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学刊》‖ 胡翼鹏丨论毛泽东的社会学思想与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文摘 2024-05-10 15:44 江苏

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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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是中国社会学建构自主知识的重要实践。由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农村调查，与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研究、社会调查方法，在知识型态和理念上是相通相契的，所以社会学能够把毛泽东的这些成果引入自身的知识体系。由此，虽然毛泽东并未表现出生产社会学知识的主观自觉，但是他的声望权威及思想学说有助于社会学学科建设，于是社会学从自主知识建构的主体需要出发，主动将毛泽东及其思想学说“拿来”，从而既使社会学自身的社会分层研究和调查方法建设得到提升优化，也使毛泽东的阶级学说和调查思想得以社会学化。这种基于知识通契的自主“拿来”，使得社会学学科与毛泽东之间形成了实质性关联，也使我们将社会学家这一身份名号赋予毛泽东成为可能。澄清这一知识生产的学理逻辑，对于社会学援引学科外部知识，具有认识论意义。

关键词

KEYWORD

毛泽东社会学史自主知识阶级分析农村调查

作者

AUTHOR

胡翼鹏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纵深的探索征程，要求我们不断增强自主发展的实践能力，而自主发展能力的培育提升，关键在于建构起具有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体系。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构成部分，中国社会学同样需要生产出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以有效摆脱对国外思想学说的依附步趋，以高效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发展。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具有多种举措和渠道，除了在学科本身的常规领地中不断深耕拓展之外，将学科外部那些与社会学知识相契的思想学说援引进来，也是一种有效的自主知识生产方式。毛泽东就是被成功引入社会学并发挥了积极影响的典型范例。虽然毛泽东本人的研究实践与理论成果并未以社会学知识生产为目的，但是毛泽东及其相关思想学说被有意识地引入社会学之后，即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人队伍、学术视域和学科地位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切实推进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探索和自主知识建构。

问题：毛泽东何以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

1979年春天，作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标志性事件，社会学学科正式恢复重建。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其学科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学科目标则是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主义社会学。在这一宗旨目标的指引下，中国社会学界一方面积极引进国外的前沿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则大力发掘本土的各种学术资源，特别是有意识地加强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史的研究。

学科史研究不仅是学科形象的自我表达和学科认同的知识依循，而且是学科合法性和正当性建构的主要源泉。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底色，意味着社会学必须拓展学科视野，观照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实践。在中国社会学重建之时，国外社会学已经迈入一个新阶段，尤其是主动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与经验探索都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

中国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源远流长。早在民国时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就已蓬勃发展，与孔德主义社会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派别之一。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后，曾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为既有思想资源又被重新审视和发现，并在学科知识的重新编纂和学科历史的重新书写进程中，逐步生成了新的学科传统。在这一更新学人谱系、重塑学科形象的实践中，一批中共早期的领导者被纳入社会学学科视野，特别是毛泽东被塑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典型代表。

从社会学学科史的书写历程来看，民国时期的学人谱系中并未包含毛泽东，如20世纪40年代初，杨堃《中国社会学发展史大纲》一文列举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代表是李达、陈豹隐、许德珩等人，并未将毛泽东纳入其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学史研究者开始将毛泽东当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名家，特别是两部同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都设置章节专门介绍毛泽东的社会学思想和实践，这不仅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将毛泽东纳入世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人谱系之中。与此同时，多篇以毛泽东社会学思想、毛泽东社会学理论或毛泽东社会学方法为标题的学术文章陆续发表，甚至还有研究者以此为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

虽然毛泽东及其相关思想学说如今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经典内容，然而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却面临着亟须疏解的名分困境。其一，毛泽东的教育经历和学习志趣与社会学学科没有直接关联。毛泽东的主要学习履历是师范教育，所以在最终投身工农革命之前，他的职业规划是做小学教员以培育民智。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各种杂书，尽管也读过一些社会学书籍，然而这些阅读并未促使他对社会学这一知识门类形成积极印象。其二，毛泽东对当时他所接触的社会学秉持消极态度。他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认定为“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由此可见，毛泽东并不认可所谓的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学科调整中，毛泽东对于裁撤社会学学科的态度是坚决不留余地的。在一篇文章的阅读批语中，毛泽东甚至写有“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社会学”这样的评注。其三，毛泽东自身并未表现出主动生产社会学知识的实践自觉。无论是早期领导中国工农革命，还是后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的理论探索与研究实践都不是从社会学学科出发的，当然也不是为了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探索研究是为了正确制定革命战略和斗争策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理论思考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就。

