗时叶旹重刻序言所谓“博士或有志于圣门‘友多闻’之训，当谓不为无补”，即从致用角度而论，并不夸饰所谓“异馔”之“奇味”。大体同时的李发先题张世南《游宦纪闻》，其味喻评论也明显取法曾慥，而更强调其书使人“饫饱”的价值，称道其补史的意义：

这里当然不免有交际的谀辞，不过按《游宦纪闻》内容，轶事逸闻、故事制度、天文地理、诗词文章、僧道、器物、医药等，博览精择，辨章考镜，多为切实之论。即使在往往苛责前人的四库馆臣看来，《游宦纪闻》也属“说部之佳本”。

阅小说而可以“饫饱”，正是宋人对笔记致用要求的典型呈现。宋末白珽《湛渊静语序》自述其书：

按“稗”之本义，历代的解释如“禾别也”“细米为稗”“禾中之莁草”等，意思大体相同，指似禾而有别于禾的一种杂草，或称其似谷而秕的籽实。虽然“野生之稗别于禾”，尚可果人枵腹，而“野史小说异于正史”，犹能补史之阙，或有裨风教。白珽所论正是宋人笔记致用思想的表达。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其实不仅士人笔记，宋代禅林笔记同样强调其经世价值，体现着知识阶层的共同观念。白珽之前，如谢逸即已用“粱稷”评论惠洪笔记了。《林间录序》云：

惠洪是宋代名僧，于内典外典皆深有造诣，也展现出取资士大夫传统而交融儒释的自觉努力。其《林间录》除了谢逸所谓“尊宿之高行、丛林之遗训、诸佛菩萨之微旨、贤士大夫之余论”，书中也多辨章前人是非，自立议论，确实“斐然可观”而“有益文章”。谢逸将儒家教化思想与释氏度人宗旨融会，由此称一部笔记“如俭岁之粱稷”，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后来的禅林笔记如释晓莹《罗湖野录》、释道融《丛林盛事》等，时人的议论也往往强调其如谢逸所论“俭岁粱稷”的有补世用价值。

以上宋人笔记以味譬喻的写作和批评，即使如赵令畤、曾慥等自矜味美，也已颇不同于晚唐异味，如谢逸、白珽等所论则完全是常食，甚至能救人于凶年。其间味喻之差异，正折射出笔记体制及士人观念的转变，后世文人学者对此也有其清晰的阅读感受。明代桃源溪父《宋人百家小说序》论宋代小说笔记与唐代之不同，即有“彼如丰年玉，此如凶年谷；彼如柏叶菖蒲，虚人智灵，此如嘉珍法酒，饫人肠胃”的经典之论。清代李渔《宋稗类钞序》谓此编“如饥年嘉谷，属厌饱满”，而“大者，干城名教；精者，裨益身心；微者、浅者，亦可以增扩见闻，资助嗢噱”，也以“饥年嘉谷”称扬其经世价值。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遍论宋人笔记，以为诸作虽或有琐屑、偏狭之弊，而多“不务为心性空谈，独为根柢实学，于以箴陋砭荒，厥功甚伟”，特别称道洪迈《容斋随笔》“尤俭岁之粱稷，寒年之纤纩”，最为可观，这一议论就完全是掇取谢逸之论而论了。

“鸡肋之余味”：

笔记体制的二重性及其价值确认

宋人笔记的味喻写作与批评，在“五侯鲭”与“凶年谷”的两端之间，实际上如“肯綮”“鸡跖”“鸡肋”等一系列相似喻象居于中心位置。齐王之鸡跖、曹公之鸡肋与苏轼之羊骨，凝结着宋代士人对于笔记体式的基本观念和态度。

两宋之际赵叔问所撰《肯綮录》，自序云：

序言诠释了其《肯綮录》与蒯通《隽永》相反的命意。“肯綮”之喻取自苏轼。所谓《羊骨帖》本是苏轼写给苏辙的一封尺牍，广收苏轼手迹的《东坡先生外集》中题作《食羊脊骨说》，其文云：“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燋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蠏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相较于“隽永”之肉肥味长，作为筋骨结合处的“肯綮”确实只是微肉而已。清人周中孚论《肯綮录》“凡三十四则，皆辨正字音字义以及杂事，然其所说亦多前人说部所已具，且皆琐屑之事，真所谓不中肯綮者也”。就当前所存内容看，其书多论字词名物异同，疏误不少，周氏之论不算苛责，但“不中肯綮”之评则也“不中肯綮”。《肯綮录》之所谓“肯綮”，并非庖丁解牛“技经肯綮之未尝”的游刃有余，而是苏轼“得铢两于肯綮之间”的微肉之喜。得此微肉，虽亦可喜，确实细微，而反过来，虽只是筋骨微肉，毕竟有补，这是作者之用意所在。