以上事项表明，无论是从客观事实来看还是从主观情感而论，毛泽东与社会学学科之间都存在很大距离。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将毛泽东写入社会学史正传是否具有合理性呢？大约正是出于这种疑虑，有的研究者选择严格遵从客观实际，如杨雅彬的《中国社会学史》和《近代中国社会学》都没有专论毛泽东，显然她并未把毛泽东视为社会学家，也没有将其思想学说纳入社会学知识范畴。不过正如上文所述，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史研究主流却表明，毛泽东已是学科史的经典书写对象，毛泽东与社会学形成深度关联已成既定事实。这个事实引发的进一步问题是，对于进入社会学史正传的毛泽东，到底该如何恰切定位其学科身份？有的研究者选择忽略毛泽东与社会学学科之间的乖迕事实，坚定地将毛泽东视为社会学家；有的研究者则试图给出折中解释：虽然毛泽东不是职业社会学家，也未曾以社会学家自称，但他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并能够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初步中国化。

诚然，毛泽东的思想学说与探索实践，与现代社会学的诸多内容确实具有相通相似性，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毛泽东社会学思想、毛泽东社会学理论或毛泽东社会学方法等说法。然而，毛泽东与社会学之间的乖迕事实，尤其是他在主观情感上对社会学的拒斥，使得无论是直接赋予其社会学家名号，还是将其思想学说强行贴上社会学标签，都潜藏着逻辑陷阱，不仅名实矛盾，而且辞理扞格。另外，即便是“毛泽东不是社会学家但有社会学思想”之说，本质上也是自相矛盾的说辞，并且隐藏着消解社会学学科自主性的风险。在当代知识分化与学术分工日趋精细的情势之下，学者的学科身份与其所创理论学说的学科归类理应精准对应。那些属于社会学学科的专业知识，其创造者应当被赋予社会学家的名号；在社会学家名分下生产的专业知识，也应当归属于社会学学科。一个人如若不是社会学家却能生产出社会学专业知识，表明社会学家能够被非社会学专业人士轻易替代，这就意味着社会学家可有可无，甚至社会学学科亦无足轻重。

易而言之，毛泽东与社会学学科之间的主客观乖迕，是横亘在毛泽东与社会学家这一学科身份之间的巨大障碍，所以必须阐明毛泽东及其思想学说何以能够进入社会学知识系统，这不仅关乎如何恰切确定毛泽东在社会学中的身份名号，也是关乎准确把握社会学学科原理、正确看待社会学知识生产的重要问题。细审当下既有相关研究，无论是“毛泽东是社会学家”的判断，还是“毛泽东不是社会学家但有社会学思想”的说辞，都是从毛泽东出发迈向社会学，且都在暗示毛泽东的思想学说是“天然”的社会学知识。这种阐释路径营造出的表象是，毛泽东似乎在主动自觉地创建社会学知识。但这与毛泽东本人对社会学的真实态度并不一致，所以这一逻辑理路始终无法自洽。在毛泽东与社会学学科的关系问题上，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即毛泽东并没有自觉投身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而是当代社会学史研究者、社会学工作者立足社会学知识范畴，在毛泽东的思想学说中采撷借鉴有益资源，以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这就意味着，只有基于社会学主动向毛泽东学习这一事实，依循从社会学出发迈向毛泽东及其思想学说这一路径，才能合理阐明毛泽东及其思想学说何以能够进入社会学的知识系统等诸多问题。

在毛泽东的全部思想学说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分析与农村调查，是当代社会学史研究者在梳理毛泽东的社会学思想、理论或方法时，必定涉及的两项典型内容。同时，这两项内容也被当代社会学工作者用作开展社会调查、分析社会结构的知识工具，对认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群体的分化重组、建设本土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接下来，本文将在重审这两项内容的基础上，深入解析毛泽东何以能够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进而推动社会学自主知识建构的学理逻辑。

阶级：毛泽东社会研究的核心议题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接受斯诺的采访时曾忆及，在20世纪20年代阅读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后来他再次提到，通过阅读这三本书，“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和实践，也是其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

（一）从农民数量庞大这一中国实际出发，剖析农村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

19世纪上半叶，西欧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并进入资本主义快速发展阶段，所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着眼于工人阶级的现实境况与未来命运。然而直到20世纪前半叶，中国还没有进入工业化机器大生产阶段，城市工人阶级的规模与比例都很小，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传统型农业国家。农民数量庞大而工人数量偏少这一中国社会的最大实际，促使毛泽东最终将阶级分析的对象由工人转向农民。所以毛泽东反复强调，要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本途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通过调查农村的阶级状况，“就可以知道农村有些什么阶级，它们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怎样”。

在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毛泽东完成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报告，其中1926年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在其阶级分析实践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奠基意义。文章开宗明义，“你跑到农村中间去”，只要留心观察，便会发现八个不同的阶级：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在此后的农村调查实践中，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自身的调查研究经验，进一步修正完善了这一阶级分类模型，并深入探究了各个阶级的内部成分、财产状况、生活境遇、阶级剥削及革命立场等。毛泽东的结论是，贫农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虽然他们终年辛苦劳作，但是受到地主富农的严酷剥削，不仅无法解决温饱，甚至还要鬻妻卖子，因此，“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阶级矛盾如此尖锐，“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也正是贫农数量庞大、深受阶级压迫而革命热情高涨这一重大发现，成为毛泽东制定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特色革命战略的核心依据。

阶级是西方思想文化中生成的社群分类与关系模式，对乡土中国来说是一套全新的知识和话语。对农民进行阶级分析，尤其是革命斗争中依照毛泽东的阶级划分思想开展的农村土改运动，将生产资料、生产关系、经济剥削等原理和事实带入农村社会生活，前所未有地呈现出中国人际中客观存在但隐而不彰的结构性经济社会差异，也由此在村庄、家族等传统聚落中制造出一种新型互动关系——革命—反革命。因此，毛泽东的农村阶级结构和关系分析，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不仅深度切合中国实际和革命需要，而且把阶级意识成功植入中国社会思想，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

（二）把生产资料视作阶级分化的根源，将财产状况作为阶级分类的依据

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马克思区分不同阶级的根本标准。对中国农民来说，土地是最具实际意义的生产资料，所以毛泽东的农村阶级分析贯彻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以土地占有状况以及由此衍生的剥削关系作为阶级划分的主要依据。《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是中央苏区时期由毛泽东拟定颁布的农村土地工作文件，文件按照生产资料标准，将农民划分为五个阶级：地主占有土地，主要以剥削农民为生；富农占有土地，剥削是其生活的重要来源；中农大多占有土地，不剥削别人；贫农需租赁土地来耕种，遭受地租、债利等剥削；工人完全没有土地，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土地虽然是第一位的生产资料，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却主要是财富的象征，《汉书·董仲舒传》云：“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富作为最为普遍的社群分类维度，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阶级划分思想。针对梁漱溟“中国有贫富贵贱之差而无对立阶级之势”的观点，毛泽东说：“贫富贵贱就是阶级。”早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把土地视作生产资料，同时又在生产资料的概念之外附加了一层指称财富的意涵，即与土地占有密切相关的贫富状况，如富农、中农、贫农的显著区别是钱谷拥有状况，以及钱谷状况决定的生活状况，“有钱余，有谷剩的，叫富农”，“没有余钱剩米，也不欠账，每年保得衣食住的，叫中农”，贫农则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在后来的寻乌、兴国等调查中，毛泽东继续沿用贫富标准：收租五百石以上为大地主，五百石以下为中地主，二百石以下为小地主，有余钱剩米放债为富农，够食不欠债为中农，不够食欠债为贫农。

根据财产状况进行阶级分类，直观易懂并且非常契合中国人的社会思想，因而有着广泛的社会接受基础。中央苏区时期，关于阶级分类最深入人心的标准就是财富多寡，而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中，财富多寡仍对农村阶级成分划分具有决定性影响。因而，以通俗易懂的财富状况来解析抽象深奥的生产资料与经济剥削，是毛泽东将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国化的具体实践。

（三）从革命实际需要出发，重视主观认同对阶级分化的深刻影响

毛泽东阶级分析的目的，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成分中，辨识革命的依靠力量和打击对象。毛泽东很早就发现，农村中各阶级“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这一判断在他领导的湖南农运工作以及后来的寻乌、兴国等调查中得到确证：地主和富农是反对革命的，而中农、贫农和雇农是勇于参加革命的。结合调查研究与革命实践，毛泽东的判断是，“所有这些阶级，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即革命态度与阶级地位高度相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则革命性越强。