取喻相似的宋人笔记，《肯綮录》之前则有《鸡跖集》。《鸡跖集》作者为宋祁或王子韶，或各有一编，文献不足，难以定谳，不过属于北宋前期作品则无疑问。“鸡跖”即鸡脚掌。晁公武论其书“所集书传中琐碎佳事，分门编次之。《淮南子》曰‘善学者，如齐王食鸡，必食其跖’，名书之意殆以此”。刘克庄也确认“宋景文自名其集曰《鸡跖》本此”，不过其更早的出处则是《吕氏春秋》。《绀珠集》所收《鸡跖集》中即有“鸡跖”一则云：

按《吕氏春秋·用众篇》：“善学者，如齐王之食鸡也，必食其跖数千而后足，虽不足，犹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此段以食鸡跖为喻，意在于发明广纳博取之道。齐王之鸡跖，与前论苏轼之羊骨，虽奢俭有别，性质则相似。鸡跖只是微肉，须食数千而后足，反过来说，“虽不足，犹若有跖”。这也与曹操“鸡肋”的典故寓意相近，实际上宋人不乏将二者并而论之者。

“鸡肋”实是宋代笔记味喻中最多的一种。北宋上官融，两宋之际庄绰，南宋前期周煇、晚宋赵崇绚等所撰笔记都有“鸡肋”之喻。所谓“鸡肋之微”与“鸡肋之余味”的两个层面，代表了宋人对于笔记体制的基本认知。

上官融《友会谈丛序》自道：

上官融以“鸡肋”自称其书，序中又以袁郊《甘泽谣》、李玫《纂异记》相比，不过如陆心源所论“袁、李远搜异闻，而融近征实事，絜长比短，其犹青出于蓝欤”。细按其书内容，虽不乏神异故事，主要则记述名公逸闻、闾里消息等。上官融在序中写下如“杼轴靡工，序述非据，盖事质而言鄙，学浅而辞荒，诚语怪之乱伦，匪精神之可补”云云一连串自谦的话，显然“前辈属辞”的宗旨对其笔记写作形成了影响的焦虑，所谓“鸡肋之微”也是基于二者差异的表达。

两宋之际庄绰《鸡肋编》最有代表性。庄绰以“鸡肋”名书，卷首在引述“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殊可惜”的“鸡肋”典故之后，又论：

庄绰所谓“芦菔”“凫茈”与“兔肩”“牛骨”之论，颇与前文苏轼《食羊脊骨说》相似。其所论之“鸡肋”，也即赵叔问之“肯綮”。不过与《肯綮录》的遭际不同，《鸡肋集》广受好评，历来被誉为宋人笔记佳本。庄绰博物洽闻，此编所录，多为其身历亲闻所及名公言行、朝野近事、里巷琐事、殊方风俗、子史诗文、药草医方等，广征博录，颇可玩味。“鸡肋”的命名当然是儒家君子对于小说笔记之作的自谦姿态，不过在所谓“虽不及于兔肩，视牛骨为愈”的对照比较中，也不可掩饰地展露出庄绰的自矜之意。

此后，如王明清《挥麈第三录跋》中也以鸡肋为喻论其写作云：

大体同时，周煇《清波别志序》也记述：

王明清所谓“鸡肋之余味”，不论是总体就其“涉笔之暇，无所用心，省之胸次，随手濡毫”的笔记写作而言，还是以《挥麈录·后录》为“鸡肋”而以此编为“余味”，还是如毛晋跋语所谓其书所录多可备史官采择，“其余闲情小趣，正所谓鸡肋之余味尔”，“鸡肋”之旨则实无多少差别。王明清家传史学，《挥麈录》诸编为乾道初至庆元间陆续写成，数十年中兢兢于此，颇自珍爱，甚至有“无一事一字无所从来”的自矜，然而也有“非所以为书也”“鸡肋之余味耳”的自小之辞，这当然是小说笔记的体制属性使然。周煇的“鸡肋”之喻同样如此。周煇为名族之胄，平日所接多当时名公，也曾从使金国，殚洽多闻。此编所录广涉朝野轶事、典章制度、地理风土、诗词文章等，颇获时人推许。这里“鸡肋”之说也与其前编序言所论“非曰著述，长夏无所用心，贤于博弈”云云同一方式，代表了儒学宗旨下宋人对于笔记作品的基本态度。