然而，“阶级地位决定革命态度”这种因果关联，在实际操作中极易被反向置换为“革命态度决定阶级地位”。首先，革命态度并不完全取决于阶级地位。游民无产者的经济社会地位极为低下，但他们能否真正参与革命却取决于是否“引导得法”，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虽然属于小资产阶级，但他们却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所以阶级出身并不是能否投身革命的唯一条件，思想觉悟、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等主观意愿同样具有决定性影响。其次，革命态度影响阶级认同。既然革命阵营是被压迫阶级的共同体，那么出身中上阶级却积极投身革命的人士，就会在感情认同上将自己划归革命阶级行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说，自己参加革命之后，先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最后，革命态度决定阶级地位。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是我与敌的根本分界，而我与敌的矛盾，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根本对立，而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本质上属于阶级矛盾，所以在这一逻辑理路之下，作为区分敌我之依据的革命态度，也是决定阶级归属的重要根据。

由此表明，在毛泽东的阶级分类模型下，除了客观经济地位之外，主观认同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个人的阶级归属。尽管毛泽东没有从理论上阐发主观认同对阶级归属的作用机制，但在实践中却将政治觉悟、革命立场等主观倾向性作为判定阶级成分的重要依据，有时甚至超过经济条件的影响作用。

调查：毛泽东社会研究的实践方法

阶级分析是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关切，而农村调查则是将这一关切付诸现实的实践方法，阶级分析与农村调查交互促进——在农村调查中发现阶级构成，以阶级分析指引调查导向。在革命斗争年代，毛泽东的调查成果及其实践方法，对于准确掌握中国社会实际状况、正确制定革命战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和平建设时代，由毛泽东倡导推动的社会调查仍是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工作的基本功，并且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将社会调查塑造为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20世纪初期，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蓬勃兴起。在调查风潮的影响下，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社会调查的重要作用，所以多次深入湖南农村进行实地考察。成为革命者之后，毛泽东更加注重系统的社会调查，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农村和城镇实施调查工作，并完成多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调查报告。除了身体力行开展调查，毛泽东还对社会调查本身进行了深邃缜密的理论思考，提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论断。这些理论和论断在延安时期就已是中共党员开展调查的实践指南，在当代依然是政学各界拓展调查新境界的思想资源。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若要正确解决革命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在准确掌握实际情况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采取恰切措施。而若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由于通过实地调查已经获得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于是“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毛泽东就此得出论断，“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用通俗易懂的譬喻来说明社会调查与解决问题之间的关系，“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过程虽然艰辛曲折，但只要调查结果客观翔实，解决问题就是水到渠成，他甚至乐观地认为，“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尽管客观上未必能够如此轻易如愿以偿，但是对于习惯依靠生活经验、仰赖传统权威寻求解决问题途径的乡土中国来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无异于一场思想革命，从根本上更新了中国人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

反过来说，是否有效实施社会调查，意味着能否准确了解情况，决定着能否正确解决问题，所以毛泽东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即使被讥讽为“狭隘经验论”也执着不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以双重否定句式，突出强调发言权必须以调查为前提，调查是发言权的必要条件。发言权作为一种话语权，必须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才能以理服人、发挥支配效力，其前提则是掌握社会事实和事理，而要掌握社会事实和事理，只有通过社会调查而非主观臆想或空头理论。由此，社会调查被当作认识社会、解决问题的制胜法宝，被视为实事求是、务实求真的必由之路。

（二）将典型调查锻造为一种经典调查类型

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调查也能够解决问题。毛泽东正是以此为指针，围绕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如为了弄清富农与地主问题，通过在江西寻乌的深入调查，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这类调查通常只是揭晓具体地域的个别情况，但毛泽东希望从中发现中国农村的普遍状况，进而制定出符合革命实际的全局战略。这一诉求意味着调查结果必须能够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而社会调查本身也包含着用已知推论未知、由所见推及所不见的内在规定性。在长期的农村调查实践中，毛泽东总结出一套实用有效的调查经验，尤其是“解剖麻雀”式的典型调查，不仅是他本人最为倚重的社会调查形式，而且逐渐凝练为一种影响深远的经典调查类型。

典型调查就是通过分析个别对象，触类旁通地认识一般状况。延安时期，中共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各级干部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尤其是要进行典型调查。毛泽东指出，将调查对象分为先进、中间、落后三类，然后“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这是由于人类认识外部世界，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所以“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例如寻乌地处闽粤赣三边，“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由此，毛泽东的结论是，“从研究典型入手，是最切实的办法”。他不仅在全党推广典型调查，而且颇为自豪地以此标识他本人的思考与实践。毛泽东在晚年多次提及，他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已大力提倡典型调查，他的一些调查就属于典型调查。

正是基于对典型调查的由衷欣赏和精熟思考，毛泽东能够将其用通俗形象的语言重新表述出来。1956年，在向拉美友人介绍中国革命道路时，毛泽东建议他们借鉴中国的农村调查经验，希望这些友党的各级负责同志“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同时建议他们了解掌握工人与民族资本家的情况，“在这方面也要作典型调查，解剖一两个麻雀”。后来毛泽东又将“解剖麻雀”具体化为“蹲点”，他说：“蹲点调查研究是简便易行的。”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强调，领导干部“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古人云：“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毛泽东的典型调查思想，不仅深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精髓，而且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智慧潜通，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具有持久的活力，“在信息化时代依然是管用的”。

（三）将开调查会打造为本土特色的实践方法

开调查会是毛泽东实施典型调查的重要方法。早在领导湖南农运的工作中，毛泽东就开始运用这一方法，“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也是通过开调查会实施完成的，是开调查会方法的经典运用。1930年5月，毛泽东借红军驻扎寻乌县之机，组织了一次历时十多天的调查会。调查会参会人员有苏维埃干部、穷秀才、破产的商会会长、失业的县衙小吏等，“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一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1930年9月，毛泽东又趁红军进驻兴国县之际，邀请当地的八位农民开调查会。通过深入调查这八个家庭的状况，毛泽东掌握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1949年之后，开调查会仍旧是毛泽东把握国际国内形势、掌握社会民生状况的重要渠道和方法。

毛泽东确立了开调查会的若干方法准则。首先，开调查会“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同到会人展开讨论”是开调查会的核心要义，只有参会人员进行开放性的互动讨论，才能对信息进行甄别核实，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其次，调查会被访者选择要兼顾代表性与针对性。被访者应当是那些“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同时还要根据调查问题的内容和性质，选择那些与该主题相关的人员。而被访者规模，要根据调查者的组织协调能力确定，可以三五人，或者十几、二十几人。再次，调查者要主动与被访者建立平等互信关系。对于如何促使被访者说真话，“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打消被访者的戒心，“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社会学家所顾虑的调查会中因权势差异而影响言谈自由、理性沟通等问题，在毛泽东与被访者以心换心的交往中都迎刃而解，“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象自家人一样”。

开调查会是一种间接信息获取方法，即被访者向调查者提供其所了解掌握的相关情况，而非调查者自身的直接体验或者考察，“一定要出门么？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毛泽东运用开调查会开展农村调查，充分发挥了乡土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的特点，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本乡本土人士，对本地区的各种信息具有集成优势，只要与这些信息源建立互信关系，就较为容易获取有关该地区的广泛信息，所以毛泽东的评价是，“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

通契：毛泽东思想学说与社会学的关联基础

作为一门综合性专门科学，社会学内容丰富、视野宽广，其中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关怀现实的经典论域，而社会调查方法则是社会学独树一帜的标志技艺。这两项内容恰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农村调查形成共同关切。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被引入社会学学科，根本就在于其阶级分析和农村调查这两项关键内容。二者之间不仅关注议题是相通的，而且逻辑理路也是相契的。

（一）社会学的分层研究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相通相契

阶级是现代社会学的核心研究领域。美国学者斯廷奇库姆曾不无夸张地宣称：“社会学只有一个变量，那就是阶级。”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来说，阶级分析无疑是其中心内容。对于孔德主义社会学而言，不仅韦伯关于阶级的零散论述被奉为理论源头，而且与韦伯阶级思想形成隔空对话的马克思阶级思想，也顺势进入自己的分层研究视野，甚至成为拯救社会学危机的重要资源。于是现代社会学的阶级阶层研究形成了两大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韦伯主义阶层理论。虽然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这两种理论传统逐渐走向融通汇合，但阶级在分层研究中的核心位置并未改变，阶级分析仍是社会学的核心范式。