晚宋笔记，也有赵崇绚所撰《鸡肋》。《说郛》题作《续鸡肋》，当是相对庄绰《鸡肋编》而名。卷首序云：

此编为赵氏闲览史传与小说笔记的杂记，多录古人卓异事迹，辨订名物异同，不拘体例而篇帙微小。四库馆臣论“其曰《鸡肋》，殆偶然记录，成此一册，而又未能博采诸书，勒成完帙，故有取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之意”。赵崇绚所谓“其可去者十一，亦有可观者焉”，也即庄绰所谓鸡肋“虽不及于兔肩，视牛骨为愈”，前及上官融则明确引述《论语》“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的经典训诫，大体相似。作为小说小道而又有可观之辞的笔记，对于强调经世致用的宋代士人而言，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大约是其最恰切的一个喻象。

在传统著述中，小说笔记的体制有其矛盾的二重性或曰两面性：虽被置于诸子书之中，而又不在可观者之列；虽能与正史参行，却只被作为削稿之资；虽被认为有可观之辞，而又无关于治道。反过来，虽为小说小道，犹贤于博弈。笔记的这一体制属性随着儒学的复兴，其与士人淑世理想之间的张力实质上被强化了。与以上“肯綮”“鸡跖”“鸡肋”之喻相近，宋人笔记自序中普遍的几乎模式化了的“欲弃不忍”的态度表达，也是具体说明。如赵与时《宾退录》、徐度《却扫编》、程大昌《演繁露》、李心传《朝野类要》等，事实上其书或者记故事制度，或者为考据辨证，皆经意之作。其“欲弃不忍”的表达中虽然也包含儒家君子自谦的辞令成分，根本上当然是笔记的体制属性使然。南宋费衮《梁溪漫志序》曰：“前辈之学，不徒为空言也，施之于用，然后为言。故掌制作命则言，抗疏论谏则言，知人安民矢谟则言；舍是而有言焉，所谓垂世立教者，则亦不得已云尔。”自称其笔记“顾非有用之言，且非有所不得已，譬之候虫逢秋，自吟自止”而已。费衮此论可称是宋人笔记观念的一个代表性阐发，这一观念以味喻呈现出来，最切合的喻象则无过乎以上所论齐王之鸡跖、曹公之鸡肋与苏轼之羊骨。

结  语

味觉的象喻表达在晚唐段成式以后成为士人笔记写作和批评的一种特殊方式。从段成式援引经典为“炙鸮羞鳖”的奇味辩护，到温庭筠不论奇味而强调悦心适口的“干𦠆”，到高彦休所论作为经史至味辅料的“菹醢”，其味喻嬗变中典型呈现出士人笔记观念的转向。宋代以后，随着儒学复兴与科举士大夫成为笔记作者的绝对主体，士人强烈的淑世理想驱动着其笔记观念转变调整，笔记之作进一步疏离对奇味的崇尚，转向对常珍的强调。虽然如赵令畤自矜味美的“侯鲭”与曾慥“水陆具陈”的《类说》中也不免有晚唐异味之余味，不过不论作者还是评论者的观念都已颇为不同，更注重笔记有益于人、有补世用的价值。至如谢逸所谓“粱稷”、白珽所谓“谷粟”，则就完全以常食而论，笔记之作不仅可使人大嚼而饫饱，甚且能救人于凶年了。当然，在“五侯鲭”与“凶年谷”的两端之间，实际上如宋祁（或王子韶）所论“鸡跖”、赵叔问所论“肯綮”、庄绰与赵崇绚所论“鸡肋”等相似喻象，凝聚着宋代文人士大夫对于笔记体式更普遍的观念。鸡跖等只是常珍，且属微肉，虽亦可喜，确实细微，然而反过来讲，虽是微肉，毕竟有补，在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宋代士人看来，这对于作为小说小道而又有可观之辞的笔记之体再切合不过。鸡跖、鸡肋、肯綮等一系列相似喻象，凝结着宋代士人对于笔记体制的二重性或曰两面性的基本认知和态度，也是宋代士人经世致用的著作理想与小说笔记体式之间矛盾张力的外化呈现。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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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签发 | 赵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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