中国社会学的阶级视野同样源远流长。随着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阶级与革命话语在20世纪前期已深植社会思想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自不必说，孔德主义社会学家虽然小心翼翼地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保持距离，但也不能不受到潜移默化的皴染影响。陶孟和在分析中国人民的政治素质时，虽然沿用了士农工商等传统社群分类名称，但社群分类框架却是当时流行的阶级模式。吴景超认为，阶级是社会学的核心议题，阶级分析对于认识社会组织与社会变迁具有决定性影响，通过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对照比较，他主张从多元综合角度来分析阶级的内涵、分类、起源及未来命运。受学界同仁影响，孙本文在20世纪40年代再版《社会学原理》一书时，特别增列一章专门讨论“阶级组织”。20世纪50年代初期，潘光旦亦与时俱进，他研究古代中国的复仇现象，就借用了恩格斯的观点并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多元分层研究视角一度遮蔽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不断推进，一些社会学家主张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以便对当代复杂的利益主体、社会结构、资源分配及其后果作出准确分析。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原理与当代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研究是相通相契的。虽然从知识史来说，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一开始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但随着韦伯主义阶层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融通合流，当代社会学的阶层分析已不太容易分清到底是韦伯传统还是马克思传统，所以立足当代社会学的阶层议题及其理论范式来审视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可以发现二者在研究议题与思想理路上多有通契。毛泽东划分阶级偏重财富占有量，而形塑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重要因素也表现为财富；毛泽东重视革命认同意识对阶级分化的深刻影响，而当代学者同样重视阶层认同意识对阶层结构的塑造。另外，当代学者一度摒弃阶级话语而代之以阶层一词，但毛泽东在阶级分析中其实已使用了阶层概念，用以指称从属于阶级的次级类别，由此使得他的阶级分类模型与当代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遥相契合。

（二）社会学的社会调查与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相通相契

在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中，社会学理论、社会研究方法和社会统计分析构成三大基础知识板块。其中，社会调查作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核心构成，是社会学的标志性专业技艺，也是学科现实生命力的根本保障。不论是实证主义社会学，还是理解主义社会学，抑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虽然彼此在研究对象、实践方式和根本目标方面多有差异，但是在追求资料信息的客观、准确和有效方面则是高度一致的。为了达成这一专业要求，中外社会学家们在努力开创本学科的独特调查方法的同时，也在借鉴其他相关知识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方法体系，从而使社会学调查在各种调查实践中能够独树一帜。

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理念与实践，与社会学家的社会调查具有高度契合性。第一，毛泽东将调查视为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这与社会学家的实践目的并无二致。民国时期社会学家们积极开展社会调查，就是为解决社会问题、改造中国社会寻找出路；改革开放之后主持社会学重建工作的费孝通大力推动社会调查，同样是为解决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社会问题提供依据。第二，毛泽东实施调查的逻辑理路，与社会学的实地调查亦基本相同。毛泽东主张调查应遵循“总—分—总”原则：首先把握调查对象的整体概况，然后探究调查对象的各个部分，最后综合各个部分认知而形成整体判断。这种理路同样是社会学调查遵循的认识论原则，如吴文藻主张，实地调查应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假设与验证交互推进，最终获得一种新综合。第三，毛泽东最为倚重的典型调查，与社会学的个案研究道妙暗合。个案研究也是通过解剖麻雀来分析典型性对象，当时同样关注农村的吴文藻把这种调查称为“拣样精察”，即在不同地区选择代表性村落进行深入考察，然后根据考察结果综合分析各个地区的社会文化状况，最终据此推断出中国社会的真象和全相。

毛泽东开创的开调查会法，与西方社会学的焦点小组访谈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焦点小组访谈法是20世纪后半叶在欧美兴起的质性研究技术，研究者通常召集6至12名参与者组成访谈小组，并在访谈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小组成员进行开放式讨论。正是在“共同讨论”这一点上，焦点小组访谈法与开调查会法之间高度契合。由于参与者感觉自己被赋予权利，所以能够自由表达观点，共同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参与者通过相互补充、相互纠正，从而使访谈内容更具深度和广度。研究者也可以通过焦点小组访谈的集体思考，对自己的研究结论进行效度检验，以确定所获资料及所得结论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从实践原则和实施细节等方面来看，焦点小组访谈法与开调查会法如出一辙，但是毛泽东运用开调查会法的时间却比焦点小组访谈法要早得多。

应用：毛泽东及其思想学说的社会学化

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研究和社会调查方法，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和农村调查，两者在知识型态和理念上的相通相契，使得社会学汲取毛泽东的相关思想学说成为可能。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研究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实践中获得了话语表述和运思理路的启迪，本土社会学方法拓展也从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思想中获得了概念工具和实施技艺的支持。由此，不仅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学说嵌入社会学知识体系，而且他本人也作为社会学思想家进入学人名谱。

（一）毛泽东的声望权威助力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提升

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成长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随着政治环境的宽严变换而跌宕起伏。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学恢复重建，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表达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政治实践。因此，合法性焦虑一度是困扰社会学的突出问题。通过学科史书写重构知识脉络和学人谱系，将毛泽东纳入社会学经典思想家行列，便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合法性建构策略。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读过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在延安时期还读过苏联学者赖也夫斯基的《唯物的社会学》中译本、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社会学书籍。在精读《群学肄言》后，毛泽东对其中的为学之道深为叹服，认为该书所论的治学方法不只适用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李达将所著《社会学大纲》寄赠毛泽东后，毛泽东多次反复阅读该书，而且作了翔实的眉批注释。这些阅读不仅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观念，而且也使他对社会学这一知识门类形成了较深认识。

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将毛泽东引入社会学学科，实际上不无借取毛泽东的声望权威的考虑。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借助毛泽东的声望地位和世界影响力，社会学既可夯实学科合法性，也可使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知识内容上名实一致，甚而推动中国社会学被国外学者了解接纳，从而高效融入世界社会学体系。同时，毛泽东被引入社会学，将极大改善中国社会学的学者阵容与知识内容，也将影响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视野。1949年之前，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与农村调查相结合，本身是以革命为最高目标的，这为中国社会学“把革命带回来”这一研究新视野提供了有力支持。1949年之后，毛泽东及时调整阶级分析与社会调查的目标，由服务革命斗争转向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其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兼具革命批判与维护建设两种形态”这一创造性论断奠定了坚实理据。

（二）毛泽东的阶级学说助益社会分层研究的拓展

社会学的分层与流动研究大体是在20世纪中叶，才逐步成为一种明确自觉的专门领域，所谓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这两大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传统，其实是比较晚近的回溯性总结和认定。中国社会学重建后，这一专门领域在学习国外社会学的实践中被引进来，并迅速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分化与社会结构态势作出积极回应。不过，对于这种态势的历史渊源和流变脉络，中国社会学自身的学术史积累则是相对阙如的，而毛泽东的阶级学说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研究缺失。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不仅为深入剖析民国时期的阶级状况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在其阶级观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分析逻辑、阶级成分划定准则、阶级关系互动模式，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1949年之后的阶级阶层状况。改革开放以来的阶级阶层结构虽然呈现多重面向，但毛泽东时代的“两大阶级一个阶层”模式，以及与之紧密相系的身份制、单位制、户籍制等制度分割，其影响至今余波犹在。因此，无论是回溯社会分化的变迁历程，还是展望社会结构的未来走向，毛泽东的阶级观及其塑造的结果都是不容忽视的逻辑起点。

当代中国社会学对毛泽东阶级分析思想的吸纳和借鉴，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其一，明确的概念沿用。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等早期文章中，毛泽东曾使用“半无产阶级”一语，指称拥有少量生产资料的自雇或受雇劳动者。一项基于建筑业农民工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农村保留土地耕种，同时在城市受雇于建筑工地，非工非农、亦工亦农，于是有研究者把这种工人化并不彻底的农民也称为“半无产阶级”。其二，隐性的思路承袭。改革开放之后，曾经高度同质的农民再次出现分化。在一项关于“中农”阶层的社会学研究中，研究者的资料获取（典型调查）、分类模式（上中下三分、大类继续细分为小类）、划分标准（土地占有、收入水平）、特征描述（百分比、数目字）、呈现方式（表格）等，无不体现出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的隐性特征。其三，可能的经验借鉴。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包含两种相反相成的逻辑理路——对立斗争与团结整合，即对于敌对阵营强调阶级斗争，革命阵营内部强调阶级团结。斗争与团结的分界不是僵化固定的，而是随着形势发展而动态转化的，尤其是由斗争转向团结、由对抗走向协作。这一团结整合取向，对于新形势下建构合作型阶层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三）毛泽东的调查思想助推社会学调查方法的再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欧美留学归来的社会学家们在调查实践中深切感受到，西来的社会调查与中国的乡土民情之间常常是矛盾抵牾的，所以推动西方社会调查的中国化改造、建构本土特色社会学调查研究体系，是近百年来几代社会学家的不懈追求。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实践及其理论思考，既深植于中国社会的乡土民情，又与西方社会调查的思想机理不谋而合，对于孔德主义社会学家来说，这是一笔现成的学术资产，是能够为我所用的思想资源。因此，毛泽东创造使用的一套调查方法术语，如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蹲点调研、解剖麻雀等，早已成功嵌入社会学方法论话语体系，成为独具本土特色的社会学概念。费孝通二访江村，就是“响应毛主席提出的知识分子下马看花的号召”。费孝通对毛泽东的开调查会法亦推崇备至，他在回顾自己的一项调查时说：“当时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调查方法，开座谈会，找知识分子谈话、交心。实践证明，这个方法是有成效的。”当代社会学家开展田野工作的实施方法，同样深受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学者的农村研究，具有浓郁的毛泽东式调查风格。

当代社会学家除了运用毛泽东的方法与理念指导自己的调查实践，更从中获得了建构本土特色社会学调查方法的启示。尤其是毛泽东开创的开调查会法，不仅是一项实用有效的社会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创建本土特色社会学调查方法的文化自信。这一点是通过与西方社会学焦点小组访谈法的比较体现出来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处于世界社会学体系的边陲，尽管我们通过本土化努力正在摆脱依附状态，但是距离建成成熟的学科体系，距离深度融入国际社会学还有很长的路。我们不仅要有奋起直追的强烈愿望，更要有迎头赶上的充分自信。在西方理论与方法长期占据主导的背景下，当人们发现一种在西方流行的调查方法，其实在我们这里早已使用并且相当成熟时，能够极大地激发中国社会学家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因此，毛泽东的调查方法对于增强中国社会学家的文化自信，对于改变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理论与方法的依附步趋，对于创建本土特色社会学调查方法，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结语

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除了体现为知识生产能够摆脱对国外理论学说的依附步趋而具备独立性和创造性，也表现为各个具体学科在自身的知识生产实践中具有主导性和主体性。主动汲取其他领域的思想观点、援引友邻学科的耆宿大贤，是社会学塑造学科名家、建构自主知识的重要方式。毛泽东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就是社会学立足自身的知识逻辑，主动汲取外部资源的典型实践，突出展现了社会学在自主知识建构实践中的主导性角色和主体性地位。

（一）社会学史书写毛泽东是建构学科自主知识的重要实践

社会学开放包容，善于“拿来”外部资源，以助成学科自身的知识生产。将毛泽东写入社会学史正传，就是社会学汲取外部资源以建构自主知识的成功实践。研究者运用既有学科理念和话语重构毛泽东的阶级学说和调查思想，使这些思想学说能够与既有社会学知识结构、理论视角、概念工具和话语方式等融会贯通并达成高度统一，从而使毛泽东及其阶级分析与农村调查成功嵌入社会学知识体系，最终成为社会学学科的有机构成。毛泽东的阶级学说与调查思想的“社会学化”，不仅夯实了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研究和调查方法建构，而且使我们回溯性地将社会学家这一身份名号赋予毛泽东成为可能。正是由于毛泽东被称为社会学家，所以研究者在建构社会学自主知识的探索中，进一步将他的群众路线、社会动员、世界体系等思想学说开发为社会学的新议题。

（二）资源外取是毛泽东进入社会学学科的核心机制

对于社会学学科来说，毛泽东及其思想学说是他山之玉。尽管毛泽东并未表现出生产社会学知识的主观自觉，但社会学从自身的知识生产需要出发，主动将毛泽东及其相关思想学说引入自身的知识体系。社会学援引本学科之外的理论与方法，往往是从自身的既有知识范畴出发，汲取那些与本学科相通相契的知识内容。对于毛泽东的思想学说，社会学同样是立足自身的既有议题和命题，主动借鉴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思想，主动学习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这是一种以满足自身知识生产需要为根本诉求的合理化行为，至于毛泽东本人对他所接触的社会学秉持何种态度，则不是这一“拿来主义”行为的衡量重点。这种以自身的知识建构为本位的实践行动，合理跨越了毛泽东与社会学之间的主客观乖迕。由此，社会学主动向毛泽东学习，既是建构社会学自主知识的具体实践，更是毛泽东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被视为社会学家的根本依循。

（三）自主是学科史甄选毛泽东及其思想学说的根本指针

诸多学科共同的研究议题和研究对象，各个学科共享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工具，一方面为社会学援引他者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消解社会学学科自主性的风险。社会学在建构自主知识时之所以从毛泽东广博宏富的思想学说中甄选出阶级分析与农村调查这两项内容，除了表明知识内容具有亲缘性，更主要的是依循社会学学科原理，从既有知识积累出发，有选择地引入与自身相通相契的内容，并在此过程中保持了社会学自身的主导性角色和主体性地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本土化实践与历史性成就研究”（项目号：21BSH02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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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初审 | 丁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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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4年第1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欢迎转发与授权转载。如需转载请留言或联系025—85699971，联系人: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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